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言字曰从，原籍安微体宁，喜竹，种十余株于其室前，并以此名其室为“十竹斋”。
曰从少时拜于李登门下，精研六书，善众巧，篆刻、绘画、制笺、制量无所不精。
也曾随父亲学习过医学，在六安和霍山一带行医，并以此为生，胡正言在金陵居住有70年之久，并在那里完成了自己对中国艺术与文化的重要贡献。
这70年的时间里他主持刊刻了包括版画、书法、刻、杂技、语文、传记、诗文、医书等大量的书籍。
其中在版画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上，作为画家的胡正言，在中国绘画史上同样有着重要的作用。
«——【·画谱·】——»
我国是印刷术的发源地，现存最早的本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要比欧洲早五百多年，到了宋代，出现了活字印刷术，为木刻画谱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先决条件。
最早传授绘画技能的画论是以文字的形式出现的，如《历代名画记》等，这些论著的刊刻对绘画的普及与流传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它们作为画论，其文字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图画，即图画只是作为辅助作用而存在学画者真正获得信息的部分是书中的文字而不是绘画。
明清时期中国版刻艺术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这一时期，绘画出现了两方面的倾向。
即大量的民间工艺追求文人画格调而文人画又重视法度，表现出作家化倾向，这种风气对明清画谱与画诀的总结与刊刻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明代，随着国家的昌盛和人们的安居乐业，市民文化逐渐兴起，加之图书刊刻的不断发展，画语作为传业授课的基本教材开始流传开来。
万历、天启、崇被年间，图书刊刻极为兴盛，晚明版画刻印更加细微、精良，出现了《高松画谱》、等一大批优秀的画语。
而《十竹斋书画语》可以说是历代画谱中的峰之作，它一改前代暴白本刻画谱和双色画谱的传统，使用恒版技术，表现出刀刻的细腻性和刻板绘画中的视觉冲击力，使画谱不再单调无趣。
可以说《十竹斋书画谱》为绘画宣传和中下层绘画爱好者的学习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对于上层文人或贵族而言，他们学习绘画的过程除了有名师的传授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亲览古今的名家书画。
这对中下层市民来说，是一个缺失，而书画谱的流布，不仅让他们目睹了名人字画，也让他们在翻阅时感受到了绘画中文人的雅与忧，为他们走入绘画领域开启了大门。
从这个意文上说，面谱对于绘画的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
«——【·绘画风格·】——»
金陵自古就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都很繁荣的都市，明末清初的金陵，虽然处于动荡的社会环境中，但是在经济和文化上却依然繁盛。
在绘画艺术上，表现出了具有金陵文化特色的艺术格调，出现了金陵画派和诸多市民阶层的画家。
清初，在本质上“金陵文化圈”属于遗民文化，在政治上无法与统治者相抗争，只能在艺术上寻求一种叛离清王朝提倡的“正宗”画风的道路。
虽然胡正言经历了晚明政府的腐败与昏庸，但作为明代文人的身份使他有着浓厚的民族感情。
因此，入清时他参加“复社”，并自称为“前中书舍人”，不不说他的这种独特的情感因素对其艺术事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但是另一方面，南明政府的腐败无能，又让他对明王朝的政治感到无能无力，因而辞掉官职隐居于鸡笼山侧，专心从事自己的艺术事业。
从这两方面讲，胡正言既不入清流，又不想让绘画与政治发生联系表现在绘画风格上，他不追求所谓的主流绘画，只是凭借自己的文人身份，向市民大众传播文化，传播艺术，这也与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因素。
因此在书画谱和笺谱中，绘画风格更倾向于中下层阶级，绘画题材多为花鸟竹石等小品。
表现出市民艺术与文人艺术的结合，不不离，这也迎合了明清画坛民间工艺追求文人情趣而文人画家欣赏作家化的绘画倾向。
两谱中收入了陈淳、周之冕、高友、高阳、吴彬、周鼎等三十多位画家的作品，很显然，在当时来说，他们并不属于一流的画家。
他们之中最有望的是陈淳，书画诺中收入他的一件《冰壶掩映--雪梅图》，而作为画家，他的影响力在上层文人社会远远不及沈周、文明，更不及董其昌。
十竹斋的其他画家的地位又在陈淳之下，从这一点可以说明，十竹斋的绘画并不是面向上层文人社会的。
从绘画题材看，两语中所绘花卉、乌虫、竹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沿袭陈淳一路，这些题材恰恰迎合了市民阶层的审美口味。
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些画家大多是以卖画为生，所以绘画中所表现出的市民倾向和商业色彩也是不可避免的。
«——【·结语·】——»
作为一个画家，胡正言可能没有沈周、文微明、唐寅、仇英、吴彬等人那么大的名气。
我们甚至不知道在绘画中，他师承何人，但是作为文人刻书家、书面家的他，确实在绘画领域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其所刻印的两中，虽然图像的绘制来自于不同的画家，但却表现了相的风格特征，这充分反映了以胡正言为主线的十竹斋画家群的绘画审美方向。
参与两谱绘制的画家的多达数十人，涵了南京、安徽、江苏地区的诸多画家，这也让我们见了当时江南地区的绘画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