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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书，汉字的一种字体，有秦隶、汉隶等，一般认为由篆书发展而来，字形多呈宽扁，横画长而竖画短，讲究“蚕头燕尾”、“一波三折”。 根据出土简牍，隶书始创于秦朝，传说程邈作隶，汉隶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上承篆书传统，下开魏晋、南北朝，对后世书法有不可小觑的影响，书法界有“汉隶唐楷”之称。
一、定义 关于隶书的定义，近人吴伯陶先生一篇：《从出土秦简帛书看秦汉早期隶书》的文章中说道：“可以用这个字的本义来作解释。〈说文解字〉中解释'隶’的意义是'附着’，〈后汉书·冯异传〉则训为'属’，这一意义到今天还在使用，现代汉语中就有'隶属’一词。〈晋书·卫恒传〉、〈说文解字序〉及段注，也都认为隶书是'佐助篆所不逮’的，所以隶书是小篆的一种辅助字体。” 其次究竟什么样子才叫隶？隶与篆又有什么样的严格区别？吴伯陶先生在上述的文章中又有所分析订定，这里再节录吴文中值得考虑的几小段。吴云∶“小篆还保存了象形字的遗意，画其成物随体诘屈；隶书就更进了一步，用笔画符号破坏了象形字的结腹，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他有字形举例，可参阅原文）。 他又说∶“小篆和隶书实际上是两个系统，标志着汉字发展的两大阶段。小篆是象形体古文字的结束，隶书是改象形为笔画化的新文字的开始。”“我们判断某种字体是否隶书，就要首先看它是否出现有破坏篆书结构失掉象形原意之处。” 吴先生经过仔细排比研究，得出那样的科学论据来，作为学术上篆、隶的不同定名的分野，自然是很值得重视的。不过还有两个问题想要问，那就是∶一，篆书也不能够个个是象形字，一开始就有象形以外的许多字存在，因此，仅仅失掉“象形原意”似乎有些不够。我的意思是说隶的破坏古文（“象形字”是一种字体的笼统名称，事实并非个个“象形”，例子甚多，不待列举），不仅仅是破坏象形而已。二，今天看到的从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和湖南长沙马王堆墓中出土的简帛书中发现其中字的结构有变篆体，也有未变。用笔有圆有带长方的，那种字当时又称之为何名？这种“半篆半隶”的字形从秦昭襄王时代开始一直到西汉初（秦云梦简到汉马王堆帛书，吴文有详述可参阅）还存在，始皇帝以前，字还未有“体”的区别，可是到汉初，肯定那种字已经归入隶体，二者合起来考虑，那么对吴先生的区别篆体之名，是否有些矛盾了呢？事实上结构之变，光讲象形不象形，定然不够全面。我估计区别问题，在当时——在字体初变时一般人肯定还不太严格的，那种“蝙蝠式”的字形，大都随着新名称而名之——也称为隶，其中稍为保留些旧结构也是可以的。因此我认为如果设身处地来推测当时的命名，和今天用学术研究来区别的命名是可以有些距离的，是无足为怪的。明确地讲，篆与隶的不同除形象变为符号以外，还有笔法变化一方面的区别，例如∶生（篆）、上（变笔法未变结构）、之（笔法结构全变）。三字的名实异同，决非单论结构，其他相似的情况也很不少，可以类推。 西汉中期以来，隶书的脱去篆体（包括结构、笔画的写法）而独立的形式，已经完全形成。所见有代表性的例如本世纪出现于西陲流沙中的西汉宣帝五凤元年（前57年）、成帝河平元年（前28年）、新莽始建国天凤元年（14年）的书简、乐浪汉墓出土的西汉平帝元始四年（4年）、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的漆盘上的铭文等等，不但结构全变，从字形来讲也全成方形或扁方形，笔势则长波更自然横出，和接近篆体的直垂形大大不同了。 相像的字形还能在东汉的碑刻中见到很多。最著名的如桓帝延熹八年（165年）的《华山庙碑》、灵帝建宁二年（169年）的《史晨碑》、中平二年（185年）的（曹全碑）、又三年（186年）的（张迁碑）等等，其他不再一一例举了。 同时在西汉的碑刻中也还有一些面积大都方正或个别字带长形，又仅有极短的波势的字体，其有代表性的所见如∶西汉宣帝五凤二年（前56年）的《鲁孝王刻石》、东汉安帝元初四年（117年）的《祀三公山碑》、顺帝永和二年（137年）的《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灵帝建宁三年（170年）的《郙阁颂》摩崖石刻、以至明帝永平九年（66年）字形不大规则的《开通褎斜道》摩崖石刻等等。以上那些基本上已消灭篆体而形式稍有小异的“正体字”，一直流行于两汉、三国间，而且几乎独占了石刻碑志中的位置。在江苏省南京市出土了东晋谢鲲的墓志，还能见到用的仍是这样的字体。这种字体应当说都是隶，因为其形式自秦到汉，虽有些变化，但并不太大。从字形的面积上讲∶先带长方，后变方扁，有些地方还交叉互用着。长波、短波，也同样是交叉互用不分前后的。因此决不能说它是一种字体彻底变为另一种字体的新旧二体，而是一种字体在前前后后中间的个别量变罢了。 二、发展历史 1、起源 秦始皇在“书同文”的过程中，命令李斯创立小篆后，又采纳了程邈整理的隶书。汉朝的许慎在《说文解字》记录了这段嬴政统一文字后，汉朝复兴和发掘传统文字的历史：“……秦烧经书，涤荡旧典，大发吏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为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而北京大学教授、书法大家李志敏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文字，对当时的社会进步有积极意义，但未必有利于书法艺术的发展。 [1]孝宣皇帝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时，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盖文字者…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但是也有人认为，作为官方文字的小篆书写速度较慢，而隶书化圆转为方折，提高了书写效率。例如郭沫若用「秦始皇改革文字的更大功绩，是在采用了隶书」来评价其重要性（《奴隶制时代·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
隶书也叫“隶字”、“古书”。是在篆书基础上，为适应书写便捷的需要产生的字体。就小篆加以简化，又把小篆匀圆的线条变成平直方正的笔画，便于书写。是在监狱里创造出来的字体。分“秦隶”（也叫“古隶”）和“汉隶”（也叫“今隶”），隶书的出现，是古代文字与书法的一大变革。 隶书是汉字中常见的一种庄重的字体，书写效果略微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讲究“蚕头燕尾”、“一波三折”。它起源于秦朝，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书法界有“汉隶唐楷”之称。也有说法称隶书起源于战国时期。 隶书是相对于篆书而言的，隶书之名源于东汉。隶书的出现是中国文字的又一次大改革，使中国的书法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是汉字演变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奠定了楷书的基础。隶书结体扁平、工整、精巧。到东汉时，撇、捺、点等画美化为向上挑起，轻重顿挫富有变化，具有书法艺术美。风格也趋多样化，极具艺术欣赏的价值。 隶书相传为秦末程邈在狱中所整理，去繁就简，字形变圆为方，笔划改曲为直。改“连笔”为“断笔”，从线条向笔划，更便于书写。“隶人”不是奴隶，而指“胥吏”，即掌管文书的小官吏，所以在古代隶书被叫做“佐书”。书体同时派生出草书、楷书、行书各书体，为艺术奠定基础。 隶书基本是由篆书演化来的，主要将篆书圆转的笔划改为方折，因为在木简上用漆写字很难画出圆转的笔划，所以隶书的书写速度更快。 2、发展 隶书者，篆之捷也。 这是西晋卫恒《四体书势》对隶书本体及其产生背景的经典叙述。事实上，篆之捷是指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篆书字体体系中发生结构和书写性变化（隶变），并经漫长的“隶变”过程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相对独立的字体。也就是说，隶书是通过“隶变”从篆书字体中脱胎产生的。
隶变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一次重大的书法文化事件。发生隶变的内在动因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发展对文字应用的要求。“隶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字形结构的变化，既是对正体篆书字形结构的改造，这种改造的主要方向是简化；二是书写方式的变化，既是改变原有正体篆书的书写方式，这种改变的主要目的是简捷流便”。字形结构的简化和书写方式的简捷流便构成了隶变过程的核心内容。在这里，字形结构的简化和书写方式的简捷流便，不光为了书写速度的提高，同时因其蕴涵着内在的书写运动态势更加符合人的生理运动轨迹，才使隶书在秦汉之交随着政治的更替最终彻底代替篆书而获得普遍应用的。 就书法而言，隶变完成了以下篆隶转换： 1、摆脱篆书字型结构的凝固化束搏而走向隶书线条时空运动的抽象化表现； 2、线条由篆书委婉的弧笔变为险峻的直笔，曲折处由篆书的联绵圆转变为转折的方笔。隶变标志着汉字相形性的破坏和抽象符号的确立，使汉字由古文字体系向今文字体系转换；同时也标志着隶书的独立品格和美学特征的最终形成。 另一方面，作为人的规范意识，又必须对这种新的字体和书体加以规范。于是，就有了汉末高度规范的八分书出现。所以我们说，所谓的隶变过程，就是篆之捷所产生的新的书体继而对这种新的书体加以规范建构的过程。而作为书法，隶书的美就存在于这历时四百多年的隶变过程中。
解读隶书的美学内涵和产生背景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有助于我们对隶书本体的深层认知。通常，我们是从现存的汉碑和简牍两种载体来认识隶书的。但是，通过汉碑和简牍两种载体来认识隶书还远远不够。因为这样还无法认识隶书美学内涵的形成渊源。因此，我们要将四百多年的隶变过程置放在秦汉文化背景中去解读，探求出隶书美形成的文化和思想渊源。也只有这样，我们才算了解了一些隶书的传统。 在两汉，隶书不但通过隶变过程最终形成自己的独立品格和美学特征，同时还有着向草率和规范两极方向发展的整体趋势。一方面，隶书在过分强调书写便利的极端中逐步脱离了隶书的原本实用立场，进而在持续草化过程中因书写的运动态势不同最终形成了我们所说的章草和今草；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对隶书原本书写形态的规范建构，而且这种规范建构是以形式秩序确立为前提的。因为文字的形式秩序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到民族文化交流的畅通和社会进步。这是历来被官方重视的重要环节。因此，随着西、东汉王权的相继确立，对现实生活中广泛流通的隶书进行规范整理也就成为必然。八分书以规范为手段，有效的克服了篆之捷隶书的随意性书写倾向，使形式秩序趋向于稳固的位置选择和有序的结构图式。加上汉代官方文人审美观念的不断容入，最终形成了八分书规范、和谐、静穆、左撇右挑的风格特征。两汉刻石存在的从西汉的质朴率真向东汉工稳规范化发展的整体趋势，也从一方面印证了官方对篆之捷隶书进行规范建构的历史进程。 然而，当今学界和书法界普遍把两汉刻石方面的逐步工稳规范的发展趋势认定为隶书走向成熟的标志了。这样做不但牵强，也为隶书的本体理论阐释带来困难。这是因为：一、八分书对隶书的改造是以美术规范化和线条装饰化为前提的。不但不具备书写的随意性与合理性，反而增加书写的难度，失去了隶书书写简捷流便的原本实用立场；二、从八分书的书写主体来看，已经由隶书的原本社会公众立场上移到了文人和官方了。我们从、《乙瑛碑》《礼器碑》《华山碑》《曹全碑》《张迁碑》等刻石文本可以看到八分书已经开始具有雅化、规范化和文人化的艺术特征。这些书法文本有着一个大致相同的特征，那就是波蹀。其实这种波蹀是对篆之捷原本隶书书写的美化。飞动的线条和波蹀已经使刻石隶书脱离了隶书原本的简单和质朴，而开始具有雅化、和文人化的艺术特征，是汉代文人那种浪漫、潇洒的艺术审美精神的体现。而正是这种雅化、规范化和文人化的艺术特征，却失去了隶书在社会广泛流通的内在条件和社会基础，因而也就不应该属于原本意义上的隶书。事实上，隶书表现在刻石方面的逐步工稳规范的发展趋势，它的实质是八分书对篆之捷原本隶书实施规范和审美改造的双重结果。《熹平石经》以其高度规范的形式秩序、以及构造的共同原则和形体的共同特点，体现出八分书最大程度的稳定性品格。如果从文字学角度讲，八分书应该成为一种新的、相对独立的字体的。所以我们说，隶书从西汉的质朴率真向东汉工稳规范化发展的整体趋势并不完全是隶书走向成熟的标志，它更多的是孕育着一种新的字体的产生。八分书由于自身的本质特性和使用立场，脱离篆之捷原本隶书书写主流向更加规范的方向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熹平石经》的书体特征和内容也佐证了八分书作为东汉规范字体的使用局限性。 所以我们说，隶书独立品格和美学特征的形成，不是东汉的高度规范和成熟，而是存在于四百多年的隶变过程中。在这四百多年的隶变过程中，有着实在太多的书法文本需要我们加以解读和认知。《张迁碑》的质朴奔放、浑厚博大，《曹全碑》典雅华美、俊秀温润，使我们看到了不同风格、不同结体和不同审美取向的东汉经典刻石文本书法。这是东汉正大的文化气象和文人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自信的书写流露。特别是《石门颂》潇洒自如的波挑，体现着文人回归大自然书写的开放情怀，加上民间工匠的契刻，又为《石门颂》置入了民间的质朴意味，铸就了《石门颂》既有原本隶书的质朴随意，又有人文情怀流露的独特艺术魅力，显示出《石门颂》不拘一格的奔放品格、以及阔大的自然气象，成为历代书家关注和借鉴的经典范本。
然而，东汉刻石所表现出的典雅、华美、庄重、整饬只是一种完整的、华丽的美。如果没有原始隶书的质朴和简淡元素灌注其中，那么这种美又是虚伪的、造作的、没有感情的。如果东汉刻石典雅、华美、庄重、整饬的基础上置入隶书原本的奔放、流畅、阔大的审美气象，那么书法就会有一种大自然的淳朴和广阔气象。而这种美才是更接近生命本真的美。因为隶变过程中的很多随意性书写看似很朴拙、很简淡、很平凡，而实际上却蕴涵着无穷的美学价值，是人的生命系统中的真实流露。 认识是继承的前提。所以，发掘两汉隶书的美学实质及其背后所含盖的文化与精神内涵是我们持续关心的内容。同时，它也应该是我们完成隶书的时代性突破和发展的前提和理论支点。 我们没必要谈所谓的创新，深入的认识隶书传统更有现实意义。只要我们认识并理解了一些隶书的传统，并完成隶书的传统和现代的纽带式连接，那么我们才有可能创造出既古典又现代的隶书作品。在这里所谓的古典就是隶书的发展延续形态，所谓的现代，就是隶书的现代审美意识和文化精神。古典——现代具有全息重演的内容，但还不完全是周俊杰先生所倡导的新古典主义。因此，我所说的古典和现代，具有把古典放在新的时空匡架进行梳理归类和时代诠释的意识。它可能是反传统的，因为我们是站在时代立场审视传统。它也可能是继承传统的，因为传统在影响着我们。 变体隶书，又叫隶变体。是当代书法流行的隶书风格，是针对传统隶书而言的书写注重变化，注重个性的书写方式。笔画不重规范，强调即兴创作。 但隶书大家范笑歌认为变体隶书要变得美才是目的，而不是越变越丑。如果大家都追求写变体隶书，那变体隶书也会出现程式化。他认为有的变体隶书只追求大感觉和大效果，在单个字和单个笔画上无法经得起推敲。往往是用大气势掩盖基本功的不足。 除了发展之外，隶书曾对魏碑楷书产生过影响，此以《张猛龙碑》为例，字上还有一些隶书精神。唐欧阳询亦受影响。颜真卿《多宝塔》也有隶书精神并逐渐被人继承。 三、流变 过去一般相信隶书之由来为“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但指出“隶”字亦有“附属”的含意，可能意旨其为篆字之衍生。 1、秦隶 秦始皇在“书同文”的过程中，命令李斯创立小篆后，也采纳了程邈整理的隶书。汉朝的许慎在《说文解字》记录了这段历史：“……秦烧经书，涤荡旧典，大发吏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为隶书，以趋约易”。由于作为官方文字的小篆书写速度较慢，而隶书化圆转为方折，提高了书写效率。郭沫若用“秦始皇改革文字的更大功绩，是在采用了隶书”来评价其重要性（《奴隶制时代·古代文字之辩正的发展》） 2、汉隶 西汉初期仍然沿用秦隶的风格，到新莽时期开始产生重大的变化，产生了点画的波尾的写法。到东汉时期，隶书产生了众多风格，并留下大量石刻。《张迁碑》《曹全碑》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汉隶在笔画上具有波、磔（zhe）之美。所谓"波"，指笔画左行如曲波，后楷书中变为撇；所谓"磔"指右行笔画的笔锋开张，形如"燕尾"的捺笔。写长横时，起笔逆 锋切入如"蚕头"，中间行笔有波势俯仰，收尾有磔尾。这样，在用笔上，方、圆、藏、露诸法俱备， 笔势飞动，姿态优美。在结构上，有小篆的纵势长方，初变为正方，再变为横势扁方汉隶具有雄阔严整 而又舒展灵动的气度。 隶书对篆书的改革包括笔画和结构两个方面。隶化的方法有变圆为方。变曲为直。调正笔画断连。 省减笔画结构等等。其中以横向取势和保留毛笔书写自然状态两面点最为重要。横向取势能左右发笔，上下运动受到制约。最终形成左掠右挑的八分笔法。而毛笔的柔软性以使汉字笔画产生了粗细方圆。藏 露等各种变化。还有字距宽。行距窄也是其章法上的一大特点。 汉隶表现在帛画、漆器、画像、铀镜中精美绝伦。而在碑刻中更显其宽博的气势和独特的韵味。汉隶主要有两大存在形式：石刻与简牍。魏晋南北朝隶书大多杂以楷书笔法；唐朝隶书不乏徐浩等书家。宋元明三朝的隶书也难振汉隶雄风。直至清朝。汉隶才得以复苏。有金农、邓石如、何绍基等，别有建树。 3、隶书的第二次高峰 魏晋以后的书法，草书、行书、楷书迅速形成和发展，隶书虽然没有被废弃，但变化不多而出现了一个较长的沉寂期。到了清代，在碑学复兴浪潮中隶书再度受到重视，出现了郑燮、金农等著名书法家，在继承汉隶的基础上加以创新。 四、结构特点 隶书是从篆书发展而来的，隶书是篆书的化繁为简，化圆为方，化弧为直。 隶书的结构特点 1.字形扁方左右分展隶字一反篆字纵向取势的常态，而改以横向（左右）取势，造成字形尚扁方，笔画收缩纵向笔势而强化横向分展。 2.起笔蚕头收笔燕尾这是隶书用笔上的典型特征，特别是隶字中的主笔横、捺画几乎都用此法。所谓“起笔蚕头”，即在起笔藏（逆）锋的用笔过程中，同时将起笔过程所形成的笔画外形写成一种近似蚕头的形状。“收笔燕尾”，即在收笔处按笔后向右上方斜向挑笔出锋。 3.化圆为方化弧为直这是隶书简化篆书的两条基本路子。不过如果不了解篆书的圆，就不易掌握好隶书的方。因为隶笔中的直画或方折，还无不包藏着篆字的弧势，所以隶笔的直往往有明显的波动性，富于生命力。实际上隶书的笔意，是建立在笔画运动方式基础上的。 4.变画为点变连为断我们知道篆字不用点，即使用点也只是一种浑圆点。而隶书中点已独立了出来，不再依附于画，而且点法也日益丰富，有平点、竖点、左右点、三连点（水旁）、四连点（火旁）等等。此外，隶书还将篆字中许多一笔盘旋连绵写成的笔画断开来写，大开了书写的方便之门，后来楷书更发挥了这种方式，更允许笔与笔间出现衔接痕迹，甚至笔断意连。 5.强化提按粗细变化写篆书时用笔的纵向提按要求不现痕迹，而隶书则有意强调提按动作，形成笔画轨迹显著的粗细、转承变化，起、行、收用笔的三过程都有了明确的体现。这与后来的楷书已很相近。 五、点画写法 隶书点画的写法于篆书有明显的不同，篆书的点画可概括为点、直、弧3种，而发展到隶书已经具备了永字八法中的8种笔画。在用笔上，篆书多为圆笔，而隶书已有方圆并用之笔，并且笔画有了粗细变化。
隶书的点有中点、上点、左点、右点和横点的不同。中点的写法是落笔后，提笔逆锋向上，转笔回锋向右，顿笔向下，继回笔收锋于点内。隶书的点与篆书的点不同的是，已有倚侧的变化。上点的写法略同中点，只是末笔不向点内回笔收锋，而想向下渐提出锋。左点和右点及横点的写法与上点的写法相同，但起步的位置和出锋的方向各不相同。 隶书中的左下挑、右下挑的写法与左点、右点写法相似，不同处是末笔出锋较长。 隶书竖的写法于篆书相同。 隶书的横有短横和长横两种，短横起笔逆入平出，横末护尾，略似篆书。长横起笔藏锋向上逆入，继之用方笔折下转向右，使之成蚕头的起笔，继而向右行笔，笔稍涩，不可浮滑，至横的三分之二处，按笔带出一向下的波凹，继之提笔稍向上翘出锋，形成燕尾。这一运笔又称为波磔。 捺与长横的写法相似，只是笔势向右下，较横更舒展。 撇的写法，与写左下挑相同，起笔后用过笔向左下行笔，行中略增曲势，至全画三分之二以下处用力顿笔，到画的末端捻笔外旋，略提向左上，回笔收锋于线中。钩的写法有几种，这里只介绍常用的长钩的写法，出锋后不提而是用过笔向下行笔，行至竖下端再依次蹲笔、挫笔、顿笔向左画近似水平的圆弧，至弧末提笔出锋。 另外，隶书的书写还应注意以下几点。如一字中有数横相迭时，一般是最末一横写成带蚕头燕尾其余都是短横。如一字中既有长横又有长捺，一般是长捺用蚕头燕尾，长横不用，如“大”的写法就是。如横在别的笔画包围之中，横的写法也不用蚕头燕尾。就是说，蚕头燕尾在一个字中只能出现一次，否则就会影响字的美观，所以前人说“蚕无二色，燕不双飞”。 六、创作要点 1.要取法汉碑和秦汉竹木简。所谓取法，就是认真刻苦地解读、体会，而不是浮光掠影。少看当代人的作品，看当代人的作品要看出其缺点和不足。 2.恰当把握主体的创作状态。“书写性”其实就是将书写过程和创作情绪纸面化。行笔重复，会形成惯性。由生到熟，要避熟趋生。 3.正确对待风格问题。风格是自然生成的，不能一概而论。风格面貌不强，不必耿耿于怀；已经形成风格面貌的，也不必沾沾自喜或故意回避。 七、艺术价值 隶书相传为秦未程邈在狱中所整理，去繁就简，字形变圆为方，笔划改曲为直，字形优美，扁而较宽。官吏，所以在古代,隶书被叫做“佐书” 。 按语：汉隶是中国两汉书法艺术的象征。大致风格有： 工稳端庄类，如《西岳华山庙碑》《礼器碑》《史晨碑》《乙瑛碑》《韩仁铭》《熹平石经残石》； 方劲古朴类，如《张迁碑》《鲜于磺碑》《西狭颂》《校官碑》； 秀丽飘逸类，如《曹全碑》《孔宙碑》《刘熊碑》、《赵宽碑》； 宽博厚重类，如《衡方碑》《鲁峻碑》《封龙山颂》； 雄放态肆类，如《石门颂》《杨淮表记》《夏承碑》； 古拙雄浑类，如《郁君开通褒料道刻石》《裴岑纪功碑》《郙阁颂》。 八、相关名词 古隶 今隶 秦隶 汉隶 佐书 八分 草隶 魏隶 九、临摹范本 1.《曹全碑》 2.《张迁碑》 3.《史晨碑》 4.《礼器碑》 5.《乙瑛碑》 6.《石门颂》 7.《西狭颂》 8.《华山庙碑》 9.《鲜于璜碑》 十、八分隶书 清刘熙载《艺概·书概》曰:“隶于八分之先后同异，辨而愈晦，其失皆坐狭隶而宽分。夫隶体有古于八分者，故秦权上字为隶;.有不及八分之古者，故幢、王正书亦为隶。盖隶其通名，而八分统矣。锤可谓之铁，铁不可谓之称锤。从事隶与八分者，盎先审此。
八分书'分’字，有分数之分，如《书苑》所引蔡文姬论八分之言是也;有分别之分，如《说文》之解'八’字是也。自来论八分者，不能外此两意。 《书苑》引蔡文姬言:'割程隶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于是为八分书。’此盖以'分’字作分数解也。然信如割取之说，虽使八分隶二分篆，其体犹古于他隶，况篆八隶二，不俨然篆矣乎?是可知言之不出于文姬矣。 凡隶书中皆暗包篆体，欲以分数论分者，当先问程隶是几分书。虽程隶世已无传，然以汉隶逆推之，当必不如《阁帖》中所谓程邀书直是正书也。 王谙云:'次仲始以古书方广少波势，建初中以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吾邱衍《学古编》云:'八分者，汉隶之未有挑法者也。比秦隶则易识，比汉隶则微似篆，若用篆笔作汉隶字，即得之矣。’波势与篆笔，两意难合。洪氏《释隶》言:'汉字有八分有隶，其学中绝，不可分别。’非中绝也，汉人本无成说也。 王谙所谓'字方八分’者，盖字比于八之分也。《说文》:'八，别也。像分别相背之形。’此虽非为八分言之，而八分之意法具矣。 《开通褒斜道石刻》，隶之古也;《祀三公山碑》，篆之变也。《延光残碑》、《夏承碑》、吴《天发神俄碑》，差可附于八分篆二分隶之说，然必以此等为八分，则八分少矣。或日鸿都《石经》乃八分体也。 以参合篆体为八分，此后人亢而上之之言也。以有波势为八分，觉于始制八分情事差近。. 由大篆而小篆，由小篆而隶，皆是浸趋简捷，独隶之于八分不然。萧子良谓'王次仲饰隶为八分’，'饰’字有整伤矜严之意。 卫恒《书势》言'隶书者篆之捷’，即继之日:'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楷法实即八分，而初未明言。直至叙梁鹊弟子毛宏，始云:'今八分皆宏法。’可知前此虽有分书，终嫌字少，非出于假借，则易穷于用，至宏乃益之，使成大备耳。 卫恒言'王次仲始作楷法’指八分也。隶书简省篆法，取便徒隶，其后从流下而忘反，俗陋日甚。譬之于乐，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故八分者，隶之节也。八分所重在字画有常，勿使增减迁就，上乱古而下人俗，则楷法于是焉在，非徒以波势一端示别矣。 锺繇谓'八分书为章程书’。章程，大抵以其字之合于功令而言耳。汉律以六体试学童，隶书与焉。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幼。是知一代之书，必有章程。章程既明，则但有正体而无俗体。其实汉所谓正体，不必如秦;秦所谓正体，不必如周。后世之所谓正体，由古人观之，未必非俗体也。然俗而久，则为正矣。后世欲识汉分孰合功令，亦惟取其书占三从二而已。 小篆，秦篆也;八分，汉隶也。秦无小篆之名，汉无八分之名，名之者皆后人也。后人以摘篆为大，故小秦篆;以正书为隶，故八分汉隶耳。 书之有隶，生于篆，如音之有微，生于宫。故篆取力舜气长，隶取势险节短，盖运笔与奋笔之辨也。 隶形与篆相反，隶意却要与篆相用。以峭激蕴纤余，以倔强寓款婉，斯征品量。不然，如抚剑疾视，适足以见其无能为耳。 蔡邕作飞白，王僧虔云:'飞白，八分之轻者。’卫恒作散隶，韦续谓'迹同飞白’。顾曰'飞’、曰'白’、曰'散’，其法不惟用之分隶。此如垂露、悬针，皆是篆法，他书亦恒用之。 分数不必用以论分，而可借以论书。汉隶既可当小篆之八分书，是小篆亦大篆之八分书，正书亦汉隶之八分书也。然正书自顾野王本《说文》以作《玉篇》，字体间有严于隶者，其分数未易定之。 未有正书之前，八分但名为隶，既有正书以后，隶不得不名八分。名八分者，所以别于今隶也。欧阳(集古录》于汉曰'隶’，于唐曰'八分’。论者不察其言外微旨，则讥其误也亦宜。 汉《杨震碑》隶体略与后世正书相近，若吴《衡阳太守葛府君碑》则直是正书，故评者疑之。然锤舔正书已在《葛碑》之前，繇之死在魏太和四年，其时吴犹未以长沙西部为衡阳郡也。 唐太宗御撰《王羲之传》曰:’'善隶书，为舍今之冠。’或疑羲之未有分隶，其实自唐以前皆称楷字为隶，如东魏《大觉寺碑》题曰:'隶书’是也。郭忠恕云:'八分破而隶书出。’此语可引作《羲之传》注。 正书虽统称今隶，而途径有别。波碟少而钩角隐。近篆者也;波碟大而钩角显，近分者也。” 十一、隶书名家 清代金石考据学的兴起，结束了“帖学”近千年的统治地位，给靡弱的书坛注入了新的活力，书法史揭开了新的篇章，进入了以篆隶为主流书体的时代。三百年的清代隶书创作，名家辈出，人才济济，是汉之后的又一高峰，其中以郑簠、金农、邓石如、伊秉绶等为代表。 郑簠 郑簠(1622----1693)字汝器，号谷口，江苏南京人。行医为业，终生不仕。少时便矢志研习隶书，初学明末书法家宋比玉，一学就是二十年，至中年有所悟，遂探本求源，遍习汉碑，直至晚年。为访山东，河北汉碑，倾尽家资，收藏汉碑拓片，家藏碑刻拓片有四大橱。孔尚任在《郑谷口隶书歌》中道："汉碑结僻谷口翁，渡江搜访辩真实。碑亭冻雨取枕眠，抉神剔髓叹唧唧“是郑簠爱碑如痴的写照”。 郑簠广习汉碑，<<曹全>>为其基本体势与风貌。在此基础之上，又溶入行草。《夏承碑》与其他汉碑的某些特征，晚年形成了奔逸超纵，神采奕扬的隶书艺术风貌，以异军突起之势，竖起碑学复兴的第一面旗帜，是清代三百年隶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 郑簠的书风与艺术思想，对后来产生了极大影响，尤其对扬州画派的代表人物如高凤翰，金农、高翔、郑板桥的影响，更为直接。 金农 金农(1687--1764)字寿门，号冬心，平生别号甚多，达数十种，浙江杭州人，博学多才。工诗词，精鉴古，富收藏，好游历，著述丰。五十岁时入京考试，未中，遂绝意仕途。居扬州地区，卖画为生。金农以布衣雄世。无论从认识的深度和作品的气格与高度，以及学问的广度与厚度等几诸多方面都是时代的佼佼者，扬州画派各家都无法与其相比，因此,金农是扬州八家中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艺术史的重要人物。金农隶书风格，沉稳果敢，奇崛憨直，隐约有《华山碑》与《天发神谶碑》、《衡方碑》、《夏承碑》和郑簠的影子。这种影子又不是那么的明显与突出，这是金农的过人之处。他一方面是好古痴古之士，仿佛是生活在清代的一个汉人，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近乎自负与自恋情结者。二者的结合，使其作品达到了无一笔不是汉人，无一笔不是自己的境界与高度。他的超前审美与定位，时人言其怪，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杨守敬说：“冬心分隶，不受前人束缚，自辟蹊径，然以为后学师范，或堕魔道”。对于一些徒师其形，东施效颦者来说，此话确为灼见。尤其是具有强烈个性特征的作品，更是这样，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对齐白石艺术精神与风貌产生影响的书画家中，相比八大和吴昌硕而言，金农更加深刻，秉性与金农更契合。在艺术取向方面增加一些民间艺术成分和世俗化的关照。因此，善学者夺人魂魄，庸史仅学表皮，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这是金农艺术给后人的启示。
邓石如 邓石如(1743----1805)初名琰,字石如,因避仁宗琰讳，遂以字行，改字顽伯，号完白山人，安徽怀宁人。他出身寒门，九岁便辍学谋生，后经寿春书院山长梁闻山介绍，结识大收藏家金陵梅镠，在梅家居住八年之久，期间，尽读所藏秦汉碑拓，金石瓦当等，心摹手追，笃志临习，每日早起，研磨盈盘，至夜晚墨尽始寝，寒暑无间。梅府八年，给邓石如艺术打下了坚实基础，是其艺术历程的重要时期，后至京师，得大学士刘墉赏识，声名益振。其书兼善各体，隶书成就最大，作品结体严整，具金石气，篆刻刀法苍劲浑朴，成就斐然，影响甚广。 就书法功力而言，邓石如是清代书家中用功最勤者，笔能扛鼎。章法结字也很完善，然而由于学养和艺术天分的限制，其作品中不免流露出一些匠气和黑、大、光、亮时弊的痕迹。隶书面貌更多的是唐人气息，在汉人的精神把握上不如其他诸家，种种缺憾，其作品不能说是高格，乃功力型书家，形而下的上品。
伊秉绶 伊秉绶(1754-1815),字组似，号墨卿、默庵。福建汀州宁化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迁员外郎，曾为广东惠州知府、扬州知府，喜绘画、治印、工诗文。著有《留春草堂诗抄》。 伊秉绶的隶书给人如对高山，如仰大贤的感觉，其面貌可用正、大、简、拙四字概括。“正”即正格。一方面是隶书创作发展史的正脉与主流风尚，同时也有人格精神层面的因素。从伊氏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颜真卿精神、风格面貌的隶书再现。人格的力量支撑着他的艺术风貌，磅礴壮严庙堂气的背后是一个磊落善政的廉史，书格即人格在其身上得到了最佳诠释。“大”不仅指作品体积，更多是指作者的气格与气象。“简”是伊氏书法的明显标志，也是他自觉的审美追求，结体方正，分布均匀，用笔平铺直叙，淡化了波挑，蚕头燕尾等等一些隶书的装饰用笔特征。作品给人以明朗、直截的印象。单纯而不单调，笔简而意足，这是伊氏的能耐。一种提纲挈领，以简驭繁的能耐。他的标志还体现一个“拙”字，用“成拙方为巧，入愚始见奇”这句话对应伊氏艺术再恰当不过了。这是艺术高层面的审美境界。 十二、代表作品 隶书的代表作品分别是，唐代隶书历来有韩择木、蔡有邻、李潮、史惟则四家平分秋色。其中韩择木列四家之首，其隶书代表作是《祭西岳神告文碑》。史惟则，人称“史侍朗”，代表作是《大智禅师碑》。而蔡有邻、李潮鲜有作品传世。此外，唐代隶书作品，著名的还有徐诰的《嵩阳观记》，唐玄宗的《石台孝经》等。 自唐以后善隶者往往不以其隶书见称，此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代。
--------------------------------------------------------------------------------------- 隶书，是继篆书以后的新兴由篆书发展变化而成的。在汉字发展中，如果把甲骨文至秦小篆的书体。“大、小篆生八分”，隶书是篆书系统划为古文字，那么，隶书一直到今天使 用的楷书，都厉今文字范畴。潘伯鹰在《中国书法简论》中说：“就中国文字和书法发展看，隶书是一大变革阶段，甚至说今日乃至将来一段的时期全是隶书的时代也不为过。”隶书承篆书遗脉，下开楷书之源，无论从应用文字或书法艺术方面看，隶书的出现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隶书起源 隶书萌芽于战国，孕育于秦代，定型于西汉，兴盛于东汉。 （1）关于隶书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概括起来有这样二种观点： 秦篆书写烦冗，不利交流。奏事繁多，还是用“篆之捷”的“佐书”书写方便、快捷。于是采用了民间中下层书写中流行的草率急就的“草篆”体。 这种“简捷易写”的“草篆”体并不规范统一，由秦狱吏程邈整理了一套方案为官方应用。因他的身份是狱隶，因此就把这种字体叫“隶书”。历史上也就有了程邈创立隶书的说法。 （2）隶书名辨 隶书又称“八分”。但“隶书”和“八分”的关系，各家说法不一，至今尚无定论。 可以这样认为：隶书与“八分”，是同一种书体的不同叫法。初为古隶，后来出现的汉隶称为八分。隶书包括八分，八分是隶书中的一个部分 [1]。 发展简史 （1）古隶 从秦到西汉中期，属于隶书的古隶阶段。秦代的古隶专称为秦隶。 秦代的隶书，带有浓厚的篆书意趣，笔画平整无波磔。 古隶早期多采用实用性用笔，多侧重于笔毫圆健。没有粗细相间，缺乏墨韵。结字没有要求，在改秦篆的圆转为方折的同时，产生了破坏“平衡”的笔画，在文字的最后一笔，出现所谓的“隼尾”。到了较为成熟的西汉，将竖画、横画都掺和“隼尾”，使古隶早期不平衡的结字又趋于平衡。可以说：古隶的成熟是由横、竖笔画上的夸张带来的。当时古隶在技法上只注重方便实用，对艺术性方面并没有自觉的追求。 （2）汉隶 东汉是隶书成熟和鼎盛时期，是隶书艺术大放光彩的时代。 汉隶可分为二大系统：简牍和碑刻。 1、 汉简：为汉代人墨迹，多为两汉时期民间书人所书，虽不是出自名家和工书者，汉简中不乏有大量优秀作品。简书数量庞大，至今已出土的简牍有几万枚，字数达几十万之多，年代跨度大，上至先秦，下达汉末，长达五百年。 竹简隶书，除秦、西汉时期较为朴质、稚拙外，东汉简书已趋于成熟，完全脱去篆书遗意，成为地道的典型隶书，可与东汉碑刻相比美。 简书的用笔、章法、布白都独具风韵。 简书因书体繁杂，用笔也各异。古隶阶段，用笔虽由圆转而方折，但继承了篆书的中锋圆笔笔法，字形是长方形的，取纵势。汉隶阶段，分书用笔则变篆书中的圆笔为方笔，线条已有粗细变化，字形由长方变扁方，取横势。从用笔和形体上可看出隶书发展及过渡过程。 简书在章法布局方面也各不相同，西汉简书中常有不受限格所囿的纵行而无横的排列。到了东汉，简书基本上纵横成行，排列严谨。在单行简书中还可看出偏左取势，让位于波画。这是隶书发展到波磔后才产生的笔法和章法上的艺术处理，具有篆意的简书则无此现象。简书中还有竖画拖长的笔势，常有渴笔出现，并加粗笔画大胆用墨，加上用笔上的流动感，使章法布白更生动活泼、疏密有致、虚实相间，产生一种天真自然的艺术效果。这种用笔和章法上的创造，被后来草书章法所采用。章法的法度也在简牍中有了体现，对章草书体的成熟奠定了基础。 总之，简书的书法艺术是丰富多彩的，为后来的隶、楷、行、草各书体和书法艺术的发展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 碑刻：汉碑泛指两汉的隶书碑碣和摩崖刻石。 西汉的刻石较少，其书体略带篆意，结体质朴，古拙有趣，无明显波磔。其书法形态则为古人所称的“八分”，均为用篆笔作隶 。 东汉初期，隶书的结体除方正工整外，已增加了装饰成分，开始有挑法，点画有粗细变化，多棱角，体态由长方转向横扁，产生了点画俯仰之势，蚕头雁尾的波磔挑法，加之撇捺相背、体势开张、中敛旁肆的结构特点，使这时期的作品点画飞动，千姿百态。东汉桓帝、灵帝期间是汉隶发展的鼎盛时期。我们所见到汉隶碑，大多是这个时期的作品，约有170余种，各具风采，是隶书书法艺术的顶峰。 碑刻因是成熟时期的作品，书写端重，风格迥异，多为汉隶的代表作。从艺术风格上，大致可分为以后几类： 其一、清丽雅秀。如《曹全碑》、《史晨碑》、笔画圆润飘逸，如行云流水，结构精巧玲珑，结体扁平，体态典雅，为圆笔之代表。 其二、端庄严谨。如《礼器碑》、《乙瑛碑》、《华山庙》等，书风茂密雄强，方峻坚挺，用笔起伏多变，方圆相间，粗细有致，行笔流畅。 其三、浑厚古穆。如《张迁碑》、《衡方碑》、《西狭颂》、《鲜于璜碑》等，骨力雄健，方正险峻，结构内松外紧，用笔古拙，寓意高古，实为汉隶方笔之代表。 其四、奇异纵姿。如《石门颂》、《开通褒斜道石刻》等，书风雄厚潇洒，开阔大度，朴质奇趣，无矫作之态，恣肆变异，有隶书中草书之称，近于篆书用笔。清代杨守敬称《石门颂》：“其用笔如闲云野鹤，飘飘欲仙，六朝疏秀，皆从此出。” 自从东汉隶书成熟以后，中国文字便开始走上了方块化，成为“今文字”而一直沿用至今。后来出现的楷书，只是在当时形成的形态上对部分笔画作些丰富和完善而已，并没有改变或超出当时所形成的的形态。 隶书在中国书法史上最重要的作用是笔法的创新，一是波折，另一是出锋。在隶书之前的的笔法，无论是刀刻的甲骨文，还是范铸的金文，在字体上虽风格各异，但用笔却有其共同处：粗细均匀，转角婉通，连接自然，浑然一体不露痕迹，表现出一种圆润浑融的状态，从笔法而论，属于圆笔中锋一法。然而笔笔中锋，圆转往来，不便于疾速的要求，不免有单调之嫌。隶书在字体结构变革的同时，也势必在笔法上进行发掘创新，开始方圆兼用，藏露锋并行，从而补救了篆书笔法之不足。 解放了笔法。运笔开始强调轻重缓急，笔划上出现了粗细大小变化，位置上参差错落，由于笔势上左掠右波的趋向，促使字形趋于扁方，笔势与结构的互相制约与影响，使汉隶表现出横向舒展，纵向紧凑，成为独特的用笔与结体的方法，以一种空前末有的美姿，开创了书法的全新局面。 汉以后的隶书 魏晋时期是“今文字”书体演变完善的重要历史阶段。这时期正书逐步完善，趋于定型，越来越成为应用文字的主流，并使书法成为一门自觉和艺术。面临日趋成熟的草书、行书、正书，隶书则显得规矩严谨，在表达情趣方面逊于上述书体。 魏晋至唐在书法史称为“晋唐”。这一时代的隶书与两汉兴盛时期相去太远。晋、唐隶书和汉代隶书相比，有两大特征： 其一、书法中笔法的发展演变，对书法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在篆书中，圆笔一直占主导地位，到了汉隶，方笔始以一种正式的有意为之的新笔法出现而风行天下。到了魏晋、隋唐，在笔法上总趋势是愈求方正，这在魏碑中就行得到明证。到了唐代，因滥用方笔而走向了僵化。 其二、晋、唐隶书除了方笔特征之外，另一特征是楷法作隶。在隶书的墨迹简牍中，已孕育着楷法了。隶书定型的过程中，笔法追求谨严整规，在原各初级笔法上经过整理、加工和删除，消除了由于草率而不自觉出现的牵引连笔。魏、晋之后，正书越来越广泛地得到应用，笔法得到发挥，使这一时期的隶书，轻篆意而重楷法，与汉隶有明显的区别。 方笔与楷法的加入，使晋、唐隶书在艺术上表现为一种规矩谨严、淳整丰艳的特色，从整个晋、唐过程来说，魏晋六朝隶书偏于方笔，隋、唐隶书多用楷法。 隶书发展到唐代，除了魏晋的方笔之外，楷法意趣越来越足，甚至只仅存隶书体势，而笔意全失。今传世的欧阳询隶书《房彦谦碑》可谓是离隶甚远，全以楷隶面目出现。虽为一代大家，往往也不能超越时代的局限。 唐代以隶名世者，只有唐玄宗李隆基、史惟则、韩择木、徐浩四人。 隶书于唐代已日落西山，虽有一代高手，亦不能与汉隶相比。 唐代以后，隶书在书法艺术上越来越不为人们所重视。到了宋代，占据书坛主流的是挥洒自如、适于抒情达意的行草书。 纵观五代至明代，已无汉隶遗意。在这六百年的历史上，隶书可观者，仅金代党怀英一人而已。他虽取法汉碑，结字端庄古朴，然亦乏大家之气。 清代隶书 明末清初，由于金石考据之风日盛，加之出土金石碑铭渐多，在书法界形成了碑学的革新浪潮。由于碑学的崛起，因而篆隶日益为世人所重，书法纷学汉碑，出现了一批精擅隶书的高手。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契机，促成了隶书在清一代的枯木星逄春，使清代隶书成就超越唐、宋，成为继汉隶后的又一高峰。清代隶书上承金文篆书，取法汉人，旁涉北碑，创造了一代新风。 有学者把清代隶书分为前期清隶和后期清隶二个部分，以邓石如为分水岭。 郑 簠（1622—1693年），专精《曹全》、《史晟》等碑，并能合而化之，不时参入行草笔意，形成“沉着而兼飞舞”、飘逸而具凝重的自家风范，被同时代推为“八分古今第一”，郑氏之前，习隶者均少创意，不究隶理，仅得其形，形成了一种拘谨刻板的摹习，郑氏之后，习隶者取法乎上，直师汉代，郑氏对清代及后来隶书书法艺术风格的创新的确功不可没。 朱彝尊（1629—1709年），金石学家，善隶书。取法《曹全》，笔意秀劲，韵致超逸。与郑簠交厚，切磋汉隶，倡导隶书，与郑 、王时敏并称“清初三隶”。他们对清代隶书的复兴起了奠基作用。 金 农（1687—1764年），字冬心，扬州八怪之一。书法擅隶书，精于鉴别，收藏金石文字达千卷。早期字形扁平，多寓巧意，后取法《国山》、《天发神谶碑》，结体书风大变，笔墨质朴，风格奇逸，字体方整，横画粗重浑厚，全用侧锋，自创“漆书”独特风貌，人称“冬心体”。 桂 馥（1733—1802年），学识渊博，精于碑版鉴赏。隶书醇古朴茂，直接汉人，为时人所推崇。 邓石如（1743­—1805年），是清代著名碑学家，直、草、隶、篆皆精，当时被推为“本朝第一国手”。他的隶书古茂浑朴、遒劲多姿，用篆笔法写隶书，略带行草笔意，故圆润遒劲、神采飞扬，其结体破隶书横扁之势而呈稍长，中宫紧密而有北魏收韵致，落落大方。他的篆隶成就在整个书法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 伊秉绶（1754—1815年），博学多才，篆刻、绘画、诗文无所不精，正、草、隶、篆诸体皆工，以隶书为最。他的隶书超绝古格，所书愈大愈壮，自有高古博大气象，结体端庄堂皇，正气浩然。 陈鸿寿（1768—1822年），“西泠八家”之一。他博学工诗，金石、书画无一不精。他的隶书在用笔上接近西汉，篆味很足，笔势天然宕逸，不掩性情。 何绍基（1799—1884年），平生作书，以对联为多，人誉“书联圣手”，其隶书用笔迟涩，欲行还止，但笔画抖动过多，可能与其执笔法有关。 赵之谦（1829—1884年），艺术才华超人。其金石书画，绝不傍人门户。他在书法方面， 是众体兼精的高手，尤以魏碑为最。其隶书与北魏汉隶相融会，尽取两者之宽博和古朴。处处透着大家风范。 清代隶书的兴起，为清代碑学的推动起了开路先锋作用。从此改变了贴学垄断书坛的局面。清代碑学所以压倒贴学，除书法理论家的大力鼓吹外，主要靠隶书作支柱，因北魏书风是清末自何绍基、赵之谦之后才趋之若鹜，而篆书之兴起也在乾隆、嘉庆之后。唯隶书之行，起于清初，可以说隶书为碑学开了先河，并始终贯彻于整个发展过程中。尽管清隶的大成依赖于碑学的发展，然若无隶书的巨大成就，清代碑学的影响不会如此深远。由此可见，隶书在清代的复兴，实质改变了书法发展的道路，成为重要的历史转折点。 在绘画中，有人用隶法入画，如清代的石涛。在印章中，隶书可以入印，题款。许多有影响力的书法名家，他的创作重点仍放在隶书的变化探索方面。因此，隶书至今仍是人们热衷的一门艺术就不足为怪了。而清隶所经过的历程，的确对我们有着用不完的借鉴作用。 历来书论家大都主张学书当从篆、隶入手，去探本求源。写了汉隶，上可追大、小篆，下可攻楷、行、草，笔法由约而博，形体从繁趋简，学书中的许多问题很自然的会迎刃而解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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