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我对难以完工的“新清史”的看法——编撰者和读者都要作观念的更新

笔者研究华夏文明的起源，常会翻阅“二十四史”，这些都是皇家主持修编的“正史”，经过许多人的考查、证明和校对，历史价值自然是个人著述的“野史”所不能比拟的。遗憾的是，里面没有“清史”，对此，笔者有一些思考想法，觉得有必要表达出来，供感兴趣的人批评指正。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也华夏古文明的一个高峰，不管人口、疆域，还是文治，都达到了中国古代史的最高水平，为现代中国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首先是人口，为中国历代之最。清朝末年，已达四亿之多，所谓“四万万同胞”是也，占世界人口的一半快了。这是从未有过的人口规模。如果把人口看为国之财富，那么清朝的“富有”天下第一，举世无双。

其次是疆域，清朝版图的辽阔是“大唐盛世”都不能比拟的。唐朝最盛时也没有统治过西藏和云南，在清朝却是明明白白归在“皇舆全览图”中的。唐朝虽然占有过葱岭及河中地区，但时间非常短，这些地区在清朝称之为“新疆”，却是牢牢掌控着的。唐朝对蒙古高原的控制也不长久。此外，唐朝势力根本就没有进入过占东北大部分的靺鞨之地，在清朝，整个白山黑水都在御榻之下。清朝的疆域即使与蒙元王朝相比也大有胜出之处，例如新疆地区，元代是窝阔台、察合台汗国的领土，它们只是名义上隶属元朝，并不在元朝皇帝的实际掌控范围内。

最后是文治武功，清朝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清朝国祚296年，乍看似乎与唐朝不相上下，其实情况大相径庭。唐朝建立不到150年就发生了安史之乱，从此进入方镇割据的状态，朝廷对地方的控制趋于名存实亡。但清朝直到清帝退位，疆域大体存在，没有出现分庭抗礼的独立王国。

清朝的中央集权制度之周密，礼仪典章之完备，是任何朝代都望尘莫及的。即使文化建设，清朝也是集大成者。代表性成果是《四库全书》，规模比明朝《永乐大典》大得多，相比之下可谓小巫见大巫了。《永乐大典》有2.2万卷，计3.7亿字，而《四库全书》有7.9万卷，共9.97亿字。参与汇编《永乐大典》的约有百余人，参与《四库全书》的学者超过三千。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愿不愿意看到，这些都是明摆着的历史事实。

中国古代一直有皇家修前朝史的传统，至少已经延续了二千多年，新王朝一旦建立，立即就着手为逝去的王朝撰写历史，一方面有“盖棺定论”之意，相当于为其立一个墓志铭，另一方面是以此说明自己为正统王朝的继承者，天命已改，万象更新了。通过这种不断的修编，已达“二十四史”，清史就是其中的第二十五史。

第二十四史是《明史》，清兵入关第二年，即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就开始设馆修编，它被认为是正史中修撰得最好的，其材料之翔实，考察之仔细，叙事之稳妥，行文之简洁，校对之仔细，都算得上首屈一指，因此，可视为清朝“文治”取得的重要成果。

基于这个古老传统，清帝退位不久，北洋政府就启动了清史编修，设“清史馆”主其事，曰：“将奚以窥前代之盛，备后世考镜之资。”计划给清朝一个公正允当的评介。前清户部尚书、封疆大吏赵尔巽被任为总编，定每月拨付十万银元为经费，并规定参与编修者月薪最高可达六百元，当时算是相当丰厚的。

虽然北洋政府对清史修编非常重视，充满期许，但由于时局动荡，经费常无法按时拨付，修编并不顺利，但总算是在不停进行中。至1927年，经过14年编撰，基本完成，计有800万字，赵尔巽于是以《清史稿》之名出版，表示这是征求意见稿，并非最后的成书。因为是“踵二十四史沿袭之旧例”，当然是用文言文来写的。

《清史稿》出版第二年，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先生就呈文行政院，建议禁止其发行，理由是该书“系用亡清遗老主持其事……彼辈自诩忠于前朝，乃以诽谤民国为能事……此书若任其发行，实为民国之奇耻大辱。”他指出，书中有反革命、称扬诸遗老、反对汉族、为清朝讳之类问题，还有诽谤新政府言语，在记述李自成、张献忠、白莲教、太平天国时，一概称之为匪、逆、寇、贼，完全站在清朝立场上，有失公正客观。国民政府审议后也认为对清朝“太过于歌功颂德”，下令“永远封存，禁止流行”。编撰工程被判失败。

这本《清史稿》参编人员不到百人，又处在极为动荡年代，完稿后也未经仔细核对，存在许多差错，例如年月、事实、人名、地名搞错了，或者前后写法不一，但也有明显优点，就是汇集了比较丰富的清史资料，当时清朝灭亡不久，各种档案还保存得非常完整。还因为编写者都是清朝遗下的大学者，写作《清史稿》的文言文水准极高，这是后世之人再也达不到了的。

 

笔者书柜中的二十四史

新中国建立后，完成“第二十五史”的任务被继承下来。1950年董必武就提出了一个编撰计划，中央任命吴晗担任此项目负责人，但当时的情况是，百废待兴，根本腾不出手来组织编委会，也没有资金推动这个工作。加之政治运动频繁，没法付之实际行动。直到2001年，国家才正式启动清史的修编，成立了编委会，戴逸任总编，9亿元启动资金也到账了。计划为时10年完成清史，并决定项不再使用文言文，用现代语言来写。

经上千位专家共同努力，到2008年，“新的清史稿”得以完成，计有3200万字。但让人想不到的是，最困难的工作在后头，就是随之而来的审稿，进行得极不顺利，它就像一座无法翻越的大山摆在那里，让人焦头烂额，心力憔悴，疲惫不堪。

据说参与审稿多达130人，已出审核报告130多万字。至今16年过去了，审稿仍在进行中。总之这部史稿遭到了广泛批评，不仅官方不满意，学界也一片质疑之声。至于何时能出版已经变成一个未知数，肯定是遥遥无期了。

一个国家级工程，在不愁人员经费的情况下，它的迁延日久，难以完工，在新中国历史上是十分意外的。凭借举国之力体制优势，七十多年来，中国完成了许多伟大的工程，例如原子弹、人造卫星、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网等，每一项都让世界为之惊艳，每一件都是按计划完成的，但对这件看似可手到擒来的文化工程，却久久无法完工。事实上已经变成一个烂尾工程。原因何在？

原因是一目了然的，就因为清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他们原不是“中国人”，是华夷之辨观念中的“蛮夷”。对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功过影响作出合乎公众理念的评价，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不管你怎么说，都不会被社会大众一致认可，不管你怎么写，都将难以自圆其说。注定了编撰工作将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使。

如果你按史实给清朝以较高的评介，必然忤逆汉民族的情感，引起公愤，招来无尽举报与谩骂。如果不按史实来写，处处以照顾主体民族感情为重，又将极大降低史书的学术价值，以致在“正史”中犹如狗尾续貂般的存在，甚至可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束之高阁，在编写者还在世时就抛弃不用了。

笔者以为，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唯有重新审视我们的传统文明史观，看看其中有没有偏差不实之处。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在华夏文明起源发展过程中，来自边疆地区的游牧民族，他们入主中原，在人口众多的传统农耕区域建立地方王国，或者大一统王朝，这是中国历史的偶然现象，还是文明发展史中的常态？笔者的回答是，这就是常态，或曰规律。

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成为农耕定居民族的统治者，在整个中华文明起源发展史中，这是反复呈现着的历史场景。并且，不是中国特有的历史现象，世界各大古文明都是这样的。

从文明起源的角度看，古文明无法在单一民族中自发产生，一定要外来民族的参与。因为文明起源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形成较大规模的国家形态，出现金字塔式的权力架构，及由此而来的尊卑等级关系。我们称之为“文明”的东西，包括文字，都是在这种尊卑等级关系持久存在的条件下产生，因统治者的需要而被创造出来，舍此别无途径。

这种尊卑等级关系就是所谓的“礼制”，它不可能自发形成，因为人人都想做人上人，被伺候，不愿做被统治者。因此它只能是民族征服的产物，就是外来入侵的结果，舍此别无可能。归根结底是由人性决定的，由人类从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走来这个大前提注定。

历史上，游牧民族在不断入主中原，根本原因是在人类的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相比农耕定居民族具有天然的军事优势。直到火炮和机枪的出现，保持了千万年的军事优势才嘎然而止，一去不复返。

例如，在西亚二河流域，考古发现，最古老的文明是苏美尔文明，作为统治者的苏美尔人并不是当地土著民族出身，他们是来自遥远东方的游牧民族。语言分析也显示，记载在楔形文字泥版上的语言与当地土著人的语言完全不同，这是两种没有亲缘关系的语言。与清朝一样，统治二河流域的最后一个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者也不是当地土著民族，他们是来自蒙古高原的突厥人。

在印度次大陆，情况也一样，与印度古文明起源密切相关的雅利安人，他们并不是当地土著民族，而是来自欧亚大陆深的游牧民族。雅利安人对印度的入侵不是一次，历史上在不断发生着，由此产生出许多大大小小的部族国家和地方王国，时而又形成巨大的帝国。辉煌灿烂的印度古文明就在这种不断被征服的过程中形成。这与华夏文明的起源没有两样，区别只是发生地点不同。并且，印度历史上最后一个帝国“卧莫尔王朝”，创建者同样来自域外，他们原本游牧于荒凉干旱的帕米尔高原上。印度的骄傲，举世闻名的泰姬陵就是这个王朝留下的。

笔者以为，只有当我们认识到“游牧奴役农耕，而后融入农耕”，是华夏文明起源发展的主旋律，是中国历史的常态，也是世界上各大古文明的共有规律时，我们才会坦然面对清朝历史。才不会继续左右为难，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了。因为清朝不过是这个主旋律中的最后一波而已。

 

古羌迁徙路径示意图

为了说明这个是不是常态的问题，先来回顾一下以“三皇五帝”和“先秦三代”为代表的华夏上古史。当我们以现代人应有的理性精神去思考和推理时，这些古帝先王是什么民族背景，这些远古朝代是不是农耕定居民族建立的，很快就会明白起来。

黄帝作为“三皇五帝”之首，史载，他“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未尝宁居”，这是游牧民族才有的情形，与后来的成吉思汗没有两样。黄帝从传统游牧区域入主中原是可以肯定的，《山海经·西山经》中有这样的记载：“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他的部族如果不是从青藏高原上迁徙下来的，他们不是古羌藏类游牧民族，怎么可能把都城建到昆仑山上去？

其实先于黄帝入主中原的“炎帝”同样是游牧民族出身，因为他姓“姜”（སྤྱང་ sjang），古羌语意为“狼”，又姓“伊祁”（ཡི་ཁྱི་ yi qi），古羌语意为“坐中心作灵魂的神犬”。这两个含义相近的姓氏已经锁定了他为“犬戎”背景。

三代之首“夏”的创建者大禹，也不可能农耕定居民族出身，因为他来自青藏高原东缘汶川刳（kū）儿坪，那里直到隋唐时代仍是古羌的大本营所在。并且《史记·匈奴传》明确说，匈奴是夏后氏（夏王族）后裔，那么，夏王朝是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就确定无疑了。

此后的商、周、秦，都是游牧古羌人建立的。古代游牧民族亦军亦民的社会结构，以征战为生的生存方式，及以战神崇拜为特征的原始苯教，把他们这种军事优势长长远远地保持下来了，注定了这些古王朝无有例外地都是游牧民族建立的。

许多王朝的创建者，他们原来的民族背景已变得模糊不清，不仅是因为时间久远，很多情况下是“华夷之辨”造成的，是统治者极力回避掩饰的结果。因为他们入主中原之后，很快又会面临游牧民族的入侵压力，所从来之地又会崛起一股军事力量，成为中原王朝的严重威胁。要想保家卫国，需举国之力，就必须把自己原来的民族背景淡化掉，从而把自己与敌人区别开来。久而久之，他们真实民族背景就会被严严实实地掩盖起来。继隋朝之后，开创“大唐盛世”的李渊、李世民家族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隋文帝杨坚与唐高祖李渊都是“鲜卑”族出身，但他们这个鲜卑与建立北魏的鲜卑拓跋有所不同，不是从大兴安岭南下而来，是青藏高原东部固有的部族名，与古羌有一脉相承的关系。隋王族的鲜卑姓氏叫“普六”，杨坚原名“普六茹坚”，唐王族的叫“大野”，李渊原名“大野叔德”，都是典型的古羌语名号，由两个近义词重叠而成。

李渊祖上建立过西凉国，都酒泉，后被北凉沮渠蒙逊覆灭，余部西迁至吐鲁番及焉耆一带，改号龙兴，史称后西凉。后投靠北魏，452年被魏帝调动至阴山南麓卫戍，又发展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由于唐王族原本活动于陇西地区，故与西域胡人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隋唐王族与突厥的关系更是难分难解，因为突厥、胡人、鲜卑这三个概念多有交叉重叠，许多时候不过是同名异称而已。李渊侵入长安就是与突厥始毕可汗联手干的，他们有约在先：“若入长安，民众土地入唐公，金玉缯帛归突厥。”说明他们是完全的同类，延续着匈奴结盟南掠的传统，只是突厥可汗志向较小，他只要财物，没有长远打算。

最能反映唐太宗民族背景的是他说突厥语，《旧唐书》记载，突厥颉利可汗攻入渭水边上叫“便桥”地方时，秦王李世民率部迎战，为避免与昔日盟友兵戎相见，两败俱伤，他屏退左右，单独一人“与颉利可汗隔津而语，责以负约”，“太宗独与颉利临水交言，麾诸军却而阵焉。”李世民晓之以理，诱之以利，终让突厥可汗引兵而退，并相约数天后会盟，重申兄弟情谊。后突厥可汗果然如约而至，“刑白马，与颉利同盟于便桥之上。”李世民说突厥语明矣！那么他是何种民族背景不就清楚了吗？

唐王族说什么语言，还可从废太子承乾事迹中看出来。由于深得李世民宠爱，他8岁就被立为太子，太宗每外出巡幸，皆指定太子监国，因此他很早就开始执掌朝政，处理军国事务。但后来，承乾怀疑储君地位受到了威胁，决计杀掉同样深得李世民宠爱的胞弟李泰，图谋败露后，又准备学乃父举兵逼宫，没有成功，而被废黜。因为他已成“废太子”，史书才记下了他的“不良”嗜好，说他学胡人椎髻，说胡语，吃胡食，爱慕狼头纛，最喜欢去北方草原游牧，而不是在长安城里过宫廷生活。《新唐书·常山王传》也说，承乾“好突厥言及所服，选貌类胡者，披以羊裘，辨发......造五狼头纛，设穹庐自居，使诸部敛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啖。承乾身作可汗死，使众号哭，剺面奔马环临之。”所谓的不良爱好，实是唐王族真实民族背景的写照，被意外暴露出来了。太子说“胡语”绝不可能是爱好，必是家庭语言环境所致，同时也是朝中大臣主要说什么语言的反映。

唐太宗喜欢围猎，因为游牧民族“皆以此为最乐事”，他还未登基时，就常与突厥薛举可汗一起围猎，曰：“太宗与之游猎驰射，无所间然。”这也说明他们说同一种语言的，否则就不会“无所间然”。登基之后，李世民仍频频“狩与尧山”“狩与岐山”“狩与骊山”，记载不绝于史，终不改游牧民族的本色。从墓葬形制看，唐王族也延续着古羌把墓葬建在山顶上的习俗，且保持着突厥人在墓前立杀人石的传统。

敦煌石窟158窟壁画局部，画的是西域胡人“剺面送葬”习俗。

应知“民族”这个概念是近现代才有的，是19世纪末叶从日本传入的。古人的“华夷之辨”观念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而是指中国人与外国人，文明人与野蛮人。

在古人观念里，只要不接受中原王朝的统治，不承认中原皇帝是天神下凡的“天子”，就都是“不文明的野蛮人”或“未开化的蛮族”。古人也不以语言不同，生存方式不同来区分民族，甚至也不以血缘关系来区分民族。例如蒙古高原东部的坚昆（吉嘎斯），据记载，他们与唐王族有相同的源出，但唐王朝并没有把他们归在“华”的范围内。

在古人观念里，没有什么比高低贵贱的“礼制”更重要了，这才是要时时刻刻申明的东西，至于语言根本就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古人虽然知道西方人使用另外一种文字，并不知道语言还有结构不同、系属不同之区别，这些要到近代才慢慢明白起来。

先秦史书中常以“国人”来指称贵族统治者，例如西周时有“国人暴动”，因为他们是这个国家的拥有者。其他的都是他们的属民，称之为“鄙人”。这种称呼是游牧文化固有的，只有在游牧社会中是一直延续着的。先秦时代，国人把自己的语言叫“雅言”，对他们听不懂的语言一概称之为“鄙语”。

也因此，古代的“中国”不是一个民族概念，而是国别和隶属关系。例如古代的“华夏”“汉人”“唐人”“大秦”“震旦”“支那”等，都是国名，而非种属。即使“炎黄子孙”，也不是血缘关系，而是对国民的一种昵称，因为黄帝和炎帝都曾入主中原，建立帝国，如此他们就成了帝国属民的共同“父亲”，所谓“家天下”是也，并不是所有属民皆由黄帝炎帝所生。

对古代的“华夷之辨”指什么，唐代韩愈《原道》说得最明白，曰：“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意思是说，夷人只要入主中原，建立了王朝，就是中国人，也就是“华”，否则就是“夷”。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能否成为中国“天子”。由此可见在古代，“华”与“夷”身份是可以瞬间转换的。

正因为唐王族是“胡人”身份，是游牧民族出身，他们才会以极开放的心态对待中亚胡人。从《旧唐书》记载可知，当时朝廷中充斥着来自西域的王公贵族，好几位宰相都是来自安息的胡人。正因为他们是同类，统治者对他们没有民族隔阂，也没有语言隔阂，才会有这种情况的出现。统治者的民族背景必然对其大政方针产生深渊的影响。唐代，西域人大量迁徙到中原内陆生活，就像元代有大量西亚色目人在元朝做官和担任宫廷侍卫一样。胡人带来的西方器物，也带来了西方宗教。当时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大幅度缩短了。在唐代，“丝绸之路”的繁荣也是前所未有的。唐朝与青藏高原上吐蕃人的交往也是广泛而深刻的，当时宫廷中盛行吐蕃的赭面妆。

由此可见，唐王族的游牧民族背景，并不是什么坏事，从国家兴盛和文化繁荣的角度看，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件幸事。我们有理由推测，当时朝廷中藏有大量突厥语文档，就像清朝宫廷中有大量满洲语文档案一样，只是没有被保存下来。

笔者以为，一旦看清唐王族的民族背景之后，我们就不会对满洲人建立清朝而耿耿于怀了，因为这就是中国古代历史的常态，不过是一种回荡了千万年的历史主旋律的绝响而已。

 

河南南阳出土古代画像石上，游牧军队“劝课农耕”的场景

满洲崛起之时，西方虽已经进入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时代，但在东方的中国，还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古代社会，基本情况与隋唐时代相比也没有什么两样，即使周边游牧民族的分布格局也大体相同。

因为清朝离去时间不很久，关于他们的许多记载还在，崛起过程及入主中原的场景还清晰可见，它在告诉我们，在那个时候，在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成为农耕定居民族的统治者，就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

古代游牧民族相比农耕定居民族具有明显军事优势，这清朝建立过程中表现的可谓淋漓尽致。而在也就成了清史叙写中要面对的一个难题，因为实在无法把明朝被取代归结为“崇祯皇帝昏庸无能”，总之很难找到一个说辞，来安慰抚平社会大众对这段历史的愤愤之心。

与李渊进入长安一样，满清入关也是与蒙古人联手干的。即便如此，他们的总兵力也不多，甚至可以说少得可怜。1644年春清兵入关时，满洲八旗兵只有约五、六万人，加上察哈尔蒙古八旗约两万人，汉军八旗大约三万人，顺王顺公部近一万人，外藩蒙古助战一万人，合计不超过十五万人。而这就是他们的举国之兵，倾巢出动的人数。

即使算上投降的吴三桂部五万人，也不过十八万人，当时号称20万。当时，满洲之地总人口，包括耕奴在内，在100万以内。凭此他们却能横扫中原，打败了号称有200万军队的李自成大顺军和张献忠大西军，成为超一亿人口农耕汉民族的统治者。

游牧在白山黑水间的女直人，其勇猛善战史书早有记载，辽代就有“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的说法。因为他们自小就习惯驰骋射猎，养成了强壮的体魄，其社会结构亦军亦民，等级森严，只要部族首领一声令下，随时可以拉出去投入战场。游牧民族共有的特征是，部族首领皆被视为祖先神灵的化身，拥有极高权威，其号令能被全体部众无条件接受，而这正是始终保持军事优势的重要原因。

游牧民族有高超的野战能力，归根结底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因为他们生活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满洲人从小就习惯于爬冰卧雪，迁徙往来，养成了忍饥耐渴，风餐露宿的习性，即使千里奔袭对他们来说也是小菜一碟，这使得满洲军队来如风，去如雨，集合调动异常迅速，且具有连续作战的能力。这些都是自然的禀赋，是农耕定居民族战士怎么训练也达不到的。世界上没有哪个物种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人类也不例外。

古代游牧民族以征战为生，使得他们有高超的军事技能，战争艺术。据记载，满洲人战法是“当兵刃相接之际，披重铠执利刀者令为前锋，披短甲善射者自后冲击”，野战对峙时，一声令下便万矢齐发，万马齐冲，明军往往一战即溃。清军的胜利还与对明朝投降将士给以重赏有关，这也是一种战争艺术。特别是对明朝统兵大将，不吝惜封王赐爵，故入关之后的一年内就招降了40多万明军将士，满洲军事力量很快增长到了四十余万人。

像满洲人一样以少胜多的故事，中国历史上已经无数次发生过了，归根结底是由人类的冷兵器时代决定了的。因此对古代中国的农耕定居民族来说，这是一种自然历史注定的宿命，只能坦然接受。

其实明朝从全盛走向衰败的转折点，就是以少胜多的“土木堡事变”，发生在明朝建立仅过去80年的1449年9月1日。当时来自西蒙古的也先瓦剌军攻城略地，势不可挡，北京外围要塞接连失陷，都城面临破防危险，明英宗被迫率50万大军亲征，结果在离北京城仅百余公里的怀来县境内被包围，全军覆没，皇帝自己也成了俘虏。当时的瓦剌骑兵不过三万人（一说只有二万），游牧军队的战斗力以及战法之高明，由此可见一斑。从此之后，周边游牧民族的入侵压力，日益成为明王朝生死存亡之患。清兵入关不过是最后一击而已，迟早要发生的事。

中国历史的驱动力始终在外部，而不是在内部，中国历史周期性再现从来不是内部有什么东西量变质变的结果，而是外部入侵压力不断叠加，最后超过临界点造成的。换言之，游牧民族的军事优势始终是中国古代历史的推动力。

但是，历史上，农耕定居民族分布范围在不断扩大，游牧区域在不断缩小，这是为什么？因为存量人口在不断增多，只有农耕才能养活更多的人口。由于农耕人口的增加，原来的游牧区域被越来越快地被蚕食掉了。

在华夏文明起源之初，可以肯定，游牧民族传统活动范围要大得多。例如在黄土高原上，直到战国时代，今陕西和山西南部还到处有山戎、羌狄、丁零在活动。山西太原古称“龙城”，这是匈奴对单于斡耳朵的称呼，说明这里曾经是匈奴的都城。历史上，他们“龙城”在不断北移，最后就到蒙古高原上去了。

宏观上看，一部中国文明史就是游牧民族不断入主中原的历史，追根寻源，这些游牧民族的来源地最终都指向了青藏高原，无有例外都是原始苯教背景（萨满教），也因此笔者以“华夏文明的青藏之源”“华夏文明的内核是原始苯教”两句话来概括之。

这也是华夏文明给人五千年如一日，没有改变，没有中断印象的原因。虽然他们各有名号，但从宗教背景上看，其实是同一种人，甚至所从来之路径也是一样的，是一条已经存在了千万年的路，同样的故事已经无数次发生过了，因此，他们对中原已经形成的文化传统并不排斥，反而有他乡遇故主，相见恨晚的感觉。区别只是所建帝国的存续时间有长有短。

所有这些游牧民族最后不可抗拒地放弃了祖先的生存方式和语言，就像我们看到的满洲人一样。清朝末期，满洲人就已整体融入汉民族中，即使在东北地区，能说满洲语的人也已所剩无几。而汉民族的体量，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庞大起来的。这个过程就像酿酒，游牧民族起着“酵母”的作用，而农耕定居民族起着粮食和基础的作用，投入的酵母最终都转变成了酒水，看不见了。

今天的汉民族是融合而成的，已经被基因研究反复证明，有些自认为纯种汉人的人，一检测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戎狄血缘成分，有的甚至占比很高。2014年4月18日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汉民族历史形成过程的生物考古学考察》说，经过近三年的信息搜集和大规模数据分析，他们已经积累大量体质人类学方面的证据，分析证明，今天汉人和汉民族，其实是历史上多民族融合出来的混血民族。远古时代，中原汉民族的长相更趋同于今广东、广西、福建等南方省份的汉族，外貌改变是北方游牧民族即戎狄族群不断融入的结果。

从语言上看，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最终都改说单音节汉语了。他们原来说的是一种多音节黏着语，这是两种分属于不同语系，没有亲缘关系的语言。这种语言的改变是因为原来的语言没有用了，他们周围的被统治者、被支配者根本听不懂他们的话，要与他们沟通必须用汉语，只有说土著民族的话语才能指挥和使用他们。语言被“汉化”的速度是很快的，到乾隆时，南下的满洲人就已经不会说满洲话。今天人们已难想象，曹雪芹这样的汉文学高手祖上是不说汉语的，乾隆帝写的汉文诗数量比《全唐诗》总和还要多。

农耕定居民族对周边游牧民族的吸引消融，犹如宇宙空间的“黑洞效应”。小质量物体总是被大质量物体吸引，这是物质运动的规律，人类社会也不例外。人口多即质量大。游牧民族像被磁石吸引一样，是由人口基数悬殊产生的。他们心向往之，象饿狼一般垂诞着那里的猎物，那里有他们想要的一切，于是就铤而走险，当然，更多的时候是必须耐心等待。必须等到那里的统治者整体上汉化了，取而代之的机会才会出现。一旦统治者养尊处优，习惯被伺候了，他们的战斗力就会大幅下降，甚至变得十分衰弱。于是“逐鹿中原”过程再次开始。他们失败之后，就降格成为被统治者，最终消融进农耕民族中去。与此同时发生的，是新上任的统治者又不可避免走向汉化。从宏观上看，旧强权被覆灭，新强权又重蹈覆辙的过程，就是华夏文明起源发展的全过程。

即使在和平时期，贵族转变成平民的情形也是在不断发生着，古代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很低，无法供养会迅速膨胀的贵族群体，他们的众多妻妾必然导致这种情形的发生。就像草原对畜口密度有一定限额一样，当与核心贵族渐行渐远时，即使有贵族血缘也终将变成平民。

在中国范围内，游牧人口大大少于农耕人口的状况，上万年前应该就已经如此了。与农耕定居民族不以征战为生有关，使得他们保有更多的存量人口。总之是人口数量决定了融合的方向。随着汉民族的体量越来越庞大，黑洞效应变得愈发强烈，周边游牧民族的融入速度在不断加快。历史上不曾有过相反的趋势，即农耕定居民族成为游牧民族的统治者，最后变成了游牧民族。这种逆向运动从来没有出现过。

延续了五千年的征服与消融的过程，无法用对与错、正义与非正义去简单界定。历史是用来理解的，而不是用来评判的。我们只有从历史中超脱出来，就像站在月球上看地球一样，才能看到历史的全貌！

大清皇舆全图

据说清史编撰中遇到其中一个难题是，如何回答中国拥有如此辽阔疆域的文化历史依据，怎样才能说明中国拥有这些领土的自然历史根源。

国外有一种说法，说清朝皇帝的身份是藏、回、蒙、满的共主，这些地方与中原汉地一样，是被满洲人征服的，清朝倒台之后，各地就不再有共主，应该各回各的家，独立自主，谁也不要去牵制谁。这是别有用心的人在寻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理由。如何反击这种歪理邪说，可能是目前高层最关心的，同时也是史学研究面对的重大课题。

笔者以为，在清史编撰中，如果不给清朝以肯定的正面的评价，就很难说通现代中国拥有这些领土的法理基础，从而给分裂势力以借口。认识今天的汉民族是融合而成的，就能回答中国对新疆、西藏、蒙古高原和东北地区的统属管理，既是历史使命，也是华夏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

例如，中国东北地区，原本是满洲人的世居地，但他们在清朝的建立与延续过程中，已整体融入汉民族中，改变了民族属性，剩下的还保持着满洲族身份的已经是少数，即使他们也改变了原来的生存方式，平时不说满洲语了，与中原汉民族没有了任何隔阂，那么，他们的世居之地当然就进入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国版图。这血缘关系与文化底蕴合力作用的结果。就像河流进入大海一样，是自然而然的事。

东北地区游牧民族融入中原汉民族的历史，并不是从清朝才开始的，在非常遥远的时代就就开始了。《竹书纪年》记载，舜时就有“息慎氏朝，贡弓矢。”《孟子》说到：“舜生于诸冯......东夷人也。”因此帝舜的部族很可能是满洲先民。据《禹贡》记载，禹定九州之后，四方皆来朝贡，其中有东夷肃慎。这也是满洲的前身。古代的所谓朝贡就是承认中原王帝为盟主，求得赏赐。《尚书》记载，周武王灭商，肃慎即来朝贡。周成王时，肃慎又来，成王作《尚书·贿息慎之命》，重赏并告诫之。这说明两者关系非常密切，在古代往往伴随着部族的迁徙，即成为中原王朝的军事力量。同时他们在窥视中原王朝的财富，伺机取而代之。一旦付之行动，就是融入中原汉民族的开始。

东晋十六国时期，东北地区出现的许多“燕国”：前燕、后燕、西燕、南燕、北燕，后来都融在了汉民族中。此后出现的渤海国、东丹国，大金国，结果也是一样的。历史上，高寒高纬度地区的人口总是在向南方温暖地区迁移，游牧民族一旦南下就不会再北上，最后都成了农耕定居民族。

漫长的华夏文明发展史中，可以肯定，白山黑水间游牧民族融入汉民族的人口累积，将是一个惊人的数量，会数倍、数十倍于清代的满洲人，他们不过是其中的最后一波而已。而这就是今天的中国拥有整个白山黑水的“自然历史根源”。

在黄土高原和蒙古高原上，情况也一样，最初那里游牧民族的传统活动区域，农耕成分即使有也是很少的。古代游牧民族共有的“掠人为奴”习俗，不断到南方地区掳掠人口北上，终使农耕人口就越来越多，最后，整个黄土高原都成了农耕区域。那里原来的游牧民族不是迁徙而去了，主要是改变了生存方式，消融在了农耕定居民族中。

青藏高原融入中原汉地的历史，在非常遥远的史前时代就已开始。夏商周秦的统治者都把祖先来源地指向昆仑山（青藏高原的古称），如果他们不是从那片高原上下来的，根本就不会有这种观念。中国最早的地理书《山海经》就是以昆仑山为世界中心来描述的。考古显示，华夏文明的源头：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都位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交界地带，那里是高原游牧民族进入中原的必经之地，也是他们的大本营所在。这些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最终都消融在了汉民族中。

高原民族离不开中原汉地和农耕民族，还体现在茶叶上，这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只产在高原之下的农耕区域里，由此形成了无法割舍的依存关系，所谓“茶马古道”是也。它像血管一样把青藏高原与中原汉地联系在了一起，形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向心力。

至于新疆地区，进入中国版图的进程也不是从清朝开始的。至少秦代就已开始。例如秦始皇陵中的兵马俑，必有大量西域工匠参与其中，才会有如此这种写实风格，说明其时西域在秦朝的势力范围内。汉代在那里设有专门的“西域都护府”。氐族苻坚建立的“前秦”也把葱岭以东的新疆地区纳入了版图。唐王族东迁前活动在吐鲁番到焉耆一带，与唐王族有血缘关系的大诗人李白就来自葱岭之碎叶。历史上，新疆地区崛起的军事力量常常成为中原王朝的重大威胁，故中原王朝在强盛时必用武力征服之，纳入朝廷的控制范围内。在这种漫长的归属--游离--再归属的过程中，那里与中原汉地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清朝再次征服新疆，也是借助中原汉地人力物力的结果。

历史上确有过分离主义思潮，并被一些人付之行动，就是想把新疆、西藏、内蒙古地区分裂出去，但很快就被阻止了，并且，根本就行不通，因为这些地区的许多地方，汉族人口的数量超过了少数民族人口，已经占到总人口的大部分，哪里还有独立出去的理由和可能？

民族复兴中国梦应否排除清朝？

今天中国提出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虽没有明确指那个朝代，但人们通常把它与“大唐盛世”对应起来。至于“民族”的概念是明确的，就指“中华民族”，而不是单指汉族。

既如此，就不应该把清朝排除在外，因为清朝强盛时不在唐朝之下。不管从哪个方面看，清朝都达到了华夏文明发展史上的最高峰。一旦被排除在外，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就要大打折扣了。

“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也是在清朝最终形成的。它为什么没有在明朝出现？因为明朝的疆域小得多，大体落在农耕民族的传统聚居地内，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

清帝退位后，把“江山社稷”移交交给了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疆域除了关内“八总督地”（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湖广总督、闽浙总督、四川总督、陕甘总督、云贵总督），还包括新疆、西藏、内外蒙古。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太后代表宣统皇帝发布的退位诏书中，就有“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之语，是对“中华民族”指什么，最明确的说明。就是不希望看到任何地方，包括满洲故土，从后继之中央政府中独立出去。因为到清朝末期，这些领土上的人民已经在大清皇权的孵化下，结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分割了。

虽然“中华民族”概念是梁启超1902年《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中首次提出的，但内涵并不清楚，他未加说明，他只是说：“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说古代中国有海上领土思想的只有齐国。

今天，人们喜欢在传统节日穿的“唐装”，从源头上看，并不是来自唐朝，而是来自满族人的服装，是由清代马褂结合西式裁剪产生出来的。

现在国外有“新清史学派”，特别强调清朝与中国历代王朝的区别，认为满洲人秉承“内亚本位”，始终没有融入主体民族。例如，清朝皇帝有多重身份，每一种对应特定人群，对汉人是“天子”，对旗人是“皇阿玛”，对蒙古人是继承成吉思汗大统的“可汗”，对藏人是藏传佛教的转轮王“菩萨”，故是一种可分割开来的“有限”同一性。笔者以为，这是对中国文化的误解。中国古代帝王都这样有多重身份，既是天神下凡的天子，也是所属国民共同的父亲（皇阿玛），所谓“炎黄子孙”就是这么来的。唐太宗就有突厥人的“天可汗”身份。武则天直接以弥勒菩萨转世自居，这些都由“华夏文明的内核是原始苯教”注定，并非是没有融入主体民族的结果，也成不了可以分裂开去的理由。

笔者以为，清史编撰和阅读中的最大问题，是继续使用“华夷之辨”观念，又在从中加入古人没有的民族概念，特别是夹杂进一些民粹主义思想之后，就会变成排他的“夷夏之防”，从而把清史研究与民族主义捆绑到了一起，这会让人左右为难，自顾不暇。清史研究者需要从传统的狭隘的文明史观中超脱出来，读者也不要把自己代入清史中的某个家族、某个阶层中去。

笔者以为，清史无法完成审稿并出版，是传统文明史观与历史真相的冲突造成，只要观念不转变、不更新，即使再过五十年，它仍将出版不了。如果把清朝排除在“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之外，那是对华夏文明史的人为割裂，犹如“买椟还珠”，损失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