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生命里程中的二十位扶助者：陕北的博大 生命的光辉

原载于《名作欣赏》

路遥出身寒微，命运多舛，在他成长、奋斗、走向成功的道路上，曾得到过众多朋友的热心扶助，尤其是充满义气和热血的陕北朋友，他们以甘做人梯的无私精神，共同成就了作家路遥，路遥的奋斗精神和他的陕北朋友的奉献精神一起浇铸成20 世纪末中国文坛璀璨的精神之花。

只要是有人的地方，世界就不是冰冷的。——路遥

引言

路遥（1949—1992）是陕北黄土地养育的传奇人物和不朽作家，他从中国西北最贫瘠、最荒凉的大山走出，在他成长、奋斗、走向成功的道路上，曾得到众多知名的和不知名的人们的栽培、扶助、成全，这其中有老师、同学、乡亲、朋友、知己、兄弟，而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路遥的故土——陕北。正如陕北民谚所说：“地下一个人，天上一颗星。”路遥就是20世纪陕北这块神奇高原上的精灵，而一个成功作家路遥的背后，不知道有多少陕北人默默地甘当人梯，这就是陕北人的热血、义气、奉献和担当。

在路遥苦难与辉煌相伴的人生旅程中，可以分为七个时期：一、王家堡：人生起点（1949—1957）；二、郭家沟：贫苦少年（1957—1963）；三、延川中学：励志岁月（1963—1966）；四、文革风云：青春噩梦（1966—1968）；五、山花时期：燃情浪漫（1968—1973）；六、延安大学：温暖摇篮（1973—1976）；七、甘泉创作：走向辉煌（1976—1982）；八、作协十年：生命不息，战斗不止（1982—1992）。而在每一个时期路遥面临命运转折的重大关头，总是能够遇见对他做出关键帮助的热忱好人和有力人物，使他得以摆脱困境，一意奋然前行，进而改变命运，从而创造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辉煌传奇。因此，笔者本着还原历史的精神，对路遥生命里程中对他做出以下贡献的二十位扶助者进行缅怀和追述：一、对路遥的生活做出慷慨、无私的援助；二、对路遥的创作做出指导、出版的帮助；三、对路遥的升迁做出重大、关键的扶助。以此，向路遥挑战命运、改变命运的强者精神和挺立在他身后的无名英雄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二十位扶助者

（一）刘俊宽

刘俊宽（1927—2003）：路遥的义父，陕北延川县人，时任陕西省延川县郭家沟村大队党支部书记。

路遥一生中，共有三位父亲：生父王玉宽、伯父王玉德、义父刘俊宽，前两位父亲都是默默无闻的老农民，而生来心比天高、自尊自强的少年路遥想要有尊严地活着，在当时陕北极度贫穷闭塞的环境下，就只有读书改变命运这一条路。因此，1957 年路遥八岁时因为家境贫困被迫离开清涧县王家堡自己的家，过继到延川县郭家沟伯父家顶门为儿，他后来沉痛地回忆这段往事写道：

童年。不堪回首。贫穷饥饿，且又有一颗敏感自尊的心。……因此，当七岁上父母养活不了一路讨饭把你送给别人，你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冷酷的现实。你独立地做人从这时候就开始了。

清涧王家堡的窑洞，路遥的出生地

然而，路遥从小就习惯了与命运抗争，正如他最亲密的四弟王天乐所说：

路遥那时寄人篱下，面临的就是劳动。当然，他是不甘心的，他在十岁的时候就懂得了：只有念书才能改变这个大家庭。

对此，刘俊宽的女儿、路遥的干姐刘凤梅在西安接受笔者采访时，谈到了路遥当年在伯父家的生活情况：

路遥的大伯外号“铁算盘”，他只考虑家里的营生，不考虑路遥的前途，所以他不支持路遥上学。

1959 年至1961 年期间，是中国经济生活最困难的三年，土地贫瘠的陕北高原，人民更是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路遥作为延川县城关小学的半灶生，整日在饥饿的残酷折磨下发奋学习，最终磨炼出坚忍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小学时期的生活虽然艰苦，但路遥从不悲观丧志，而是充满了乐观向上的精神，他是全校出名的调皮学生，聪明热情、思想活跃。1963 年路遥小学毕业，他参加竞争激烈的延川县初中入学考试并被录取，路遥的小学老师、诗人白军民在延安接受笔者采访时，谈到了路遥当年的考试情况：

路遥的亲生父母

1963 年，路遥考上了延川中学，我当时是延川县文教局局长。当时的竞争很激烈，我记得延川县初中考试第一名是男生梁太平，第二名是女生白贵英。

但是，有幸考进县城中学的路遥遭到了伯父的强烈反对，伯父执意要求他下地劳动做“受苦人”，以致临近开学，路遥迟迟不能上学校报到。于是，绝望中的路遥走向了义父刘俊宽的家，向这位方圆十里最有影响力、以仗义闻名的长辈求助。刘凤梅的回忆文章《铭刻在黄土地上的哀思——缅怀路遥兄弟》写到这段往事：

有一天，他终于跑到了我家，哭着对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我父亲说：“干大，我想上学，你给我想想办法吧。”我父亲与路遥的父亲是结拜兄弟，两家关系又一直很好，看着他哭得那个伤心的样子，我父亲心里也十分难受，可如何帮助他呢，当时我们家也十分困难，几乎顿顿都是用糠菜充饥。我父亲沉思了半天，终于还是走出去了，那年月要借点粮食真是件不容易的事，好在我父亲为人十分仗义，在我们那一带群众中很有威望，他跑了许多地方总算借了二斗黑豆，有了粮路遥就可以上学了，他好高兴啊。谁知当天下午他又返回了村，哭着对我父亲说：“学校已经不收我了！”我父亲忙问：“为什么？”他说：“学校有规定，新生超过一个礼拜不报到，就除名，我已经超过一个礼拜了！”我父亲曾在县上工作过几年，与中学校长杜永福很熟，他不假思索拔腿就走。他到延川中学，将路遥的情况对杜永福做了介绍，并希望他能给予特殊照顾。杜永福十分爱惜人才，他接受了我父亲的建议，当即召开校委会进行研究，破例将路遥收进学校。

就这样，少年路遥通过不屈不挠的努力，尤其是得到义父这样有能耐的人物的帮助，得以挣脱农门的枷锁，实现了上学梦，完成了走向人生起点的第一步，这对路遥来讲，具有重大意义。从这时起，路遥开始勇敢地走自己的奋斗之路，进而领悟到世间唯有情义无价，并从此懂得了感恩报恩。

中学时期，路遥每个月只能吃到十几斤粗粮，来自饥饿的压迫和强烈的自卑撞击着他的心灵，使他经常陷入孤独与忧郁中，也激发了他超越对手的倔强渴望，以此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这一时期，路遥沉浸在对精神食粮的渴求当中，他经常埋头在延川县图书馆和阅览室里读书看报，从中获得精神上的动力，因此路遥在文学上的天分得到初步的展示，他的作文经常得到学校老师的表扬。整个初中三年，是路遥人生中最困难的一段经历，面对贫穷、饥饿、歧视，路遥没有消沉，而是选择了抗争与奋起。路遥不仅在精神上维护着自己的尊严，还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存在价值，他是一名好学上进的学生，以自己丰富的知识、开阔的见识赢得了同学们的赞誉。

路遥的养母

1968 年冬天，路遥作为返乡知青回到老家。1969 年1 月，路遥被编入刘家圪崂大队农田基建队，从事繁重的打坝劳动。返乡务农期间，路遥不向命运低头，每天劳动之余，他顽强地自学日语。就在这艰难的时候，义父刘俊宽向路遥伸出援手，推荐他进入马家店小学，担任民办教师。这年夏天，路遥积极活动争取入党，他又一次去找义父，刘凤梅回忆这件事说：

1969 年夏天，路遥想要入党，他来找我父亲，还抱着一个大西瓜，说是送给我父亲的，我父亲答应做他的入党推荐人。

1969 年11 月9 日，路遥经义父刘俊宽推荐，在延川县城关公社刘家圪崂大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对路遥来说意义重大，意味着基层党组织对他政治上的肯定，给他提供了拓展未来发展空间的机会。因此，路遥永远没有忘记义父在苦难岁月里对自己的宝贵帮助，他在成名之后对义父做出了回报，刘凤梅回忆往事写道：

1990 年，我父亲有事要路遥帮忙，他欣然答应，并把这件事托给一位朋友去办，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我干大（指我父亲）曾在几件事上帮了我的大忙，我一直想予以报答，苦于没有机会，希望你能帮这个忙，了却我这桩心愿……这时，我才明白，他是如此地看重情义。

不仅如此，路遥在代表作《平凡的世界》中，以刘俊宽为原型，塑造出乡村政治家田福堂的形象，以此表达了他对义父这样厚道、能干的陕北农村干部的理解和尊敬，这既是路遥对陕北父老的感恩，也是文学对路遥人生的升华。

∆ 路遥20岁照片

（二）吕文彬

吕文彬（1931—）：路遥的忘年交，陕北延川县人，时任陕西省延川县百货公司主任。

1966 年6 月，路遥初中毕业。10 月，延川中学十名学生（七男三女）组成“红卫兵长征队”，徒步去北京串联，路遥是其中之一。冬天，路遥从北京串联后返回延川县，成为延川中学1966 级初中乙班红卫兵组织“井冈山”的领导者，后来该组织发展成“红四野”，是延川县两大群众组织之一，路遥成为军事领袖“王军长”。

平心而论，路遥参加这场运动的动机是单纯的，他就是希望通过革命的途径改变自己卑微的农家子弟命运，能够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但是政治的方向标从来都是高深莫测。事实证明，路遥的才华和热情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反而使他背上了洗脱不掉的“造反闯将”的名声。这是路遥成长历程中的一次重大裂变，是路遥一生中不得不多次痛苦正视并艰难反思的心灵拷问。

延安延川郭家沟路遥故居，路遥在这里生活了17年

1968 年，以路遥为首的“红四野”准备强行绑架吕文彬加入战斗，但是，这位身经百战的复原军官、炮兵英雄具有清醒的智慧和良知，他拒绝参加这场内战，对此，吕文彬的外孙、作家厚夫（本名梁向阳）在《路遥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年版）中讲道：

“武斗”开始后，“红四野”抢来一门迫击炮，准备强行绑架他当炮兵。他连夜从县城逃出，在家乡的山水窟窿里整整待了一个月，才逃过此劫。

然而，政治形势骤变，随着武斗结束，清理阶级队伍，1968 年路遥挂名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被迫返乡，1969 年路遥被选入“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延川县百货公司开展路线教育。梁向阳在《路遥传》中讲述这段往事写道：

有意思的是，县百货公司主任就是王卫国（路遥）在“武斗”时千方百计想拉“出山”的炮兵专家吕文彬。当时，由于县百货公司的住宿条件差，王卫国住到吕文彬宿办合一的窑洞里。解放战争时参军的老兵吕文彬，算是王卫国“一道川”里的老乡。人到中年的吕文彬，毕竟是从“大地方”回来的干部，但他并不反感那些年轻的“造反派”，包括眼下这位曾准备以“绑架”方式强迫自己卷入“武斗”的“红四野”“王军长”。他始终以宽厚之心待人，始终觉得年轻人血气方刚，容易激动，也可以原谅。而住进吕文彬宿舍的王卫国，在吕文彬身上感受到了军人的刚正、长者的宽厚，领略到吕文彬正派为人、处事宽厚的人格魅力。就这样，王卫国与吕文彬，这两位年龄差距大、身份不同的人却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开始有了更深的交往。笔者年轻时因喜欢文学而追随路遥，每次见到路遥时，他总要认真地说：“厚夫，我和你外公是忘年之交！”

就这样，处在困境中的年轻的路遥遇到了热忱宽厚的长辈，吕文彬不计前嫌，在生活上给予路遥热情帮助，他不仅替路遥解决食宿问题，当时路遥与北京女知青林虹热恋，他还为路遥保管情书信件，由此可见路遥对吕文彬的信任，吕文彬成为路遥患难中可以依靠的忘年交。

时光进入20 世纪90 年代，路遥已是声名显赫的作家，这时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梁向阳登门求助，他在《路遥传》中讲述了这段往事：

大约是1990 年6 月左右，笔者的短篇小说《窑变》在《延河》上刊出了，也有了一些文学创作的信心。路遥朋友、作家刘劲挺的爱人在学院办公室任副主任，她是北京知青，为人很是热心。她对笔者说，你想不想留校，若想留校，让路遥给宋靖宗院长写封推荐信，我们再给你协调。刘劲挺是笔者的“忘年交”，留校工作自然是笔者求之不得的事情，这样笔者就跑到省作协去找路遥，说想留校工作，想请他写封推荐信。他说，我的信能起作用？我说，你是名作家，又是宋老师的学生，肯定能！路遥说，让我再想想，不行的话，我给你找省教育委员会的副主任去，我跟他很熟！返校以后，过了十多天，刘劲挺爱人把笔者找到办公室，兴奋地说：“路遥给宋院长写信了，宋院长把这封信放在我这里，你也看看！”说着，她取出信件，给笔者逐字逐句地念了一遍，大意是他与笔者的外公是“忘年之交”，小伙子很上进，也有些“文学潜质”，希望能考察云云……

很多年后，笔者一直在想就是这封信改变了我的命运。

路遥就是这样，当他从朋友那里得到温暖之后，总是以同样的温暖回报朋友，正如路遥的好友王双全对他的评价：“路遥帮朋友，都是当自己的事去做。”

路遥读初小的马家店小学

（三）曹谷溪

曹谷溪（1941—）：路遥的好友，陕北清涧县人，时任陕西省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组长。

1968 年秋天，路遥与谷溪这对陕北未来的文学大家初次相识，这时的路遥，还是一位默默无闻的文学青年，而谷溪已是全县闻名的文学翘楚，对他们俩富有传奇色彩的结交，路遥后来在给谷溪诗集《我的陕北》作序中写道：

我和谷溪最初相识在“文化大革命”这幕戏剧的尾声部分。而在这幕社会戏剧中，我们扮演的角色原来是属于两个相互敌视的“营垒”，漫长而无谓的斗争，耗尽了所有人的热情，带来的是精神上的死一般的寂寥。“文化大革命”作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结束了，但可悲的是，失败者之间的对立情绪仍然十分强烈，意外的是，我和谷溪却在这个时候成了朋友。把我们联系起来的是文学（这是一个久违了的字眼）。共同的爱好使我抛弃了派别的偏见，一起热心地投入到一个清风习习的新天地里，忘却了那场做不完的噩梦。

1970年路遥与曹谷溪在黄河边采风合影

此后，路遥跟随谷溪学习诗歌写作，谷溪指导路遥：要为广大的工农兵歌唱，这奠定了路遥早期的文学思想；谷溪帮助路遥修改诗作，发表在谷溪主编的延川县文艺小报《山花》上；谷溪家里丰富的文学名著藏书室成了路遥时常光顾、流连忘返的精神园地；谷溪的窑洞里聚集了一批才华初露、意气风发的青年诗人，既有北京知青，也有返乡知青，他们经常在一起切磋诗艺、谈论国事。最终，以谷溪为首，形成了路遥、陶正、闻频、白军民为代表的延川“山花”五大诗人，他们联合延川县民间作者、基层干部，1972 年由谷溪主编推出诗集《工农兵定弦我唱歌》（后更名为《延安山花》），该书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共收录“山花”诗人的41 首诗作，其中包括路遥的诗作6 首，诗集一经面世，立即引起巨大轰动，海内外发行量达到28.8 万册。因此，路遥曾这样评价《延安山花》：

可以说这是文化革命后期中国大陆上第一本有泥土气息文学价值的诗歌集子，不能不引起社会广泛的注意。

谷溪非常赏识路遥的才气和魄力，1970 年他想方设法将农民身份的路遥调入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接受一年培训；1971 年他将路遥调进延川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从事文艺创作；1972 年他帮助路遥调到延川县文艺宣传队当创作员，路遥得以脱产创作，每月还能领取工资18 元。于是，在这三年期间，路遥创作了许多诗歌，有他自己创作的，也有他和谷溪两人合作的，其中的代表作都收录进谷溪主编的诗集《延安山花》和谷溪主编的文艺小报《山花》，由于谷溪的提携帮助，路遥能够进入延川县城从事创作，他在文学创作上起步时得到了谷溪的悉心指点，并通过谷溪结识了一群才华横溢、思想新锐的北京知青，从而顺利地步入了文学的征程。

在生活上，谷溪也给予路遥很大的关照。当时路遥虽已调进延川县城，但却没有稳定的职业，他曾经从事过各种劳力工作，甚至干过搬砖、挖河的受苦活，由于没有固定的住处，路遥经常去谷溪家里，成为谷溪家的常客，和谷溪一家人同吃同住，所以路遥在延川期间，谷溪家几乎成为路遥的第二个家，谷溪对此并不计较，他乐意为路遥这位贫穷而有作为的小伙子提供切实的帮助。

事实证明，谷溪堪称是路遥文学道路上的第一位伯乐，他在物质贫穷然而精神富有的年代，通过自己创建的《山花》这块真挚自由的文学园地，向路遥这样心怀梦想、抱负远大的文学新秀张开了博大温暖的怀抱，使路遥能够初结诗神缪斯，并且感受到文学的伟大魅力，因此，路遥后来曾深情地感激和怀念“山花”时代，他在《十年——写给〈山花〉》中写道：

就我自己来说，觉得好像又一次开始面对淳朴的生活，进入到一种渴望已久的人情的氛围里。变硬了的心肠开始软化了，僵直的脑筋开始灵活了，甚至使自己面对过去几年不正常的生活感到了一种真正的羞愧，同时开始意识到人的最美好的追求应该是什么。

艺术用它巨大的魅力改变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我深深感谢亲爱的《山花》的，正是这一点。

“山花”时代是路遥辉煌的文学里程的起点，谷溪和他所代表的一代诗人将永远镌刻在陕北高原的文学丰碑上。2020 年《山花》创刊48 周年之际，笔者在延安采访《山花》创始人谷溪，谈到20 世纪70年代他对发现、培养路遥做出的贡献，谷溪回顾了那段他和路遥共同奋斗的文学里程，并说：

路遥的成功，主要是依靠他的天分、刻苦和毅力，当然，我在他的成长阶段，也帮助过他，但是，我帮助过的作家很多，路遥是走得最远、最成功的一位。老话说得好：最伟大的母鸡，也孵不出石头鸡蛋，路遥的成功是他用生命换来的。

我和路遥交往二十四年，路遥傲视全世界，当然路遥不是完美的。路遥也做过错事，但是，年轻人谁没有犯过错误？从本质上说，路遥还是一条好汉！

∆ 路遥（左一）在铜川煤矿采访 

（四）申昜

申昜（1926—2011）：路遥的恩人，陕北榆林人，时任陕西省延川县县委书记。

1968 年3 月17 日，路遥所在的“红四野”与敌对派“司令部”两派约200 名人员爆发了激烈武斗，“司令部”总指挥白振基死于混战中，路遥卷入这场武斗。1969 年，延川县清队运动全面展开，对武斗期间的参与人员进行彻查。当时，主政延川县的领导就是申昜，这位刚直不阿、古道热肠的县委书记刚从“牛棚”中解放出来，他深切了解群众武斗的危害，因此，本着“实事求是、党性至上”的原则，对武斗期间发生的案件进行了公正的审理。

1970 年2 月，延川县军事管制小组复查武斗一案，该案由申昜主审。申昜通过全面、深入地调查“红四野”与“司令部”两派人员的举证，果断而又坚定地做出了判定：查无实证，此案了结，从而免除了路遥的一场冤狱之灾！对此，曹谷溪在回忆文章《在苦难的烈炎中涅槃——关于路遥和申昜的回忆》中写道：

应该说，那时候的申昜并不知道那个“王卫国”，会成为以后的“路遥”，更想不到他会是“茅盾文学奖”的得主。

申昜的秉公审理，也得到了路遥的敌对派“司令部”人员的承认。2021 年，笔者电话采访了延川县“司令部”办公室人员、永坪镇水泥厂退休厂长高凤岐，他回顾了当年的事件，并肯定了路遥的无罪和申昜的公正，他说：

申昜书记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判案，他超越了派性，所以他的判罚是公道的，当时我们司令部的人无话可说，所以还原历史真相是重要的。

然而，路遥虽然免除了牢狱之灾，却被清除出政治队伍，正如他的朋友樊高林所说：

路遥如果从政，也会是个好官，但是他参加“文化大革命”，做过造反头头，所以从政这条路，对他来说是断绝了，他才开始走文学这条路。

对此，对路遥有着深切了解的曹谷溪持有相似的看法，他写道：

路遥在“仕途”的失落，唤醒了他潜藏心底的“作家梦”。

于是，路遥在遭受政治无望、初恋失败的重大打击后，开始了人生道路上新的里程。就在这时，他有幸加入延川县“山花”诗人群体，开启了文学人生。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路遥愈来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文化素养、艺术功力、知识积累诸多方面的严重不足，他渴望着能够进入一所理想的大学接受全面深造。

1973 年，全国的许多大学开始招生，路遥怀抱着满腔热情参加了当年7 月延川县的“文化考查”考试，并被延川县委推荐到陕西师范大学。但是，学校在政审中发现路遥是“文革”中的造反闯将，坚决不予录取。遭此打击的路遥接受朋友劝告，改报延安大学，但延安大学对路遥的政治履历也产生了相似的顾虑。

得知这一情况，申昜立即开始四处奔走，为路遥争取上大学的机会，他先后三次去延安大学，先是找到自己的堂弟、延安大学中文系副主任申沛昌，又找到自己的老师、延安大学校长王云风和自己的朋友、延安地委宣传部长冯文德，向他们不厌其烦地介绍路遥的情况，包括路遥的才华、毅力和创作成绩，正如曹谷溪追忆这段往事时写道：

他坚信，自己的努力，一定会使“路遥”这个人才不会被埋没。

申昜同志反复向延大中文系和学校领导解释：路遥在“文革”中是“初中学生”，“清队”时已做过审查结论，许多报刊对路遥的文学创作情况给予肯定和好评……申昜代表县委保送路遥，终于实现了他进大学“深造”的愿望。

是的，申昜同志是路遥非常敬重的一位长辈。他曾在一封给申昜的信中说，申昜给了他“父亲无法给予的支持，母亲无法给予的关爱”！

1973 年8 月20 日，路遥在延川县委书记申昜的全力推荐下，终于被延安大学中文系录取，就这样，历经重重磨难，路遥终于实现了命运的重大转折，考进延安大学成为他一生中的转折点，而对路遥的成长奋斗做出莫大贡献的申昜书记，后来谈到他对路遥的帮助时谦逊地说：

我保护过路遥也帮助支持过他上大学，那是路遥人生中关键的两步，但那只是我的责任，我是县委书记，代表党在我的工作范围内关照每个进步青年。我和路遥非亲非故，但是我觉得我是代表党的，在我工作范围之内所有的青年都应该关心，我关心过的也不只是路遥一个，大多都成名成家了。年轻人追求进步，我们应该帮助他为他创造条件。

就这样，本着一颗赤诚正大的心，申昜在延川县委书记任上，扶助、栽培、保护、成全过多少优秀的北京和陕北的知识青年，举国闻名的作家路遥，只是他一生中做出的众多善举之一。如今，他们中间的杰出代表已经走向全国和全世界，而当他们人到暮年，回首自己的青春激情岁月和伟大沧桑的陕北高原时，都应当铭记申昜书记当年对他们做出的无私帮助，正像这位令人尊敬的陕北长者满含着深情对他们所说的话：“他们都是陕北的孩子。”

（五）申沛昌

申沛昌（1938—）：路遥的恩师，陕北榆林人，时任陕西省延安市延安大学中文系副主任。

1973 年，在路遥的生命里程中，是一个永生难忘的年份，就在这年夏天，他走进了陕北最高学府——延安大学。为此，他将终生感激为他入学奔波操劳的尊敬的恩师——申沛昌，路遥的朋友樊高林对此评价说：

路遥能够进入延安大学，申老师是出了大力的，因为路遥当过造反头头，无论上学、参军、招工都受限制。好在申老师识才，他认为路遥是个苗子，所以把路遥招进来了。可以说，路遥的每一步，都离不开申老师的栽培。

路遥的好友高其国与路遥同窗、同室三年，情同手足，他亲眼见证了路遥在延安大学三年的求学、奋斗经历，在接受采访时说：

上了大学以后，他跟其他人不同的是，对自己的目标定位比较准确，其他路走不通，就只有文学这条路，就要当作家，当大作家。

路遥考入延安大学，这是他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重大转折。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因路遥生长在陕北高原，深受陕北民间文化的影响，中小学接受的是红色教育，所以他早期的知识面和思想视野是比较狭窄的。到了70 年代，路遥与北京知青们展开广泛的交往，同时和“山花”作家们密切交流与合作，极大地促进了自己的成长，开阔了他的视野。尤其是进入延安大学后，他广泛博览了中国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包括他最爱的俄罗斯文学）经典名著，开始接受世界先进的精英文化的熏陶和感染，他的思想水平和创作理念从而攀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为他日后成长为真正的作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路遥登上延安大学的台阶，使他有机会进入西安的《陕西文艺》杂志社做实习编辑。在西安实习一年期间，路遥有了跟陕西省文学老前辈面对面请教、交流的机会，其中包括路遥终生崇敬的文学教父、人生导师柳青先生，路遥从他那里领悟到了一位真正的人民作家应该拥有的情怀和境界。

路遥置身在延安大学这座无拘无束、团结友爱的温暖摇篮中，他的文学才情得到了蓬勃发展，他以源源不断发表的作品，赢得了全校老师、同学们的赞誉，他和陈泽顺、樊高林并称为中文系“三剑客”。同时，路遥非同凡响的组织能力也得到了充分展露，第二年他当选为中文系1973 级班长。在那个火红的理想年代，路遥作为班长，曾多次邀请陕西省内知名作家来延安大学演讲，尤其是1975 年，中文系的学友们在路遥带动下，掀起了读名著、写诗歌的高潮，路遥还曾大胆设想，要带全班同学去北京大兴县采访著名作家浩然，去西安长安县采访柳青。

1976 年9 月，路遥结束大学生活，告别陕北，进入西安工作。三年来，他潜心攻读文学名著，投入文学创作，并且走出校门，结交文化界的名流，为他日后成长为真正的作家奠定了学识、阅历、人脉基础。当然，路遥也是一位特立独行的精神游侠式的人物，这在大学时期就有所表现，例如他对自己不感兴趣的课程，时常缺课、逃课，或上课时睡觉打鼾；再有他从不乐意做讲义，有时甚至当作手纸用；还有他的作息习惯昼夜颠倒，生活散漫成性，邋遢不修边幅。路遥毫不讳言自己是一个放任自流的人，庆幸的是他遇见了识才爱才的伯乐申沛昌，以因材施教的宽大胸怀包容和接纳了路遥这个桀骜不驯的学生。2020 年，笔者在延安采访高其国，他谈到这一问题，认为：

申老师是很开明的，他的教学原则是因材施教，在他看来，做大事的人，都不拘小节，所以他对路遥很宽容。

路遥终生铭记恩师申沛昌在自己成才道路上做出的重大贡献，1983 年，当他已是全国著名作家时，给自己的恩师写下一封发自肺腑、饱含激情的问候信：

沛昌老师：

您好！

来信收读，一片深情厚意，使人热泪盈眶。世界广大，但知音不多，学校三年，我们虽然是师生关系，但精神上一直是朋友。您是我生活中少数几个深刻在心的人，我永远不会忘记您。您的智慧和理解力我是深知的。我们常常不是用语言，而是用心来对话和谈论的，相隔两地，接触不多，但我相信我们在精神和感情上的交流一直是稠密的。我知道您一直密切地关注着我的一切，我自己也是一直关注着您的，并且将我的工作成果献给您和其他一些令人温暖的朋友的。

您目前的处境我理解，请您开阔一些，人间之事，天轮地转，正如李太白诗曰：长风破浪会有时……

我目前得应付诸种复杂局面，就不写长信了。感谢您为我做的一切！

最近有机会和申昜同志谈谈我的情况。

致崇高的敬意！

路遥

1983.1 1.30

身为老师的申沛昌也永远记着自己非凡的学生路遥，2007 年，路遥去世十五周年之际，申沛昌怀着对路遥的无尽思念写下回忆文章《十五年后忆路遥》，首度公开自己珍藏的路遥亲笔信件，并且写道：

他用文学大家的手笔，用最简洁凝练的文字，把我们之间互为知己、互相关注的深情厚谊写得淋漓尽致，跃然纸上。时隔二十多年，至今每读此信，总令我热泪盈眶，激动不已。

确实，申沛昌是路遥成才道路上的伯乐、导师和保护人，他总是在路遥面临人生的最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为路遥提供最大的安全和温暖。1992 年8月，路遥抱病来到延安找申沛昌，就是为了解决自己即将出版的《路遥文集》的经费问题。申沛昌当时正在出访日本，闻讯半月后赶回延安大学，随即以校长的身份主持召开会议，提出由延安大学负担五万元出书经费，替路遥解决出书难题。尽管当时延安大学的经济条件也很困难，但是到会的老师们还是一致同意。后来，申沛昌在回忆这段难忘的往事时，动情地写道：

我趁去西安开会之便，急匆匆去西看望路遥。那时的路遥已病入膏肓、危在旦夕。当我告诉他五万元出书经费已经解决时，他蜡黄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用他那干枯的大手，费力地紧握我的手，连说“谢谢”。看到他的病容和虚弱的身体，我像触电一样，浑身发软，热泪盈眶。一个多么自信坚强、志存高远的陕北硬汉，竟然病成这样！我只说了“应该，应该”，就无法再说下去了。特别是他在弥留之际，仍然念念不忘工作，想着还要干一番事业，正像别林斯基所说，路遥是“直到最后一息都忠于神圣天职的人”。

1992 年路遥去世以后，1993 年1 月，申沛昌代表延安大学出资五万元赞助的《路遥文集》出版问世；同年秋天，申沛昌再度代表延安大学资助三万元给纪录片《路遥》剧组，使剧组能够开机拍摄，这部由作家航宇、导演何志铭合作的三集电视片，是国内影视界最早摄制的以路遥生平为题材的作品，该片保留了大量珍贵的路遥生前影像资料，1994 年拍摄完成。

1995 年11 月17 日，路遥逝世三周年之际，在申沛昌的全力支持和操办下，路遥骨灰终于从西安三兆公墓迁回陕北，安葬在延安大学的文汇山上、就这样，拼搏一生的路遥最终魂归陕北大地，静卧在母校无比温暖的怀抱里，成为延安大学校园内永久耸立的精神丰碑。在这项繁重庞杂的路遥迁葬工作中，路遥的朋友曹谷溪、冯文德、张史杰、霍世仁、赵兴国等也都各尽其力。

岁月荏苒，路遥逝世已近三十年，申沛昌作为路遥生前的恩师和身后的路遥研究会会长，一直在竭尽生命的激情守候着路遥，传播着路遥精神，他作为延安大学卓越的校长，路遥作为延安大学杰出的学生，他们间的师生情谊，已经广为传扬，并注定将成为延安大学的光辉校史和精神传奇。2021 年，笔者在延安采访申沛昌，这位陕北教育大家回顾了往事，并郑重评价路遥的精神：

路遥是中国奋斗者的偶像，路遥成功了，但是他为此付出的是生命，有人问我：路遥为什么会成功？我认为，除了天分和机遇以外，路遥自己的奋斗才是最主要的。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路遥也有缺点，但是路遥的奋斗精神是最值得人尊敬的，能够把路遥的奋斗精神传扬给当今中国最广大的人民，鼓舞人民，教育人民，就是对路遥精神最好的纪念。

（六）林达

林达，1951 年生，路遥的妻子，北京人，时任陕西省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宣传干事。

1969 年1 月，北京知青大军陆续来到古老的陕北高原插队落户，给落后的陕北大地带来一股强劲的现代文明气息，这对刚刚走上文学道路、渴求新思想新文明的路遥来说，不啻是天大喜讯，于是路遥常常翻山越岭，去结交北京知青，与他们展开对话和交流，而且，由于路遥的才华、见识、胆略、能力，在延川县里远近闻名，所以他也是最早与北京女知青恋爱的本地青年。

1970 年，路遥与北京女知青林虹热恋，同年10 月，林虹因具有会讲普通话的优势，参加招工成功，离开了延川县，来到铜川市二号信箱厂做了一名播音员。冬天，林虹因路遥卷入武斗而心有余悸，林虹的朋友代替她致信路遥，提出与路遥分手，这给年轻的路遥造成沉重的打击。就在他绝望的时候，林虹的同学林达出现了。她同情和理解路遥这位心比天高却命运苦难的有为青年，给予了路遥宝贵的温暖和支持，面对林达的关心，外表强悍、内心柔软的路遥被深深感动了，他接受了林达的感情。于是，1971 年路遥开始了第二次恋爱。当时，路遥和林达都是文学青年，区别在于林达是首都高干家庭的女儿，而路遥还是一个贫穷的陕北农村后生，但是，路遥出于感激知音，林达出于爱慕隽才，二人因此拥有了贫穷、动荡年月里的一段珍贵情感。

1973 年，路遥考入延安大学，从此实现了命运的转折。然而，路遥虽然进入城市，有了大学生的身份，但他的生活依旧是一贫如洗。路遥在延安大学上学期间，每月领取助学金19.5 元，1974 年至1975年路遥在西安《陕西文艺》杂志社做实习编辑，每月赚得工资20 元。尽管如此，由于路遥嗜好抽烟，加之他交友广泛，有时他还要帮扶自己贫困的大家庭，所以路遥经常陷入困窘的经济状况。所幸的是，林达在这三年里全力支持路遥求学。由于通讯组长曹谷溪相助，林达每月领取高工资38.5 元，得以在经济上大力援助路遥，使路遥免除了一切后顾之忧，在延安大学全身心地投入读书和写作，追求自己的文学梦想。而林达则是默默地给自己爱慕的恋人做经济后盾，这令重情重义、血性阳刚的陕北汉子路遥感动不已。路遥的朋友白描谈到路遥在大学期间对林达的感激之情，认为：

那时候路遥刚和林达谈恋爱。林达是个北京知青，路遥曾说我这一辈子谁都可以对不起，但是绝对不能对不起林达。林达在他最绝望的时候支持他，不光是物质上，他上大学的被子都是她给他缝的。而且主要在精神上，在他绝望的时候支持他。

事实证明，真男人一定会有真感情，路遥后来以他燃烧的生命献身文学创作，最终成为名垂史册的杰出作家，他用自己的巨大成就回报了林达当年对自己的慧眼青睐和真心付出。而在当时，青年路遥在奋斗的道路上，能够遇见良师益友，还能拥有知心恋人，这无疑是他莫大的幸运。因此，延大三年，是路遥坎坷磨难的人生历程中最温暖幸福的三年。1976 年8 月，路遥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西安《陕西文艺》杂志社做初审编辑，正式拥有了城市知识分子的身份。1978 年1 月25 日，路遥和林达经过七年恋爱，终于走到一起，他俩在延川县城举行婚礼，同年8 月林达在路遥的朋友、作家赵熙的帮助下，调到西安《陕西青年》杂志社做宣传干事，路遥和林达在西安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家。1979 年11 月9 日，女儿路远出生，这时，林达的父亲林彦群、母亲袁惠慈每月寄来30 元，资助他们这个小家庭。对于林达父母的帮扶，路遥是心存感激的，多年以后，他曾对好友朱合作坦承过：

路遥知道这是大家想听他的恋爱经历哩，就说：“我原来谈的对象，不是现在这一个。那一个也是北京知青。谈了一阵后，由于在'文化革命’中，我当过群众组织的头头，还当过延川县革委会的副主任，有可能处理我。我谈的那个对象的一个同学，就给我写信说，你现在处境不好，最好不要把她牵连了。我就给她那个同学回信，说，那就解除恋爱关系吧。而我如今这个婆姨，就和我头一个对象在一块插队，她对我很同情。后来，也不处理我了，我又上了延安大学，她还一直帮助我。我当时的想法是，谁供我上大学，我就和谁结婚。”路遥接着还对我们说，他在经济上沾过妻子林达的大光，路遥说：“人家家里光景好。”

路遥来到省城西安、加入陕西作协以后，他的文学事业从此登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西安作为中国的古老帝都，也是中国当代西部文化的中心地区，堪称人才荟萃之地，陕西作协里更是诗人作家云集、专家学者济济一堂。路遥置身其中，既能与前辈时贤展开交流竞争，又能在各家之间切磋借鉴，这促使路遥尽快摆脱歌颂文学、宣传文学，经过思想观念革新之后，路遥抛弃了假大空模式文学，坚定地走上了现实主义、人道主义的文学道路。因此，从1978 年开始，路遥结束了之前的草创期创作，开启了他在新时期的迸发期创作。

∆ 《平凡的世界》开篇手稿

（七）王丕祥

王丕祥（1926—2016）：路遥的领导，陕北绥德县人，时任西安市《陕西文艺》（后来恢复原名《延河》）杂志主编。

1976 年夏天，路遥即将大学毕业，面临工作分配问题，当时延安大学实行的是“就地消化”，包括路遥在内的1973 级中文系31 名毕业生将全部分配到陕北延安、榆林地区，由于路遥大学期间的文学创作成绩突出，所以他将分到延安地区文化馆。但是，在这样一个安静而又无所事事的单位充当一个寂寂无名的作家，显然不是心气高傲的路遥的志愿。他渴望能到省城西安一展抱负。

就在这时，幸运之神降临到了路遥身边。路遥大学期间去西安《陕西文艺》杂志社做过一年实习编辑，凭借这一宝贵的创作平台，在此期间，路遥的编辑工作做得十分出色，而且连续发表了多篇诗歌、散文、短篇小说，取得了骄人的创作成绩，成为20世纪70 年代中期陕西文坛崛起的知名青年作者。凭借着勤奋顽强和耀眼才华，路遥的工作、创作表现赢得了主编王丕祥、副主编贺抒玉的器重和赏识，两位领导一致认为，路遥这样的人才要是不能进西安，留在陕北实在太可惜。于是，得知路遥即将毕业分配，两位领导都怀揣一颗惜才的心，不远千里从西安赶到陕北，来到延安大学找校长张逊斌商量，想把路遥调到《陕西文艺》编辑部，对此，延安大学的领导是开明的，申沛昌回忆道 ：

王丕祥同志亲自到延大，希望把路遥分到《陕西文艺》编辑部，如果路遥能分到《陕西文艺》编辑部，做专职编辑专业作家，那么他就真正进入了文学的殿堂。

然而，虽然延安大学支持路遥进入省城发展，但是延安地区教育局却不放人，后来，王丕祥打通了陕西省教育厅厅长的电话，厅长恰好是王丕祥在延安时期的老战友，于是问题顺利解决了，梁向阳在《路遥传》中写到这段往事：

就这样，抱着非挖不可决心的《陕西文艺》负责同志做通了延安方面的工作。延安地区宣传部、教育局、延安大学的领导同意他们的要求，连想留路遥的延安地区文化馆也做了让步。只是有一条，等应届毕业生全部分配完毕，再分路遥，这样不至于影响其他同学的情绪。1976 年9 月13日，陕西省革委会教育局正式给陕西省文化局发去《关于延安大学应届毕业生王路遥同志分配问题的复函》，同意路遥分配到省文艺创作研究室工作。

确实，路遥一路走来，能够获得成功，离不开他身后一群贵人的鼎力相助，对此，2021 年，路遥的好友陈泽顺接受笔者采访时认为：

路遥有强大的社会活动能力，他1976 年毕业以后能够去西安《延河》杂志社工作，除了他显露出来的文学才华之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这种活动能力。这对推动他的文学活动并取得巨大文学成就都极为重要，遗憾的是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进行研究和探讨。

中国的古语说：贵人总扶有为者，尽管路遥一生坎坷，都在磕磕绊绊中走来，但他以“自古英雄多磨难”的精神砥砺自己，呼啸前行，最终以生命成就了文学的辉煌，正如他的好友陈泽顺对他的评价：

路遥在事业上也并非一帆风顺，有时候他也会很沮丧，但是他永远都是自信的，永远不怀疑自己的能力，再加之他拥有常人难以企及的毅力，所以他坚持下来了，虽然他仅仅活了42 年，但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东西，早就超越了自然生命能够给予的，在这个意义上，路遥是不朽的。

（八）秦兆阳

秦兆阳（1916—1994）：路遥的伯乐，湖北黄冈人，时任北京《当代》杂志主编。

1978 年9 月，路遥在西安用一周时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在这部小说中，路遥动用了自己早年参加“文革”派系斗争的真实经历，以1967 年大武斗为背景，塑造了一位为民请命、壮烈献身的县委书记，讴歌了陕北人民英勇正义、不畏强暴的英雄主义精神，但是，由于这部作品触及“文革”这样敏感的政治主题，所以小说被路遥寄出去以后，两年间在全国多家刊物走过了一圈，结局无一例外都是退稿，这使路遥陷入了绝望的境地。就在这时，林达托母亲想办法，于是，林达的母亲袁惠慈找到著名作家、广东省出版局副局长黄秋耘，黄秋耘当时被国家出版局借调到北京主持修订《辞源》工作，袁惠慈向他推荐了这部小说，黄秋耘读后很赞赏，把它推荐给北京《当代》杂志主编秦兆阳。于是，转机出现了，梁向阳《路遥传》对此有生动的记载：

就在路遥彻底灰心的时候，戏剧性的一幕果真出现了，命运之神终于把幸运降临到不屈不挠的路遥身上。过不多日，《当代》编辑刘茵打电话到《延河》编辑部副主编董墨那里，明确地说：“路遥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秦兆阳同志看过了，他有些意见，想请路遥到北京来改稿，可不可以来？”董墨很快把电话内容告诉路遥，路遥欣喜若狂，他终于要看到所期望的结果了。

1980 年5 月，路遥应邀到北京《当代》杂志社改稿，来到北京后，路遥怀着感激的心情，拜见了秦兆阳，后来，他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记述了这次拜会：

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赶到了北京。热心的责任编辑刘茵大姐带我在北池子他那简陋的临时住所见到了他。

秦兆阳面容清瘦，眼睛里满含着蕴藉与智慧。他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但没有某种中国知识分子所通常容易染上的官气，也没有那种迂腐气。不知为什么，见到他，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伟大的涅克拉索夫。

秦兆阳是中国当代的涅克拉索夫。他的修养和学识使他有可能居高临下地选拔人才与人物，并用平等的心灵和晚辈交流思想感情。只有心灵巨大的人才有忘年交朋友。直率地说，晚辈尊重长辈，一种是面子上的尊敬，一种是心灵的尊敬。

秦兆阳得到的尊敬出自我们内心。

结果，他指导我修改发表了这篇小说，并在他力争下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

这整个地改变了我的生活道路。

秦兆阳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楷模，这位刚直不阿的老人，1980 年出任《当代》主编，上任不久他就看到了路遥的稿件，于是他慧眼识珠，不仅给路遥发去用稿通知，还亲笔致信路遥，邀请路遥来北京改稿，这对于绝望中的路遥是多么强大的精神鼓舞！路遥来到北京后，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他在秦兆阳的指导下，修改了二十多天，将原稿增加了一万多字，路遥为此曾无限感慨道：“改稿比写稿还难。”与此同时，有一位杂志领导对于路遥的作品持有保留意见，甚至一度与路遥发生了争吵，庆幸的是路遥获得了秦兆阳宝贵的支持，于是《惊心动魄的一幕》终于得以问世，发表在1980 年《当代》第3 期。不仅如此，秦兆阳还为路遥写了一篇评论《要有一颗热情的心——致路遥同志》，热情地肯定了路遥的创作成绩和精神追求，表达了一位胸怀广大的文学老人对路遥的殷切期盼，结尾写道：

路遥路遥，文学的道路的确是很遥远的。我自己仍然在这条长路上艰难地颟顸移步。但愿今后能与你共勉。

的确，秦兆阳与路遥之间，不仅是编辑和作家的关系，更是心灵上相知相通的挚友，路遥有幸遇见了秦兆阳这样的伯乐，他为此感到无比激动，因此他将秦兆阳和柳青共同视为自己的人生导师和文学教父。路遥曾怀着由衷的感恩之心写道：

坦率地说，在中国当代老一辈作家中，我最敬爱的是两位：一位是已故的柳青，一位是健在的秦兆阳。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称他们为我的文学“教父”。柳青生前我接触过多次。而秦兆阳等于直接甚至是手把手地教导和帮助我走入文学的队列。

《惊心动魄的一幕》问世后，得到文学界的一致好评，并接连斩获1981年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1 年《文艺报》中篇小说奖、1979—1981 年度《当代》文学荣誉奖。路遥成为陕西文坛获此三项荣誉的第一位青年作家，从而极大地提升了路遥的知名度，并且坚定了路遥抒写时代、讴歌人民的信心，他真诚地为此感到喜悦，写道：

我几十年在饥寒、失误、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长历程中，苦苦追寻一种目标，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对我都至关重要。我为自己牛马般的劳动得到某种回报而感到人生的温馨。我不拒绝鲜花和红地毯。

1985 年冬天，正当路遥在铜川的大山里埋头写作《平凡的世界》时，突然接到一个长途电话，得知秦兆阳要来西安，路遥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准备拦车赶往西安。然而，连绵的阴雨使山区通往外界的道路阻断，路遥最终没能赶到西安去看望秦兆阳，这使路遥痛感愧疚和难过。直到临终之前，路遥还牢记这件事，他在《早晨从中午开始》里向这位尊敬的老人深深致歉：

但我永远记得：如果没有他，我也许不会在文学的路上走到今天。在很大的程度上，《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这两部作品正是我给柳青和秦兆阳两位导师交出的一份答卷。

路遥故居

（九）王维玲

王维玲（1932—2019）：路遥的文友，山东蓬莱县人，时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

1981 年5 月，路遥来到北京，参加全国优秀中篇小说颁奖大会。在颁奖大会上，路遥结识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副总编王维玲，王维玲对才华迸发、潜力无限的路遥很是赞赏，于是，他主动向路遥约稿，路遥对此深感荣幸，当即答应。同年7 月，路遥冒着盛夏酷暑，来到陕北甘泉县，住进甘泉县干部招待所，开始了酝酿长达三年之久的创作。在21 个黑白不分的昼夜里，路遥浑然忘却了一切，将自己在青春岁月里受过的种种痛楚、迷茫、挫辱、不幸，统统融化进了这部十三万字的中篇小说《生活的乐章》中，从路遥的笔底流淌的是热血，铸造出的是感人肺腑的杰作，这部以农村有志青年高加林的屈辱、奋斗、抗争为主题的人生故事，它是苦难中挣扎的灵魂的歌声，更是路遥为中国农村千千万万奋斗者吼出的不屈不挠的呐喊，因此写完之后，路遥曾预言这部作品：“要么巨大成功，要么彻底失败。”

同年10 月，路遥将作品手稿寄给了北京的王维玲，王维玲怀着浓厚的兴趣读完初稿之后，完全被这部作品真挚炽烈的激情打动了，但他同时觉得，这部作品还存在着一些未尽完善之处，因此他在11 月致信路遥，邀请路遥到北京来改稿，路遥便于12 月来到北京，住进中国青年出版社客房部，开始了修改工作，多年后，王维玲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写道：

他大约在这间房住了十天左右，期间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他竟没有离开过书桌。累了，伏案而息；困了，伏案而眠，直到把稿子改完抄好。

2021 年，笔者在西安采访路遥的文友、著名评论家李星，他讲到路遥修改这部小说时的一件事：

路遥当时写《人生》，小说结局那一部分，是路遥后来加上去的，因为不这样做就没法发表，为了发表，路遥做出了让步。

1982 年1 月，路遥与王维玲通信，讨论作品的命名问题，之前二人已有过多次交流，一直未能达成一致的方案，王维玲毕竟是经验丰富的老主编，他经过深思熟虑后，给路遥回信，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我从路遥稿前引用柳青的一段话里，看中了开头的两个字“人生”。想到“人生”既切题、明快，又好记。大家都觉得这个书名好，于是便初步定下来，我写信征求路遥的意见。⑮

结果，路遥很快回信，感谢王维玲为小说命名《人生》，他在信中写道：

关于那部稿子的安排，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一切就按您的意见安排好了。你们对这部作品的重视，使我很高兴。作品的题目叫《人生》很好，感谢您想了好书名，这个名字有气魄，正合我意。

于是，路遥的小说《人生》就这样诞生了，王维玲准备全力将这部杰作推出去，他在回忆文章《路遥，一颗不该早陨的星》中写道：

为了扩大《人生》的社会影响，我们想在出书前先在一家有影响的刊物上作重点稿推出。我想到了《收获》杂志。

1982 年5 月，《人生》在《收获》第3 期发表了，结果，文学界好评如潮，激起了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响，一时间《人生》风行于中国大江南北，阅读它的读者数以百万，它深深打中了时代阵痛的门槛，更感动了各行各业善良的人们，形成了“男人争说高加林，女人争爱刘巧珍”的“人生”问题大辩论，这股沸腾的文学现象一直持续数年之久，1982 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注定是一个永载史册的年份，而路遥就是当年最为光彩夺目的一颗文学巨星，因而1982年也被后人誉为“路遥年”。趁此热潮，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 年12 月推出了《人生》单行本，王维玲回忆当年的热销盛况，写道：

《人生》于一九八二年十二月正式出版，第一版印了十三万册，上市不久就脱销，第二版印了十二万五千册，一年后又印了七千二百册，总印数二十五万七千二百册。⑱

《人生》的荣誉接踵而来，1983 年，荣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4 年，荣获首届陕西文艺创作开拓奖一等奖；1985 年，根据原著改编的电影荣获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终于，路遥成功了，但那辉煌成功背后的苦难记忆，也许只有如同大山一般沉默而负重的路遥在自己心底铭刻。

（十）张弢

张弢（1946—2010）：路遥的好友，陕北米脂县人，时任陕西省甘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路遥和张弢相识于1975 年，当时，路遥还是延安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大学生，而张弢已经是陕北知名作家，张弢来到延安大学讲演，他的滔滔雄辩和惊人才华震撼了年轻的路遥。路遥一生都在追慕有才有德者，而张弢正是他心目中的最佳朋友。于是，他主动去接近张弢，张弢也被路遥的苦难经历和耀眼才华所打动。于是，两位陕北未来的文化英雄惺惺相惜、一见如故，结成莫逆之交，直到路遥逝世。

从1975 年开始，路遥几乎每年都要去甘泉县采风、写作，他每次都找张弢帮助，张弢是甘泉文化界的领袖人物，曾担任文化馆馆长、文化局局长等要职，他为人既坦荡大气、侠肝义胆，又嗜酒如命、不拘小节，堪称是一位典型的陕北豪侠。那时候，对正在文学上爬坡的路遥来说，张弢是一个令许多人心里温暖的名字，一个热诚无私的好朋友、一个甘心情愿为知名的和不知名的艺术家充当人梯的仗义大哥。路遥每次来到甘泉县城，张弢跑前跑后，为路遥安排吃住，营造理想的创作环境。1979 年，路遥创作的两篇短篇小说《青松与小红花》《刷牙》，就分别发表在张弢主编的文学杂志《泉》的创刊号和第2期上。

1981 年7 月，路遥经过两年的苦心思索，准备投入小说《人生》的写作，张弢得知后，立即邀请路遥来甘泉写作，他理解路遥的贫穷和艰辛，更支持路遥攀登文学的高峰，因此他竭尽一切力量配合路遥写作。对此，2020 年笔者在西安采访张弢的儿子张哲，张哲回顾了当年的往事，并说：

我爸一生中，帮助过上百位作家、艺术家，路遥是我爸最好的朋友，我爸一生最爱有才的人，而且他帮有才的人，不是以此为荣，而是以此为乐。

路遥来到甘泉县后，张弢把路遥的情况报告给甘泉县委书记乔尚法，乔书记指示，让路遥入住甘泉县条件最优越的干部招待所，当时该招待所被誉为甘泉县的“天堂”，不仅如此，由于领导的关心，路遥的一日三餐、外出采风，连同他写作时必备的香烟咖啡、报纸资料，全部都有专职人员和服务员跑进跑出，为路遥提供最周密的照顾，保证他全力以赴地投入写作。与此同时，张弢每天都来招待所里看望路遥，密切关注着路遥的写作进展，每当路遥精疲力竭时，张弢总要拉上路遥，到自己温暖的小家里聚上一聚，为路遥摆上一桌地道的陕北土茶饭，饭后，两位真心朋友敞开肺腑无话不谈，张弢人生阅历丰富，并且口才惊人，既能谈天说地，又能段子频出，常常妙语如珠，路遥在创作中的许多灵感火花，往往就是在这些放言无忌的闲谈中迸发出来的。

1983 年，张弢调入陕西省文化厅，1984 年调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从此，路遥与张弢在西安相聚，依旧保持亲密友谊。1983 年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人生》，路遥和导演吴天明率领演职人员深入陕北体验生活，白天拍摄外景，晚上还要修改剧本，工作紧张而又繁杂。在此期间，路遥和吴天明这两位性格暴烈、作风强悍的硬汉一起共事，难免会因想法不同产生摩擦，所幸张弢是一位调节问题的高手，他时不时地从中斡旋，最后总能大事化小，使整个剧组的拍摄正常运行，直到圆满完工。

1988 年，张弢远走海南工作，最终却因远离陕北、势单力孤，落寞地回归西安。1992 年路遥英年早逝，在他病重期间，张弢和张子良是最早赶到陕北探望路遥的两位朋友。随着路遥的远去，1995 年，张弢在西影厂黯然谢幕，标志着一个光芒万丈的艺术时代的终结。晚年的张弢，在经历了人生的高峰之后落入沉寂，这位曾经发现、栽培、扶助过陕北众多显赫人才的伯乐，最终却被世人遗忘，2010 年默默地离开人世。2020 年，笔者在西安采访西影厂的知名导演何志铭，他对路遥和张弢做出郑重的评价：

路遥的成功，是许多陕北人为他做人梯，张弢就是其中之一。张弢是一位热诚的朋友，每当你绝望的时候去找他，他总会安慰你说：没问题，包在我身上，然后他自己再去犯难，他和路遥、张子良，是我一生中最佩服的三位陕北汉子，堪称是陕北三杰。

路遥与妻子林达

（十一）张子良

张子良（1941—2007）：路遥的朋友，陕北子洲县人，时任西安电影制片厂编剧。

1983 年，当路遥小说《人生》引发的文学热潮席卷中国大地时，同是陕北老乡的著名编剧张子良，向西影厂大导演吴天明推荐了路遥，吴天明读过《人生》后激动不已，于是张子良带着吴天明去会路遥，就这样，三位文化巨子开始了他们人生旅程中的第一次合作。初期的策划工作展开了，路遥担任编剧，吴天明担任导演，而张子良作为当时西影厂第一编剧，担负起帮助路遥修改剧本的责任，路遥的朋友、陕北书法家马治权在回忆文章《亲历“路遥之死”始末》中记载了当年的往事：

路遥《人生》发表后，吴天明要拍电影，而路遥又从未编过电影剧本，吴天明就让张子良友情帮助。张子良在这方面自然是轻车熟路，两个人陕北一闷几十天。而剧本写成后，却只署了路遥一个人的名字。张子良说：“我有近二十部电影剧本，多一部少一部没有多大关系。而路遥才出道，有一部电影剧本感觉一定很好。我的名字冠在前面，喧宾夺主，会破坏这种美感的。”

于是，在张子良的精心修改下，路遥的电影文学剧本《人生》以一种成熟完美的形态出现了，而它的幕后英雄张子良，却只是挂名剧本的责任编辑，对此，2021 年笔者在西安采访马治权，他确认了这件事的真实性：

我问过子良，《人生》的剧本他是否帮路遥改过，他承认了。他说都是朋友，他乐意帮路遥，当然他是西影厂编剧，这也是他的责任。

这就是生性厚道的性情中人张子良，他用自己的劳作扶助着路遥，却被路遥的伟大光辉默默覆盖，由于有了这样一部成功的剧本，加上吴天明导演的精湛执导，该片成为中国新时期电影的里程碑之作，并且奠定了“西部电影”雄浑厚重、直面人生的写实派艺术风格。第二年，电影《人生》隆重亮相，引起了巨大轰动和观影热潮，在那个一张电影票仅售价一角钱的时代，电影《人生》的全国票房达到了一个亿，成为当之无愧的年度电影冠军，路遥因电影《人生》的传播名声传遍全国，吴天明因电影《人生》的成功荣登西影厂厂长。但是，广大民众却从不了解幕后英雄张子良的独特贡献，这就是陕北人厚道大义的杰出代表，而张子良就是陕北精神迸发的熠熠光辉。

1998 年，子良不幸病倒，此后他在轮椅里整整困守了九年，直到2007 年，这位耿直善良的“新时期电影之父”抱着未尽的壮志辞别了人间，没有太多的人能够记住他的贡献。2020 年，笔者在西安采访子良的儿子张军，他谈到父亲时说：

我爸在1978 年以前，从来没有吃过饱饭，但是他和路遥一样，他们那一代人对于国家和民族，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他每天都加班，从来不知休息。

子良与路遥一样，子良是在达到人生高峰时，病魔缠身，逼使他退出命运的竞技场。如果说路遥是汉子，子良就是君子；路遥英年早逝，子良大业未就；路遥生前孤单，子良身后寂寞，然而二人作为真正的人，早已跻身陕北优秀儿子的行列，并将会被永远传颂。

路遥在作家柳青墓前

（十二）王天乐

王天乐（1959—2007）：路遥的四弟，陕北清涧县人，时任《陕西日报》社驻铜川记者站副站长。

路遥出生在陕北一个贫苦而又亲人众多的大家庭里，身为长子，他一直背负沉重的负担，所幸的是，路遥有一位肝胆相照、互为知己的四弟王天乐，理解他的追求，撑扶他的事业，无私无畏地替大哥开辟前行道路，而他甘心情愿做追随大哥的影子，作为回报，路遥也以自己的劳动成果答谢天乐的牺牲和付出。路遥深深懂得，为了他心目中神圣的文学事业，有许多亲人、朋友，为他做了太多的事。因此，路遥绝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而在这些亲友中间，天乐的贡献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动情地述说了他和天乐间的兄弟情义：

我得要专门谈谈我的弟弟王天乐。在很大程度上，如果没有他，我就很难顺利完成《平凡的世界》。他像卫士一样为我挡开了许多可怕的扰乱。从十几岁开始，我就作为一个庞大家庭的主事人，百事缠身，担负着沉重的责任。此刻天乐已自动从我手里接过了这些负担，为我专心写作开辟了一个相对的空间。

王天乐在陕北农村长大，亲身经历过饥饿和动荡年月，因而他少年老成、聪明机智，高中毕业后，天乐不堪忍受极端贫困的生存环境，怀揣着一颗改变命运的决心，他顽强地挤进城市，在延安干起了苦力活。1979 年盛夏，路遥在延安找到天乐，兄弟二人重逢，彼此交心，成为知己。从此，路遥倾尽全力，帮助自己最看重、最有出息的四弟天乐。1980 年将天乐送到铜川鸭口煤矿做矿工，1984 年将天乐调入《延安日报》社做记者，1990 年将天乐调至西安《陕西日报》社，天乐就这样由大哥路遥一路护持着从陕北农村老家走进现代都市。他在二十多年的职业生涯里，两次荣获中国新闻一等奖和数十次省级奖，成为陕西的知名新闻记者，从而实现了命运的转变。

创作一部宏伟的长篇小说，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路遥仅凭一人之力，是根本无法完成的，因此，从1983 年到1989 年，王天乐全副身心协助路遥投入文学远征，成为路遥生活和事业的助手、秘书、经纪人。路遥对天乐的信任和依赖，超过了所有的亲人，而天乐在协助路遥创作的过程中付出的牺牲和代价，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例如，天乐曾在1985 年6 月新婚第二天，便陪伴路遥踏上了前往陕北采风的路，那时，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尚未动笔。路遥构思创作《平凡的世界》，前后长达六年时间，在这难忘的日日夜夜里，天乐陪伴路遥下农村采风，进城市调查，调动各种人脉，联系各地食宿，为路遥解决一切庞杂琐事，小到每到一处住地，天乐替路遥整理房间、收拾行李；大到联系地方领导，天乐替路遥打通关节、安排会面。另外，天乐还要随时保证给路遥提供写作中必备的香烟、咖啡，使路遥得以全身心投入写作。后来，天乐曾在接受采访时，回忆了他当年为路遥所做的事：

路遥每当完成一个篇章会说：“都好了。”就这句话，内容可丰富了，他有一个习惯，写完把稿子放在桌上，然后他就往阳台上一站，直到我要开始收拾房子了。因为我收拾房子，他又不能在场，我怕他管这管那的，他怕我把他的东西给丢了，他一个人写作那么长时间，整个房子成了一个家了，我要一个角一个角把它收拾好，同时要给他登记备案，哪一个包放袜子、手绢、洗漱的，都给他标好，否则他找不到，他为了找一双袜子，可能把五个包打开。于是我都记有目录清单，这种业务我是非常熟悉的，我可以用四十分钟打扫得比服务员还干净，被子都要给他铺好，我怕那里面藏有什么东西，这就是多少年来的习惯。然后他就背个包，可以装车了，到地方后他把这个袋子打开，对照表一看，咖啡在什么地方，糖在什么地方，伴侣在什么地方，一下就都能清楚了。

对此，路遥和天乐共同的朋友高其国持有相似的观点，他认为：

路遥很可能属于那种穷人家的“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幸子”。这导致路遥的自主生活能力差，在后来创作《平凡的世界》的艰难时期全靠天乐照顾。

路遥每到一地，采访当地干部时，他也总是依赖天乐安排，天乐对此回忆道：

我手头拿着《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三部的写作提纲，在采访中要不断寻找和小说中对上号的人物。这样路遥在写作间隙就可以采访这些人物。

不仅如此，天乐还充当了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位读者，他回忆道：

他在招待所写稿。我在县、乡、村采访。路遥不用出房费，和我住在一起，我可以报销。晚上他给我念《平凡的世界》，实际上《平凡的世界》我没有看过，三部全是路遥给我念完的。因为在念的同时，路遥就可以调整和修改字句。

创作是孤独的，路遥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期间，天乐是陪伴他身边时间最久的亲人，当时，路遥迫切需要了解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社会的生活和矿区工人的生活。于是，天乐经常把自己在农村干农活和下矿井采煤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讲述出来，而路遥总是耐心地倾听，然后他将天乐的这些鲜活故事记下来，经过提炼和加工，化成了《平凡的世界》里面充满温馨友爱的陕北老农孙玉厚一大家人和青年奋斗者孙少平自尊单纯、坚毅顽强的艺术形象，每当《平凡的世界》写到一部分完毕的时候，路遥总会将天乐找来，亲自念给他听，然后天乐就会参与到路遥的创作中来，提出自己的看法意见，帮助路遥对原稿进行反复打磨修改，力争使这部未来的大书能够做到尽善尽美。同时，路遥在生活中一旦遇到棘手问题，就会打电话找天乐，而只要路遥召唤，天乐立即放下自己的工作赶到路遥身边，身为记者的他总是使用敏捷机智的灵巧手腕，做到横刀立马，替路遥妥善化解一切矛盾。

2020 年，笔者在铜川采访王天乐的遗孀梁志，她回顾并讲述了路遥和天乐的友爱往事，并且认为：

《平凡的世界》里百分之八十的农村故事素材，都是王天乐口述，路遥记下来。路遥写到哪里，王天乐就跟到哪里，替路遥操办吃住。路遥采风花钱，都是王天乐供着。路遥写作抽的烟、喝的咖啡，都是王天乐给他搞。路遥认识的那些领导干部，都是王天乐帮他联系的，因为处人是路遥的短板，却是王天乐的长项。王天乐什么事情都替路遥办，王天乐对自己女儿的付出，都不如对路遥舍得。

路遥和王天乐生前经常自比梵高和提奥，路遥在世时喜欢阅读《梵高传》，并买下一本送给王天乐。王天乐作为一个男人，应该首先是儿子、父亲和丈夫，可是他作为兄弟，为路遥付出的实在太多了，如果说路遥是秤，王天乐就是秤砣，认真说起来，提奥对梵高只是物质上支持，王天乐对路遥是从精神到物质全方位付出！

路遥没有忘记弟弟的牺牲和付出，他曾经想把《平凡的世界》献给天乐，对此，天乐坚决反对，他在回忆文章《〈平凡的世界〉诞生记》里讲到这件事：

写完第一部后，路遥就在书前面写上：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弟弟王天乐。我坚决反对。我说我决不会跟上你出这受罪的名。如果你这一写，我在这个世界上就活不成了。人家一看，路遥的弟弟跟上他哥也想出名，我才不做这种好看而易碎的花瓶。路遥说，那我再想一想。最后，他终于写成：谨以此书，献给我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

1991 年，路遥将《平凡的世界》送给王天乐，三部书的扉页上分别题赠：“天乐弟存留：我们共同的收获、我们人生的证明、永记我们共同的艰辛与欢欣，路遥，一九九一年元月九日”。1992 年他在绝笔之作《早晨从中午开始》写下题记：“献给我的弟弟王天乐”，并满怀深情地写道：“实际上，《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等于是直接取材于他本人的经历。有关我和弟弟王天乐的故事，那是需要一本专门的书才能写完的。”㉜ 由此可见，路遥和天乐的关系已经超越了兄弟之情，成为可以生命相托的知己，路遥献身文学事业，天乐忘我协助路遥，文学升华了路遥，友情升华了天乐，扬名青史的巨著《平凡的世界》就是兄弟俩用情义、劳作、奉献浇灌而成的文学硕果。

1992 年路遥去世以后，天乐在治丧期间宣布：路遥的财产由林达和路远继承，路遥的账单由我一人偿还。此后，天乐多年来一直致力宣传路遥精神，并妥善保管路遥遗物，准备到他五十岁写作《路遥传》。不幸天不假年，2007 年天乐因肝病猝然离世，享年不足四十八岁。然而，天乐在世时用自己对亲人的无私付出，兑现了他对大哥路遥许下的庄重承诺，事实终将证明，天乐无愧为路遥的好兄弟，他为路遥所做的一切，他和路遥之间的真情义，将会被时间和历史铭记！

1988年路遥在陕西作协

（十三）李金玉

李金玉，1960 年生，路遥的知己，北京人，时任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编辑。

1986 年春天，路遥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完成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当时书名叫作“普通人的道路”，后来路遥的文友、诗人子页建议改为“平凡的世界”。

这部大书耗尽路遥的生命之血。然而，它的出版命运，却是历经坎坷，一波三折。

当时，路遥得知北京《当代》杂志的编辑周昌义来到西安组稿，便将自己的手稿托人转交给他，周昌义阅读手稿后不感兴趣，随后以“《当代》积稿太多，很难满足路遥的三点要求”为理由退稿。对此，路遥没有灰心，他又将手稿交给了作家出版社的编辑，编辑审稿后不满意，认为该书不符合时代潮流，属于老一套“恋土派”，直接予以退稿。随后，路遥寄希望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但编辑对此没有回应。

就这样，路遥付出全部心血的生命之作《平凡的世界》，在当时现代派文学的浪潮铺天盖地席卷中国文坛，大批知名作家和评论家趋之若鹜的社会大背景下，竟然面临着无人问津，甚至无法出版的尴尬困境。严峻的文坛现实，逼使这位刚强的陕北硬汉陷入悲愤交加的心境。就在这时，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年轻编辑李金玉，悄悄走近了路遥身边。

当时，李金玉来到西安，本来是向著名作家贾平凹约稿长篇小说《浮躁》的。李金玉来到陕西作家协会，住进条件简陋的客房部，当她得知路遥刚刚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便向路遥约稿，路遥当时没有明确答复她，但李金玉没有气馁，继续留在西安，为此等候了一个多月。最终，李金玉的真诚和执着感动了路遥，路遥通过陕西作家协会《延河》杂志的编辑徐子心转告她，愿意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交予她发表。6 月，李金玉终于拿到了路遥的书稿，当她通读全书时，便情不自禁地被这部小说的宏伟气魄和深刻内涵所震撼，并且认为：

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作品，书中表现的经历苦难的人们不向苦难低头、积极向上的精神和美好的道德情操深深地感动着我。

2020 年，笔者在北京采访李金玉，她娓娓讲述了当年她和路遥合作的往事，并感慨万端地说：

与其说我成全了路遥，不如说路遥成全了我，我们俩是互相成就。

但是，当李金玉带着《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书稿回到北京，却遇到一些波折，这使身为普通编辑的李金玉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她后来在回忆文章《平凡的世界 辉煌的人生》中谈到这段往事，写道：

我带着《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书稿回到北京。然而，这部书的出版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人认为我丢了贾平凹的《浮躁》，拿回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这使我很郁闷。

当时我承受的压力很大，一方面，我不能辜负路遥对我的信任，另一方面，我也不能违背单位的安排。在两难之中我始终坚信我最初的判断。

在我的坚持和斡旋下，《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于1986 年以精、平两种版本出版发行，这在当时是比较高的规格了。

就这样，李金玉经过不懈努力和艰难斡旋，终于说服了出版社领导，1986 年12 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精装与平装两种版本，这部书第一版的印数是19400 册。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虽然问世了，但评论界对它的评价普遍不高，读者们也对它反应平淡。路遥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正如他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所说：

当然，从总的方面看，这部书仍然是被冷落的。

因此，1987 年夏天，路遥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后，他托人捎带手稿并致信《花城》杂志社，希望继续在《花城》发表第二部。但是路遥的希望落空了，《花城》杂志没有发表，这对路遥显然是个沉重打击。

与此同时，李金玉信守承诺，她所在的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愿为路遥继续出版《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由于这部书的征订数不够10000 册，李金玉找到印刷部负责人邢培元，经过沟通，才使这部书得以开机印刷。路遥为此感动不已，在他看来，全国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的前提下，李金玉冒着风险，才使《平凡的世界》能够出版面世，他从此将这位正直善良的女编辑视为值得尊敬的知己和生命中的“恩人”。

1988 年4 月，《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这部书第一版的印数是9101 册，同年9 月，由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推出小说连播《平凡的世界》取得轰动，推动了这部书的销售，第二次印刷的印数是19000 册。

1989 年10 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平凡的世界》第三部，这部书第一版的印数是10500 册。至此，历经三年的艰辛跋涉，这部耗尽了路遥生命的长篇巨著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路遥六年文学远征的胜利，也是责任编辑李金玉对《平凡的世界》和读者做出的贡献。

1991 年1 月，李金玉作为《平凡的世界》的责任编辑，代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报送路遥，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中国文学最高奖——茅盾文学奖评选。3 月7 日，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在北京揭晓，路遥在五位获奖作家中荣登榜首，从1982 年小说《人生》掀起全国热潮开始，到1991 年成为中国西北第一位茅盾文学奖得主，路遥仅仅用了十年时间，就攀登上了中国文学的高峰，但毋庸置疑的是，路遥的成功是用生命换取的。

事实证明，没有路遥的强悍不屈，就没有反映中国改革开放年代回荡在陕北大地上气势雄浑、波澜壮阔的民间史诗《平凡的世界》；没有李金玉的执着坚守，亿万中国社会的普通奋斗者将无缘亲近并追随他们心目中的人生导师路遥。因此，从文学的永恒社会意义上说，路遥和李金玉对于中国广大读者的贡献，都是值得永久纪念的。

（十四）谢望新

谢望新（1945——）：路遥的文友，江苏金坛县人，时任广州《花城》杂志副主编。

1986年春天，路遥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后，随即面临作品无法发表的困境，就在这时，文友们先后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陕西作协的诗人子页得知此事，打电话给广州花城出版社总编、诗人李士非，向他推荐路遥的这部长篇小说。旅居北京的陕西籍评论家李炳银，也向《花城》推荐路遥的这部新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陕西作协的著名评论家、《小说评论》主编王愚，他和《花城》副主编谢望新是多年深交的老朋友，通过他的热情介绍和强力推荐，谢望新乘坐飞机，专程从广州飞抵西安，来看路遥的这部新作。

谢望新来到西安后，路遥将手稿郑重交付与他，由于已有两次退稿的遭遇，路遥心里多少有些忐忑不安，好在谢望新作为一位眼光独到、见解深刻的评论家，不会被时俗轻易左右，因此，几天审稿下来，谢望新对《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做出了很高评价，认为“这部小说主题鲜明，气势恢宏，立意深刻，耐人寻味，确实是近年来长篇小说中难得的好作品”，(1)决定在《花城》杂志刊发。不仅如此，谢望新还和王愚约定，小说发表以后，联合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向文学界和读者隆重推介《平凡的世界》，得到谢望新鼎力相助，路遥深受感动，因此他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写道：

我至今仍然怀着深深的敬意感谢当时《花城》杂志的副主编谢望新先生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李金玉女士，他们用热情而慷慨的手接过了这部书稿，使它能及时和读者见面。

然而，1986年冬天，北京召开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座谈会在冷淡氛围中收场，评论家们对《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漠视和质疑，使《花城》杂志社面临着是否坚持给路遥发表第二部、第三部的严峻问题。因此，1987年夏天，路遥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二部，他将手稿托人捎给谢望新，并致信表达自己希望继续在《花城》杂志发表的诚意，但是《花城》杂志最终没有发表《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其中缘由，《花城》杂志原主编范汉生后来曾撰文披露此事：

1987年8月路遥托人将第二部稿子带来，由于编辑部人事变动，新组成的编辑部尚在磨合期，在发《平凡的世界》第二部时，内部意见分歧，发排受阻。此时我已离开编辑部，此情况完全不知，后来听说也只能叹气罢了。

《平凡的世界》后荣获茅盾文学奖。三部中《花城》只发一部，未能争取到出版权。这是花城出版社的一个损失，也是《花城》杂志创刊以来的一大失误与遗憾。

（十五）张鹏举

张鹏举（1916——1988）：路遥的医师，陕北榆林人，时任陕西省榆林中医院内科主任医师。

1987年春天，路遥因长期超负荷写作导致身体积劳成疾，到了夏天，他的病势加重，不得不停下手中的笔，来到故乡陕北求医问药。6月，路遥去洛川县找好友王双全，王双全为路遥寻到了老中医王新民治病，遗憾的是未见疗效。路遥随即赶往延安，找到自己的恩师申沛昌，申沛昌对路遥关怀备至，亲自带领路遥去榆林看病，路遥后来曾动情地对好友高其国说到此事：

我能上延大，毕业分配到省作协都是申老师从中协调的，上次去榆林看病，也是申老师带我去的，先见了李焕政，又见了霍世仁，联系好老中医张鹏举。申老师在陕北人很熟，许多领导和申老师是朋友关系，所以上次看病很顺利，方方面面都有人照顾，病也好的快。

 路遥来到榆林城后，立即被热情的父老乡亲包围，其中他的好友、作家朱合作为他跑前跑后，操办治病，朱合作后来在回忆文章《路遥》中写道：

路遥写完了《平凡的世界》第二部以后，累得不行，精神和体力都十分疲劳，而西安城里的大医院，又一下子说不清他究竟得了什么病。于是，他抛开对大城市和大医院的依赖和迷信，跑到榆林城里看中医来了。

 路遥来了，榆林的朋友们都纷纷去看他。但得知路遥有病，需要静养以后，就一般不再去打扰他了。路遥的病，是中医名家张鹏举给看的。由于我们家离宾馆就百十米远近，所以，路遥服用的汤药，一开始都是在我的办公室里用小电炉熬好，再端到宾馆去的。

路遥永远记着陕北父老对自己的恩情，他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饱含深情地写到当时的情景：

黄沙包围的榆林城令人温暖地接纳了奄奄一息地我。无数关怀的乡音围拢过来，无数热心肠的人在为我的病而四处奔跑。当时的地委书记霍世仁和行署专员李焕政亲自出面为我作了周到安排。

榆林著名的老中医张鹏举负责为路遥治病，他凭借高超的医术和丰富的经验，诊断路遥的病是恶热所致，于是采取对症下药，使路遥的身体转危为安，恢复健康，得以重新投入紧张的工作，这对处于创作关键期的路遥来说，不啻是遇到了救星，路遥为此感激不尽，他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向张老表达了深切感谢：

张老开始调理我的整个身体。我像牲口吃草料一般吞咽了他的一百多服汤药和一百多服丸药，身体开始渐渐有所复原。

 《平凡的世界》完稿前后，我突然听说张鹏举先生去世了。我在工作室里停下笔久久为他默哀。我要用我的不懈的工作来感谢他在关键的时候挽救了我。

现在，我再次祝愿他在天之灵安息。

这就是陕北人民，他们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挽救自己的儿子路遥。

（十六）周山湖

周山湖（1947——）：路遥的文友，湖北罗田县人，时任太原《黄河》杂志社主编。

1988年5月，路遥在陕北甘泉县创作《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就在这时，周山湖与《黄河》前任主编、作家成一交谈得知，由于种种原因，原计划刊登在《花城》杂志上的路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二部无法发表，因此，成一建议周山湖尽快和路遥取得联系，争取拿到这部小说在《黄河》杂志上发表。为此，周山湖专程前往西安，约见到路遥以后，他说明来意并向路遥约稿，路遥被周山湖的诚意感动，他承诺将《平凡的世界》第三部交予《黄河》杂志发表。周山湖回到太原后，为了等候路遥交稿，决定将当年《黄河》杂志第3期推迟二十天发稿。

路遥信守承诺，5月25日书稿刚一完工，他不顾劳累得近乎虚脱的身体，立即离开陕北，从延安出发奔赴太原。路遥抵达太原后，周山湖和副主编张发、办公室主任秦溱设宴款待路遥，但是，路遥此时因患有肝病不能饮酒，于是天乐代替哥哥一一谢绝了。路遥在太原留居三天，住在太原冶金招待所，对《平凡的世界》第三部进行最后的修改润色，这三天中路遥足不出户，直到定稿，最终他把书稿复印件郑重交到周山湖的手上。

1988年7月25日，《黄河》杂志第3期隆重发表了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将它作为本期作品头条，并配有画家董智敏为《平凡的世界》创作的题图和插画，篇首刊登了对小说内容精当的简介：

这是一部全景式描写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以农村、矿山、大城市为舞台，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两兄弟演出了不同的人生戏剧。围绕着他们展开好几条爱情线索，缠绵悱恻悲欢离合，无不体现着大变革时期的尖锐矛盾和时代特色，同时又饶有生活情趣，高潮迭起，结局意外。作者笔力雄健，开掘深刻，实在是一部雅俗共赏的艺术精品。现在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为使读者阅读方便，篇首附有前两部的内容简介。

正是因为《黄河》杂志的强力推介，扩大了《平凡的世界》的影响，因此，1991年3月路遥荣膺茅盾文学奖，他在获奖感言中向发表、出版《平凡的世界》的朋友们郑重致谢，其中就包括《黄河》杂志和主编周山湖。

（十七）叶咏梅

叶咏梅（1949——）：路遥的同事，上海人，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主任编辑。

1975年5月，路遥来到西安《陕西文艺》杂志社做实习编辑，期间他结识了来自部队的编辑叶咏梅，当时路遥生活一贫如洗，著名评论家李星曾对笔者谈到路遥当时的一件事：

“1975年5月，路遥来到西安，当时天气已经热了，路遥身上还是穿着过冬的棉衣，看得出来，路遥很穷。后来，好心的同事叶咏梅帮着路遥，把他身上的棉衣改做成了单衣，路遥这才穿上了单衣。”

路遥为此感谢善良仗义的叶咏梅，两人由此成了好同事。

1987年春天，路遥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西德，行前他赴北京办理出国手续。在京期间，路遥在公交车上与叶咏梅相遇，叶咏梅此时已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交谈间叶咏梅问到路遥最近的创作，路遥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送给了她。叶咏梅仔细阅读过全书，感叹不已，她感到路遥这部作品蕴含着重大的人生哲学和朴素深沉的艺术魅力，是一部融真、情、美于一体的不可多得的杰作，于是她下决心把这部小说录制成广播节目，使它早日与生活在平凡的世界里的普通人见面。这对当时处在写作孤独和出版困难两重精神折磨下的路遥来说，不啻是一道希望的曙光。

此后，叶咏梅对《平凡的世界》原著进行了精心地编排，力图情节紧凑打动听众，然后确定由才华横溢、充满激情的青年演播家李野默担任《平凡的世界》播音，这是三位大家的首度成功合作，他们以严谨认真、追求完美的创作心态，为八十年代的广大听众献上了一部穿越时空的经典声光传奇。

1988年3月27日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AM747频道《长篇连播》节目开始首播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用的是出版作品，第二部用的是二校清样，第三部用的是路遥手稿。借助现代传媒技术的强大艺术魅力，《平凡的世界》插上了飞翔的翅膀，走进了千家万户普通人的心灵世界，激起了广泛而强烈的社会反响，正如叶咏梅对这段激荡人心的岁月的讲述： 

中央电台用四个月的时间播放了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后来又在新疆电台等省台重播，它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和亿万听众的瞩目；创中央电台《长篇连播》节目听众来信量之最。回想当初，《平凡的世界》第一部问世时，它静静地躺在书店的书架上，也许因平凡而很少有人问津；可一经电台连续播出，叩动了千百万听众的心，竟使作品供不应求，又进行再版……。电台收到数以千计的听众来信，有学生、教师、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离休干部及待业青年等。他们共同表述了这样的心情：听了《平凡的世界》，它教我们走路，教我们生活，教我们如何去实现自我人生价值。

8月3日，126集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连播结束，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估算，当年国内的听众达三亿之多。与此同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平凡的世界》后，当年共收到全国听众的来信1600多封，这个数字在当时是创纪录的。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也感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响，他们也收到读者来信3000多封，编辑、发行部门还不断收到读者电话，要求购买此书。广大听众和读者对《平凡的世界》的热爱，影响到了评论界的专家学者，从而有力地逆转了社会形势。

路遥感激叶咏梅的义助，1988年6月1日他抱病赶赴北京，向叶咏梅准时交稿，后来他回忆这段往事，写道：

当我和责任编辑叶咏梅以及只闻其声而从未谋面的长书播音员李野墨一起坐在中央台静静的演播室的时候，真是百感交集。我没有想到，这里已经堆集了近两千封热情的听众来信。我非常感谢先声夺人的广播，它使我的劳动成果及时地走到了大众之中。

病床上的路遥

（十八）冯文德

冯文德（1930——1995）：路遥的好友，陕北子长县人，时任陕西省延安地委副书记。

路遥一生中，交往过很多政界朋友，其中，他最为赞赏的是有胆识、有魄力的改革家和平易近人、为民造福的父母官，对此，路遥的文友、作家王蓬曾在回忆文章《苦难与辉煌》中评价道：

路遥与政界人士周旋自有他的见解。他认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搞单纯的艺术几乎不可能，你不理睬政治，政治要来干预你。再说，既然创作来源于生活，生活中有那么一大批干部和整天热衷于政治的人，那些人的灵魂精神七情六欲也是社会组成部分，是很重要的生活，不要讨厌和疏远，而应该积极去熟悉，去了解。政治也可以成为一种艺术。路遥这种认识生活、深入生活的方式为他全景式地表现生活打下了基础。

而冯文德，无疑是路遥一生中交往最深的一位政界朋友，这位集改革家和父母官于一身的干部，早在两人尚未相识的时候，就对路遥做出过帮助，2021年，笔者在延安采访冯文德的女儿冯延莉、女婿李志强，他们谈到了一件事：

“1973年，路遥考大学时，因为文革中他当过造反派，延安大学不愿要他。实际上，申昜当时已经托不动了，他去找冯文德，冯文德有个同学，在延大当副书记，通过各方的努力，路遥最后才上了延安大学。”

路遥就这样在人生关键时刻获得冯文德的支持，并且在以后的岁月里，每当他来到延安采风、写作，总是能够得到主管文化宣传的地委副书记冯文德的大力帮助，李志强对此回忆道：

“冯文德有文化、有思想，1978年他在富县当县委书记，就尝试搞起了生产责任制，他是为了让全县人民过上好日子，这在当时是了不得的事情，省委、地委本来要批判他，但是事实证明他坚持的改革方向是对的。路遥非常欣赏冯文德，他跟冯文德有共同语言，他的《平凡的世界》里的改革家田福军，就是以冯文德为原型塑造的。比方说，冯文德和田福军，都是人民大学毕业的；冯文德的爱人和田福军的爱人，都是女医生；就连田福军的家庭布置，路遥都是依照冯文德的家庭布置来写的。”

不仅如此，路遥每次来到延安，冯文德安排他住进延安宾馆从事创作，而且让女婿李志强在生活上照顾路遥。1992年8月路遥抱病来到延安，李志强负责接待路遥，他将路遥送进延安地区人民医院住院，并在医院照顾过重病的路遥。

关于路遥和冯文德的情谊，王天乐曾在回忆文章《老冯与路遥》中动情地描写过：

路遥在刚刚开始结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时，对我说，在这部长篇小说里他要写一写冯文德。据我知道，在他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中，他曾把郝延寿（延安地委书记）和张史杰（延川县委书记）作为原型，以重要的人物出现在小说中。他说，在陕北现时岗位上的老干部中有很多优秀而杰出的领导干部。但郝延寿、张史杰、冯文德是属于个性、才能、气魄结合为一体的人物，只因生不逢时。

当时，路遥和冯文德个人之间交往不多，但他已在多个渠道自觉或不自觉地了解到很多关于冯文德工作、家庭、学习等方面的情况。我当时在延安报社工作，老冯是分管宣传的地委副书记，所以路遥托我务必找到冯书记当年在富县当县委书记时的各种资料，包括他主持制定的各种文件，和这个时期的所有个人讲话稿。并要我约冯书记在方便的时候，接受他的采访。连路遥本人也没有想到，就是因为这个工作式决定，使他和冯文德在后来的日子里建立起了深厚的情谊，这种人间最珍贵的情谊，一直保持到他们共同走向另一个世界。

记得在延安宾馆中二楼的一间房子里，他们两个整整谈了三天。于是，冯文德就变成了“田福军”永久地走进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路遥也成为冯文德最要好的朋友之一。特别是在路遥先走一步的过程中，已在病中的冯文德给了他父亲般的爱护。

1991年3月，路遥以荣膺茅盾文学奖的巨大荣耀，回报了陕北父老乡亲，冯文德闻讯后惊喜不已，王天乐回忆这段往事写道：

当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时，我和老冯正在富县下乡。路遥晚上把电话打到富县，把这一用六年血汗换来的成果告诉了我和冯文德。记得老冯当时激动得一言不发，在房间里转了好多圈。过了好长时间，他执笔书写了屈原的诗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给我，才动情地说：路遥讴歌普通人民群众，获这个奖是当之无愧的，也是咱陕北人的光荣。

但是，当路遥面临没有足够路费去北京领奖的窘境时，王天乐再次为兄长找冯文德求助，结果，冯文德义助路遥五千元钱，成全了他赴京领奖，对此王天乐追忆写道：

几乎在同一时刻，当我把路遥这次去北京领茅盾文学奖还没有来回路费的消息告诉老冯时，他又一次惊得在房间里转起了圈圈。我敢肯定，他此刻的心情比听到路遥获奖时的消息更加激荡。

我深信全世界的人都不会想到当今一位作家在领文学大奖时穷的连路费都没有。更不会想到，是《平凡的世界》中的“田福军”资助路费帮助这位作家去领这份“荣光”的。

这不是路遥的悲哀！也不是“田福军”的悲剧！

事实证明，冯文德和路遥一样，都是陕北大地培养起来的忠实于人民的优秀儿子，他们俩的血管里都流淌着世世代代陕北受苦人的热血。1988年，冯文德在致曹谷溪的一封信里，表达了他对路遥由衷的赏爱，而这也是冯文德的心声，是一位人民的好干部对一位人民的作家的相知和礼赞，笔者2021年在延安采访曹谷溪，受他的委托将此信公布，以此向路遥和冯文德这两位陕北先辈致敬：

谷溪同志：

您好吧？我在北京学习已三个多月了，再有一个半月，到元月二十日就结束回延。没有给您去信，十分抱歉，但常常记起您，在北京有什么要办的事，如我能帮助，请信告。

我最近有幸看了路遥同志《平凡的世界》两册。我不懂文艺，更不懂文艺批评。但我深深感到同《被开垦的处女地》、《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这些世界名著相比，路遥同志的书是毫不逊色的，也许他的文学和社会的价值有更大更深刻的影响，至少在中国文学史上会这样。语言艺术上的成就，也是《保卫延安》所不及的。它展示的是为必要的生活资料（维持生命、繁衍后代，根本没有奢侈消费的想法和对未来社会的理想）而苦斗着的，处在社会最低层的中国北方农民的血和泪的生活场景。

更是他们崇高瑰丽的不平凡的精神世界。我再三的为许多情节老泪纵横。我们共产党人为这些农民办了些什么呢？我在读的时候，莫名其妙的想到《神曲》，想到中国农民已到了“地狱”的出口处，也就想到谷溪同志，会有这样的诗产生的。我想您有这样的条件和路遥同志一起艰苦奋斗，一定能成功的。我没有资格评论小说，还要乱七八糟的发议论，中心意思就是寄希望于您的劳动成果。

祝您好！

                                               冯文德

                                          1988.12.10于北京

1995年，冯文德因病逝世，第二年，延安各界人士编辑了纪念文集《追思集——怀念冯文德》，缅怀他为陕北父老做出的贡献，其中有一首诗道出了人民的追思和景仰：

艰苦创业五十年，造福一方天地间；两袖清风常自勉，犹将余热酿甘泉。

1992年临终前，路遥与一直护理的弟弟王天笑

（十九）王巨才

王巨才（1942——）：路遥的好友，陕北子长县人，时任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

路遥作为一位有着强烈政治抱负和忧国忧民情怀的作家，始终心系家乡陕北的父老乡亲，因此路遥与陕北许多干部有过友好交往，通过他们关注陕北的改革和发展。其中，原陕西省委书记白纪年，原延安地委书记郝延寿、白恩培、遆靠山，原延安地委副书记冯文德，原延安地区行署专员王巨才，原榆林地委书记霍世仁，原榆林行署专员李焕政，原延川县委书记申昜，原延安县委书记张史杰，原甘泉县委书记乔尚法，原甘泉县委副书记郝东海等，都在不同时期对路遥做出过帮助，而王巨才与路遥的交往时间最久，他对路遥的关心和爱护持续了一生。

1969年9月，延川县展开大规模清队运动，彻查“文革”中的“三种人”，路遥因为做过造反闯将也被调查。次年，王巨才闻知此事，他出于惜才爱才之心，便向延川县委书记申昜力保路遥，最终两人合力帮助，才使路遥解除了罪名。2021年，笔者采访王巨才的秘书、路遥的延大学友徐来见，他讲述了这段往事，并回复道：

老领导肯定地答道：“文革结束以后清查三种人时，我随许效民（时任地委书记）去延川调研，给申昜（时任延川县委书记）讲，中央有政策界限，对中学生在文革中打砸抢过激行为，一般不作为问题提出。后来我在做地委宣传部长和地区领导工作过程中，仍然有人反映这个问题，我还是坚持中央政策和这个态度，路遥这件事总算过去了。”

由此可见，陕北正直无私的干部是多么爱惜和保全路遥这位难得的人才。

1982年，路遥因小说《人生》一跃成为著名作家，次年他回延安，将《人生》赠给好友高其国，大家争相传阅，其中，王巨才读的时间最长，并对全书做出认真评点，高其国对此评价道：

其实，王巨才评点《人生》时，他和路遥并不熟悉，所以一无功利目的，二无熟人之间的顾忌。完全是面对文字，实话直说。

1986年6月，王巨才调任西安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此后，他与路遥有了更多的密切交流，他作为分管陕西省文化宣传的领导干部，始终关心路遥的创作，给予路遥宝贵的支持。路遥对此深为感动并铭记在心，1990年，他将《平凡的世界》赠给王巨才，并致信表达自己对王巨才的真挚感谢，笔者受徐来见的委托，现将此信公布：

巨才兄:

    您好！

    寄上所完成的拙作《平凡的世界》三册，请批评指导。您是我的领导，也是同行和朋友，加之同饮一条秀延河长大，相信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作品有众多不足和缺憾，可以慰藉的只是我在其间倾注了我对咱们那块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满腔的挚爱之情。我当作新的努力,以答报父老乡亲和朋友们的厚望。

    致敬意！

                                                     路遥

                                                    1990.4.4

1991年3月，路遥荣获茅盾文学奖，成为陕西文坛最耀眼的作家，这时陕西省作家协会面临换届，王巨才申报陕西省委，力争使路遥成为新一届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然而，作协内部出现了反对者声音，于是王巨才多次出面给人做思想工作，徐来见在西安接受笔者采访时谈到此事，他说：

“路遥当陕西作协主席，是老领导报请省委内定的，当时陈忠实心里不舒服，因为他的年龄、资历、地位都比路遥大，1975年他到延安大学办讲座时，路遥还是大学生，所以他给老领导写信提出反对。老领导给陈忠实回信，给他做思想工作，谈到：第一，路遥获茅盾文学奖；第二，路遥比你年轻；第三，路遥有组织能力，省委是从大局出发做决定，不存在偏袒。陈忠实收到信后，又给老领导写了一封长信，表示他完全理解并拥护省委的决定，老领导为了保护路遥，实在是做了很多工作。”

对此，路遥的同事、作家航宇持有相似的看法，他在纪实文集《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中记述了路遥对他讲过的话，写道：

路遥说，你还不知道，我给你透露一个秘密，你不要告诉任何人。省委让我担任下届作协主席，还是他（王巨才）给我争取的。我听说有一些人不同意，甚至跑到省委不停地告我，害怕我当作协主席，知道我这人不好对付，非常厉害，而且有些霸道。其实我怎能这样胡闹，现在又不是文化大革命，想整谁就去整谁，那我成什么人了。再说这些人根本没必要担心，我当了作协主席，肯定会一心一意把作协的事办好。

就这样，王巨才的保护和成全，使路遥有惊无险地度过了这场风波。

1992年，路遥病危期间，王巨才全力帮助路遥转院救治，徐来见曾对笔者转述王巨才的话：

“我在省上工作，筹备召开作代会，已报省委同意，决定路遥任下届省作协主席，不料他竟在开会前去世。他病危时，我派杨学义（时任省委宣传部干部处长）等到延安将他接到四医大医治，最终还是没有抢救过来。”

1995年，路遥的骨灰被延安大学接回，隆重安葬在文汇山，王巨才为此次移葬工作提供了经费支持，保证工作能够启动运作，对此，曹谷溪在回忆文章《路遥与霍世仁》中写道：

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巨才看到这两份材料后，让文艺处处长王兰英给我带了一个“口信”，他让我以延安大学的名义，给宣传部一个报告，他为“路遥”骨灰重新安葬争取点支持。申请五万元，她给拨了三万元，解决了路遥陵园建设的燃眉之急。

1995年7月，王巨才调任北京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后来，他多次回陕北，探望路遥的故居、纪念馆，并撰文、题字，表达自己对路遥深切的悼念。2002年，王巨才在路遥逝世十周年之际致函路遥研究会，高度称颂了路遥：

延安大学校办即转沛昌同志：

因故不能前去参加路遥逝世十周年纪念活动，殊感怅惘。

十年前，路遥是在人们的一派欢呼声中，干净利落地完成了命运的高难动作，悄然退出人生的竞技场。

十年了，路遥留出的位置一直空缺，使整个社会为之焦灼。

但我深信，在他的校友中，老乡中，同行中，总会有人继之而起，向更高的目标冲刺。

文坛不能没有路遥。

路遥的空位不能总付阙如。

                                                   王巨才

                                             2002年11月12日

2007年，路遥逝世十五周年之际，王巨才应延安大学之约，写下《在路遥墓地前》，以精粹的文字、饱满的激情对路遥的一生做出了精当的评价：

平凡的世界，多舛的人生，倔强的脊梁，高贵的灵魂。路遥这个孤独而又隐忍的跋涉在黄土高原上的陕北硬汉，也许就是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版图上的最后一个殉道者。

路遥得遇王巨才位文学知音是幸运的，王巨才也记着路遥这位文学知交，他曾作诗追怀路遥，以动人的诗句抒写了两人共通的心灵：

萧萧落木河岳冷，惊看中天又沉星。老杜已矣路遥走，倩谁健笔写苍生。

留得血痕与泪痕。千秋著作百代心；正是花繁叶茂时，缘何一念去渺旻。

女儿路远给爸爸献上生日贺卡，这是两个世界的对话

（二十）陈泽顺

陈泽顺（1951——）：路遥的好友，河北蔚县人，时任陕西人民出版社《文学家》杂志副主编。

1969年1月,陈泽顺跟随北京知青大军来到陕北农村插队。1974年，陈泽顺考入延安大学中文系求学，大学期间，他以出众的才气引人瞩目，与路遥、樊高林并称为中文系“三剑客”。1977年陈泽顺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延安地区文化馆工作，从此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1985年陈泽顺因创作成绩突出，被调至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担任《文学家》杂志副主编。来到西安后，陈泽顺迅速成为陕西文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在西安期间，路遥与陈泽顺好友重逢，关系相处得融洽亲密，陈泽顺逐渐成为路遥生命后期信任和倚重的朋友。同时，陈泽顺也以他北京知青的身份，与林达保持着紧密联系，尤其是到了路遥生前的最后几年，路遥和林达之间的交流，很多事情都是由陈泽顺居中解决的，他实际上已经成为路遥和林达家庭中不可替代的关键人物了。1992年路遥去世，第二年陈泽顺离开西安，调任北京华夏出版社副社长。

2021年，笔者费尽周折，终于联系到远在美国的陈泽顺。他接受了笔者的采访，全面回顾了他与路遥长达十八年的友谊，并充满感慨地写道：“可以说我是路遥唯一信得过的朋友，我们有长期并且很深的交往，感情弥深。”

20世纪70年代，王天乐在延安街头干苦力活，就得到过陈泽顺的热心关怀，他经常领着天乐到自己家里吃饭。那时，年少的天乐像对待大哥路遥一样，也称呼陈泽顺“哥”。到了80年代，陈泽顺来到西安，由于他的家境相对优越，所以路遥常去找陈泽顺寻求帮助，陈泽顺也总是慷慨地支援路遥，其中包括路遥花费数千元为自己心爱的女儿路远购买钢琴，这笔巨款就是陈泽顺对路遥的无私援助。谈到这些往事，陈泽顺在信中大度地表示：

1990年以后，我跟路遥、天乐一起做了些事情，赚了些钱，各自都改善了生活条件，因此不能说路遥直到离世在经济上都是困窘的。当然，路遥开销大一些，有时候会周转不过来，朋友们帮一些也是有的，路遥就不止一次从我这里拿过钱，这都是朋友间心照不宣的事情，没有必要特别记忆。我和路遥、天乐相处如兄弟（天乐一直称呼我为“哥”，这与他刚走出家门在延安大砭沟打工时我关照过他有关，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孩子），路遥时不时就要来我家，我们一起吃一顿陕北饭；天乐从铜川来西安，也总是会来看我，对于我来说，关于那段时光的回忆是很温馨的，温馨到我不愿跟无关的人说的程度。（31）

就这样，陈泽顺逐渐成为路遥的知心好友，他以豁达热诚的性格、灵敏活跃的机智、饱满旺盛的精力、圆熟精悍的才干，帮扶路遥的生活，辅佐路遥的事务，赢得了路遥的高度信赖，将他视为自己的心腹知友。因此，进入90年代，路遥料理一切事情，从文学创作到仕途发展，都离不开他和王天乐、陈泽顺共同的谋划，其中包括1992年陈泽顺为路遥策划出版《路遥文集》，陈泽顺在信中回顾了这件事：

编辑《路遥文集》的时候，路遥深情地对我说：“这是我前半生的重大事件。”他对我充满了感激，特别以《人生》手稿相赠，遗憾的是在料理文集出版的过程中，遇到了太多的困难（那时候路遥作品的行情还不像后来这样好，再加之出版社某些领导同志观念陈旧——他们认为不应该给还在世的年轻作家出版“文集”。而“文集”的设想是我提出来的，一开始路遥也忐忑，是我说服了他。《路遥文集》的装帧设计思路，也是我参照《鲁迅全集》提出来的，我估计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

路遥作为作家，他将出版文集视作自己生命终结前的大事，因此，他将《人生》手稿赠予陈泽顺，从中可以感受到路遥对待朋友的赤诚之心，而这就是陕北人的重情重义。

路遥也是政治家，他毕生忘怀不了政治。1992年路遥病重期间，他仍然在规划陕西作协的人事安排，准备任命陈泽顺为《延河》杂志主编，王双全为后勤部长，李志强为办公室主任，他曾不止一次设计过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他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有许多目标等着他去完成，他还有割舍不下的亲人和孩子，但是，11月17日早晨，路遥不幸病逝，只留下未尽的壮志和无尽的憾恨。11月21日，陈泽顺怀着巨大的悲痛参加了路遥的葬礼，并代林达撰写了挽联，他回忆这件事，写道：

林达要我替她写一句挽联，我拟了数条，她最终选择了“路遥：你若地下有知，请听我的泣诉”这句话。

由此可见，陈泽顺在路遥和林达夫妻间起到的沟通桥梁作用，是任何人无法替代的。2021年，陈泽顺在回忆文章《记忆一个远去的人》中追忆往事，抒发了无限感慨：

1992年11月17日，路遥不幸去世。自从1974年在延安大学成为同学以来，我和路遥一直维系着无人可以替代的友情，这是一种彼此完全不设防、不用言谈解释就可以默契做事的状态。在他活着的时候，已经确认路遥出任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我们谋划了很多事情，包括把我从出版社调到作协、筹办大型文学双月刊《西北文学》等等，我们也做了很多只有亲密无间的人才可以共同做的事情。路遥的猝然离世，我犹如失去了半个天空，不得不调整自己的事业和生活计划了。1993年底，我调动工作离开西安，返回阔别25年的北京。

陈泽顺调到北京后，李金玉将路遥《平凡的世界》的出版权，郑重转给了陈泽顺所在的华夏出版社。于是，陈泽顺怀着饱满的热忱，付出辛勤的劳动，为路遥整理了全部遗作，先后编辑出版了《路遥文集》、《路遥中篇小说名作选》、《路遥小说名作选》、《平凡的世界》，为保存、整理和推广路遥的作品，做出了重大贡献。

作为永远的朋友，陈泽顺对路遥始终保持着敬意，他致笔者的信中郑重写道：

路遥是一个大写的人，他值得我们敬重。

结语

综上所述，通观路遥一生中对他做出重要贡献的二十位扶助者，其中有十二位出自陕北，有三位是曾经落户陕北的北京知青（妻子林达、好友陈泽顺、同事叶咏梅），其他来自北京一人（李金玉），来自湖北两人（秦兆阳、周山湖），来自山东（王维玲）、江苏（谢望新）各一人。由此可知，路遥的成长、奋斗、成功离不开众多的亲友、贵人的强力扶助，尤其是陕北的恩师挚友、领导干部，他们以甘当人梯的奉献精神和为国惜才的无私热诚，共同造就了一代文学大家路遥，辉映着中国当代和未来的文学苍穹。

陕北，北斗七星照耀下的这片苍凉原野，历史上是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交融地带，贫瘠荒蛮的自然环境、封闭传承的文化环境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强悍勇武、雄浑淳朴的民族性格，使得这块神奇沃土成为孕育英雄和史诗的地方，依托此强大的文化背景，陕北民间逐渐形成本地域的独特文化，每座山、每道沟、每个村庄，每走一步都有如诗的传说和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上世纪30年代来到陕北后曾经感叹：“走向陕北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中华民族文化”，陕北高原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高原，充满了外向与张扬、乐观与动感、神性与诗意、率真与天然、憨实与忠勇、爱生与护群等独具魅力的文化基因。路遥作为陕北高原的儿子，就诞生在这片深厚的文化环境里。

我们要解码陕北文化的基因，必需了解它的两大特质：英雄崇拜和族群意识，前者是因为陕北是一块历史上盛产英雄和响马的草莽之地、所谓“天高皇帝远”的自由王国，古代有斯巴达克斯式的农民领袖李自成，近代有罗宾汉式的人民英雄刘志丹，当代又走出了一位文化名人路遥，路遥就是将陕北的草莽英雄气概和浪漫诗人气质高度融合，加上他用生命搏击苦难，用奋斗改变现实的当代精神，闪耀在中国文学史的灿烂星空。后者是因为陕北历史上曾长期处在落后状态，贫困苦寒、荒渺千里、人烟稀少、交通蔽塞，生存环境极其艰苦，因而，不甘心的陕北世世代代受苦人，唯有高度团结组成强大族群，才能战胜严酷的自然环境共同依傍生存下去，因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刚摘掉“苦贫”帽子的陕北迎来文化的春天，成百上千的文学创作者们成群涌现欲以文学改变命运的新时代到来之际，陕北从领导干部到父老乡亲无不尊重文化优待作家，在这种浓厚文化氛围里终于培养出著名作家路遥，而路遥的背后不知站立着多少陕北的无名英雄为他甘做人梯，而这就是陕北这块厚土高天的集体精神，因此它当得起“天之高焉，地之古焉，唯陕之北”的至高礼赞！

路遥作为陕北之子，他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行动主义就扎根于他的故土，当然，与他伴随终生的还有大地一般深重的苦难。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人生是花，苦难就是土壤”，路遥就是从千百万受苦人中间成长起来的奋斗者，他从苦难中迸发，回馈大地温暖；他坚信只要有人存在，世界就不冰冷；他永远不知疲倦地为人民写作，为时代发声；他在讴歌千千万万劳动者平凡而伟大的灵魂同时，也使自己短暂而辉煌的生命实现了永久的升华与超越。因此，对于我们这个历经劫难却又永恒不灭的古老国度，对于我们这个理想缺失而又文学疲软的物质年代，对于我们这个芸芸众生蜗居一隅的小小星球，路遥都是高扬的精神旗帜和不朽的生命图腾。

如同伟大的画家梵高说过的话：“只要活着的人活着，死去的人就不会死去”。

路遥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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