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京官的生活并非如外界所想的那般光鲜，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生活在贫困之中，甚至揭不开锅，形如乞丐。这一现象，与清代的低薪制度有着直接的关联。尽管历史上做官本就不易，但清代京官的困境，尤其凸显了清廉官员的艰难处境。 康熙年间，监察御史赵璟曾上奏皇帝，反映京官生活的困窘，希望皇帝能够增加他们的薪酬。
然而，这一建议最终未能得到实施。雍正时期，虽然实行了耗羡归公，给地方官增加了养廉银，京官也开始实行“恩俸”即双工资制度，但这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善京官的经济状况。 到了乾隆时期，虽然京官的俸禄得到了加倍发放，看似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实际上，京官的生活依然困苦。这主要是因为京官的开销庞大，其中官场的潜规则尤为突出。所谓的“陋规”，即地方历来的成例，虽非明文规定，却已成为官场的一种非正式规则。这些潜规则的盛行，使得京官的钱总是不够花。 陋规的名目繁多，几乎每个税种都有相应的陋规。如地丁银之外的火耗、平余，赋粮之外的漕规、斛面，盐课之外的匣费、节规，关税之外的盈余存剩等。此外，还有上司过境的站规，各衙门通行的门包，学政典试时的棚规，中央部院的部费，以及送给京官的别敬、炭敬、冰敬等，不一而足。
李慈铭画像
张集馨在其著作中详细描写了这些陋规。他提到，外官对京中大僚常有馈赠，除了节寿送礼，还有别敬炭敬、冰敬、瓜敬等名称，其实都是变相的贿赂。京官穷困，往往盼着外官进京送“敬”，彼此之间的关系自然可知。 在当时的官场，流传着一套“心法”，即如何在官场做个成功的不倒翁。一首《一剪梅》的词，讽刺地描绘了这一现象：“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在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好也弥缝。歹也弥缝，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 清代官员要遵守官场的游戏规则，礼尚往来是必不可少的。
京官尽管收入不高，但礼数最多，面子功夫必须做足。像必不可少的三节两寿，座师、房师加一起，一年下来，没有百八十两银子肯定不行。过去有一首诗说：“先裁车马后载人，裁到师门二两银。惟有两餐裁不得，一回典当一伤神。”这反映了京官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削减各种开支。 此外，长官、上司，同乡、同僚的礼数更不能缺，这是一笔相对更大的开销。官员的仆役、轿夫、门房的门包、门茶，一样也不能少。在北京的一个严冬季节，京官李慈铭穷得把自己的皮大棉袄送进了当铺，因为必须给轿夫、仆役赏钱。
这是京官始终要保持的身份和体面。 京官生活中另一大花销是请客吃饭。京官生活的一大特点是安闲的“稳定”。许多衙门的作风是“官不理事”。只有初一十五点卯，所以有大量时间可用于酒食嬉戏。京官又生活在一张同乡、同门、同僚编织起来的大网之中。为了维持自己的人际关系网，需要不停地联络聚会。每年必不可少的聚会吃饭是新春各部院的团拜，往往每年轮值一二人承办，大摆宴席，延请戏班，价格不菲。
除团拜外，平日也是日聚宴。 清人张宸的《平圃遗稿》说，京官聚宴是经常性的，“若不赶席、不宴客，即不列于人数”。就是说你当官的圈子丢了，以后的所有人脉都将断绝，这种情况对于热心功名的人来说后果确实相当严重。所以京官生活的特点是政务不多，各种娱乐活动却相当繁忙。江南一带，饭馆林立。门前每至夜则车马盈门，灯红酒绿。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中经常提到的饭店名则有“聚宾堂”、万福居、“便宜坊”等。 京官们还经常组成各种“沙龙”，或为品鉴诗文，或为研究学问，每会则必然聚餐。道光年间出版的《都门纪略》有诗曰：“家居不易是长安，俭约持躬稍自宽。最怕人情红白事，只单一到便为难。” 京官要不倒架子，要维持与他身份相称的生活，就要讲求居室、姬妾、舆马、仆役，再加上歌郎、戏曲、冶游、饮宴，这才构成整个京官生活场面。
按照各时期的物价水平计算，京官的收入维持其基本生活绰绰有余，但要维持其官样生活，即与身份相称体面，必须依赖外官的别敬、炭敬、冰敬。 曾给曾国藩做过幕僚的薛福成总结说，历史上，人们乐为京官而不乐为外官，但明清却倒转过来：“自古设官，重内轻外....我朝颁禄，因明旧制。京员俸薄，不逮汉唐十分之一。又自耗羡归公之后，外官有养廉，而京员无养廉，人情益重外轻内。”说的基本符合清代京官外官收人悬隔的实情。
如果一位京官想要拒绝这种风气，那么所能面对的就是更为艰难的生活。当然也有一些拒绝潜规则，只靠自己一点薪水过日子的相当操守的官员，如之前没有遇到普涨薪资待遇的清代名臣张鹏翮“居无一宅，食无半亩，敝衣布被，家计萧然，四壁空虚，一棺清冷，贫宦与老僧无异也。”于成龙因长年舍不得吃肉，只吃青菜，所以得了一个绰号“于青菜”。
辞世后，遗物仅有绨袍一袭，靴带二套，粗米数斛，盐豉数器，白银三两。 陈琐官至巡抚，平时也不舍得吃肉，“其清苦有为人情所万不能堪者”，康熙当着众大臣称他为“苦行老僧”。这些官员的操守是在付出巨大的物质忍耐力才达到的。
此外嘉庆帝老师立朝五十年的名臣朱珪去世时，“卧处仅一布被布褥，其别舍则残书数箧而已，见者莫不悲感”。李慈铭日记中提到“以阁学摄礼、兵二侍郎”的“素无清名”的袁希祖之死更有代表性：“咸丰十年，袁希祖阁学暴卒。启其箧，仅白金八两，无以为殓。公卿为率费具棺。袁以阁学摄礼、兵二侍郎，素无清名。去岁方自闽典试归，而其贫至此，京官之况可想。” 京官之穷在光绪时期京官刘光第把这种贫寒发挥到了极致。他后来因参与变法而获得重用后，操守和作风在军机中也独树一帜。
升了官，别人都要给报信的太监赏钱，只有他一个钱不给：“向例，凡初人军机者，内侍例索赏钱，君持正不与”。不仅如此，谁家有事，他也不随礼：“礼亲王军机首辅，生日祝寿，同僚皆往拜，君不往；军机大臣裕禄擢礼部尚书，同僚皆往贺，君不贺；谓时事艰难，吾辈拜爵于朝，当劬王事，岂有暇奔走媚事权贵哉？其气节严厉如此”。
当了军机章京，别人每年都可以收到大笔外官送的礼金，只有他一文不要：“（光第）性廉介，非旧交，虽礼馈皆谢绝。既人直枢府，某藩司循例馈诸章京，君独辞却。或曰：'人受而君独拒，得毋过自高乎？’君赧然谢之。”如此当官风格，让他升官反而更为赔钱，以至于每年要赔五百两。
对此情形他自己在家信中说：“兄又不分军机处钱一文如不当多时，所赔犹小；如尚不能辞脱，则每年须干赔五百金。” 基于以上原因，刘光第的生活自然摆脱不了艰窘。他在书信中描述自己的生活说，因为今年收入少，所有家务，都是老婆带一女仆亲自干：“兄今年京中尤窘迫非常，以致连厨手亦不能请了，全是一婢女与敝室同操作，日无停趾”。因家里越发破旧得不像样子：“去夏大雨后，屋顶全漏，烂纸四垂，屡次觅裱糊匠不得，及觅得，又以价太昂，屡相龃龉，直至冬月，始迫于不得已，费十余金，乃收拾完好。....是顶棚末裱好时，客厅堵事，俱颇潦草。” 穷的连房子漏雨都没钱修理，也真是到了一定程度。由于居住偏远，养不起车马，每天上班徒步十多公里，这种贫困状况贯穿了刘光第京官生涯的始终。
关于一般中下级官员悲惨生活的资料更是比比皆是。有京官的自述，比如李慈铭自己日记中常有“近日窘绝，殆不能举火”等记载；有别人的目击。戴璐在《藤阴杂记》记述张衡任工部司官时，“贫不能举火”。
李慈铭日记记载晚清的一个刑部主事，“贫瘁不堪，门庭萧索，屋宇欹漏，使令不供，人有菜色”，令李慈铭见了“毛骨洒悚”。某京官的亲友也提供过这样的旁证：“余屡次入都，皆寓京官宅内，亲见诸公窘状，领俸米时，百计请托，出房租日，多方贷质。” 对于这一现象，康有为还给了比较系统的总结说：“京官寒苦，尤世所无。即大臣岁人仅数百金...故自大学士至于七品京曹，苟非望得总裁、主考、学政、房官阅卷之差，以认门生，收贽敬、冰敬之金，部曹借捐官印结之人，殆皆饿死。” 因此，清代的京官普遍穷困，但是如果放弃操守，而终日与地方处好关系，每年也可以得到许多各种“敬”，然后在京官圈子里不断的研究银子，日子过得也相当舒服。
反之，如果单靠自己薪俸而坚持操守的京官，注定活得相当狼狈。 清代京官李慈铭给自己定了七条原则底线，并写成条幅，挂在书房里。这七条似乎是他要做好官的誓言。具体就是一不与地方官联系，第二不结交翰林，三不搭理所谓的名士，四不提有钱人，五不认天下的同学，六不拜任何人做老师，七是不参加任何婚丧嫁娶。然而遗憾的是，这位穷京官在此后的官场未能遵守，因此他也成了穷京官却能够将享受达到巅峰的一位。
清代做京官确实很穷，这是由于底薪和官场排场和各项开支所决定的。因此，在清代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穷京官。比如，当了五十年的名臣朱珪，虽然做了嘉庆的老师，在过时后，“卧处仅有一布褥，其别舍则残书数箧而已，见者莫不悲感。”还有一位刑部主事，“贫瘁不堪，门庭萧索，屋宇渗漏，使令不供，人有菜色。” 当时的阁学摄礼、兵二侍郎的从来没有清廉之名的袁希祖，在咸丰十年去世后，仅有白金八两，连棺材本都不够。
引得大家为之感叹一位身兼二职的京官为什么会穷到这个地步。因此后来康有为对京官之穷进行了一次整体概述：“康有为说：'京官寒苦，尤世所无。即大臣岁入仅数百金。故自大学土至于七品京曹，苟非望得总裁、主考、学政、房官阅卷之差，以认门生，收贽费敬、冰敬之金，部曹借捐官印结之人，殆皆饿死。’” 因此，京官之穷是大清朝上下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并且成为人们调侃取消的一个现象。
有好事者还写了一品大员的穷苦状：“轿破帘帷马破鞍，熬来白发亦诚难，粪车当道从旁过，便是当朝一品官。” 显然李慈铭最初就是这其中的一名。但是他最终与那些坚持一辈子的穷京官不同，他是一边穷困一边享受，堪称穷京官中的异类。咸丰八年，李慈铭做了两年京官，因为朝廷跟太平军对战，财政吃紧，导致不多的俸禄总是发不出来，且债台高筑，最终不得已辞职回到农村。 四十岁后，天下形势好转，李慈铭又中举再度进入户部做了郎中，此后官场也一直不得志，在临死前几年才做了实缺山西道监察御史，因此他当官大部分状态都是穷京官，但是却一直在穷而奢豪中度过。
首先李慈铭是真穷，为此经常是债务缠身，在日记中多次写下“比日穷困不堪”，“比如窘甚，负债有如牛毛矣。”而他与那些穷到“先裁车马后裁人，裁到师门二两银。惟有两餐裁不得，一回典当一伤神。”的京官不同。
他属于死要面子活受罪的那种，想拿掉京官的体面还不如回老家。 因此他走上了违背自己当初要做风清气正的京官的诺言。首先他居住条件非常好，“有屋二十余楹，有轩有圃，广植花木，气派宏阔。”且家里下人众多，出入必乘车马。而且在华北大旱之际，趁着人口价低买了二个小妾，其中一个小妾花费一百八十两。《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 因此不管在家还是出门“平均常常雇佣仆人三四人，女佣两人，更夫一名，厨师一名，车夫一名。”那么，这些开支都是要从他的俸禄中支出。此前为了捐官他把自己家的田产二百余亩都进行了变卖，因此也没有任何资产可言，最后到了回家给老妈养老的时候到了“耕无寸田，居无尺植，露棺三世，赁屋半椽”的地步。
由于从小家境还不错，因此大体算得上比较优越的家境。“慈铭家居三十年，衣食百需，仰给老母，如婴儿然。”因此，享受生活成了李慈铭的一贯作风，跟其他京官一样，喜欢吃喝，而且还要有一定的品味，甚至这成了他到老也不好改掉的习惯。光绪三十年的时候，同僚邀请他去吃饭，当时是盛夏时节，“赤景方中，车行如坐炽瓮”，就是在车里闷得跟个乌龟似的。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都这么大年纪还要这么辛苦去吃喝，因此才发出说：“历十余里，赴诸少年之约，六十老人，亦太多事矣。”的感叹。
李慈铭的收入中，只有养廉银和印结银两项收入，加起来一年也不到二百两，因为当时“财政困难，仍照咸丰以来的办法，八折发放。”虽然经济持续吃紧，但是他在衣着上也非常讲究，比如在光绪五年时他就一出手五百两银子买了一件袍子，他的朋友听说后说：“李慈铭天天哭穷，原来还是那么会讲究。”此外，李慈铭还靠借贷典当维持生计，在《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中记载，光绪十一年以前，他几乎要以典当借贷为生，“在北京的严冬季节，李慈铭穷得把自己的皮袄松锦了当铺，但必须给仆役以皮袄赏。”
因此，这就是他维持穷京官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虽然如此，李慈铭却也非常有个性，对于当时的官场腐败还非常看不惯，甚至有时候不分场合地点进行议论“不避权要，当面折人，议论臧否。”但是到了他逐渐提拔后，对这种牢骚逐渐有所收敛，因此可以解读为“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那么穷京官李慈铭靠什么获得外援呢？当然是打破了自己早年所立不结交地方官的誓言，因此有一次他收到了一笔一千一百多两的“炭敬”。后来，李鸿章还聘请他去学堂做了一份兼职，有人解读是李鸿章对他的的“封口费”，因为李慈铭的“大嘴”有时口无遮拦，担心被李慈铭揪住小辫子不放，所以怕他“任情擅骂”，所以这招还颇为有效，以至于，李慈铭在骂人的时候或者弹劾谁的时候，“不劾李鸿章”，因此，李慈铭算不得真正的有操守官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