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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景陶，男，1925年2月出生，1949年5月参加并从事税务工作，1985年3月离休，离休前任湖南省衡阳市税务局江东税务局局长。 本文根据胡景陶前辈回忆，老赵略作修改。 1949年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中原军区、华东军区、第四野战军一部共120万余人，渡过大江，向东南发展，非常迅速。
1949年4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下达撤退命令，4月23日，大部分军政人员沿着京杭国道，一路迁往广州。 1949年4月24日，解放军兵不血刃占领南京。
1949年5月，湖南衡阳国税局接到国民政府财政部的电令，遣散全部职员，每人发给相当于3个月工资的遣散费。 此时，在衡阳国税局工作的地下党员朱次林同志根据中共两衡工委的指示，秘密串连了进步青年职工杨寿疆、刘少华、陈其起、李木初、胡景陶统一行动，拒领遣散费，坚持留守，保护财产，准备迎接解放。
6月，国税局局长周志坚召集没有走的职员开会，说要请假送家眷回长沙，局里的事暂托股长殷襄负责处理。因遭到大家反对，他便采取缓兵之计，表示暂时不走了。但就在当天半夜，他拔开房后的竹篱笆带着家眷悄悄地溜走了。 周志坚溜走后的第二天，朱次林同志立即召集留守的几个人开会，研究决定： 一、是全部集中到局里吃住，轮流值日和巡逻，不能擅自离开，以便统一应变行动； 二、是留守期间只有饭吃，没有工资拿，要坚持到解放； 三、是能收到的税款，尽量收取银圆，作为迎接费； 四、是保证好人民财产不受损失，指定胡景陶负责保管档案资料，清理档案资料，并造册进行登记，杨寿疆、刘少华保管家具财产。 这样,衡阳国税局逐渐成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一个活动地点，常来传达工作指示、研究斗争形势和斗争方法的有中共两衡工委委员卢其超(当时是中学教员身份，解放后任衡阳市委统战部长、市政协副主席)、中共地下党员刘竹承(当时是力报记者身份，解放后任湘潭师范学院副教授)、粟受祺(当时在湖南省银行衡阳分行工作，解放后任衡阳市人民银行行长)以及陈蕴岳、徐实等同志。 中共工委的同志们在楼上学习文件和研究工作时，国税局留守人员就负责在楼下放哨，胡景陶还接受朱次林布置的特别工作任务，负责将衡阳市较大的工商业者情况调查清楚，供中共地下党组织对他们进行团结教育和统战工作。 1949年8月，衡阳警备司令部包围力报社搜捕中共地下党员，刘竹承同志闻讯成功逃出，由朱次林同志安排到胡景陶家洪家塘七号楼上隐藏了两天,后设法转移到长沙。 国民党三十一分部看到国税局房屋较宽敞，后面又有一个小院落、小公馆(原供局长住)，便暂住下来，还在大门口派了岗哨。三十一分部还规定除国税局留守人员外，其他人不能随便进出。这倒成了中共两衡工委的“保护伞”，他们哪里知道，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中共地下党正在积极活动呢!
1949年中秋节后的一天，衡阳市宣布解放，随即成立了军管会。 刚过两天，军管会便派了马、王(王文会同志，后任市委副书记)两位代表来衡阳国税局视察，在了解了留守职员组织的迎接解放工作时，他们表示满意，同时也嘱咐大家将全部财产及档案资料准备好，随时等待移交。
又过了几天，以范平局长(后任省建设银行行长)为首的接收班子进驻衡阳国税局，并指定王开贵、武夺锦两同志接收移交。留守的人员也由衡阳专区税务局全部接收为人民的税收工作者，并且要大家分别通知原衡阳国税局的工作人员，欢迎他们回来参加革命工作。大部分离开的人员都闻讯赶了回来。这样，衡阳专区税务局利用原衡阳国税局的房屋、人员及接收的档案资料、票证等迅速地开展了人民税收工作，为衡阳市的恢复重建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胡景陶，男,1925 年2月出生,1949年5月参加并从事税务工作，1985年3月离休,离休前任湖南省衡阳市税务局江东税务局局长,现享受副处级待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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