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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稍黄了 文/李立民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常常听老人们说这样一句话，“麦稍黄饿断肠”。大部分人至今记忆犹新。改革开放前，甚至推算到解放前的旧中国。那时物质生活极度匮乏，吃不饱穿不暖，特别是吃饭问题，长年生活在饥饿状态，每到春节过后的几个月，青黄不接，度日如年。只有经历过体验过的人，才能理解饿断肠是什么滋味。从古至今，冬性小麦是当地主要的粮食作物，从上年九、十月播种，等到来年六月前后收获，整整需要八个月左右的时间。因品种、气候、地理位置不同，时间上多少有差异。每年春节前后，就是立春，说明春天来了，小麦开始返青，清明前后，小麦到了生长拔节，抽穗扬花阶段，立夏，小满过后十多天，是小麦成熟收获的节点，如果没有天灾，一年的辛苦总算看到了希望。过去在青黄不接的年月，农户大部分粮食都接不上新粮，不够吃。特别是旱塬地区，吃了上顿没下顿。经济上没有收入来源，不是借粮，就是借钱到外地卖玉米。当时生产队也种大麦，大麦比小麦早熟一二十天。本来是用做牲畜饲料，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生产队就把大麦先借给农户度日。现在回想起来，用大麦面蒸的馍非常难吃，但是没有办法。不吃就会饿肚子，只要人饿不死，难吃也得吃。六月底小麦收打完后，生产队颗粒归仓，首先考虑集体向国家交公购粮，然后再根据总产量，按家庭人头分粮，有劳动力的分多少，没劳动力分多少，铁打的政策严格细致，不讲情面。每年分的粮食都是不够吃。同时由于吃用单一，粮食显得特别的不够吃，家庭人口多，青壮年多，要不了半年就有可能断顿。因此才会出现“麦稍黄饿断肠”的尴尬。粮食生产过程，需要优良品种、水肥、机械化，天时地利人和。1978年之前，社会体制是人民公社，生产队，大锅饭，农业生产处于低效率，低产量水平，不具备高产稳产的条件。那时候，一亩小麦二三百斤都算高产，有些也就一二百斤，广种薄收，加之农业人口众多。因此，僧多粥少，粮食产量不过关，饥饿司空见惯。大家都一个屋檐下，一阵地里跑，谁也不会笑话谁。黄连苦，贫穷更苦。穷的连饭都吃不够的时候，饥肠辘辘，好像人们尊严都丧失了。经常有人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难怪就有“饥饿生盗贼”一说。粮食不够吃，到了一年的后半季，红苕，玉米还没成熟，经常有人光顾。上几代人就是这样的熬日子。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也许听来不可思议，天方夜谭。但确实真切的发生过。不堪回首的过往，是几代人的记忆。粮食作为人类生存生活的必须品，始终是头等大事。粮食作物种植，有一年一料，一年两料三料，虽然生长周期不算长。当年当料收获的五谷杂粮，就要保证来年囤里有粮，每天睁开眼睛，就要吃饭。当没有可吃的粮食，吃饭谈何容易。1978改革开放之后，吃饭问题基本解决了。增产增收还是停滞不前，老牛拉车，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资料不完全具备，生产劳动仍然是人力和性畜，粮食产量没有明显增长，劳动效率不高。一是没钱买农资，二是思想观念落后，故步自封，不接受新生事物，发展缓慢。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变化，种子化肥，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风调雨顺的年份，旱地亩产量也能达到七八百斤。粮食产量不断提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目前大小农用机械家家户户都有，选什么种子，用什么肥料，田间管理精细化，联合收割机多快好省，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解放了生产力。纵观家庭土地承包责任制，经营模式经历了三个阶段，初步尝试阶段；稳定磨合阶段；土地确权稳定。给农民吃了定心丸。调动了广大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粮食生产出现了新的生机。除过自给自足，余粮卖到市场，保证了十几亿人的吃饭。回眸历史长河，农业生产的变迁经过了两千多年，自古以来，种地纳粮，交税是天经地义。到了2006年，国家政策调整，农民不再交农业税。这意味着沿袭两千年之久的农业税的终结，具有里程碑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减轻了农民负担，农民的公民权利得到保障。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重大举措，深得人心。此时的改革开放已经到了转型期。土地承包责任制延长一轮又一轮。社会发展不断进步，制度创新，政策利好，现在的人们不再为吃饭发愁，不会再饿肚子。如今物质极大丰富，人们不仅仅能吃饱，而是追求吃的更好。农业生产多元化，水果蔬菜，肉，蛋，奶也成为普通人的日常消费，超市货架上琳廊满目，应有尽有。饥饿已经成为过去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无农不稳，粮食永远都是国之本，节约粮食，保证粮食安全，人人有责，饥饿才会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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