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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是杨度，或许您不太熟悉，可他确是中国近代的一位奇人。 他，参与了清末民初的多个历史事件。如1895年北京千余名举子的公车上书，1906年清廷的预备立宪，1911年保路运动反对出卖粤汉铁路，1911年武昌起义后的南北议和，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等。 他，两度留学日本，担任过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是当时国内罕见的通晓世界宪政的专家；曾被清廷授予宪政编查馆提调（享四品官衔），欲效仿英国、日本等国的政体，以宪政手段限制君权，扩大民权，改革政治，发展经济，以最小的代价与成本，使祖国走向强盛民族得以复兴。 他，经历了十余年政坛失意与挫败打击后，矢志为国家与民族建功立业的初衷不改！1922年，他彻底放弃了原有的政见，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思想；1929年在上海的他，经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秘密加入共产党，并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党传递情报（此事1975年12月总理临终前被忆起并交待，这才公诸于世）。  杨度，字皙子，湖南湘潭人，一生都在为国家命运奔走呼号。他生于1875年1月，卒于1931年9月，葬于上海万国公墓即今宋庆龄陵园。 近读了著名学者、作家唐浩明所著《杨度》传记，今回顾并简述其与近代多位名人的交往点滴，领略这位近代奇士的波澜人生。 与谭嗣同（戊戌六君子之首，其父谭继洵曾任湖北巡抚兼署湖光总督） 1895年在湖南的时务学堂，杨度与谭嗣同初次见面。下面这段对话足以看出这两个湖南爱国青年的惺惺相惜。 “久闻皙子先生参与了乙未年的公车上书，嗣同佩服不已，今日能在时务学堂仰见，真是幸会。” “谭公子名播海外，早有平原、信陵之誉，杨某倾慕不已，能在此不期而遇，真乃天公作合。” 与王闿运（晚清湖南名儒、一代宗师，曾为肃顺、曾国藩幕僚，晚年被袁世凯聘为国史馆馆长） “得一天下英才而教之，乃人生一大幸事。”自古以来，只有门徒负笈寻名师，何曾见过师者去亲访徒儿？ 王闿运久闻湖南才子杨度之美名，借湘潭走亲戚的之机，不露声色的去见识这位“学生”：只见他穿着虽普通，器宇却不凡，眉宇间透露出一种倜傥豪迈之气。 后杨度登门拜师，王闿运专门授以“帝王之学”，对爱生寄予厚望：“冷眼旁观朝野，寻觅非常之人。出奇谋，划妙策；乘天时，据地利；收人心，合众力。干一番非常大业，以布衣取卿相，由书生封公侯，名震寰宇，功标青史。” 正是受恩师王闿运的影响与熏陶，他看中袁世凯即中国“非常之人”时，竭诚辅佐，甘为幕僚，欲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与袁世凯（前清权臣、手握重兵，靠投机革命成为民国大总统，后因复辟帝制而臭名昭著） 早在戊戌政变前，杨度受徐致靖（晚清重臣，有权向皇上举荐人才）所托，曾专门去天津走访袁世凯小站练兵之营地。 “杨皙子先生，欢迎你来小站视察。袁某今日发了一天的饷，请教来迟，还望多多包涵。”说完伸出一双大而厚实的手，杨忙将手伸过去。趁着握手的机会，将袁世凯仔细打量了一番，直觉告诉他，此人不同凡响！ 初次见面，袁世凯与杨度都对对方心生好感，为后来的合作共事奠定了基础。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官场失意的袁世凯再被清廷起用。杨度以袁幕僚身份密谋筹划，南北议和达成协议有他的一份功劳。 袁通过软硬兼施逼迫清帝退位，终获得民国大总统之位。 如愿当上大总统的袁世凯，不能说全无称帝之心，而真正对此看重的却是其长子袁克定！此人野心勃勃，为自己日后继承“皇位”，须改变国体，变更“共和”，实行“君宪”，这恰与杨度心中向往的“君宪救国”理念不谋而合，这对“异姓兄弟”很快打得火热。 按袁克定的要求，杨度撰写了万言长文《君宪救国论》，为推行帝制营造舆论氛围。此举果然得到袁世凯的高度赞赏，他亲笔题写“旷世逸才”匾额，派人敲锣打鼓送与杨府，以此殊荣表彰杨度的功勋。 打这以后，袁克定与杨度等在袁世凯的默许下，积极有序的为恢复帝制，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据说，帝制失败后的袁世凯，于临死前发出“杨度误我”的感叹。由此，杨度也背负了祸国殃民与“帝制余孽”的恶名。 与孙中山（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的缔造者） 早在日本留学时，杨度就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同样怀有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两人进行了三次彻夜畅谈。 杨度虽不能为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所折服，却被他那吞吐宇宙的气概所震慑。最后，孙说：“皙子先生，关于在中国建立民权发展民生，成为一个国富民强的国家，我与你毫无二致，不同的是为达到这个目标所选择的道路而已。”杨说：“我主君宪，若我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主共和，若先生事成，我当尽弃主张以助先生。” 1922年，陈炯明背叛孙中山，欲联合隶属直系军阀曹锟的吴佩孚之师围剿孙中山。在危急关头，是杨度游说曹锟而改变了策略，挫败了陈炯明的阴谋，闻杨度从中助力，孙中山感激万分。 不久二人在上海相遇，一直执着于君宪救国的杨度，对孙中山充满愧疚的说：“中国的君宪，一败于前情，二败于洪宪，三败于张勋，有此三败，证明君宪不能行于中国。”杨度的这番内心表白与觉悟，令孙中山非常感动，他迅即安慰道：“皙子先生，你的信仰和处境，我很理解，过去的一切皆成为历史，也不必太多纠结！我素来主张革命不分先后，什么时候认识了，什么时候再参加革命，革命阵营都是欢迎的。” 与李大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由孙中山介绍，1922年杨度认识了李大钊——这位年轻的革命家。 “杨先生，您可能不知道，我曾经做过您的部下，只不过当时不是直接领导我。”李大钊的这句开场白，立马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见对方诧异的神态，李大钊微笑道：“当年您是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我曾做过总会的文事委员会编辑部主任。” 与李大钊的见面与恳谈，让多年来背负帝制骂名的杨度倍感欣慰。自此，两位有着共同志向的爱国知识分子结成好友，也促使杨度的思想认识发生了根本变化。 1927年，惊悉张作霖欲对共产党大开杀戒情报的杨度，立即派长子前去李家通风报信；在李大钊被捕后，杨度曾变卖房产并多方营救。然而，杨度的心血与努力终未能改变李大钊被屠杀的厄运。 与周恩来（中共早期领导人，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度化名伍豪） 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的一天，李大钊带着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来到杨度的住所。 “守常先生，好久不见了！”杨度对着老朋友李大钊抱拳道。 “皙子先生，我今天带来一位新朋友。”李大钊边说边指着身后的青年人。只见那人跨前一步，向杨度伸出手来，同时自我介绍：“我叫伍豪，久闻皙子先生大名，今日识荆，不胜荣幸！” 杨度不便抱拳，也伸出一只手去，他注视着这个浑身英气勃勃而不失沉稳温良的青年说：“伍豪先生，幸会幸会！” 这便是杨度与周恩来初见时的场景。 1931年9月杨度在上海去世，于家中设置灵堂，据说场面很凄凉，前来吊唁者很少，周恩来却是一个！他安慰杨度夫人道：“皙子先生毕生为国为民，历史会对他做出公正评价的！” 不仅如此，杨度还与近代这些响当当的名人有过交往或交集。如张之洞、严复、梁启超、蔡锷、黄兴、汪精卫、杜月笙、齐白石、梅兰芳等，限于篇幅，恕不赘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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