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教授，精通古典语言文学；他是一位诗人，用激越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他是一位哲学家，对传统道德和价值进行了彻底地批判和重估；他是一个孤独的漂泊者，不归属于任何团体，不受任何权威的束缚；他宣告了“上帝已死”的消息，但并不是恶魔，而是一个直面虚无主义的挑战并寻求新的价值和意义的思想先驱。他，是尼采。 尼采肖像 西方哲学由近代转向现代的过程中，尼采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他不只是一位关心人生问题的诗性哲人，更是一位对理性、道德、宗教、文化等西方哲学核心问题有着透彻思考并开辟了新路径的伟大哲学家。他意识到传统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的衰落，为了克服虚无主义，他提倡一种彻底的虚无主义，即把虚无主义推到极致。通过否定一切最高价值，为一切价值的重估和形而上学的重建铺平道路。 上帝已死与虚无主义19世纪80年代是一个乐观、进步、发展的年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尼采宣布了他的惊人发现：“近来最重要的事件——'上帝死了’，即对基督教上帝的信仰是毫无价值的——已经开始对欧洲投下了第一道阴影。”尼采认为，这个恼人的消息还需要几个世纪才会成为欧洲经验的一部分，但到那时，所有传统价值都将失去约束力，欧洲的虚无主义将成为一个事实。虚无主义，被尼采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提出，并成为尼采哲学思考的出发点。 什么是虚无主义？屠格涅夫在小说《父与子》中把虚无主义者描绘为“不向任何权威折腰的人，他不把任何原则当作信仰，不管这个原则怎样受到广泛的尊敬”。尼采从价值出发，认为“虚无主义就是丧失最高价值，缺乏目标，缺乏对'为何’的答案”。其中所谓的“最高价值”是指历来形而上学所设置的赋予生存以终极根据、目的和意义的本体，从柏拉图的理念到基督教的上帝都可归于“最高价值”。 欧洲近代的虚无主义始于基督教信仰的破灭，尼采用“上帝死了”来描述它。上帝，在基督教信仰中不仅是全知全能的存在，更是价值体系的核心，是道德律令的颁布者和道德行为的审判者。随着“上帝死了”，基督教的价值体系崩溃，这意味着欧洲文明丧失了以基督教价值观为基础的约束力和建构力，人们失去了基点、目标和理想，变得茫然无措，随之而来的便是整个文化领域的混乱和失序。 尼采认为，虚无主义是西方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价值和理想崩溃的必然结果。它既体现出现代人的沉沦和无所适从，又展现出现代人摆脱传统道德、重估一切价值的渴望。在尼采眼中，历史的转折点已经来到：人类不是向动物式的野蛮状态沉沦，就是克服虚无主义。但是，虚无主义只有被推向极端并转化为它的反面，才能被克服。 尼采之前的哲学家们一直认为历史和世界是有意义的、合理的和正义的，并不是盲目的和偶然的。存在着一个由上帝确立的世界秩序，人类在其中拥有一个有意义的位置。这一切随着尼采的出现而崩溃。对他来说，哲学和宗教的世界观只表达了人类逃避混沌的需要，因为没有对世界的持续“伪造”，人类就无法生存。 尼采把世界视为混沌的，没有计划的，只是一场命运的游戏。换言之，我们的思想总是要求一种严格的逻辑形式和结构，但事实上并没有所谓的形式和结构。为了活下去，为了和平和安全，我们赋予生存以形式，并加上“意义”和“目的”。而人有一种特别的能力，将我们赋予世界的结构逐渐理解为世界自身的结构，一种上帝创造的秩序。当我们意识到生存是无法用“目标”、“统一性”、“目的”和“真理”等概念来诠释的时候，我们就会被价值的虚无感所击中，世界就显得毫无价值。 虚无主义只是尼采的起点，而非终点。在尼采那里，“上帝死了”的思想唤醒了对于世界的一种新的理解。在基督教传统中，道德和真理根源于上帝，如果“上帝死了”，道德和真理的基础则不复存在。在虚无主义时代，如何才能获得新的价值导向？尼采的答案是，在生命之光的照耀下谈论价值，把生命本身作为价值标准。 重估一切价值：对宗教、道德和科学的批判尼采的主角，查拉图斯特拉，旨在超越上帝，克服虚无主义，前提是重估一切价值。而重估的标准是：“迄今为止它们是阻碍还是促进了人的发展？是否使生活困惑、贫困、退化？或者与之相反，它们自身就显现了生活的充实、力量和意志，或者显现了生活的勇气、信心和未来？”（《论道德的谱系》） 尼采非常重视这种估价，在他看来，“任何民族，倘若不首先进行估价，就不能生存”（《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重估一切价值”是尼采为自己的哲学提出的中心任务。重估一切价值中的“一切”，上至古希腊，中连基督教信仰，下接近代科学理性主义思潮，内容包括知识、伦理、艺术的全部领域。果然如尼采自称，他是“炸药”，是“真正的破坏者”。 重估一些价值主要体现为对宗教、道德和科学的批判。 对基督教的批判：“那高傲的伪君子，就是上帝了”早在中学时期，尼采阅读了大卫·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就对基督教信仰有所动摇。进入大学后，研读了大量希腊文献，并开始对《新约》进行追本溯源的批判。在《悲剧的诞生》（1870）中，尼采首次攻击基督教，影射基督教牧师是险恶小人，悲叹德国精神背离神话故乡，在服侍险恶小人中度日。而在《快乐的科学》（1882）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1885）中，“上帝死了”的命题被正式提出。 关于上帝，尼采并不单纯地将其理解为一种宗教的力量，而是将其理解为一种独立于人的客观性价值：所有的价值和道德标准都是上帝给予的，因此道德有了一个宗教的基础。对尼采来说，“上帝之死”意味着剥去了价值的客观性，重新发现所有的价值是人的创造。这一发现是毁灭性的，使人们认识到，两千年来所崇敬的东西只是人的创造，而不是神的创造。 关于形而上学，在尼采看来，传统哲学理解为现实的存在（即实体），其实并不存在，只有可见世界的生成和变化才是真实的存在。时空之外，没有实体，没有可知世界，没有永恒理念，只有一个在时空中展开的感性世界，只有这才是真实世界。因此，查拉图斯特拉规劝众人：“兄弟们，我祷求着：忠实于大地罢，不要信任那些侈谈超大地的希望的人！无论有意地或无意地，他们是施毒者。他们是生命之轻蔑者、将死者，他们自己也是中毒者……让他们去罢！” 尼采认同赫拉克利特的说法：一切皆流。尘世中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只有运动、时间、生成，“此外无他”，所谓“真实”的世界只是一个谎言。在尼采的理解中，形而上学贬低了感性世界，代之以一个号称是真实世界的想象的世界，一个虚构，上帝就是这一虚构最典型的代表。然而，“上帝死了”，人们再也不需要超越感性存在，转向神圣的理念，进而完成自己的道德义务了。 来世的道路并不存在，人们应该把能量重新集中于此世的生活中，绽放生命。这就是尼采所认为的对人类最大错误的纠正，以及“重估一切价值”的起点。 对道德的批判：主人道德与奴隶道德尼采发现西方的道德是一种束缚，是一种用来保护社会，避免破坏性力量的手段。这样的道德违背了自然，毁灭了生活，阉割了人性。那些所谓的善恶好坏，其实并没有绝对性，却伪装成绝对的样子，束缚了生命，压制了生命，剥夺了人的自由。因此，尼采提出“消灭道德，以便解放生命”，他称之为“对两千年来违背自然、损害人性的现象进行的一次行刺”。 其实，尼采并不反对一切道德，只是反对扼杀生命的道德，具体而言就是基督教道德，它利用了恐惧和希望——地狱和天堂，最终将强迫机制内化成为所谓的道德良心。 在《善恶之彼岸》中，尼采宣布他发现了两种基本的道德类型：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这里的“主人”和“奴隶”是一种隐喻，并没有社会学意义上的对应关系。主人道德的特点是积极进取，独立特行；崇尚强大，鄙视柔弱；追求创新，拒绝平庸。奴隶道德反转了主人道德，其特点是将同情、仁慈和谦卑看成美德，而强者和独立不羁的人则被视为危险的和邪恶的。 尼采认为，基督教倡导的道德是典型的奴隶道德。在他看来，基督教道德有一个公式，那就是“你应”，并强调：“不要做这个！断绝一切念头！要克服你自己！”尼采认为这种“你应”的道德是奴隶道德的重要标志，因为这是对生命自然本性和欲望的敌视，是弱者的避难所。尼采提倡的是“我要”的道德，因为它是主人道德，它激励人的斗志。 基督教在神圣道德的名义下把丰富多彩、欣欣向荣的生命弄得苍白无力、死气沉沉，是主人道德的最有力的破坏者。基督教道德赞美虚弱、谦卑和逆来顺受的品性，不是因为爱这些品性，而是出于对于力量、生命的骄傲和自我肯定的憎恨。 在神的权威的压迫下，奴隶道德逐渐被接受为一种普遍标准：主人接受了奴隶的标准。这引发了强者的自我憎恨，他们开始憎恨自己强有力的欲望和激情。基督教道德利用了强者的挫败感，毒化了高贵的本能，使本能之力和权力意志败下阵来，掉头反对自身，直至强者由于滥用自我鄙视和自我虐待而灭亡。 尼采认为，弱者看到强者受苦时流下的是鳄鱼的眼泪，基督教的温顺、宽容、忍耐和慈爱只不过是经过伪装的怨恨。受苦的欢乐是人性的，他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写道： 看别人受苦使人快乐，给别人制造痛苦使人更加快乐——这是一句严酷的话，但这也是一个古老的、强有力的、人性的，而又太人性的主题……没有残酷就没有庆贺——人类最古老、最悠久的历史如是教诲我们——而且就连惩罚中也带着那么多的喜庆！ 这并不意味着尼采宣扬残忍和兽性，他试图表明，我们的欲望如此复杂，在折磨反对者的过程中隐藏着多少快乐！ 尼采在批判基督教道德的同时，并不否认它的现实意义。他认为，所有的道德，包括超越了善恶的道德，都是必要的。没有道德，生活就会失去价值。没有某种程度的强迫，没有对生活的一种禁欲主义的态度，就不可能有艺术、诗歌，更不用说伟大的哲学。问题的关键在于升华，要重新成为强有力的、高贵庄严的人，即自我创造、自我立法的人。这一切为尼采关于人类的理想即“超人”（Übermensch），作好了铺垫。 对科学的批判：“认识论中的唐璜”尼采对科学的批判是对整个人类知识的批判，或者说，对以往知识观的批判。西方传统的知识观建立在“人是理性动物”的基础之上。人追求知识，是出于知识本身的目的，即“为知识而知识”。尼采对这种理性主义知识观提出挑战。 从苏格拉底开始，灵魂与身体的二元说就是西方思想的主流，且灵魂总是高于身体，灵魂是根本，身体是附庸；灵魂是主宰，身体是工具。尼采将这一观点颠倒过来，他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说，灵魂与身体是不可分的，灵魂并不高于身体，相反，灵魂是身体的工具。 尼采赋予身体以哲学的基础性意义：身体是本能与冲动的集合，是力的集合，不仅是美德的起源，也是一切知识和真理的起源。我们追求知识，是因为我们有征服欲，知识是权力的工具。知识并不是客观世界的摹本，而是一个解释的过程，但科学却将这种解释当成事物本来的样子，将自己的虚构强加于现实之上。这是理性的知识在限制生命。 在《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中，尼采写道：“苏格拉以来的西方知识传统中，获取知识的本能总是受到约束，它被迫放弃人们习以为常的生命根基，并使自己坠入不确定的深渊。”这样的知识传统使得科学在现代取代了宗教，成为一种新的信仰。尼采敏锐地感到盲目崇拜科学的危险，他要求恰如其分地看待科学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科学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人们应该用感性的身体代替理性的主体，从生命和权力意志的角度重新理解知识。这就意味着知识从一种理性活动变为生命活动，它是生命力的表达。 既然科学是“虚构”，是强加于实在之上的概念构造。那么，尼采自己的理论是否也是虚构呢？尼采的理论是否给出了关于世界的真理呢？尼采否定了第二个问题，因为他质疑真理。他说，一旦我们否定了对神圣事物的信念，一个新的问题就会产生，即真理的价值问题：“真理的价值就会受到质疑。”（《论道德的谱系》） 尼采否定绝对真理，认为所谓客观的、纯粹的、排除了个人主观因素干扰的真理根本不存在。一切所谓的“真理”只是隐蔽的解释，是一系列其他解释之外的另一个视角。简言之，尼采认为，一切认识都是解释。科学的发展不断推翻过去的确凿事实，恰恰证明一切认识都只是解释，并不存在非解释性质的“真理”。 这并不难理解，但是他更进一步肯定谎言的价值，模糊真理与谎言、真理与错误的区别就令人费解了。比如他说，真理就是如果离开它某种生物便不能活的错误。为了理解这句话，我们需要回顾一下他的理论前提：实在是生成的流变，而不是固定的存在。这意味着任何判断（必然是某种固定的存在）都不可能是正确的，因此他会说真理是某种错误。然而，在尼采看来，真理这种错误却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尽管概念并不等于事物本身，但如果不运用概念人们就没法生活。所以相信它们，并不是因为它们是超验的、绝对的真理性，而是不信不行，离开它们人们将寸步难行。 尼采将自己的理论视为真，并不在于它们表达了关于世界的真理，而在于它们服务于生命。也许尼采把他的哲学看作一个实验，他自称是“认识论中的唐璜”。他对人们一些根深蒂固的信念作了分析，对人们想当然的价值加以质疑，瓦解了人们认为自明的东西。 对世界本质的重建尼采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攻击是摧毁性的。然而，尼采没有停留于摧毁，他还致力于对世界本质的重建。在尼采对世界本质所做的论断中，“权力意志”、“永世轮回”是两个主要范畴，而“超人”则是对抗虚无主义，勇敢重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途径。 权力意志：“意志勇往直前，总是要制服那些阻挡它前进的障碍”权力意志，是尼采最重要、最核心的思想，在他的著作中几乎无处不在，同时也是最容易引起误解的思想，因为“权力”这个概念会让人产生联想。在尼采这里，权力并不是指征服他人的权力，而是指征服自己的权力。对此，海德格尔指出，尼采的意志就是命令，命令是主人，它要支配一切行动。命令是人发给自己的，自己服从自己。 作为叔本华衣钵的传承人，尼采的意志与叔本华的意志一脉相承，但有了重要转向，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转为一种积极入世的英雄主义，将生命意志转为权力意志。 尼采用“权力意志”这个概念，表达生命自我扩张、自我创造、自我改善、自我超越的能力和倾向。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意志。意志就是拥有，并且更多地拥有。尼采认为叔本华的生命意志概念过于消极，生命不仅是自我保存和延续，而且是自我扩张和强化。“一切生物清楚地表明，它们竭尽全力，不是为了自保，而是为了增长……人所意欲的，活的肌体的每个最小部分所意欲的，是强力的增长。”生命本身，一言以蔽之，就是成长、延续、累积力量和追求力量的本能。可见，在尼采的眼中，权力意志不仅是人类背后的某种力量，也是一切事物背后的推动力量。 从权力意志出发，尼采对生命“趋乐避苦”的本能进行了批判。他指出，生命并不追求快乐，快乐只是强力增长的副产品。通过克服阻碍获得增长，生命体验到了快乐。比如，解出了一道数学难题、比昨天多完成了一个俯卧撑、突破了某个工作障碍，事情虽小，但只要它们让人感到能力在增长、阻力被克服，就会有欣喜、骄傲和幸福感产生。因此，快乐与痛苦并不矛盾，而是共生体，一切快乐都包含着痛苦。尼采进一步指出，生命不但不避苦，反而趋苦，“生命本身需要敌意、死亡和痛苦的十字架”，只要指示出一种意义，指示出痛苦的目标。 尼采的权力意志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作为一种经验假设，权力意志是一种虚构，但尼采却认为权力意志是我们遇到的最终事实，是存在的本质。这相当于将权力意志视为先验，而不是经验。因此有学者将权力意志视为尼采哲学的“阿喀琉斯之踵”，视为他所反对的形而上学传统在他哲学中的残余。此外，作为一种追求未来某物的意志，权力意志与永世轮回学说也有冲突。 永世轮回：“存在的永恒沙漏将反复转动，而你只是一颗尘埃”在尼采哲学中，“权力意志”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而关于“永世轮回”，学者们观点不一，有人认为它并不重要，也有人认为它和权力意志同样重要。海德格尔是后一种观点的持有者，他认为“永世轮回与权力意志有着最内在的一致，构成了尼采形而上学思考的最核心”。尼采本人十分重视永世轮回说，他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来宣扬万物永世轮回的思想。 对于习惯了线性时间观的人们来说，并不容易接受永世轮回说。但其实，这个命题古来有之，如《尚书大传·虞夏传》有曰：“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赫拉克利特说“世界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周而复始地燃烧和熄灭”。而在斯多葛哲学和古印度哲学中也有类似的观念。基督教出现后，有了线性时间观。牛顿的绝对时间观又给线性时间观打上了科学的烙印，以致于它几乎成了如今人类统一的时间观。 尼采把“永世轮回”作为一个假说，它建立在一系列预设之上：时间是无限的（如果有限的话，就会有起因的问题），而组成世界的权力意志的力量单位是有限的，因而它们的搭配肯定是有限的，这就意味着它们构成的种种状态在无限的时间里会重复出现或回归。尼采认为，如果一切理论都是假设，永世轮回则是一切可能假设中最科学的。 尼采的永世轮回思想引发了不少误解。事实上，它不是一种可证明的宇宙论，而是尼采的形而上学。尼采想通过它来拯救存在。如赫拉克利特所言，万物皆流，世界乃是生成，没有最终状态，但宇宙空间是有限的，权力意志的力量是有限的，因此不断的生成是不可能的。若没有终极状态，剩下的就只有永世轮回了。循环往复就是生成，就是存在。在尼采看来，这才是世界的本然，而不是人的强加。 既然一切都会再次出现，无论伟大还是渺小，高尚还是卑鄙，那么每个人都会问自己：“此刻的所作所为所感，你愿意永世重复吗？”康德的伦理学命题是：“使你的行动准则成为普遍律令。”尼采的则是：“你必须体验这个时刻，以至于你愿意永世重复它。”也就是说，使你的行为可以在未来无数次重复，成为典范。 永世轮回说把人们从许诺未来幸福和欢乐的传统形而上学和宗教观念中解放出来。它意味着永恒和无限只是重复今生，今生就是你的永生！然而，这个理论似乎与超人理论有冲突。如果超人只是在永世轮回中重复自身，那么，创造超人意义何在？ 超人与末人：积极创造与消极平庸人是什么？人怎样活着才有意义？以探索人生意义为使命的尼采哲学，对于人的问题，给出的答案是：人的价值必须靠自己去寻找。尼采对人的状态很不满，这种不满是他哲学思考的重要出发点，但尼采的不满并不是冷嘲热讽者的不满，而是一位心怀期待与盼望者的不满。他热烈向往的是一种真正的人。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尼采其人其说》中谈到尼采的超人学说时说：“随时随地都在驱动着他的，既是他对现今的人的不满足，也是他对真正的人、可能的人的渴求与期望。” 在尼采看来，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使人们日益丧失原始的生命力，而基督教传统则使人失去了自我。人们变得一模一样，在一切集体力量面前只会唯唯诺诺。他认为，多数人本质上都是动物，与黑猩猩没什么两样。既然芸芸众生绝大多数都处于动物王国，世界历史就决不会像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是积极的、不断发展进步的，而只可能是无穷的和徒劳的零的增加。我们不仅无法相信未来，而且看到了人类堕落后陷于绝望。 尼采眼中的人类已变得太平庸，他用“末人”来指那些在虚无主义时代自甘堕落的人。“末人”平庸畏缩、浅陋渺小、无所作为而又洋洋自得。末人只有克服自己，努力完善自己，从自身丰富的生命力中创造出新的价值，才能离开动物王国，向更高的方向发展。这个更高的方向，就是超人。尼采用超人这个词来指心中的理想。成为超人，也就是成为树立远大目标，具有创造性，积极进取，勇敢无畏的人，成为更好、更高级的一种存在。 最接近尼采超人理想的是歌德。在《偶像的黄昏》中，尼采写道：“他追求的是整体性，反对理性、感性、情感和意志的分裂，他使自己契合整体性，他创造了他自己。”尼采认为，歌德是宽容的，但这不是出于虚弱，而是出于力量。他不是一个德国人，他是一个欧洲人。歌德是一个对生活说“是”的人。这样一个自由的灵魂，不是否定生命而是接受生命。 尼采希望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阐明关于超人的独特洞见。查拉图斯特拉（尼采）把确定和发展这个惟一的目的作为自己的任务：“超人是大地之目的。” 人类，处于非人和超人之间，他既能超越，也能堕落。可见，尼采所说的超人和末人并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类个体，而是每一个人类个体都可能拥有的两种不同的发展倾向。无论此时的你处于怎样的状态，都可能通过克服自我、完善自我、超越自我而成为超人，也可能陷入自我、沉溺自我、放任自我而导致自我的沉沦与退缩，进而成为末人。 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本能狂放与秩序克制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所倡导的以酒神精神取代日神精神，可视为他思想的主旋律。在自传《瞧，这个人》的序言中，尼采写道：“我是哲学家狄俄尼索斯的弟子。我宁愿做一个酒色之徒，而不愿做一个圣者。”酒色之徒体现的是生命的纯真，而圣者的道德说教则扼杀生命。 尼采把意志与理性的关系比喻为酒神与日神的关系。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象征意志，代表本能、情感、创造和狂野，它是一种对生命的肯定，一种深入生命本质的冲动。日神阿波罗，象征光明、理性，代表形式、秩序和克制，它是一种对生命的美化，一种对现象世界的塑造。 通过狄俄尼索斯和阿波罗，尼采重构了欧洲思想史。他认为，在古希腊早期的悲剧作品中，阿波罗（理性）是为狄俄尼索斯（意志）服务的，但随着希腊理性主义的兴起，阿波罗的理性主义就一直在侵蚀狄俄尼索斯的生命意志。从苏格拉底到黑格尔，西方两千年的哲学史就是阿波罗的理性主义不断侵蚀狄俄尼索斯的生命意志的历史。然而，狄俄尼索斯的生命意志不应被压制，因为它象征着生命的原动力，世界归根到底是由意志主导的。尼采主张弘扬生命，而不是摧残生命，因此他尊崇酒神精神。 酒神精神的本意是肯定生命，包括肯定生命内涵的痛苦。酒神精神达到了肯定的极限，它肯定万物的生成和毁灭，肯定矛盾和斗争，肯定受苦和罪恶，肯定生命中一切可疑可怕的事物。总之，肯定生命的整体。 尼采赞同叔本华有关意志是原动力的观点，但并不赞同叔本华欲望导致痛苦的悲观主义，反对通过佛教式的禁欲摆脱生存意志带来的痛苦。尼采指出，希腊人虽然感知到生命是痛苦的，但并没有对生命采取退缩的悲观主义态度，而是直面人生，欣然承受生命的痛苦，这是一种悲剧精神。知其有不可承受之重而承受之，知其有翻船覆舟的危险而昂然扬帆远航，面对痛苦、险境和未知，精神愈加欢欣鼓舞，这就是希腊悲剧体现的英雄主义，是悲剧精神，是酒神精神，也是尼采所倡导的人生观。 回看尼采：是非与影响尼采是哲学家群体中的另类，通常情况下，另类很难被接受，事实上尼采的确不被同时代的人接受，他生前只是小有名气，但他死后，人们却如梦方醒，越来越认识到他思想的伟大，以至于尼采成为20世纪最为重要的哲学家。 20世纪匈牙利哲学家和批评家卢卡奇（Gyorgy Lukacs）评价尼采是“颓废主义（虚无主义）最聪明、最有才华的解释者”。他更为深刻的意义在于，“在承认颓废是他那个时代发展的基本现象之时，他指出了这种颓废自我克服的道路”。（卢卡奇《理性的毁灭》）这一自我克服的道路就是重估一切价值。 尼采告诉人们，人类的价值就在于与可怕的东西作斗争。自由的人首先是一个战士，一个征服者，一个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把弱者碾碎在脚下的人。这令人心生疑虑，难道为了避免虚无主义的恐怖，我们必须要接受这样一种新的恐怖吗？也许作为庸众的一部分，我们还无法完全理解尼采并接受他的教导。 有人始终与尼采保持距离，甚至说他的哲学是危险的，助长了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尼采的确被纳粹利用了，主要是因为他的妹妹伊丽莎白（一位种族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后来成了一名纳粹）在他死后编辑（篡改）了尼采的部分手稿，出版了《权力意志》一书。人们对尼采的很多误解和指责正是源于这本书。虽然这本书的影响很大，但可靠性存疑，所以权威的尼采文集大多不会收录这本书。尼采本人肯定也会鄙视纳粹的做法，他公开批评民族主义，尤其是德国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种族纯洁。 事实上，尼采几乎公开质疑所有的事情。他这样做多少是因为他始终认为，执着于真理和爱是一种病，这种病本身就值得研究。尼采鄙视佛陀与基督所怀有的那种对小人物苦难的悲悯和普遍的爱，认为那是一种消极的理想，他认为不应通过怜悯表达对同胞的爱，而应帮助他们获得更为丰富的生存状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时候要对他们狠一些。 佛陀和耶稣的理想——即没有苦难，也许有消极的成分，他们相信普遍的爱不是消极的。为什么普遍的爱不是消极的呢？罗素给出了答案。罗素直言自己在情感上讨厌尼采，“因为他喜欢冥想痛苦，把自负树立为一种责任，因为他最崇拜的人都是征服者，而他们的光荣不过是在夺人性命这件上更机灵而已。”至于普遍的爱，罗素相信，是这个世界一切事物的推动力量。 尼采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自由经济崛起的时代。自由经济强调的是竞争，胜者为王，靠自己的奋斗去争取成功。尼采哲学契合了时代精神，对整个西方文化传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如果说基督教道德是欧洲传统文明的支柱，那么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则意味着把这根支柱连根拔起，终结了超验世界的漫长旅程。这对于20世纪上半叶兴起的存在主义和下半叶兴起的后现代主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尼采是个身体力行的人，他将自己的学说作为行事的原则。在他的自传《瞧，这个人》中，每一个小标题都彰显着他的自负与骄傲——“为什么我如此有智慧”、“为什么我如此聪明”、“为什么我能写出这么好的书”、“为什么我是命运”。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结尾处，他向人们发出邀请：“兄弟们，我把这顶王冠抛给你们！我给欢笑祝圣；你们众位高人啊，跟我学会——欢笑吧！”可见，尼采哲学的本意是激发人们在沉沦的时代摆脱一切外在权威，充分释放自己的潜能，成为卓越的人。 尼采哲学对中国思想界也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早期已有中国知识分子关注到尼采，梁启超、王国维、鲁迅、陈独秀等相继翻译和评介尼采的作品，将其作为反传统和倡导个人主义的哲学资源。比如陈独秀就借用尼采的主人道德与奴隶道德来抨击儒家的忠孝节义。尼采思想与当时中国新青年们寻求摆脱封建束缚，追求自由和现代化的解放思想相呼应。抗战时期，尼采的权力意志和超人理念被解读为民族复兴的象征，鼓舞中国人民在困难时期保持坚韧和斗志。而在改革开放后，中国思想界对西方哲学的兴趣重燃，尼采的大量著作被译介到中国，相关研究逐渐深入。20世纪80年代，那个“精神浪漫的年代”（周国平语），谈论尼采、弗洛伊德、萨特更是成为一种文化时尚。 而今，在每一个内心仍燃烧着“精神浪漫”渴望的人们心中，尼采仍然是一个超越性的象征，鼓舞着他们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鼓舞着他们不断探索现实的局限，鼓舞着他们敢于质疑现有的权威，鼓舞着他们追求内心的真实与自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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