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鑫 杨勇 | 云贵高原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剑鞘的考察

在云贵高原出土的“西南夷”青铜文化遗存中，不仅可见数量惊人且类型多样的铜剑和铜柄铁剑，而且经常发现与之配套使用的剑具，其中就包括各种剑鞘及剑鞘部件。这些剑鞘及剑鞘部件多为青铜和金银质地，竹木、皮革、织物等有机材料虽偶有发现，但因腐蚀严重，保存下来的很少。金银质地者以鞘面上的片饰居多，主要出自云南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的少数大墓中，使用者当为滇王或滇人上层贵族。相比而言，青铜剑鞘和剑鞘部件出土数量较多，种类和功能更为丰富，地域分布较广，对考察云贵高原西南夷有关族群的用剑习俗、剑鞘制作、佩剑方式以及文化交流等，均具有一定的价值。鉴于以往不见这方面的专门研究，本文拟通过梳理考古材料，就云贵高原发现的青铜剑鞘及剑鞘部件进行初步考察，希望有助于深化西南夷青铜文化及相关问题的研究。

一　发现及类型

云贵高原发现的青铜剑鞘和剑鞘部件大多出自墓葬，个别见于窖藏，另有少量为采集品，发现地点主要有云南晋宁石寨山[1]、金砂山[2]，江川李家山[3]，昆明羊甫头[4]，安宁太极山[5]，呈贡天子庙[6]、石碑村[7]、麻莪村[8]，宜良纱帽山[9]，曲靖八塔台[10]，陆良薛官堡[11]，师宗大园子[12]，昭通营盘[13]，元谋丙弄丙洪[14]，剑川鳌凤山[15]，洱源北山[16]。此外，贵州威宁银子坛[17]以及川西南的盐源[18]等地也有发现（图一；表一）。

图一 云贵高原青铜剑鞘及剑鞘部件分布示意图

表一 云贵高原发现青铜剑鞘及剑鞘部件一览表

完整的青铜剑鞘出土很少，考虑到其腔内原先可能有竹木、皮革、织物一类的内衬，故称“鞘筒”更为合适。青铜剑鞘部件出土较多，包括鞘面、鞘口和鞘末等。

（一）鞘筒

呈扁长筒状，上宽下窄，腔内一般能容纳整个剑身，出土时往往有剑插于其中，很多发掘报告直接称其为剑鞘。发现5件，根据平面形状不同，分为两型。

A型　2件。出自昆明羊甫头。上宽下窄，整体瘦长，口部和尾端较平直。根据细部形制差异，又可分为两亚型。

Aa型　1件。侧面斜直，鞘筒分剑室和削室两部分。羊甫头M113:253，长28.6、厚1.6厘米。正面镂空，饰涡纹、锯齿纹等；背面镂空，上方有2个环纽（图二:1）。配无格铜剑使用。

图二 铜鞘筒

Ab型　1件。口沿处略宽，上部呈束腰状。羊甫头M113:230，长25.2、厚1.8厘米。正面镂空，饰涡纹、锯齿纹等；背面镂空，上方有2个环纽（图二:2）。配一字格铜剑使用。

B型　3件。出自江川李家山。鞘筒整体扁宽，口部横截面呈矩形，两侧弧度较大，中部出对称翼，末端略呈心形并向外斜翘，背面上部有两凸起穿系。李家山M47:110-2，长22.8、宽14.2厘米，正面饰乳丁连珠纹、云雷纹、涡纹等（图二:3），配一字格宽刃铜剑使用。

（二）鞘面

片状或板状，为鞘的正面或正面装饰，出土时有的与剑粘叠在一起。发现41件，根据形状差异分为七型。

A型　4件。分别出自昭通营盘甲区、元谋丙弄丙洪、曲靖八塔台和威宁银子坛。平面似倒置琵琶形，两侧上、下饰多组对称圆泡，下部中间起脊。营盘甲区M151:2，长29.8厘米，正面饰短线纹（图三:1）。八塔台二号堆M119:2，长20.6厘米，正面饰线条纹（图三:2）。八塔台墓地出土铜剑一般为无格剑，故此鞘面可能配无格铜剑使用。

图三 A型铜鞘面

B型　6件。出自曲靖八塔台。整体显得较扁宽，上部两侧出翼。鞘面镂空，正面饰云雷纹、蛇纹及圆泡饰等，背面较平，两侧和出翼位置或有成列的半环形纽。八塔台M246:2-2，长28.5、宽14厘米，出土时背面插有1件扁茎铜剑，但剑身较短（图四:1）。八塔台M69:14，长28.5、宽14.5厘米（图四:2）。2015~2016八塔台M19:8，长29.7、宽14.4厘米（图四:3），配无格铜剑使用。

图四 B型铜鞘面

C型　3件。分别出自江川李家山和曲靖八塔台。整体呈细长倒置梯形，剑、削联鞘。李家山M24:85，残长约30、宽约8厘米，正面饰双“8”字纹、云雷纹、曲折纹、点线纹等（图五:1），配人物雕像茎无格铜剑使用。

图五 铜鞘面

D型　2件。出自昆明羊甫头。上宽下窄，口部平直，上部两侧弧形外凸似翼。羊甫头M101:44，残长31.2、宽14.4厘米，正面饰蛇纹、鼍纹、云雷纹、圆形泡饰等，纹饰间多镂空（图五:2），配无格铜剑使用。

E型　23件。出自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和昆明羊甫头。上宽下窄，口部呈弧形下凹，上部两侧外展呈对称双翼，边缘处多见连续的穿孔。正面多饰蛇、虎、人物纹及各种几何纹，也有素面的，背面多带环纽。羊甫头M113:239，残长26、宽13.4厘米，纹饰间多镂空（图五:5），配无格铜剑使用。李家山M68X1:25-3，长28.2、宽9.8厘米，下部两侧涡卷状外凸，末端变宽（图五:6）。石寨山M71:49②，残长29.7厘米，配无格铜剑使用（图五:7）。石寨山M6:48，长约34、宽约15厘米，素面，配蛇头茎一字格铜剑使用（图五:8）。

F型　1件。出自晋宁金砂山。上宽下窄，口部平直，上部两侧外弧。金砂山JS:21，长31.9、宽10.4厘米，施各种镂空纹饰（图五:3）。

G型　2件。出自昆明羊甫头。上宽下窄，上部两侧微凸似翼，口部呈扁环状，一侧带提手，口部以下为弧形薄片状，器身两侧有多组穿孔。羊甫头M113:277，长31.5厘米，正面饰短线纹、涡纹、锯齿纹、蛇纹等（图五:4），配无格铜剑使用。

（三）鞘口

即剑鞘口沿部分，出土时有的套在剑身后部或剑格处。发现9件，根据形制不同分为三型。

图六 铜鞘口

A型　7件。出自剑川鳌凤山。宽片扁环状。鳌凤山M158:1，宽约10、高约4.3厘米，正面饰弦纹和菱形纹（图六:1），配三叉格铜剑使用。

B型　1件。出自晋宁金砂山。正面略呈“八”字形。金砂山M5:3，口部宽6、高6厘米，正面饰涡纹、圆圈纹等，背面上部两侧有对称穿孔（图六:2）。

C型　1件。出自师宗大园子。扁环形薄片状，一侧向下延伸如鸟喙状，延伸部分中空。大园子M276:6，宽7.7、高5.4厘米，口部为镂空装饰（图六:3），配一字格铜剑使用。

（四）鞘末

即剑鞘末端，也有报告称鞘头、镖等，出土时有的套于剑锋上。发现124件，其中保存较好的105件可分为五型。

图七 铜鞘末

A型　8件。出自剑川鳌凤山和洱源北山。宽舌形，口部背面下凹。鳌凤山M158:1，宽约9、高约11.7厘米，正面饰圆圈纹、菱形纹等，背面饰虎纹（图七:1），配三叉格铜剑使用。

B型　2件。出自昆明羊甫头。扁柱状，底部略呈弧形。根据口部形状不同，又可分为两亚型。

Ba型　1件。口部正面平直，背面下凹。羊甫头M101:45-2，长4.9、宽2.9厘米，正面饰连珠纹和三角纹（图七:2），配无格铜剑使用。

Bb型　1件。平口。羊甫头M19:210-6，长4.5、宽2.3厘米，正面饰回纹、连珠纹和X形纹，背面有三角形穿（图七:3），配无格铜剑使用。

C型　78件。扁锥状，器身多见对称穿孔。根据口部形状不同，又可分为三亚型。

Ca型　19件。出自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盐源等地也有征集。口部下凹。石寨山M71:85②，长7.9、宽3.3厘米，正面饰动物纹等（图七:4），配一字格铜柄铁剑使用。石寨山M71:29③，长13.5、宽4.7厘米，正面饰回纹、折线纹等（图七:5），配三叉格铜柄铁剑使用。

Cb型　49件。出自晋宁石寨山和金砂山、江川李家山、昆明羊甫头、安宁太极山、呈贡麻莪村、宜良纱帽山、陆良薛官堡。口部正面平直，背面下凹。李家山M76:3-2，长10.9、宽4厘米，正面饰折线纹、同心圆纹等（图七:6），配一字格铜柄铁剑使用。薛官堡M66:2，长8.2、宽3.4厘米，正面饰折线纹、同心圆纹等（图七:7），配三叉格铜柄铁剑使用。

Cc型　10件。出自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和呈贡天子庙，盐源等地也有征集。平口。呈贡天子庙M16:2，长9.8、宽4.8厘米，正面饰折线纹、同心圆纹等（图七:8），配三叉格铜柄铁剑使用。李家山M68:254，长21.1、宽4.3厘米，正、背面均饰对称的卷云纹（图七:9）。

D型　16件。扁柱状，底较平直。根据侧边形状不同，又可分为两亚型。

Da型　13件。出自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侧边斜直。李家山M38:6，长3.9、宽2.1厘米，口部横截面近长方形，正面饰S形勾连纹、方格纹、波折纹，背面近口处有对称穿孔（图七:10）。石寨山M71:1，长12、宽2.75厘米，器身较长，口部略呈波折状，横截面近椭圆形，口内有木质残留物（图七:11）。

Db型　3件。出自江川李家山。侧边略呈束腰状。李家山M68:36，残长5.2、宽4厘米（图七:12），配蛇头茎一字格铜柄铁剑使用。

E型　1件。盐源征集。扁柱状，末端呈乳突形。盐源C:178，长10.3、宽3.9厘米，正面饰三角纹、同心圆纹、连珠纹，背面有棱状凸起（图七:13）。

二　年代与族属

根据墓葬编年并参考有关西南夷青铜文化的研究，上述青铜剑鞘及剑鞘部件的年代大致在战国秦汉时期，但各类型具体情况不尽相同。

鞘筒出土较少，从羊甫头M113[19]、李家山M47等墓葬来看，其年代均在西汉中晚期。

鞘面数量较多，类型亦丰富。关于A型，从出土单位如营盘甲区M151、八塔台二号堆M119等墓葬来看，其年代约在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早期[20]。B型均出自八塔台，相关墓葬早晚各期均有分布，年代以西汉为主，上、下限分别可至战国晚期和东汉早期[21]。C型见于李家山M24，另外八塔台采集1件。李家山M24属该墓地第一次发掘的早期墓，年代在战国末至西汉武帝以前。D型见于羊甫头M101，该墓年代应在战国末至西汉早期之间[22]。E型出自石寨山、李家山和羊甫头，相关墓葬年代基本都在西汉中晚期。唯石寨山M71的年代原报告推断为西汉前期，但从所出铁器和星云纹铜镜看，该墓年代为西汉中期的可能性更大。F型见于金砂山，系追缴文物，推测其年代不出战国晚期到西汉这一范围。G型出自羊甫头M113，年代为西汉中晚期。概而言之，青铜鞘面的年代主要属于西汉时期，尤以西汉中晚期居多，少量可早到战国中晚期，下限或至东汉早期。其中，A、B、C、D型出现年代相对较早，E、G型相对较晚，B型流行时间最长。由于形制差异较大且分布不同，各型之间看不出明显的演变和承袭关系。

鞘口发现较少，其中A型出自鳌凤山土圹墓，这类墓葬的年代主要在西汉时期，少数或可至战国晚期[23]。B型发现于金砂山，系追缴所得，年代估计在战国晚期到西汉时期。C型出自大园子M276，年代初步推定为西汉时期。

鞘末出土数量最多，且类型多样。A型出自剑川鳌凤山和洱源北山，北山资料未正式发表，情况不详；鳌凤山的多与A型鞘口共出，实际是同一剑鞘的上、下不同部位，相关墓葬年代如上所述约在战国晚期至西汉。Ba和Bb型分别见于羊甫头M101和M19，年代大致在战国末至西汉早期[24]。Ca型出自石寨山M71和李家山M68，盐源的为征集品。石寨山M71如上所述可能为西汉中期墓，李家山M68为西汉中晚期墓。Cb型非常多见，从石寨山、李家山、羊甫头、麻莪村、纱帽山及薛官堡的墓葬或相关遗存分期看，其年代基本属于西汉中晚期，下限可至东汉初。Cc型与Ca型情况相近，见于石寨山M71和李家山M68，另外天子庙西汉墓M16亦出土1件。Da型出自石寨山M71以及李家山M68等几座西汉中晚期墓，Db型亦出自李家山M68。E型为盐源地区征集，从形制及纹饰看，其年代与上述各型尤其是C型鞘末相当。整体看，青铜鞘末的年代以西汉为主，尤以西汉中晚期最为集中，上、下限分别可至战国晚期和东汉初。相对而言，A、B型年代要稍早一些，可至西汉早期甚至战国晚期或战国末；C、D、E型则主要流行于西汉中晚期。A型出自滇西洱海附近，与其他各型地域分布不同，在形制、风格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彼此应当没有关系。B型与C、D等型主要发现于滇池地区，相互间很可能存在演变和承袭关系。

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分布着众多的西南夷古国和古族。就上述青铜剑鞘和剑鞘部件的族属而言，可结合《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等文献记载及相关研究进行大致推断。

鞘筒只出自滇池地区的滇文化墓葬中，当为滇人遗物。

鞘面分布较广，其中A型见于滇东北与黔西北交界处的昭鲁盆地、滇北金沙江河谷及滇东曲靖盆地。昭鲁盆地银子坛文化的族属问题略微复杂，但从出土器物及葬俗等方面看，其很可能与川西及滇西北地区的氐羌系民族有着较密切的关系[25]。滇北金沙江河谷元谋丙弄丙洪遗址的发掘资料尚未正式发表，所出A型鞘面或反映当地族群与昭鲁盆地联系较多。曲靖盆地的八塔台文化一般认为是与滇“同姓相扶”的靡莫之属的遗存，但当地主要流行B型鞘面，所出个别A型鞘面不排除是由昭鲁盆地等处输入的可能。B型仅见于八塔台，且自身风格突出，显然为八塔台文化人群所制作和使用，与靡莫有关。C型在李家山和八塔台都有出土，但考虑到其平面形制与Aa型鞘筒相近，且明显不同于八塔台文化流行的B型鞘面，推测其属于滇文化遗物，八塔台所出的一件可能来自滇池地区。D、E、F、G型均出自滇池地区的滇文化墓葬中，族属应当均为滇人。

鞘口虽发现不多，但分布较广。A型出自剑川鳌凤山，从墓葬文化特征及地理位置看，很可能属嶲、昆明一类族群的遗存[26]。B型见于晋宁金砂山，应与滇人有关。C型出自师宗大园子，据发掘简报，该墓地很可能是漏卧的遗存，但与滇文化联系密切。

鞘末分布广，但以滇池地区最为集中，其制作和使用者显然主要为滇人。上述各型鞘末中，除A、Ca、Cc、E型外，主要分布于滇池地区，说明滇人对鞘末的使用较为普遍，而且其类型也较为丰富。A型仅见于剑川和洱源即洱海附近，如上所述可能与嶲、昆明等族群有关。E型见于川西南的盐源，此地还发现有Ca、Cc型，说明当地族群也使用鞘末，并且与滇人有较多的联系。一般认为，汉代盐源地区的土著族群主要为筰人[27]。滇东高原的陆良薛官堡、宜良纱帽山等地偶有Cb型鞘末出土，可能与滇文化的影响有关。当地族群或为与滇“同姓相扶”的劳浸靡莫，或是滇人的某个支系。

总的来说，云贵高原的西南夷将青铜铸造应用于剑鞘的制作，大致始于战国晚期，其后经过发展，至西汉中晚期尤为盛行，进入东汉以后迅速衰落。在诸多族群中，滇人无疑是青铜剑鞘及剑鞘部件的主要制作者和使用者。这大概与古滇国国力强盛、人口众多有关，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滇青铜文化及青铜冶铸业的发达。其他族群如滇东高原的靡莫之属、漏卧，滇西洱海附近的嶲、昆明，川西南盐源一带的筰，还有滇东北与黔西北交界处昭鲁盆地和滇北金沙江河谷的氐羌系民族等，也使用青铜剑鞘部件，但数量、种类都不及滇人，而且有的可能是在和滇文化交流中输入的。不过，滇东北与黔西北交界处昭鲁盆地的A型鞘面、滇东曲靖盆地的B型鞘面、滇西洱海附近的A型鞘口和A型鞘末，都颇具地方特色，当为本地族群制作，并且出现的年代不晚于滇池地区。

三　制作与使用

从形态上看，云贵高原出土的青铜剑鞘和剑鞘部件主要是铸造而成的。洱源北山等地出土A型鞘末的成分和金相分析表明，此类鞘末为铜锡合金铸造而成[28]。在八塔台出土的B型鞘面上，也能观察到铸造时留下的铸缝及毛边。当然，少数剑鞘部件如C型鞘口器体很薄，不排除采用了铸后热锻等工艺的可能。至于具体的铸造及加工方法，不同类别及型式可能有所差异，但无论是各种形式的范铸法还是失蜡法，根据以往大量研究，对于西南夷尤其是古滇国的青铜工匠来说，都不存在技术上的困难。

西南夷使用的剑鞘应当都是由复合材料制成。青铜鞘面、鞘口、鞘末甚至鞘筒，都只是剑鞘的一部分，还需要与其他材质的部件组合，方可使用。鞘筒虽呈封闭结构，但原先应衬其他有机质内胆。江川李家山M47随葬的B型鞘筒，出土时腔体内即残存薄木片内衬。鞘面的背面多有排列有序的环纽或穿孔，推测以此与竹木、皮革、织物等有机材质的鞘体相接并固定，但后者出土时多已腐朽不存。鞘口、鞘末分别安装在剑鞘的口沿处和末端处，部分鞘末出土时腔内尚见木质残留物，可知鞘体其余部分亦多为有机质材料。陆良薛官堡M66出土1件Cb型鞘末，与之对应的铜柄铁剑上发现内外多层织物，亦可能与剑鞘有关[29]。鞘口和鞘末有的也带穿孔，以便于和鞘体相接并固定。青铜鞘筒、鞘面、鞘口和鞘末一般很少组合使用，只有鳌凤山出土的剑鞘上兼有青铜鞘口和鞘末。在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常见青铜鞘末与各种压花金银鞘饰共出，后者下缘与鞘末口部相接，原先应固定于有机质鞘体的正面。

这些青铜剑鞘和剑鞘部件大多制作精美，具有很强的装饰性。但装饰功能只是其一，有些部件如鞘口和鞘末，显然还有保护鞘体并延长其使用寿命的作用。总体来说，云贵高原发现的青铜剑鞘和剑鞘部件外表多饰短线纹、同心圆纹等几何纹，且不同区域的剑鞘和剑鞘部件在纹饰构成及风格上也有所区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滇池地区和滇东曲靖八塔台等地，各种造型的蛇图案常作为主要纹饰出现在鞘面上，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这种蛇纹在设计构图时，一般呈对称形态，表现形式可分写实和抽象两大类。写实的蛇纹或为本地青铜文化所独有，但缠蛇纹的设计与甘肃、北京等地发现的西周铜剑鞘上的蟠龙纹十分相似（详见下文）。另外，在滇东八塔台等地出土的青铜鞘面上多见方形云雷纹，这类纹饰在中原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较为常见，彼此或有渊源关系。

根据共出关系以及出土时的摆放位置和套插状态，可以看出用鞘筒、鞘面、鞘口及A、B等型鞘末制作的剑鞘，主要用来装各种铜剑；用C、D等型鞘末制作的剑鞘，则大多用来装铜柄铁剑尤其是三叉格铜柄铁剑。西汉中晚期，C、D等型鞘末的大量出现，应与当时铜柄铁剑的流行有直接关系。铜柄铁剑一般剑身细长，刃部较直，C、D等型鞘末的形制正适合其锋部插入。

关于西南夷的佩剑方式，有学者根据出土材料推测有两种：一是以带斜挂于肩，二是将剑直接插于腰带上[30]。从青铜鞘筒和鞘面的形制看，其上部都较宽，且往往呈翼状外凸，外凸处背面多见左右对称的成组环纽或穿孔，推测就是用来连接革带的。当然，除了斜挂于革带上，这些剑鞘应当也可以挂在腰带上。带青铜鞘口和鞘末的剑鞘，其佩带方式不详，但鳌凤山出土的鞘口结构简单，上面也未见穿孔，不排除直接插在腰带内的可能。

青铜剑鞘和剑鞘部件多出自规模较大的墓葬中，这在滇池地区的滇文化中尤为明显，由此可知其使用者主要为王族或其他上层人物。鞘口和鞘末的使用人群可能略宽泛一些，但其发现数量远不及铜剑和铜柄铁剑，说明其也不是普通人可以拥有的。有的鞘筒和鞘面体量较大且厚重，从实用角度看似乎并不适合佩带，典型的如八塔台出土的B型鞘面。这类剑鞘可能是身份的象征，主要出现于一些礼仪类的特殊场合。

四　源 流

在四川盆地的成都[31]以及盆地边缘的芦山[32]、茂县[33]等地，曾出土过一些春秋至战国早期的青铜剑鞘。这些剑鞘多为双联鞘，由青铜鞘盖（面）和青铜鞘底（背）扣合而成，且鞘盖小于鞘底。从结构和制作方法看，此种剑鞘明显不同于云贵高原出土的青铜鞘筒和鞘面。如上所述，云贵高原的鞘筒是面、背一体；鞘面则是与其他材质的鞘体或鞘背一起组成剑鞘，且鞘面要大于背后的鞘体或鞘背。所以，虽然地理上相邻，但四川盆地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剑鞘与云贵高原的剑鞘之间似乎不存在直接的联系。

在陕西[34]、甘肃[35]、北京[36]等地的一些西周墓中，也出土过青铜剑鞘（图八:1、2）。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青铜剑鞘都只有鞘面，有的出土时背部还遗留有漆木残痕，可见其与上述云贵高原发现的青铜鞘面类同；而且从造型、装饰来看，它们与云贵高原较早出现的A、B等型鞘面颇有相似之处，包括上面谈到的蛇纹等装饰。因此，云贵高原与西北等地青铜剑鞘之间的联系，很有必要加以关注，不排除彼此间存在源流关系。当然，由于时空缺环较大，要讲清楚这一关系，现有材料还不够充分。

图八 其他地区出土铜剑鞘

有学者研究认为，四川广汉三星堆2号器物坑出土的“人身形铜牌饰”是东亚地区迄今发现时代最早的铜剑及剑鞘形象（图八:3），类似的玉梯形器也见于成都金沙遗址，两者横剖面都为“凹”字形，可能是与皮革、木料等组成的复合剑鞘；陕甘等地出土的西周青铜剑鞘，可能是周人在吸收了来自四川及其他地区的文化因素后，创造出的一种新类型[37]。如果是这样的话，云贵高原的青铜剑鞘也有可能受到三星堆—金沙文化的影响。然而，其间的时间缺环同样需要去说明，或有待今后的新发现来填补。

不管怎样，与剑的情况一样，青铜剑鞘在云贵高原的起源和发展，很有可能与内陆文化的传播或影响有关，只是目前限于材料而不能揭示其具体过程和途径。不过也应注意，西南夷尤其是滇青铜文化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青铜剑鞘在云贵高原出现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形成更多的鞘面型式，而且衍生出鞘筒。此外，青铜鞘口和鞘末在其他地区很少发现，推测也是在云贵高原本土发展起来的。需要说明的是，青铜鞘末与内陆的剑珌在剑鞘上的安装部位相同，但二者形制有别，且前者除了具有和后者类似的装饰性外，还起到承接剑锋和保护鞘筒的作用。再者，云贵高原各地出土的青铜鞘末形制也并不完全一致，有的年代还较早。所以，很难将内陆及传入当地的剑珌与云贵高原的青铜鞘末直接联系起来。不过，在云贵高原青铜鞘末的发展过程中，也不排除其在形制设计等方面受到内陆剑珌的一些影响。

进入东汉以后，随着西南夷青铜文化的衰落，以及内陆汉文化尤其是铁器的推广和普及，云贵高原的青铜剑鞘和剑鞘部件也迅速走向消亡。在近现代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如云南景颇族和阿昌族使用的刀鞘上，也能见到铜部件或铜装饰，有的与西南夷的剑鞘还较为相似，或是出于某些实用目的和审美需求而形成的文化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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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9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晋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9年。

[2]昆明市博物馆等《晋宁县金砂山古墓地清理简报》，《大理丛书·考古文物篇》卷四，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年。

[3]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4]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昆明羊甫头墓地》，科学出版社，2005年。

[5]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安宁太极山古墓葬清理报告》，《考古》1965年第9期。

[6]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呈贡天子庙古墓群的清理》，《考古学集刊》第3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7]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昆明呈贡石碑村古墓群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4年第3期。

[8]胡绍锦《呈贡麻莪村尖阁地滇国冶铸遗址》，《云南文物》2013年第2期。

[9]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宜良纱帽山滇文化墓地发掘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八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

[10]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科学出版社，2003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曲靖市八塔台墓地2号堆第七次发掘简报》，《考古》2018年第12期；王大道《云南曲靖珠街八塔台古墓群发掘简报》，《云南考古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陆良薛官堡墓地》，文物出版社，2017年。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云南师宗县大园子墓地发掘简报》，《考古》2019年第2期。

[13]营盘发掘队《云南昭通营盘古墓群发掘简报》，《云南文物》1995年第41期。

[14]周毅恒等《云南元谋丙弄丙洪遗址》，《2019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20年。

[15]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剑川鳌凤山古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

[16]李晓岑等《云南洱源北山土坑墓出土铜器的初步研究》，《江汉考古》2015年第3期。

[17]李飞《贵州威宁银子坛墓地分析》，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18]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等《老龙头墓地与盐源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9年。

[19]关于羊甫头M113的年代，原报告判断为西汉早中期。但从多方面分析，其所属的第三期墓葬年代当在西汉中晚期。见杨勇《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第110、111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

[20]杨勇《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第69、168、169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

[21]同[20]，第168、169页。

[22]羊甫头M101在原报告中为一期墓，年代在战国中期。但从多方面分析，该期墓葬年代主要为战国末至西汉早期，上限或可至战国晚期。同[20]，第110、111页。

[23]发掘报告推测这批墓葬的年代为战国末至西汉初，但对比滇西洱海周围的相关遗存，其年代可能以西汉为主，上限可至战国晚期。同[20]，第267页。

[24]羊甫头M19与M101一样，均属一期墓，年代应大体相当。

[25]同[20]，第71、72页。

[26]同[20]，第269页。

[27]同[18]，第199页。

[28]同[16]。

[29]同[11]，第261~270页。

[30]童恩正《我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研究》，《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31]四川省博物馆《成都西郊战国墓》，《考古》1983年第7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遗址星河路西延线地点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8》，科学出版社，2010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金沙遗址黄河地点墓葬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12》，科学出版社，2014年。

[32]周曰琏《四川芦山出土的巴蜀文化器物》，《考古》1991年第10期。

[33]茂县羌族博物馆等《四川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及陪葬坑清理简报》，《文物》1994年第3期。

[34]宝鸡市博物馆《宝鸡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少陵原西周墓地》，科学出版社，2009年。

[35]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36]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文物出版社，1995年。

[37]王炜《三星堆器物坑出土人身形铜牌饰辨析——兼论巴蜀地区柳叶形剑及剑鞘的起源》，《文物》2014年第4期。

作者：杨鑫（首都师范大学）；杨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文物》 2024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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