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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永昌 戴桂云 陈舜俞（1026—1076），字令举，号白牛居士，原籍湖州，后随父移居秀州白牛村，即嘉兴县奉贤乡九南区（今枫泾西南张汇境大云北）。北宋庆历六年（1046）20岁中进士，嘉祐四年（1059）33岁考得制科第一。 陈舜俞有经世之志，自比贾谊，与欧阳修、苏东坡、司马光等交往甚密。诗多作于谪后，气格疏放，直抒胸臆。文则论时政者居多。陈舜俞故世后，司马光为其写吊诗，苏东坡哭祭其殡，称颂他“学术才能兼百人之器”。今天，让我们走近这位白牛居士，感受这位北宋名士的非凡之气。 在《重辑枫泾小志》（第46页）明太常正卿吕常，在《表贤祠记》中对陈舜俞的评价中写道：“嗟夫!先生之不可及者三：高才耀冠制科；谠言不阿时相；敝屣以视浮荣，谓非豪杰可乎。”惊叹：“千载而下，孰能磨灭!”这三个方面，可以说高度概括了陈舜俞的才华、品德和作风。冠“制科”就是制科第一；时相即当时宰相王安石；“敝”就是穿着破旧的鞋，艰苦朴素。 陈舜俞的父亲可能是教书的，家底一般，陈自幼聪慧，勤奋好学。有诗为证：《示诸弟》“吾家崛起蓬蒿间，先君为学良苦艰。典衣买书教我读，平生贫窭不此悭……”。本诗共20句，读来也令人心酸。“蓬蒿”，即野草，寓指乡村;“贫窭”即贫穷，虽贫穷但买书教他一点也不吝啬。可见他父亲的伟大。诗中还告诉我们“岁晚”即年事已大才有了一点俸禄。家贫，但其父亲节衣缩食，就是典当衣服也买书供其读书，从而更加激发他勤奋学习。 少年的陈舜俞正是在其父的熏陶下奋发读书的。因此，他于1046年20岁弱冠之年就考中进士。中国科举考试历时1300多年共有4万多进士，平均年龄在31岁左右。可见陈“自幼聪慧”不虚言也! 仕途不顺 三起三落 宋庆历六年（1046年）陈舜俞进京赶考，考中乙科进士，任明州的观察推官，浙江的天台从事等职位，在浙江当官只有一年，父亲就病故了，他只好带着父亲的棺材回到了枫泾。当时家中条件并不宽裕，只有一间庭院。 回到家后，陈舜俞葬了父亲就闭门发奋读书。宋嘉祐四年（1059年）考取制科第一，任职光禄丞，后又提升为秘书省著作任郎等官职；在任职中，他廉洁秉公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经常把家里的钱用于接济穷苦老百姓。在过去朝廷中为官，俸禄足可以建三进三落的大宅院，可由于陈舜俞平时的廉洁，竟拿不出银两造房，一直到宋熙宁三年（1070年）提升为屯田员外郎，他才建了第二幢房子，即现在枫泾的百篮馆。 当时，宰相就是王安石，他主持变革推行“青苗法”，可陈舜俞受封建老思想的影响，竟上书反对，认为此举“有逆朝廷，非王道之举”。故受到朝廷大部分人反对，并被贬谪为监南康军盐酒税官。他心中大为不快，无心做官。任职期间，经常与太傅刘凝文游玩江西庐山。宋熙宁五年，终究弃官隐居枫泾老家，终日邀友吟诗，牵着白牛往来于白牛荡上，故称“白牛居士”，还为枫泾的海慧寺撰写了《海慧院藏经记》，松江《超果天台教院记》及青浦《布金院经藏记》等。由于他的清风亮节，后人为了纪念他，就把枫泾的别称叫“白牛村”、“白牛镇”，还在镇西为他修了一座桥叫清风桥及清风阁茶楼。 宋熙宁七年，王安石罢相，朝廷正值用人之际，皇上即招他入朝为官，并得知他为官清廉，两袖清风，还下旨地方官为他修建庭院，当得知他爱好吟诗，就专门为他建造了一座可以吟诗作画的后花园。可好景不长，他做官只做了一年，王安石再次做宰相，他又再次罢官，回来后立书发誓，绝意仕进，永不做官。过着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并撰写了大量的诗文，如《都官集》、《应制策论》、《庐山记》等。 农耕哲学 崇尚节俭 陈舜俞的知识是渊博的。当时的哲学，有许多学派，主要是关学、蜀学和洛学。这些哲学学派，其实就是儒家思想之“心学”，而陈舜俞的哲学思想也在萌发，姑且称之为农耕哲学，当然也留有儒家学说的烙印。这在他的主要论述《说乐》、《说智》、《说义》、《崇德》、《说工》、《说育》中都有阐述。 例如“不为其末，不可以养本”的观点。他在《说工》篇中指出，“工者，天下之末作也，不为其末不可以养本，不制其末，亦从而害矣。”这“本”、这“末”之间的关系，之前没有人提出过。从前的哲学思想家更多的是主张通过“末”来实现“重本”，把“本”、“末”对立起来，或者强调“本”与“末”皆利，不应有偏重。而陈舜俞则认为“不为其末不可以养本”，他认为“本”与“末”是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二者的关系应当协调。 例如，日用品是必须的，但过分的奢侈则会伤害“本”，即要有一个度的问题。因此，陈舜俞主张“使人人以约易侈，以质易处”，达到“民富而农劝”的目的。这些论点，无不体现着陈舜俞哲学思想的光辉。 陈舜俞无论为官和隐居，生活都是十分俭朴的。为官，他大力提倡厉行节约；隐居更是节俭。尤其在“丁忧”期间，成了一位自觉崇尚节约的楷模。相比之下，当时北宋官僚比盛唐更奢侈，讲排场，比阔气，就是一些名臣也不例外。陈舜俞在《廉溪》中写道：“人家买良田，岁取十千谷。我耕山下土，所获亦以足。”陈舜俞以节为荣，笑谈人生，有诗为证。《蛙齐》一诗最后四句曰：“况无百岁人，贵贱同丘墟。但可蔽风雨，且以永居诸。”陈舜俞的节俭源自家风，节俭并不是吝啬。在有些诗中，他也和朋友一起狂饮，尤其在一些喜庆的节日如中秋节，与朋友一起赏月，边饮边玩，直至黎明。他还捐款修建了一座庙宇。他还敝帚自珍，经常穿着破旧的鞋，骑着牛行走在白牛塘边…… 以文交友 百人之器 陈舜俞被苏轼称之为“学术才能兼百人之器”。诗文，是将陈舜俞所有文章都归纳在其间。陈舜俞一生写诗许多，大多已遗失，现尚存157首。《都官集》中就收集了其中的一百零几首。陈舜俞的诗大多是纪实的，亦有抒情，有感而发。 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些生活情况和他的友情、亲情。其代表诗有《示诸弟》，诗中教导诸弟：“读书堆积有素业，文章体要亦易攀。固须仁义为造诸，慎择朋友少往还。”长兄为父，他的诗体现了兄长的责任，他的诗情真真。又如《将至嘉禾先寄诸兄》，诗曰：“家贫不易新堂构，天朝犹能遇岁丰。且待归来都讲论，一篙烟水趁霜风。”人未归乡，诗早言志：他的诗意切切! 《庐山记》是陈舜俞拟定的一部山记。全篇是一部记述庐山地理环境、名胜古迹和古人题诗题词的著作，对吴·南唐政治与制度、宗教与文化、社会史的功用不可估量，还被收入《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中。《都官集》是钦定《四库全书》之一。书文主要收集的是陈舜俞的策论、政论、信函、诗词等。《都官集》中，一类文是策论。陈舜俞的策论，处处充满着智慧，读来均感到颇有见地。 陈舜俞的诗文中还值得一提的有《应制策论》，主要是议论时政，抒发自己的政见，供皇帝和吏政者参考。 陈舜俞诗文写得好，文人墨客相互仰慕，来往甚密。陈舜俞的朋友上至重臣名流，下至草根百姓，还有许多道、佛人士。如江西刘涣是位隐居在庐山几十年的隐士。刘涣不但陪同陈舜俞在庐山采风，收集各种史料，并且把自己用心血写成的《庐山记略》无私地奉给陈舜俞。当陈舜俞《庐山记》定稿后，还欣然为其写序。 司马光是北宋的大儒，是《资治通鉴》的主编，他欣赏陈舜俞的“百人之才”，邀请陈舜俞参与《资治通鉴》的编撰工作。陈舜俞去世后，司马光赋诗吊唁：“海隅方万里，豪俊几何人。百沐求才尽，三薰得士新。声华四方耸，器业一朝伸。他日苍生望，非彼泽寿春。”如果一般朋友也不会写诗吊唁；如果不是挚友，也写不出如此情真意切的吊唁诗。 苏轼曾经在湖州为官，当时就和陈舜俞相互仰慕，并结为莫逆之交，两人可谓是志同道合。同是进士题名，同是制科中榜。当陈舜俞去世后，苏轼扶柩痛哭，并为陈舜俞写下了祭文。苏轼共写过40篇祭文，“惟祭贤良陈公辞最哀，读之，使人感叹流涕。”这是南宋大诗人陆游的评价。陆游的家乡正是陈舜俞当过县官的山阴县（绍兴），因此他在家乡知道陈舜俞的为官为民之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感叹流涕”，而是倾注了真实的感情的。 王安石与陈舜俞虽然道不同，但王安石对陈舜俞也是仰慕不已的。1059年陈舜俞得制科第一时，王安石写了贺词《送陈舜俞制科东归》。诗中将陈舜俞比作汉武帝时丞相公孙弘，并寄予厚望。 陈舜俞参加了欧阳修创办的庐陵学派，与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陈师道等都是该学派的佼佼者。在陈舜俞的友人之中，不但有文学界和政界的，还有许多道士和佛教界的人士。这在他的157首诗中写道与佛的占相当数量便可见一斑。比如《赠通慧净务》、《赠徐道士游京师》，还有《保圣院》、《东林寺》、《奉慈禅寺》、《开先寺》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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