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继鹏 | 再议“陂池”——东汉帝陵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概念

摘要：“陂池”一词作为与东汉帝陵相关的文献，主要见于光武帝《营寿陵诏》，对理解两汉帝陵封土变化的作用十分关键。由于文本传抄和误读等原因，以往对“陂池”的解释存在不少差错。“陂池”音义皆同“陂陁”“陂阤”“陂陀”，当释为微微隆起、不平倾斜之貌，唐代人于此早有正解。“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断句无误，李贤注“言不起山陵，裁令封土，陂池不停水而已”应断为“言不起山陵，裁令封土陂池，不停水而已”。

2003年至今，在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洛阳市考古研究院对邙山陵墓群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勘探，通过主动性发掘并结合部分基本建设项目对东汉帝陵陵园遗址进行发掘，目前在陵园布局、建筑功能、陵主认定等方面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由于涉及东汉时期的史料较少，且多处存在“抵牾”之处，导致针对同一问题衍生出不同的理解，“陂池”就是其中之一。以往关于“陂池”之涵义，以及与之相关的东汉帝陵封土形制、名称、来源等，已有多位学者进行过探索[1]。但关于“陂池”词性、词义的定性和东汉帝陵封土相关的认识尚存在一定问题，仍有继续讨论之必要。

一　“陂池”相关文献

“陂池”一词作为与东汉帝陵封土相关的文献，主要见于光武帝《营寿陵诏》，记录在《东观汉记》《后汉书》《后汉纪》《太平御览》等史籍内。《东观汉记·世祖光武皇帝》载：“四月，始营陵地于临平亭南。诏曰：'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迭兴之后，亦无丘垄，使合古法。’……初作寿陵，将作大匠窦融上言：'园陵广袤，无虑所用。’帝曰：'古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太宗识终始之义，景帝能遵孝道，遭天下反复，而独完其福，岂不美哉！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陵池。’”[2]

《后汉书》的记载与《东观汉记》大体相同，细处略有差异，在《光武帝纪下》记为：“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唐李贤注曰：“言不起山陵，裁令封土，陂池不停水而已。陂音普何反。池音徒何反。”[3]同书《东平宪王传》内记载与之完全一致[4]。《后汉纪》载：“夏四月，初营寿陵。依孝文故事，务从省约，使迭兴之后，与丘陇同体。”[5]与《东观汉记》《后汉书》记载不同，未提及“陂池”。唐颜师古《匡谬正俗》卷五引《东观汉记》云：“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脱“无”字；“陂池”应读如司马相如《吊二世赋》“登陂陁之长阪”，“凡陂陁者，犹言靡陁耳。光武言不须如前世诸帝高作山陵，但令小隆起陂陁然，裁得流泄水潦，不垫坏耳。今之读者谓为陂池，令得流水，此读非也”[6]。宋人著《太平御览》内《后汉世祖光武皇帝》条和《冢墓一》条关于“陂池”的记载，均引自《东观汉记》。[7]

上引文献中关于“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句，除《匡谬正俗》脱“无”字外，其他各文本间没有太大差异，由于后人点校过程中认识不同，句读或在“陂池”前，或在“陂池”后，影响到对“陂池”词性的认定，进而对“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整句生出不同理解。

二　以往不同的解释

清人惠栋在《后汉书补注》中引西晋潘岳《关中记》“霸陵，文帝陵也，上有池，有四出道以泻水”，认为陂池之说不为无据[8]。刘乾从其说，认为陂池就是水池，不是陂陁，颜师古解释有错，陂池也不读“坡陀”，而应读“皮迟”[9]。后寿佳琦错误地将汉武帝茂陵东南发现的沟渠遗址，以及东汉陵区内发现的沟壕、鹅卵石遗迹，与引河水入陵园为池沼关联，继续将“陂池”解释为池塘[10]。

秦选之《匡谬正俗校正》引唐李华《含光殿赋》“靡迆秦山，陂陁汉陵”句和《玉篇·阜部》，以“靡迆”通“陂陁”。又引《礼记·月令》“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尚书传》云：“泽障曰陂，停水曰池”，认为此处乃池塘之义。既云“裁令流水而已”，自然与池塘无关，所以颜师古谓之“陂陁”。至于“池”字，《说文》本作“沱”字，古人多读“驼”音，其例正多[11]。

刘晓东《匡谬正俗平议》以《太平御览》卷九十引《东观汉记》，认为颜师古《匡谬正俗》引“无为山陵”句时误脱“无”字。潘岳《关中记》“池”作字读，驳惠氏之说。刘氏将《营寿陵诏》条断为：“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李贤注断为：“言不起山陵，裁令封土陂池，不停水而已”。其引《文选·上林赋》“陂池貏豸”（郭璞注：“陂池，旁穨貌也。”），《汉书》司马相如《子虚赋》“罢池陂陁”（《文选》作“罢池陂陀”，《广韵·歌》“陀”字注云：“陂陀，不平之貌”）论证“不平之貌即旁穨也”，《哀二世赋》颜师古所注“陂陁”与李贤注“陂池”完全相同，是以“池”同“陁”，“陂池”即“陂陁”，亦作“陂陀”[12]。

严辉、蔡运章等均注意到《后汉书·光武帝纪下》“无为山陵”、《后汉书·明帝纪》“无得起坟”和《古今注》中关于帝陵封土记载之间的矛盾。严辉等认为“山陵”乃是秦、西汉时期帝陵的通称，光武帝的本意是不建类似西汉时期的那种高山大陵，让墓冢稍微隆起像自然界中的小山丘，使得流水不停且不损坏墓圹，诏令中“无为山陵”的真正含义指的就是不做旧式山陵。“陂池”为东汉帝陵封土的新形制[13]。

蔡运章认为“无为山陵”中“无”字应为语助词，无实际意义。光武帝所谓“无为山陵”，就是“为山陵”；孝明帝所谓“无得起坟”，就是“得起坟”。《刊谬正俗》卷五引“无为山陵”句时去掉“无”字，亦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其关于《营寿陵诏》条的断句与刘晓东相同，而又将“山陵陂池”释为陵墓周围向下倾斜的土坡[14]。

杨全等认为，不应将“陂池”一词视为东汉帝陵封土的新形制。光武帝《营寿陵诏》中“陂池”当释为不平倾斜之貌，“陂池”为形容词性，修饰“山陵”二字。将其释为名词性的“水池”是错误的。《营寿陵诏》条断为“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李贤注断为：“言不起山陵，裁令封土陂池，不停水而已。”两处“陂池”的解释不同，前者释为不要营建如西汉帝陵那样的覆斗型封土，后者则解为改变以往的封土样式，使其平缓而不陡，利于排水[15]。

严旭指出《东观汉记》《后汉书》均较《匡谬正俗》“陂池”条衍一“无”字。若依李贤注，应当断句为“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又引《文选·子虚赋》“罢池陂陀”郭璞注，认为郭璞以“罢”为“陂”之假借，“罢池陂陁”连文，不宜同音复举，因此“罢池”读音为“皮迟”。但即使从郭读，“陂池”也不能解释为水池[16]。

三　“陂池”即“陂陁”“陂阤”“陂陀”

《后汉书·光武纪》李贤注已经清楚表明“陂池”二字的读音和解释，“陂音普何反，池音徒何反”。“陂”即“坡”，“池”即“阤”，又可作“陁”和“陀”，“陂池”即“陂陁”“陂陀”。相似的例子是《汉书》司马相如《哀二世赋》，颜师古注曰：“陂音普何反，陁音徒何反。”同样的记载见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贞《索隐》[17]。关于“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句意，《匡谬正俗》曰：“光武言不须如前世诸帝高作山陵，但令小隆起陂陀然，裁得流泄水潦，不垫坏耳。”可见唐代人对“陂池”音义的认识是很清楚的。如将“池”字改为“陁”，则字音和句意自然可解。认为李贤注和颜师古注有差别一说，稍显武断[18]。

刘晓东、蔡运章、杨全等均认为《东观汉纪》和《后汉书·光武帝纪》中的“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句，应断为“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李贤注“言不起山陵，裁令封土，陂池不停水而已。”应调整为“言不起山陵，裁令封土陂池，不停水而已”。但蔡运章将“无”解作语助词表肯定，显然有悖文本原意。刘晓东引东汉王符《潜夫论·慎微》“川谷之卑，非截断而颠陷也，必陂池而稍下焉”及唐李华《含元殿赋》“靡迆秦山，陂陀汉陵”，杨全等引晋人张协《登北邙赋》“地势窊隆，丘墟陂陁。坟陇㟪叠，基布星罗”，都是出于“陂池”（陂陁、陂陀）为形容词，修饰“山陵”的观点。

如果再次审视《营寿陵诏》中“陂池”使用之语境，简单地以形容词来解释是有偏颇的。以其为依据断句后，正文“无为山陵陂池”与李贤注“裁令封土陂池”的句意恰恰是相反的。“陂池”的修辞属性，在不同语境下词义并不固定。在《登北邙赋》《含元殿赋》中，“陂池”（陂陀、陂陁）均为形容词，修饰汉陵、丘墟。但在光武帝《营寿陵诏》中，“陂池”应当是作动词用，表达将封土做成微微隆起之丘垄状。这样，“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的断句，与李贤注“言不起山陵，裁令封土陂池，不停水而已”才可能完全对应。严旭之断句与此相同。

《周礼·春官宗伯》“冢人”郑玄注：“冢，封土为丘垄，象冢而为之。”[19]《后汉纪·光武皇帝纪》载：“夏四月，初营寿陵。依孝文故事，务从省约，使迭兴之后，与丘陇同体。”《后汉书·东平宪王传》曰：“古者丘陇且不欲其著明。”作为光武之子、明帝同母弟，刘苍深得明帝恩宠，其先后经历光武、明帝、章帝三朝，应知光武、明帝遗诏关于封土设置之本意。将封土做成自然丘垄状，使“迭兴之后，与丘陇同体”，既然已与丘陇同体，山即是墓，墓即是山，因而“亦无丘垄”。《吕氏春秋·孟冬纪·安死》“故先王之葬，必俭，必合，必同。何谓合？何谓同？葬于山林则合乎山林，葬于阪隰则同乎阪隰”[20]，即表此义。

“陂池”既为“陂阤”，亦即“丘垄”，表示将封土做成微微隆起状，使不积水从而避免毁坏墓冢。《后汉纪》“使迭兴之后，与丘陇同体”之“丘垄”乃指自然界之山体，而《东观汉记》“迭兴之后，亦无丘垄，使合古法”之“丘垄”则指向帝陵封土。以“亦无丘垄”条与存在封土之事实不符，认为《后汉纪》之记载更符合历史原貌，而《东观汉记》更反映光武帝本意的观点，曲解了文本原意[21]。

四　“无为山陵”“无得起坟”均为不筑大型封土之意

《水经注·渭水》云：“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故通曰山陵矣。”[22]秦始皇陵即为“丽山”[23]。唐李华《含元殿赋》云：“靡迤秦山，陂陀汉陵。”[24]含元殿在唐长安城，故“靡迤秦山，陂陀汉陵”指的应是唐长安城附近的秦、西汉帝陵。从《古今注》《帝王世纪》所载帝陵封土高度，以及考古勘查结果来看，东汉帝陵相比西汉帝陵，不管是封土大小、高度，还是陵园建筑面积，都小了许多[25]。

“霸陵独完”似乎成为防盗背景下俭葬之代表，在东汉光武帝、曹魏文帝等后世帝王中得到推崇。建武二十六年，光武帝初作寿陵，《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太宗识终始之义，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复，而霸陵独完受其福，岂不美哉。”中元二年二月，光武帝崩，遗诏曰：“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26]《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载：“汉文帝之不发，霸陵无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树也。霸陵之完，功在释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27]东汉王符在《潜夫论·浮侈篇》中也说：“文帝葬芷阳，明帝葬洛南，皆不臧珠宝，不起山陵，墓虽卑而德最高”[28]，以霸陵、显节陵“不起山陵”之德，抨击时人厚葬之弊。

霸陵无封土，是在考古工作中得到印证的[29]，而显节陵虽暂时无法确认，文献和考古工作却均指向筑有封土[30]。《潜夫论·慎微》又云：“凡山陵之高，非削成而崛起也，必步增而稍上焉。川谷之卑，非截断而颠陷也，必陂池而稍下焉。是故积上不止，必致嵩山之高；积下不已，必及黄泉之深。”[31]作为生活在东汉章帝至桓帝时人，王符或是转引前人记述，或是看到过陵墓本体，“不起山陵”的描述，表明在时人眼中，“陂池”状的封土与秦、西汉时的“山陵”是有明显区别的，正好可以佐证明帝遗诏“无得起坟”的记载。刘晓东说“是后汉人用'陂池’之义甚碻”[32]，大抵亦是此意。所谓“无得起坟”即表“无为山陵”“不起山陵”之意，而与《礼记》“古者墓而不坟”中代指封土不同。

《后汉书·礼仪志下》注引《帝王世纪》载献帝禅陵“不起坟，深五丈，前堂方一丈八尺，后堂方一丈五尺，角广六尺”[33]。但同书《孝献帝纪》注引《帝王世纪》却说禅陵“陵高二丈，周回二百步”[34]。《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载，青龙二年三月庚寅，山阳公薨。“追谥山阳公为汉孝献皇帝，葬以汉礼”。裴松之注引《献帝传》曰：“今追谥山阳公曰孝献皇帝，册赠玺绂。命司徒、司空持节吊祭护丧，光禄、大鸿胪为副，将作大匠、复土将军营成陵墓，及置百官群吏，车旗服章丧葬礼仪，一如汉氏故事；丧葬所供群官之费，皆仰大司农。”[35]“将作大匠、复土将军营成陵墓”可能与禅陵封土有关，而位于今修武县古汉村南的禅陵明确保存有封土。因此，《帝王世纪》关于献帝禅陵“不起坟”的表述不是误记，可能是“一如汉氏故事”背景下文本传抄所致，所谓“不起坟”与前述“无为山陵”“无得起坟”意思一样，都是不作大型封土。（表1）

表1　东汉帝陵封土高度

由此看来，《营寿陵诏》恐怕并非突发奇想，而是有迹可循。光武帝原陵之后，明帝显节陵、章帝敬陵一以贯之。《后汉书·孝明帝纪》“遗诏无起寝庙，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别室。帝初作寿陵，制令流水而已……无得起坟”[36]。《后汉书·孝章帝纪》载：“遗诏无起寝庙，一如先帝法制。”[37]确实可以说，《营寿陵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从东周到西汉的那种传统的覆斗形的陵冢在东汉初即被终结，光武、孝明以后东汉诸帝沿袭成习，官宦士人纷纷效仿，推波助澜最终形成一种特有的社会风气、一种特有社会时尚，最终形成一种特有的陵墓制度[38]。

五　东汉帝陵封土改制相关问题

东汉帝陵与西汉帝陵相比，不论是形制或是陵寝建筑，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陵寝的规模要远远小于西汉时期，“葬制”走向简约，但丧制、祭制的内涵有所扩展，关键是葬制发生了巨变[39]。陵寝制度的俭省都是相对的，东汉帝陵在地宫、封土、陵园设施等方面很大程度上比西汉帝陵简化得多，但相比其后曹魏、西晋时期帝王陵墓中“不封不树”、不设陵园的景象，东汉帝陵无疑又壮观了许多。即便光武帝下诏“务从省约”“无为山陵”，明帝下诏“无得起坟”，但原陵、显节陵封土高度还是达到六丈六尺（《帝王世纪》作“六丈”）和八丈。章帝敬陵高六丈二尺，和帝顺陵高十丈，之后殇帝、冲帝和质帝年幼即夭折，封土高度在四、五丈之间，成年帝陵里则除顺帝宪陵为八丈四尺外，安帝恭陵、桓帝宣陵和灵帝文陵的封土高度达到十二丈甚至十五丈[40]。光武、明帝两代，一直致力于构建东汉皇权的政治合法性，东汉帝陵陵寝制度相较西汉帝陵之大变化，也应放在此背景下进行分析。

恭陵封土高达十五丈（《帝王世纪》作“十一丈”），极有可能是安帝作为东汉时期第一位外立的皇帝，出于自证掌握权柄合法性的需要，将恭陵选址于邙山后，在陵墓营建过程中的刻意安排。安帝之后，外立皇帝又有质帝、桓帝和灵帝。质帝未成年即被梁冀鸩杀，而后桓、灵先后承袭统业，二帝在位时间均较久，在亲政之后做出类似安帝之操作，构筑高十二丈的封土，可能性很大。顺帝朝时，宗庙陵寝祭祀的排列次序已将安帝排列于殇帝前。顺帝去世后，梁皇后临朝，不顾宗法行辈事实，“诏以殇帝幼崩，庙次宜在顺帝下”，后因遭到反对而作罢[41]。质帝永熹元年五月丙辰，诏曰：“孝殇皇帝虽不永休祚，而即位逾年，君臣礼成。孝安皇帝承袭统业，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之上，先后相逾，失其次序，非所以奉宗庙之重，垂无穷之制。昔定公追正顺祀，《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宪陵次恭陵，以序亲秩，为万世法。”[42]指的是恭陵在宗庙祭祀中的排位失其次序，而非封土规模逾制[43]。（图一）

图一　血统传承与帝陵选址关系图

（根据《东汉帝陵选址与血统传承因素》图一改绘）

韩国河认为，光武、明帝曾巡幸长安，必然对西汉帝陵封土有着具象认知，东汉帝陵封土改方为圆是出于光武、明帝个人因素、当时的社会思想意识和筑墓技术的原因。具体而言，推测为阴阳学说的延伸：西汉的覆斗形封土是对宫殿“堂”的建筑形式的具体模仿，而东汉的圆形封土象征明堂辟壅意在宣政教化的目的。两汉时期提倡“天人合一”，风水术中推崇“天圆地方”的原则，封土为圆可能是东汉时期宇宙观的一种特殊注解[44]。之后，他又提出“天圆”状的封土暗合东汉承袭西汉火德的正统性，是光武帝以“柔道”理天下的表象。正是由于尊崇汉统而又别于汉统的双系情结，光武、明帝两代人通过不懈实践，最终造成东汉陵寝文化的重大改变[45]。光武、明帝出于维护南阳章陵刘氏君统的考量，特意构建有别于“前汉”的制度，在这一过程中应当起到决定性作用。

六　结 语

《艺文类聚》卷七《北邙山》记载魏朱超石与兄书曰：“登北芒远眺，众美都尽，光武坟边杏美，今奉送核。”[46]晋张协《登北芒赋》云：“壮汉氏之所营，望五陵之嵬峨。丧乱起而启壤，僮竖登而作歌。”[47]这些魏晋时期的文献记载，都说明光武帝原陵建筑有“嵬峨”的封土，但此时魏晋人眼中的“坟”与东汉时人，或者说光武帝、汉明帝眼中的“坟”，肯定是不一样的。

《后汉书·光武帝纪下》曰：“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后汉书·孝明帝纪》曰：“初作寿陵，制令流水而已。”[48]“裁”同“制”，裁令流水即制令流水，明帝《营陵诏书》与光武帝同。“陂池”的修辞属性，在不同语境下词义并不固定。在此处作动词，表达将封土做成微微隆起之丘垄状。唐人对“陂池”之音义是完全明白的，颜师古之按语即为正解。将李贤注“言不起山陵，裁令封土，陂池不停水而已”断为“言不起山陵，裁令封土陂池，不停水而已”，句意未变，但句读似乎更合理一些。

《匡谬正俗》引“无为山陵”句时去掉“无”字，作“为山陵陂池”，“陂池”作形容词修饰“山陵”。这样，“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与“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意思相近，也可与按语中“但令小隆起陂陁然”相呼应。是否出于此种断句之理解，颜师古将“无”字拿掉，从而确保无违光武帝《营陵寿诏》之本意，已无从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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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严辉，慕鹏.“陂池”——东汉帝陵封土的新形制[N].中国文物报，2006-10-20-7；蔡运章.东汉帝陵封土考辨[N].中国文物报，2007-10-19-7；寿佳琦.简析“陂池”——东汉帝陵的新形制的含义和来源[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S2）；韩国河.洛阳东汉陵寝制度概述及变制原因探析[J].（韩国）中国史研究，2008，52；焦南峰.秦、西汉帝王陵封土研究的新认识[J].文物，2012（12）；杨全，赵光付.基于修辞的东汉帝陵封土——以“陂池”为切入点[J].长江文明，2019(3).

[2]（东汉）班固等撰.丛书集成初编·东观汉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11-12.此据聚珍版丛书本排印，吴树平以聚珍本所辑重复窜乱，对相关内容有所增订，参见《东观汉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12-13.另，引文末“无为陵池”应为“无为陵地”之误，参见影印宋刻本《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2519.

[3]（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78.

[4]（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1437.

[5]（东晋）袁宏撰，张烈点校.两汉纪下·后汉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2:148.

[6]（唐）颜师古撰.万有文库（第二集七百种）·匡谬正俗[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53.

[7]（北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432-433，2519.

[8]（清）惠栋撰.中华再造善本·后汉书补注[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12.

[9]刘乾.读《匡谬正俗》札记[J].平原大学学报.1995(4).

[10]寿佳琦.简析“陂池”——东汉帝陵的新形制的含义和来源[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S2）.

[11]秦选之撰.国学小丛书（第二集七百种）·匡谬正俗校注[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35.

[12]（唐）颜师古著，刘晓东平译.匡谬正俗平议[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152-154.宋人书目多作《刊谬正俗》，盖避太祖之讳，《吊二世赋》即《哀二世赋》。

[13][38]严辉，慕鹏.“陂池”——东汉帝陵封土的新形制[N].中国文物报，2006-10-20(7).

[14]蔡运章.东汉帝陵封土考辨[N].中国文物报，2007-10-19-7.

[15][18][21]杨全，赵光付.基于修辞的东汉帝陵封土——以“陂池”为切入点[J].长江文明，2019(3).

[16]（唐）颜师古撰，严旭疏证.匡谬正俗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2019:220-223.

[17]（西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3055；（西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591.

[19]（东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赵伯雄整理，王文锦审定.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39.

[20]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新编诸子集成·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9:227.

[22]（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7:460.

[23]郭罗，刘娟.试论秦始皇陵原名“丽山”的原因[J].文博，2014(6).

[24]（清）董诰等编.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3187.

[25][33][40]（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3149-3150.

[26]（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85.

[27]（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陈乃乾校点.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81.

[28]（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1636-1637.

[29]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汉文帝霸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J].考古与文物，2022(3).

[30]（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3149；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偃师东汉洛南陵区2008年考古勘探简报[J].洛阳考古，2015(2).

[31]（东汉）王符著，（清）王继培笺，彭铎校正.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潜夫论笺校正[M].北京：中华书局，1985:142.

[32]（唐）颜师古著，刘晓东平译.匡谬正俗平议[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152-154.

[34]（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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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79.

[43]严辉.邙山东汉帝陵地望的探索之路[N].中国文物报，2006-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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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7]（唐）欧阳询撰，王绍楹校.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137.

作者：李继鹏（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洛阳市考古研究院）

原文刊于：《中原文物》 2024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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