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1598年之前的欧洲没有文字？（详细版）

king9413 2024-05-10 发布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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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何利玛窦忙于翻译《四书》《几何原本》等书，却没时间没能力翻译《圣经》？二、为何利玛窦和金尼阁在关于利玛窦的国籍和文字语言问题上的叙述充满矛盾？三、为什么说利玛窦不是意大利人，而是佛郎机“细作”？四、为什么说利玛窦书信是耶稣会伪造的？五、1582年，中国和欧洲“音译未通”吗？1518年，为何葡萄牙遣使进贡没有“本国文书”？1588年，为何欧洲教皇致中国皇帝的“国书”要用中文撰写？六、1600年，为何利玛窦进贡要处心积虑要规避“译审”？七、1598年，利玛窦称“音韵书写的方法”是耶稣会传教士创作的，恰证1598年之前的欧洲没有文字。

一、为何利玛窦有时间有能力翻译《四书》、《几何原本》等众多书籍，却没时间没能力翻译《圣经》？

《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译 1983年版）第四卷第十八章（图1）。本章记述利玛窦离开韶州前往南京、北京之后，龙华民神父留在韶州所发生的一些事，时间在1595年至利玛窦留京期间。其中有一段基督教徒和所谓捣乱者（儒士、佛教徒）因宗教著作问题而发生争执的叙事：“捣乱者”遇到基督教徒就说基督教教义只有四小页的书（《基督教教义问答》），并讥讽基督信徒愚蠢到选择这么一本小书的基督教。基督教徒们每次面对这一讥讽的普遍回答是“基督教的书要多得多，但因这儿神父很少，他们又确实正在学新语言，所以还没有时间把书都译为中文”。而新入教的基督教徒受不了这种讥讽，就请求传教士龙华民捍卫基督教教义，反驳这种“詈骂”。龙华民为反制这种讥讽并安抚信徒，“于是他动手写了几部书”，且是在中国学者“帮助”下写的。这几本新写的书分别是：《天主圣教日课》、《圣若撒法始末》及《天主圣教要言》。

这段叙事的时间发生在利玛窦留京期间（1601至1610年），也就是说，这些1580年左右开始入华的传教士，至少在1601年之前的二十余年时间里，在华“传教”所用的宗教书籍主要就是一本四小页的《天主教义问答》。而《天主圣教日课》这些天主教徒的日常用书却是在传教士入华二十年之后才开始陆续出现。在这期间，传教士也没有带来所谓的《圣经》。这一点在《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五卷第一章和乔纳森·斯彭斯（史景迁）写的《利玛窦传》第三章也有相关内容，这些传教士在中国得到所谓“欧洲寄来”的《圣经》已经是1604年，且是所谓的八卷本普兰丁版。

传教士1580年左右入华“传教”不带上《圣经》，一直到1601年都还靠薄薄几页的小册子《天主教义问答》传教，直至入华二十余年后的1604年才得到“从欧洲寄来”的所谓普兰丁版八卷本《圣经》。这一切的原因难道真的如那位基督信徒所说是因为传教士没有时间翻译吗？或者说是如史景迁在《利玛窦传》中所说，是因为当时还没足够能力翻译《圣经》吗？

据现在的西方历史叙事，完整的《圣经》中文版新约旧约是在19世纪的前期才出现，就算是疑云丛丛的所谓白日升版中文《圣经》也是在传教士入华近一百多年后18世纪初出现的。

这就奇怪了！如果说在这些中文版《圣经》出现之前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传教士没时间没能力翻译，那利玛窦怎么有时间有能力在入华二十八年时间里“翻译”中国《四书》、《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及《测量法义》等这些翻译难度不亚于《圣经》的科学著作，怎么还有时间有能力“撰写”《西国记忆法》、《天主实义》、《二十五言》、《交友论》及《畸人十篇》等众多的中文著作，还“绘制”了包括《坤舆万国全图》在内的多个版本的中文世界地图？又据基歇尔的《中国图说》称，从传教士入华的1580年至1636年的五十多年时间里，在华传教士的中文译著有三百多部，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包括天文数学在内的科学著作。

那么问题来了，传教士们能够翻译撰写如此多的中文著作，难道还没有时间没有能力翻译《圣经》吗？为何利玛窦这些传教士来华传教，忙于向中国人传授科学知识并翻译科技著作，却偏偏把传教的头等工具书《圣经》拋在一边呢？难道又真如西方宗教史叙事所称，是因为当时的欧洲教廷限制翻译《圣经》吗？如果真是教廷限制翻译《圣经》，为何却又允许传教士翻译“离经叛道”的天文数学著作，这不更离谱吗？而且据《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五卷第一章记述，利玛窦在1604年得到了从所谓“欧洲寄来”的普兰丁版《圣经》，既然《圣经》都“寄来”中国了，还会禁止翻译吗？难道只是寄到中国来观赏吗？更荒诞的是，利玛窦1604年虽然得到了所谓“欧洲寄来”的普兰丁版《圣经》，但他却不忙着翻译《圣经》，却在随后的几年“口传翻译”了包括《浑盖通宪图说》、《几何原本》、《测量法义》及《同文算指》在内的众多天文数学科学著作。更荒诞的是，“圣教三柱石”之一的杨廷均在1623年的刻印出版的《西学凡》序言中称所谓传教士带来了七千余部“六科经籍”且“具在可译”，（“圣教三柱石”之一的李之藻在《寰有诠》序言中称是“踰万部”）也就是说，这些传教士倾欧洲所有为中国送来众多“六科经籍”，并“具在可译”，且很多已经翻译刻印发行，但还是偏偏把《圣经》抛在一边。

这些自相矛盾荒诞不经的叙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事实上，那些没时间没能力及教廷禁止翻译圣经等等理由，全是扯淡。关于传教士来华“传教”不带也不翻译《圣经》的原因真相是，彼时的地球上，根本没有所谓的《圣经》。为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先解答另一个问题，彼时的欧洲有文字吗？

彼时的欧洲有文字吗？这是个令人哂笑的问题，但如果揭开问题真相，它就会成为一个令人吃惊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看利玛窦和金尼阁在关于利玛窦的国籍、文字语言问题上的矛盾叙述。

二、为何利玛窦和金尼阁在关于利玛窦的国籍和文字语言问题上的叙述充满矛盾？

在《利玛窦中国札记》序言《金尼阁致读者》中（图2），金尼阁称《利玛窦中国札记》的原稿是意大利人利玛窦用意大利文撰写的，是金尼阁自己在由中国回到欧洲的旅途中（利玛窦死后的1613至1614年）把该书原稿翻译成了拉丁文，并整理编撰成《利玛窦中国札记》。

《利玛窦中国札记》的原稿真的是意大利文吗？利玛窦真的是意大利人吗？

在《利玛窦书信集》（文铮译，2018版）中，共收录57封利玛窦的书信。其中有14封（第4、10、13、23、27、28、29、30、41、43、45、46、50封、附录2），都有利玛窦自述自己用意大利语写信困难甚至把“把意大利语忘得一干二净”的内容，还说自己使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等语言反而更熟练。

比如，利玛窦1580年11月“写”于印度科钦的《致科因布拉耶稣会蒋·皮埃特罗·马费伊神父》（图3）。利玛窦在此信中自述：“我的意大利语水平不允许我用它来写信，勉强为之是很费周折的，因为我已达不到那种程度了”。注意，这封信写于1580年11月。而据称利玛窦是1577年25岁时离开意大利前往印度及中国的。也就是说，“意大利人”利玛窦25岁时离开意大利两三年内，自己的“母语”就生疏到了写信都困难的程度。再比如，在1584年11月写于广州的《致罗马耶稣会总会长阿夸维瓦神父》中（图4），利玛窦称“我在这里（中国）的确已把意大利语忘得一干二净”。

其它还有12封信中，利玛窦自述用意大利语写信困难的内容还有：“我们这里（在中国这里）是多种语言混用，所以我不知道在写意大利语时，会不会出现德语或其它某种语言”；“我很少用意大利语写信，因为这对于我来说已经是很吃力的了” ；“现在让我用意大利语给您描述我的亲身经历会有一些难度，因为我刚用我平时依赖的西班牙语给别人写了一封长达八到十页的信”；“我还用意大利文给您写信…已是力不从心了”；“我又把您的信重读一遍，为的是唤起我对意大利语的记忆”；“我不想用葡萄牙文写信，虽然对我而言，用葡文写信会比用意大利文容易些”；“对我这样一个在此（中国）三十年而未曾讲过意大利语的人而言，它（意大利语）已是相当陌生了”；“我感觉意大利语比我现在使用的这种异族语言（汉语）更为陌生”；……。

一直到1606年，利玛窦都在这些信中自述自己运用意大利语已“相当吃力”“力不从心”“相当陌生”“忘得一干二净”了。且在这些书信中，利玛窦自称自己在印度教授希腊语，在中国肇庆教授汉语和拉丁语，在1593年还用拉丁语翻译了中国的《四书》，还在1607年向徐光启口传翻译“拉丁文版《几何原本》”等科学著作，甚至在华期间撰写了《交友论》《畸人十篇》《西国记忆法》《天主实义》等中文著作。而且据称，利玛窦还和同为“意籍”传教士的罗明坚合编了《葡汉辞典》，并和也是“意籍”传教士的郭居静合编了《汉葡辞典》。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利玛窦要写一部数十万字的书，应该是选择用葡语、西语，或者就用所谓神性语言拉丁语，甚至可以选择汉语，断然没有选择用一种“忘得一干二净”的意大利语来写书的可能。但金尼阁却称利玛窦是用意大利文编写的四十多万字（中文字数）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原稿，而且是利玛窦自感生命时日无多时（1608年）开始写的。

利玛窦和金尼阁的叙事互相矛盾，可以判定他俩的叙述必定至少有一个是假的。这种矛盾叙事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

事实上，利玛窦根本不是什么意大利人，而是个佛郎机“细作”，也根本不会所谓的意大利语。这些所谓的利玛窦书信都是耶稣会伪造的。

三、为何说利玛窦不是意大利人，而是个佛郎机“细作”？

说利玛窦不是所谓意大利人的理由有二。

理由一，按现在的西方历史叙事，所谓的罗马帝国覆灭之后，亚平宁半岛的历史就是一片混乱和分裂，各种民族、城邦国林立。1861年，意大利王国建立之前，不存在所谓意大利国。

根据《剑桥意大利史》（克里斯托弗·达根）的叙述：1861年意大利王国建立，由此真正诞生了一个“新国家”——意大利（注意，是新国家，而不是新政权）。直至1870年意大利夺取罗马教皇国之后，亚平宁半岛真正成为一个完全统一的国家。意大利国家建立之后一直在为意大利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意识奋斗。意大利人的国家认同感是意大利王国建立以后经过一战二战才得到巩固。在1861年之前的亚平宁半岛只有一些所谓的城邦、公国或者自治体等，从未有过“意大利”这个国家。在1861年之前，亚平宁半岛地区的语言从未统一过，也不存在所谓意大利国的意大利语。1861年意大利首位国王伊曼纽尔二世书写时用法语，开会时用方言。这个意大利王国成立之初，对于绝大多数的意大利人来说，“意大利民族”、真正的“意大利”本身几乎没有意义。

根据《意大利民族发展史》（尹建龙张震旦著）叙事：“1861年出现的这个“意大利王国”是意大利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国家”，具有重要意义”，“（1861年之前）意大利本土却从未建立过全国性的绝对主义政权”。

同样，一些学者所称的在所谓文艺复兴时期有一个存在于教士、诗人的精神道德中的“意大利国”，也不存在。因为在利玛窦（及与之同期的入华传教士）的头脑意识中压根儿就没有“意大利”这个概念。

我们再来看为何利玛窦不是所谓意大利人的理由之二。据当时中国和利玛窦有交遊的文人士大夫及官方文献，及利玛窦所写的中文文献，利玛窦自1582年入华，至1610年死于北京的二十八年时间里，从未称（写）自己是意大利人，也从未说（写）自己来自于那个所谓“精神道德领域存在着的意大利国”，而是称（写）自己是“大西洋国”、“欧逻巴国”人。他提及自己来自哪里时，都是说“大西”“远西”“泰西”等。与利玛窦交遊的中国官方及民间人士，包括与利玛窦关系密切的“圣教三柱石”李之藻、徐光启、杨廷均在内，都称利玛窦是“大西洋国”“欧逻巴国”人。甚至他在1600年进京朝贡面对礼部官员“译审”时都没说自己是意大利人，而是称自己是“大西洋国”人。注意，根据这些文献记录，利玛窦在提及自己是“大西洋国”“欧逻巴国”人时，不是泛指“大西洋”地区或“欧逻巴”洲，而是实实在在地意指“国”。比如在最早一批与利玛窦接触的官员之一刘承范所记《利玛窦》文中（图5），（1589年）刘承范与另外一名官员陈海楼就佛教问题诘问利玛窦。利玛窦回答：“西番诸专城之国，不下二百有奇，今所称阿弥陀佛，或係他国教主，我欧逻巴国无是也”。在《明史》外国列传第二百十四意大里亚传里（图6），记载了利玛窦1600年进京朝贡并经历“译审”之事。其中关于利玛窦的国籍也是矛盾的。该篇记载利玛窦面对礼部官员正式审查时自称是“大西洋国”人，而礼部官员查遍会典也无此国记录，故对此表示怀疑，称“其真伪不可知”。《明史》意大里亚传里，又讲述“意大里亚”人利玛窦，却又记述利玛窦说自己来自“大西洋国”。为何这段叙述自相矛盾呢？为何自称来自“大西洋国”的利玛窦，却在他死之后，他的国籍又变为“意大里亚”呢？

现代对利玛窦国籍疑问的主要解释是，当时的中国人对世界认识不够，利玛窦怕中国人不知道“意大里亚”，所以说成“大西洋国”或“欧逻巴国”更能让中国人明白一些。这个解释确实忽悠了不少人，但真相并非如此。如果利玛窦真是“意大里亚”人，利玛窦瞎编一个中国人也不知道的“大西洋国”“欧逻巴国”，那不如直接说是“意大里亚”。而且利玛窦自称其入华时还带来世界地图并在中国重新绘制过多版世界地图（包括《坤舆万国全图》），那他为何不指着这些地图上的意大里亚说自己是意大里亚（意大利）人，以便让中国人更明白？事实上，当时的中国和欧洲的交往已经比较频繁了。当时的佛郎机人（现代称葡萄牙或西班牙人）在中国地方贪腐官员的配合下赖占澳门，并把澳门作为进一步侵蚀中国的前哨站和贸易中转站，每年来此交易的中外客商达数十万。中国人把当时的“深目高鼻体长多毛的欧洲白人”称为佛郎机，而没有称为“大西洋国”人或“欧罗巴国”人的。如果利玛窦怕中国人不明白“意大里亚”，而改称“大西洋国”和“欧逻巴国”，那中国人不是一样不明白吗？所以说这个解释利玛窦国籍问题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脚。另，利玛窦1600年进贡时呈送的贡品中包括一份世界地图册，那利玛窦在面对礼部官员“译审”时，为何不翻开地图册直接指着“意大里亚”说自己就是“意大里亚”人呢？更扯的是，1602年，和利玛窦关系密切的官员李之藻在《坤舆万国全图》上作序（图7），序里面称利玛窦的国家“彼国欧逻巴”，然而就在这张地图上欧洲板块以红字标注“欧逻巴”洲（图7），旁边的注释也写着“此欧逻巴洲有三十余国”，意大利半岛区域却赫然写着“意大里亚”。更荒诞的是，利玛窦说这幅地图是他自己画的，但他却把自己的祖国“大西洋国”画到大海里面去了，变成了大西洋。也就是说，利玛窦瞪眼看着地图上的“意大里亚”，却对着中国人说他是“大西洋国”“欧逻巴国”人。这不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所以，彼时的欧洲没有“意大利”这个国家，利玛窦也不是所谓意大利人。利玛窦既然不是意大利人，那他是哪里人？

再结合明朝一些民间和官方文献，就可以揭开利玛窦的真实身份。

在李日华（明末官员）所著《味水轩日记》中记载，（1585年）“岳之律（明朝官员岳和声）云：利玛窦乃香山澳主（澳门佛郎机）所遣，以侦探中朝者，为近日有扫除香山澳之议故也”。另，明朝天启年间曾执掌礼部的何宗彦在一件奏疏（图8）（1615年）中称：“西洋人庞迪我、熊三拔恋而久处，臣等密侦其故，咸谓广东香山县壕镜澳夷（指澳门佛郎机人）之细作也”，“（澳夷）恐朝议驱逐，故选慧黠机警如利玛窦者，习中国之语，读中国之书…遍窥情形”。也就是说，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拔等欧洲传教士，全是佛郎机派出的细作（间谍）。

利玛窦谎称自己是“大西洋国”“欧罗巴国”人，实为掩盖其佛郎机细作身份。而佛郎机在当时的中国犹如“倭寇”，素有凶残狡滑之恶名。中国朝廷上下对佛郎机可以说是“防火防盗防佛郎机”。根据《明史》外国列传第二百十三佛郎机篇（图9）记载：佛郎机人在明朝正德年间（1518年）遣使进贡，未见着皇帝而被令遣还，但其人却“久留不去，剽劫行旅，掠食小儿...，掠买良民”。嘉靖年间佛郎机试图以其侵占的满喇加（马六甲）国国名再进贡，被明朝官员识破之后拒绝其朝贡。所以万历年间入华的利玛窦“恐朝议驱逐”，也不敢也不能承认自己的佛郎机人身份，而是谎称自己是“大西洋国”和“欧逻巴国”人。

所以，利玛窦活着的时候，没有“意大利”这个国家，利玛窦也不是所谓意大利人，而是个佛郎机“细作”，也不存在所谓意大利国的意大利语。

关于利玛窦国籍是“意大利（意大里亚）”的记载文献，除了所谓的“利玛窦书信”，最早见于《利玛窦中国札记》中的金尼阁序言，和艾儒略给利玛窦写的墓碑文（帖）等文献，都是在利玛窦死后多年才出现的。甚至可以说，利玛窦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所谓的意大利人。

耶稣会不能也不敢说出利玛窦的真实身份，但为了弥补这个“历史”漏洞，于是在利玛窦1610年死之后多年才把利玛窦的国籍定为“意大里亚（意大利）”，并伪造了所谓的利玛窦书信集。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在《明史》中关于利玛窦国籍的记载自相矛盾。

四、为什么说所谓利玛窦书信是耶稣会伪造的？

此处列举两条理由。

第一条理由，在所谓的利玛窦书信中充斥着大量间谍行为、贿赂勾结官员和太监、妄议当朝（万历）皇帝立储及不上朝之事，甚至嘲讽辱骂万历皇帝的内容。比如：在《利玛窦书信集中》第9封信中，利玛窦称“目前我还不能以我们的方式绘制的中国地图和各省地图寄给您，但我希望天主能保佑我尽快完成这些地图，到那时...我都将地图寄给您…”；在第25、27、28、29封信中，利玛窦叙述了应天府（南京）城防工事火炮甚至军队人数；在第25封信中，利玛窦贿赂官员及其仆从以获取通关文书；在第13封信中（图10）以“荒淫可耻的人”来描述当朝（万历）皇帝；在附录2信中称当朝皇帝是个“非常娇气的人”；在第19、20封信中妄论立储，说万历皇帝“想有违祖制地把一位妃子所生的儿子立为太子和皇位继承人”等；在第38封信中，利玛窦勾结串通朝廷高官徐光启刻意隐瞒利玛窦的身份嫌疑证据；在第50封信中，留京的利玛窦去结识那些即将到传教地任职的官员，并嘱托这些官员照顾当地的传教士，因为这些官员知道：“我们（利玛窦）常和他们的上级官员来往，而那些上司有权撤销他们的职位”；在第53封信中，利玛窦贿赂太监和大臣替其呈递奏疏；……。

以上这些信件内容，每一条都是国法不容或欺君罔上之死罪。在一个因言获罪的时代，在一个对外国人（特别是对佛郎机和倭寇）防范有加的时代，在利玛窦虽然获准留京但仍然行动受限之时，在有部分官员警惕传教士活动并怀疑其活动经费问题及与外国互通信息之时，在有一名中国籍基督教徒黄明沙因勾连澳门佛郎机被逮捕并死在狱中之当时，利玛窦就像没事儿一样在这些寄往国外的书信中记录这些内容是不可能的。

第二条理由，《利玛窦中国札记》和《利玛窦书信集》的很多内容互相矛盾、前后不一。比如，关于China这个名字的由来，在《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一卷第二章中（图11）的说法是：葡萄牙大规模海上探险时代，交趾人和暹罗人称呼中国为Cin，葡萄牙人则以此学会称中国为China，并把这个名称传到欧洲。然而在《利玛窦书信集》第9封信中的说法则变成了：托勒密时代，秦（Chin）王朝的声名传到了欧洲，China这个名字一同传开，并一直沿用下来。这两个关于China这个名称如何传到欧洲的说法中，年代相差了1500年。再比如，《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四卷第十八章内容显示，1595年之前，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中文基督教日常教义文书没有《天主经》《圣母经》《信经》，然而在《利玛窦书信集》中却出现了。再比如，在同一封1609年致巴范济神父的信中，《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记载利玛窦称“我们的埃及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然而在《利玛窦书信集》中，这个“我们的”不见了，又增加了一个“古”字，变成了“古埃及人、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

由这两条理由可知，这些信件只有是在离开当事人的现实环境，像编故事一样编出来的欺人之谈。毫无疑问，这些全都由耶稣会流出来的所谓利玛窦书信，全是耶稣会伪造。

《利玛窦中国札记》和《利玛窦书信集》在文字语言问题上的矛盾叙事暴露了利玛窦、金尼阁及耶稣会都在撒谎。但他们处心积虑编造这些谎言的目的可不仅仅是为了掩盖利玛窦的身份，而其它更多的目的之一则是为了掩盖欧洲文字史真相。

那欧洲文字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继续看。

五、1582年，中国和欧洲“音译未通”吗？1518年，为何葡萄牙遣使进贡没有“本国文书”？1588年，为何欧洲教皇致中国皇帝的“国书”要用中文撰写？

据《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利玛窦是1582年抵达澳门，1583年进入广东肇庆，1600年进京朝贡。利玛窦1600年进贡时呈送了一篇中文书写的《贡献方物疏》（图13）。时任礼部右侍郎朱国祚对利玛窦进贡之事多有疑问。他的疑问之一就是利玛窦为何在中国“寄住二十年，方行进贡”（“二十年”是按《贡献方物疏》里记录的时间计算，按《利玛窦中国札记》的记录时间计算是“十八年”）。要知道，在1600年之前，由于耶稣会在华所谓的传教活动还未得到皇帝钦准，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还属于半非法状态，时“诸神甫之地位颇不安定，随官府之喜怒为转移”，所以利玛窦及耶稣会一直都是急不可待想要见到万历皇帝，以期获得皇帝正式批准其传教活动。但利玛窦为何还是要“寄住”十八年之后才行进贡呢？对此疑问，利玛窦在他1600年进贡时呈递的《贡献方物疏》中先行解释道：“（1582年）始达广东…盖缘音译未通…”。

利玛窦始达广东时真的“音译未通”吗？如果说1582年“音译未通”，那和利玛窦同行的“意籍”传教士罗明坚是如何在1581年用中文撰写《天主实录》的？如果说罗明坚在1581年用中文撰写《天主实录》是真实历史事件，那说明1582年“音译已通”，也就说明利玛窦在撒谎。

那1582年，中欧音译到底通了吗？

在《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二卷第四章中（图14），叙述了1583年9月利玛窦随罗明坚首次到达广东肇庆并面见知府王泮之事。其中一段叙述：“他（王泮）询问他们（利、罗）是谁，来自何方，来此何事。他们通过他们的译员大致回答如下…”。这说明在1583年，利玛窦、罗明坚就可以通过“译员”和政府官员进行沟通了。事实上，当时的中国和欧洲人（佛郎机）的交往已经比较频繁。佛郎机人占据的澳门成了中外贸易中转站，且当时的广东香山县政府时常与澳门的佛郎机和基督教传教士打交道，当时的广东福建官民也和占据吕宋（菲律宾）的佛郎机人多有往来。除了中国的文献资料，这些中欧交往的事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也有叙述。所以，不管罗明坚1581年用中文撰写《天主实录》是不是真实历史事件，当时的中欧之间根本不是“音译未通”，而是“音译已通”。且利玛窦很清楚“音译已通”这一点，但他却在1600年称自己始达广东时“音译未通”。那么利玛窦为什么要在音译问题上撒谎呢？

事实上，利玛窦在音译问题上撒谎，正是他在文字语言问题上的欲盖弥彰之举。即是利玛窦为了掩盖自身的文字语言问题，也即是他根本不会那些意大利语拉丁语等文字语言。为什么呢？

我们先要知道两个基本知识点：一是当时外国来华进贡的使臣必定要携带“国王表文（国书）”，且须经过礼部“译审”这一关才有可能见到皇帝。二是当时的明朝朝廷是拒绝佛郎机进贡的。而真实身份为佛郎机人的利玛窦，不管是刚入华时的1582年，还是在华寄居十八年后的1600年时，如果不隐瞒身份而直接进京朝贡，必定会被驱逐，故而谎称“音译未通”。而谎称自己是“大西洋国”“欧逻巴国”人的利玛窦假如会那些文字语言，那他直接带着用这些文字语言写的“国书”，说着这些语言去进贡就行了，也可顺顺当当通过译审，也就没必要在中国寄住十八年再进贡了，更没必要撒谎“音译未通”。

由此也可知，《利玛窦书信集》中那些利玛窦能熟练运用葡萄牙语、希腊语、西班牙语及拉丁语的叙事不可信。不但利玛窦会运用这些文字语言的叙事不可信，连彼时的欧洲有这些文字语言的叙事也全都不可信。为什么？

据张西平著《交错的文化史——早期传教士汉学研究史稿》第一章第三节（图15）称《明武宗实录》记载，正德十三年（1518年）“佛郎机国差使臣加必单末等贡方物，请封，并给勘合。广东镇府等官以海南诸番无谓佛郎机者，况使者无本国文书，未可信，乃留其使者以请。下礼部译处。得旨令谕还国”。此次进贡事件在《明史》佛郎机传也有记载。也就是说佛郎机此次遣使进贡时没有“本国文书”，官员质疑佛郎机“未可信”，此次进贡没见着皇帝就被令遣还。

我们再来看《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二卷第十二章内容。本章记录了耶稣会传教团安排教皇使节觐见中国皇帝之事（此次进贡计划半途而废），时间是1588年左右。其中一段叙述：“奉耶稣会总视察员之命，利玛窦神父在一位中国学者的协助下撰写了教皇致中国皇帝的信函，还有致广东总督的信，以及教皇赐给他的使臣的证书。这些信都用中文写成，将从欧洲发出，如用大字雅致地书写，中国人肯定会非常高兴的接受它们的”。

这就奇了怪了！1518年佛郎机遣使进贡不带本国文书！1588年的进贡计划，欧洲教皇致中国皇帝的“国书”，竟然需要在中国学者的协助下用“中文”撰写！

我们不禁要问，1518年，1588年，欧洲还没有用本国文字写“国书”的国家礼节吗？1588年，身为“意大利人”的利玛窦在“音译已通”的情况下，为何不用虽已生疏但还是能写信的“意大利语”写一封“国书”呢？如果说利玛窦的“意大利语”连一封“国书”都写不了，那他怎么能用意大利语写出一本四十五万字的著作？据称所谓拉丁语是当时欧洲的媒介语言，也是教会通用语言，那利玛窦为何不用自己能够口传翻译“拉丁语版《几何原本》”的拉丁语写“国书”呢？或者利玛窦用他“自称”在印度教授修辞学的希腊语写国书？或者用利玛窦“自称”运用更熟练的所谓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写国书？另，如果只是利玛窦自己吹牛能熟练运用葡萄牙语希腊语西班牙语拉丁语，那耶稣会及教皇为何不派遣其它会这些语言的人来华进贡，而非要等利玛窦于“寄居”十八年后的1600年再行进贡？

这些疑问，这些矛盾荒诞叙事，都在指向欧洲文字史疑云：1588年的欧洲，有没有可以用来写“国书”的文字？彼时那些所谓的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希腊语及拉丁语等文字存在吗？

可能很多朋友觉得难以置信，那我们再来继续看利玛窦1600年进贡之事。

六、1600年，为何利玛窦进贡要处心积虑要规避“译审”？

1600年，利玛窦终于实现了他的进贡梦想，并得到万历皇帝的恩准得以留京。那这一次的进贡，利玛窦用什么文字写好国书了吗，或者说他准备好了通过“译审”的文字条件了吗？他是如何进京朝贡的呢？他又是如何通过“译审”的呢？

1600年，利玛窦同样没有准备好“国书”及通过“译审”的必要文字条件，但他精心谋划了这次进贡的策略——规避朝廷各部门的“译审”，通过太监直接呈送贡物给万历皇帝。而这个策略是在三个中国人的精心谋划下制定的，其中两个是文人又是官宦子弟的瞿太素和李心斋，另一个是时任殿阁大学士的祝石林，并且由祝石林出面打通太监环节。这是《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四卷第十章的内容，此章叙述了1600年利玛窦在南京时和瞿太素、李心斋及祝石林共同谋划利玛窦进贡之事。其中一段叙述：“他们俩（瞿太素、李心斋）认为进行这次冒险（称进贡为“冒险”，说明其心虚）的唯一的办法是打动一位最高大臣（祝石林）…向他（祝）求计…他（祝）告诉他们说，礼物必须想尽办法送呈给皇帝”，“他（祝）亲自把神父们介绍给主管的太监，并托付他到北京后把他们（利玛窦）介绍给和他同样最有势力的宦官”，“祝石林给了太监一大笔津贴以酬谢他的好意”。

由此可知，1600年这次进贡，利玛窦从一开始就没想走正规程序，而是计划买通太监直接呈送礼物给皇帝。这件事也可通过时任礼部主客司郎中蔡献臣的一篇奏疏《议处贡夷利玛窦疏》（图18）印证。在该篇奏疏中，蔡献臣质疑利玛窦不走正规程序而通过太监马堂直接进贡之事。该奏疏写道：“看得利玛窦一寓夷耳，异物贡献既非贡例，到京潜住，尤涉诡秘”，“外夷之进贡也，必賫国王表文，必由布政司起送。…必下臣部译审明白，而后疏进内府。…此祖宗之定制，而礼官之职掌也”，“而今马堂混进是非（指太监马堂越权），与臣等溺职之罪，俱有不容辞者”，“利玛窦既奉旨送部，乃不赴部译，而私寓僧舍，臣等不知其何意也”。

从这篇奏疏中可知，明朝对待外夷谴使进贡是有严格制度及流程的，其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即是由礼部“译审明白”。利玛窦买通太监试图规避这个环节，但万历皇帝还是下旨让利玛窦先到礼部“译审”，而利玛窦却拖延着“不赴部译”。且蔡献臣还在这篇奏疏中质疑利玛窦进贡之事“尤涉诡秘”，并质疑利玛窦自称的大西洋国，称“其远近真伪，俱不可知”。虽然礼部多次上疏要求遣送利玛窦，但最终利玛窦规避“译审”的计划得逞，万历皇帝网开一面答应了利玛窦留京的请求。

也就是说，利玛窦1600年这次进贡也没有通过“译审”，朝廷也没有得到教皇的“国王表文（国书）”，而只是一篇用中文写的《贡献方物疏》。1601年，万历皇帝最终同意了利玛窦留京传教，但却不知道利玛窦到底是哪国人，也不知道利玛窦到底说的哪国语言，当然更不可能知道利玛窦是所谓的意大利人，也不可能知道利玛窦说所谓意大利语。直至明朝末期，胡广巡抚方孔炤发现了这个对传教士的“译审”漏洞，曾上疏要求重新“译审”传教士，但为时已晚，传教士在中国朝廷和民间的渗透已经透骨浸髓。

利玛窦在音译问题上撒谎，1518年佛郎机进贡不带本国文书，1588年传教士用中文写教皇致中国皇帝的国书，1600年不走正规程序进贡而处心积虑规避译审，凡此种种，让我们不得不再发出疑问：彼时的欧洲真的连写封“国书”的文字都没有吗？彼时的欧洲，真的没有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及希腊语、拉丁语等文字吗？

答案是：没有。

这个答案，利玛窦也告诉了我们。

七、1598年，利玛窦称“以音韵书写的方法”是耶稣会传教士创作的，恰证1598年之前的欧洲没有文字。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四卷第三章。该章记述了利玛窦1598年第一次进京的所见所闻和因各种原因而不得不离开北京返回南京之事。其中有一段记述了利玛窦和郭居静神父在返回南京途中编撰汉字词汇表之事。利玛窦写道：“由于他（中国籍教徒钟鸣仁）的可贵帮助，神父们利用这个时间编制了一份中国词汇。他们还编成了另外几套字词表，…，中国人用声韵和声调来变化字义，…，他们采用五种记号来区别所用的声韵，使学者可以决定特别的声韵而赋予它各种意义，…，郭居静神父对这个工作做了很大贡献。他是一个优秀的音乐家，善于分辨细微的声韵变化，能很快分辨声调的不同。善于聆听音乐对于学习语言是个很大的帮助。这种以音韵书写的方法，是由我们两个最早的耶稣会士所创作的，现在仍被步他们后尘的人们所使用”

此处利玛窦所称的“以音韵书写的方法”是什么意思呢？“音韵”即是指文字的读音，声母、韵母、声调。“以音韵书写的方法”也就是“以声母、韵母、声调书写的方法”，这就是——拼音。“拼音”用于文字书写就是拼音文字，用于给其它文字注音就是拼音注音。那么利玛窦所称的拼音方法是指拼音文字还是拼音注音呢？其实这个问题不重要，因为不管是指拼音文字还是指拼音注音，都证明了欧洲在1598年之前没有文字。为什么？

文字的演化规律分三个阶段，第一是象形文字，第二是由象形文字通过“六书”之法发展出的表意文字，第三才是由表意文字的字义和注音衍生出表音文字（拼音文字）。也就是说，拼音文字出现之前，必然要经历一个发展环节－－表意文字的注音。清末语言学者马建忠在他所撰的《马氏文通》中（图20）称，“泰西文字，原（源）于切音”。“切音”是什么？“切音”是中国人应用了两千年的汉字注音方法，和我们现在所称的汉语“拼音”都是指注音方法。也就是说，欧洲的葡语、西语、意语及希腊语、拉丁语这些拼音文字在产生之前，都要经历一个“切音（拼音）”环节。而利玛窦称拼音文字或拼音注音是传教士创作的，恰恰证明欧洲在1598年之前没有文字，同时也说明欧洲的拼音文字是1598年才开始创制，且是在中国，在中国学者的帮助下开始创制的。

至此，传教士入华初期的欧洲有无文字这个令人哂笑的问题已经有了答案。这个答案也回答了前面所有问题：因为彼时的欧洲没有文字，所以彼时的地球上根本没有所谓的《圣经》；因为彼时没有《圣经》，所以传教士来华不带《圣经》，当然也就翻译不了《圣经》；因为传教士来华传教却不带也不翻译《圣经》的事实很荒唐，所以耶稣会就编出了教廷不允许翻译圣经，却又允许翻译科学书籍的更荒唐故事；因为彼时的欧洲根本没有文字，所以传教士为中国送来的七千部六科经籍的原版全都消失了；因为彼时的欧洲根本没有文字，所以传教士为中国翻译科学著作只能“口授”。因为彼时的欧洲没有文字，所以葡萄牙1518年遣使进贡没有“本国文书”，所以1588年欧洲教皇致中国皇帝的“国书”要用中文书写，所以利玛窦1600年进贡时要谎称“音译未通”并处心积虑规避译审；因为欧洲的拼音文字是1598年才开始初创，所以耶稣会在利玛窦死后以所谓意大利文伪造的利玛窦书信自然就有很多语法、词汇及修辞方面的错误，为了掩饰这个尴尬的问题，这个“利玛窦”也就在那些所谓的利玛窦书信中屡次提及“利玛窦运用意大利语很困难”；因为没有文字，彼时的欧洲人也就是蛮族，所以《明史》上记载佛郎机人“掠食小儿”也就不会让人觉得不可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