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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中国近代思想家、学者。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刘子元说史家应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章实斋添上一个史德，并为四长。实斋此种补充，甚是。要想做一个史家，必须具备此四种资格。子元虽标出三种长处，但未加以解释；如何才配称史才、史学、史识，他不曾讲到。实斋所著《文史通义》，虽有《史德》一篇，讲到史家心术的重要，但亦说得不圆满。今天所讲，就是用刘章二人所说的话，予以新意义，加以新解释。子元、实斋二人所讲，专为作史的人说法。史学家要想作一部好史，应具备上述三长或四长。同学诸君方在读书时代，只是预备学问，说不上著作之林；但我们学历史，其目的就在想将来有所贡献；此刻虽不是著作家，但不可不有当著作家的志向。并且，著作家的标准亦很难说，即如太史公用毕生精力作了一部《史记》，后人不满意的地方尚多，其余诸书更不用说了。此刻我们虽不敢自称著作家，但是著作家的训练工作则不可少。所以史家四长之说，就不得不细细用一番功夫去研究，看要如何才能够达到这种目的。至于这几种长处的排列法，各人主张不同：子元以才为先，学次之，识又次之；实斋又添德于才学识之后。今将次第稍为变更一下，先史德，次史学，又次史识，最后才说到史才。现在讲史德：诸君有功夫，可参看《文史通义》的《史德篇》。实斋以为作史的人，心术应该端正。譬如《魏书》，大众认为秽史，就是因魏收心术不端的原故。又如《左氏春秋》，刘歆批评他“是非不谬于圣人”，就是心术端正的原故。简单说起来，实斋所谓史德，乃是对于过去毫不偏私，善恶褒贬，务求公正。历代史家对于心术端正一层，大都异常重视。这一点，吾人认为有相当的必要，但尚不足以尽史德的含义。我以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如何才算忠实？即“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便是。例如画一个人，要绝对像那个人。假使把灶下婢画成美人，画虽然美，可惜不是本人的面目。又如做一个地方游记。记的要确是那个地方。假使写颜子的陋巷，说它陈设美丽，景致清雅，便成了建筑师的计划，不是实地的事物了。忠实一语，说起来似易，做起来实难。因为凡人都不免有他的主观；这种主观，蟠踞意识中甚深，不知不觉便发动起来。虽打主意力求忠实，但是心之所趋，笔之所动，很容易把信仰丧失了。完美的史德，真不容易养成。最常犯的毛病，有下列数种，应当时时注意，极力铲除。一个人做一部著作，无论所作的是传记，是记事本末，是方志，或是国史，总有他自己的特别关系。即如替一个人作特别传记，必定对于这个人很信仰，时常想要如何才做得很好。中国人称说孔子，总想像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所以《孔子家语》及其他纬书竟把孔子说成一个神话中的人物了。例如说孔子与颜子在泰山顶上同看吴国城门中的一个人，颜子看得模糊，孔子看得极其清楚。诸如此类，其意思纵使本来不坏，但是绝非事实，只能作为一种神话看待。无论说好说坏，都是容易过分，正如子贡所谓“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又如地方志，自己是那一省人，因为要发挥爱乡心，往往把那一省说得很好。不过，过分的夸大，结果常引出些无聊的赞美，实际上毫无价值。再如讲中国史，听见外国人鄙视中国，心里就老大不愿意，总想设法把中国的优点表彰出来，一个比一个说得更好，结果只养成全国民的不忠实之夸大性。夸大心，人人都有；说好说坏，各人不同。史家尤其难免。自问没有，最好；万一有了，应当设法去掉它。自己有一种思想，或引古人以为重，或引过去事实以为重，皆是附会。这种方法，很带宣传意味，全不是事实性质。古今史家，皆不能免。例如提倡孝道，把大舜作个榜样，便附会出完廪浚井等等事实来。想提倡夫妇情爱，便附会出杞梁哭夫的事实，一哭会把城墙哭崩了。愈到近代，附会愈多。关于政治方面，如提倡共和政体，就附会到尧舜禅让，说他们的“询于四岳”，就是天下为公，因说我们古代也有共和政治，民主精神。关于社会方面，如提倡共产制度，就附会周初井田，是以八家为井，井九百亩，每家百亩，公田百亩。因说我们古代也讲土地国有，平均劳逸，这种附会，意思本非不善，可惜手段错了。即如尧舜禅让，有没有这回事，尚是问题；勉强牵合到民主政治上去，结果两败俱伤。从事实本身说，失却历史的忠实性：从宣传效力说，容易使听的人误解。曹丕篡汉时，把那鬼混的禅让礼行完之后，他对人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假使青年学子误解了尧舜“询于四岳”，以为就是真正共和，也学曹丕一样说，“共和之事，吾知之矣”，那可不糟透了吗？总之，我们若信仰一主义，用任何手段去宣传都可以，但最不可借史事做宣传工具。非惟无益，而又害之。武断的毛病，人人都知道不应该，可是人人都容易犯。因为历史事实，散亡很多，无论在古代，在近代，都是一样。对于一件事的说明，到了材料不够时，不得不用推想。偶然得到片辞孤证，便很高兴，勉强凑合起来，作为事实。因为材料困难，所以未加审择，专凭主观判断，随便了之。其结果就流为武断了。固然，要作一部历史，绝对不下断案是不行的。断案非论断，乃历史真相。即如尧、舜禅让，究竟有没有这回事，固极难定；但不能不搜集各方面的意见，择善而从，下一个“盖然”的断案。但是不要太爱下断案了。有许多人爱下判断，下得太容易，最易陷于武断：资料和自己脾胃合的，便采用；不合的，复删除；甚至因为资料不足，从事伪造；晚明人犯此毛病最多。如王弇州、杨升庵等皆是。忠实的史家对于过去事实，十之八九应取存疑的态度。即现代事实，亦大部分应当特别审慎，民国十五年来的事实，算是很容易知道了。但要事事都下断案，我自己就常无把握，即如最近湖北的战事，吴佩孚在汉口，究竟如何措施？为什么失汉阳，为什么失武胜关？若不谨慎，遽下断案，或陷于完全错误，亦未可知。又如同学之间，彼此互作传记，要把各人的真性格描写出来，尚不容易；何况古人，何况古代事实呢？所以历史事实，因为种种关系，绝对确实性很难求得的时候，便应采取怀疑态度，或将多方面的异同详略罗列出来。从前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同时就作考异，或并列各说，或推重一家。这是很好的方法。总而言之，史家道德，应如鉴空衡平，是什么，照出来就是什么，有多重，称出来就有多重，把自己主观意见铲除净尽，把自己性格养成像镜子和天平一样。但这些话，说来虽易，做到真难。我自己会说，自己亦办不到。我的著作，很希望诸君亦用鉴空衡平的态度来批评。有了道德，其次要讲的就是史学。前人解释史学，太过空洞，范围茫然，无处下手。子元、实斋虽稍微说了一点，可惜不大清楚。现在依我的意见，另下解释。历史范围，极其广博。凡过去人类一切活动的记载都是历史。古人说，“一部十七史，何从说起？”十七史已经没有法子读通，何况由十七而二十二而二十四呢？何况正史之外，更有浩如烟海的其他书籍呢？一个人想将所有史料，都经目一遍，尚且是绝对不可能之事，何况加以研究组织，成为著述呢？无论有多大的天才学问和精力，想要把全史包办，绝无其事。我年轻时，曾经有此种野心，直到现在，始终没有成功。此刻只想能够在某部的专史，得有相当成绩，便踌躇满志了。所以凡做史学的人，必先有一种觉悟，曰：贵专精不贵杂博。孔子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我们做学问，切勿以为“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想要无所不知，必定一无所知。真是一无所知，那才可耻哟。别的学问如此，史学亦然。我们应该在全部学问中，划出史学来；又在史学中，划出一部分来：用特别兴趣及相当预备，专门去研究它。专门以外的东西，尽可以有许多不知；专门以内的东西，非知到透彻周备不可。所以我们做史学，不妨先择出一二专门工作，作完后，有余力，再作旁的东西。万不可以贪多。如想做文学史，便应专心研究，把旁的学问放开。假使又嫌文学史范围太大，不妨再择出一部分，如王静安先生单研究《宋元戏曲史》之类。做这种工作，不深知诗史词史，或可以；对于本门，则务要尽心研究，力求完备。如此一来，注意力可以集中，访问师友，既较容易，搜集图书，亦不困难，才不至游骑无归，白费气力。有人以为这样似太窄狭，容易抛弃旁的学问，其实不然。学问之道，通了一样，旁的地方就很容易。学问门类虽多，然而方法很少。如何用脑，如何用目，如何用手，如何询问、搜集，养成习惯，可以应用到任何方面。好像攻打炮台，攻下一个，其余就应手而下了。有了专门学问，还要讲点普通常识。单有常识，没有专长，不能深入显出。单有专长，常识不足，不能触类旁通。读书一事，古人所讲，专精同涉猎，两不可少。有一专长，又有充分常识，最佳。大概一人功力，以十之七八，做专精的功夫，选定局部研究，练习搜罗材料，判断真伪，抉择取舍；以十之二三，做涉猎的功夫，随便听讲，随便读书，随意谈话。如此做去，极其有益。关于涉猎，没有什么特别法子；关于专精下苦功的方法，约有下面所列三项。顾亭林的《日知录》，大家知道是价值很高。有人问他别来几年，《日知录》又成若干卷？顾氏答应他说，不过几条。为什么几年功夫才得几条？因为陆续抄录，杂凑而成，先成长编，后改短条，所以功夫大了。某人日记称，见顾氏《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稿，写满了蝇头小楷，一年年添上去的，可见他抄书之勤。顾氏常说，“善读书不如善抄书”，常常抄了，可以渐进于著作之林。抄书像顾亭林，可以说勤极了。我的乡先生陈兰甫先生作《东塾读书记》，即由抄录撰成。新近有人在香港买得陈氏手稿，都是一张张的小条，表成册页。或一条仅写几个字，或一条写得满满的。我现在正以重价购求此稿，如能购得，一则可以整理陈氏著作，一则可以看出他读书的方法。古人平常读书，看见有用的材料就抄下来；积之既久，可以得无数小条；由此小条，辑为长编；更由长编，编为巨制。顾亭林的《日知录》，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陈兰甫的《东塾读书记》，都系由此作成。一般学问如此，做专门学问尤其应当如此。近来青年常问我，研究某事，什么地方找材料。我每逢受此质问，便苦于答不出来。因为资料虽然很丰富，却是很散漫，并没有一部现成书把我们所要的资料凑在一处以供取携之便。就这一点论，外国青年做学问，像比我们便宜多了。他们想研究某种问题，打开百科辞典，或其他大部头的参考书，资料便全部罗列目前。我们却像披沙拣金，拣几个钟头，得不到一粒。但为实际上养成学问能力起见，到底谁吃亏，谁便宜，还是问题。吃现成饭，吃惯了的人，后来要做很辛苦的工作，便做不来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粒米，一颗饭，都经过自己的汗血造出来，入口便更觉异常甘美。我们因为资料未经整理，自己要做筚路蓝缕、积铢累寸的工作，实是给我们以磨练学问能力之绝好机会。我们若厌烦，不肯做，便错过机会了。初学读书的人，看见许多书，要想都记得，都能作材料，实在很不容易。某先辈云：“不会读书，书面是平的；会读书，字句都浮起来了。”如何才能使书中字浮凸起来？唯一的方法，就是训练注意。昔人常说，好打灯谜的人，无论看什么书，看见的都是灯谜材料。会作诗词的人，无论打开什么书，看见的都是灯谜材料。会作诗词的人，无论打开什么书，看见的都是文学句子。可见注意哪一项，哪一项便自然会浮凸出来。这种工作，起初做时是很难，往后就很容易。我自己就能办得到，无论读到什么书，都可以得新注意。究竟怎样办到的？我自己亦不知道。大概由于练习。最初的方法，顶好是指定几个范围，或者作一篇文章，然后看书时，有关系的就注意，没有关系的就放过。过些日子，另换范围，另换题目，把注意力换到新的方面。照这样做得几日，就做熟了。熟了以后，不必十分用心，随手翻开，应该注意之点立刻就浮凸出来。读一书，专取一个注意点；读第二遍，另换一个注意点。这是最粗的方法，其实亦是最好的方法。几遍之后，就可以同时有几个注意点，而且毫不吃力。前面所述读书贵勤于抄录，如果看不出注意点，埋头瞎抄，那岂不是白抄了吗？一定要有所去取，去取之间，煞费功夫，非有特别训练不可。什么叫逐类搜求？就是因一种资料，追寻一种资料，跟踪搜索下去。在外国工具方便，辞典充备，求资料尚不太难；中国工具甚少，辞典亦不多，没有法子，只好因一件追一件。比如读《孟子》，读到“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之语，因有此语，于是去搜寻当时的书，看有什么人在什么地方说过这类的话。《韩非子·显学篇》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墨离为之。”《荀子·非十二子篇》又说：“不知一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慢差等，会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是墨翟、宋钘也。”孙仲容因得这种资料，加以组织，作《墨学传授考》《墨家诸子钩沉》等文，作得的确不错。为什么能有那样著作？就是看见一句话，跟踪追去。这种工作，就叫做逐类搜求。或由简单事实，或由某书注解看见出于他书，因又追寻他书。诸君不要以为某人鸿博，某人特具天才；其实无论有多大天才，都不能全记；不过方法好，或由平时记录，或由跟踪追寻，即可以得许多好材料。此外方法尚多，我们暂说三门以为示范的意思。工作虽然劳苦，兴味确是深长。要想替国家作好历史，非劳苦工作不可。此种工作，不单于现在有益，脑筋训练惯了，用在什么地方都有益。诚然，中国史比西洋史难作；但西洋史或者因为太容易的原故，把治学能力减少了；好像常坐车的人，两腿不能走路一样。一种学问，往往因为现存材料很多，不费气力，减少学者能力。这类事实很多。所以我主张要趁年富力强，下几年苦工，现在有益，将来亦有益。读书有益，作事亦有益。史识是讲历史家的观察力。做一个史家，须要何种观察力？这种观察力，如何养成？ 观察要敏锐。即所谓“读书得间”。旁人所不能观察的，我可以观察得出来。凡科学上的重大发明，都由于善于观察。譬如苹果落地，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牛顿善于观察，就发明万有引力。开水壶盖冲脱，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瓦特善于观察，就发明蒸汽机关。无论对于何事何物，都要注意去观察，并且要继续不断的做细密功夫，去四面观察。在自然科学，求试验的结果；在历史方面，求关联的事实。但凡稍有帮助的资料，一点都不可放松。何谓由全部到局部？历史是整个的，统一的。真是理想的历史，要把地球上全体人类的事迹连合起来，这才算得历史。既是整个的，统一的，所以各处的历史不过是此全部组织的一件机械。不能了解全部，就不能了解局部；不能了解世界，就不能了解中国。这回所讲专史，就是由全部中划出一部分来，或研究一个人，或研究一件事，总不外全部中的一部；虽然范围很窄，但是不要忘记了他是全部之一。比如我们研究戏曲，算是艺术界文学界很小的一部分；但是要想对于戏曲史稍有发明，那就非有艺术文学的素养不可。因为戏曲不是单独发生，单独存在，而是与各方面都有关系。假使对于社会状况的变迁，其他文学的风尚，尚未了解，即不能批评戏曲。而且一方面研究中国戏曲，一方面要看外国戏曲，看他们各方所走的路，或者是相同的，或者是各走各的，或者是不谋而合，或者是互相感应。若不这样做，好的戏曲史便做不出来。不但戏曲史如此，无论研究任何专史，都要看他放在中国全部占何等位置，放在人类全部占何等位置。要具有这种眼光，锐敏的观察才能自然发生。何谓由局部到全部？历史不属于自然界，乃社会科学最重要之一，其研究法与自然科学研究法不同。历史为人类活动之主体，而人类的活动极其自由，没有动物植物那样呆板。我们栽树，树不能动；但是人类可以跑来走去。我们养鸡，鸡受支配；但是人类可以发生意想不到的行为。凡自然的东西，都可以用呆板的因果律去支配。历史由人类活动组织而成，因果律支配不来。有时逆料这个时代这个环境应该发生某种现象，但是因为特殊人物的发生，另自开辟一个新局面。凡自然界的现象，总是回头的，循环的；九月穿夹衣，十月换棉袍，我们可以断定。然而历史没有重复的时代，没有绝对相同的事实。因为人类自由意志的活动，可以发生非常现象。所谓由局部观察到全部，就是观察因为一个人的活动，如何前进，如何退化，可以使社会改观。一个人一群人特殊的动作，可以令全局受其影响，发生变化。单用由全部到局部的眼光，只能看回头的现象，循环的现象，不能看出自由意志的动作。对于一个人或一群人，看其动机所在，仔细观察，估量他对于全局的影响，非用由局部到全部的观察看不出来。要养成历史家观察能力，两种方法应当并用。看一件事，把来龙去脉都要考察清楚。来源由时势及环境造成，影响到局部的活动；去脉由一个人或一群人造成，影响到全局的活动。历史好像一条长链，环环相接，继续不断，坏了一环，便不能活动了。所以对于事实与事实的关系，要用细密锐敏的眼光去观察它。在历史方面，我们对于一个人或一件事的研究和批评，最易为前人记载或言论所束缚。因为历史是回头看的；前人所发表的一种意见，有很大的权威，压迫我们。我并不是说前人的话完全不对。但是我们应当知道，前人如果全对，便用不着我们多费手续了。至少要对前人有所补充，有所修正，才行。因此，我们对于前人的话，要是太相信了容易为所束缚。应当充分估量其价值，对则从之，不对则加以补充，或换一个方面去观察；遇有修正的必要的时候，无论是怎样有名的前人所讲，亦当加以修正。这件事情，已经很不容易。然以现代学风正往求新的路上走，办到这步尚不很难。这件事情，那才真不容易。戴东原常说：“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蔽己。”以人蔽己，尚易摆脱；自己成见，不愿抛弃，往往和事理差得很远，还不回头。大凡一个人立了一个假定，用归纳法研究，费很多的功夫，对于已成的工作，异常爱惜，后来再四观察，虽觉颇有错误，亦舍不得取消前说。用心在做学问的人，常感此种痛苦，但忠实的学者，对于此种痛苦只得忍受；发见自己有错误时，便应当一刀两断的，即刻割舍；万不可回护从前的工作，或隐藏事实，或修改事实，或假造事实，来迁就他回护从前的工作。这种毛病，愈好学，愈易犯。譬如朱陆两家关于无极太极之辞，我个人是赞成陆象山的。朱晦翁实在是太有成见了，后来让陆象山驳得他无话可说。然终不肯抛弃自己主张。陆与朱的信，说他从前文章很流丽，这一次何其支离潦草，皆因回护前说所致。以朱晦翁的见解学问，尚且如此，可见得不以己蔽己不是一件容易事情了。我十几年前曾说过：“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这固然可以说是我的一种弱点，但是我若认为做学问不应取此态度，亦不尽然，一个人除非学问完全成熟，然后发表，才可以没有修改纠正。但是身后发表，苦人所难。为现代文化尽力起见，尤不应如此。应当随时有所见到，随时发表出来，以求社会的批评，才对。真做学问的人，晚年与早年不同；从前错的，现在改了；从前没有，现在有了。一个人要是今我不同昨我宣战，那只算不长进。我到七十，还要与六十九挑战。我到八十，还要与七十九挑战。这样说法，似乎太过。最好对于从前过失，或者自觉，或由旁人指出，一点不爱惜，立刻改正。虽把十年的工作完全毁掉亦所不惜。上面所说的这两种精神，无论做什么学问，都应当有，尤其是研究历史，更当充实起来，要把自己的意见与前人的主张，平等的看待，超然的批评。某甲某乙不足，应当补充；某丙某丁错了，应当修改。真做学问贵能如此，不为因袭传统所蔽，不为自己成见所蔽，才能得到敏妙的观察，才能完成卓越的史识。史才专门讲作史的技术，与前面所述三项另外又是一事，完全是技术的。有了史德，忠实的去寻找资料；有了史学，研究起来不大费力；有了史识，观察极其锐敏，但是仍然做不出精美的历史来。要做出的历史让人看了明了，读了感动，非有特别技术不可。此种技术，就是文章的构造。章实斋作《文史通义》，把文同史一块讲。论纯文学，章氏不成功；论美术文，章氏亦不成功；但是对于作史的技术，了解精透，运用圆熟，这又是章氏的特长了。先讲组织。就是全部书或一篇文的结构。此事看时容易，做时困难。许多事实摆在面前，能文章的人可以拉得拢来，做成很好的史；文章技术差一点的人，就难组织得好，没有在文章上用过苦功的人，常时感觉困难。许多事实，不经剪裁，史料始终是史料，不能成为历史。譬如一包羊毛不能变成呢绒。必有所去，必有所取，梳罗抉剔，始成织物，搜集的工作，已经不容易，去取的工作，又更难了。司马光未作《资治通鉴》之前，先作长编。据说，他的底稿，堆满十九间屋。要是把十九间屋的底稿全体印出来，一定没有人看。如何由十九间屋的底稿做成长编，又由长篇做成现在的《资治通鉴》，这里面剪裁就很多了。普通有一种毛病，就是多多的搜集资料，不肯割爱。但欲有好的著作，却非割爱不可。我们要去其渣滓，留其菁华。这件事体，非常常注意不可。至于如何剪裁的方法，不外多作，用不着详细解释。孰渣孰菁，何去何留，常常去作，可以体验得出来。中看不中看，完全在排列的好坏。譬如天地玄黄四个字，王羲之是这样写，小孩子亦是这样写，但是王羲之写得好，小孩子写得坏，就是因为排列的关系。凡讲艺术，排列的关系却很大。一幅画，山水布置得宜，就很好看，一间屋，器具陈设得宜，亦很好看，先后详略，法门很多。这种地方，要特别注意。不然，虽有好材料，不能惹人注目。就有人看，或者看错了，或者看得昏昏欲睡。纵会搜集，也是枉然。至于如何排列的方法，一部分靠学力，一部靠天才。良工能教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现在姑讲几种通用的方法，以为示例。（1）即将前人记载，联络熔铸，套入自己的话里。章实斋说：“文人之文，惟患其不己出；史家之文，惟患其己出。”史家所记载，总不能不凭借前人的话。《史记》本诸《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汉书》本诸《史记》，何尝有一语自造？却又何尝有一篇非自造？有天才的人，最能把别人的话熔铸成自己的话，如李光弼入郭子仪军，队伍如故，而旌旗变色，此为最上乘之作。近代史家，尤其是乾、嘉中叶以后作史者，专讲究“无一字无来历”。阮芸台作《国史儒林传》，全是集前人成语，从头至尾，无一字出自杜撰。阮氏认为是最谨严的方法。他的《广东通志》《浙江通志》，谢启昆的《广西通志》，都是用的此法。一个字，一句话，都有根据。这种办法，我们大家是赞成的，因为有上手可追问。但亦有短处，在太呆板。因为有许多事情未经前人写在纸上，虽确知其实，亦无法采录，而且古人行为的臧否与批评，事实的联络与补充，皆感困难。吾人可师其意，但不必如此谨严。大体固须有所根据，但亦未尝不可参入一己发见的史实。而且引用古书时，仅可依做文的顺序，任意连串，做成活泼飞动的文章。另外更用小字另行注明出处或说明其所以然，就好了。此法虽然好，但亦是很难。我尚未用，因为我懒在文章上作功夫。将来打算这样作一篇，以为模范。把头绪脉络理清，将前人的话藏在其中，要看不出缝隙来。希望同学亦如此作去。（2）用纲目体，最为省事。此种体裁，以钱文子的《补汉书兵志》为最先（在《知不足斋丛书》内）。顶格一语是正文，是断案，不过四五百字。下加注语，为自己所根据的史料，较正文为多。此种方法，近代很通行。如王静安先生的《胡服考》《两汉博士考》，皆是如此。我去年所作的《中国文化史》亦是如此。此法很容易，很自由，提纲处写断案，低一格作注解。在文章上不必多下功夫，实为简单省事的方法。做得好，可以把自己研究的结果，畅所欲言，比前法方便多了。虽文章之美，不如前法，而伸缩自如，改动较易，又为前法所不及。（3）多想方法，把正文变为图表。对于作图表的技术，要格外训练。太史公作《史记》，常用表“旁行斜上，本于《周谱》”，然仍可谓为太史公所发明。《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表》《秦楚之际月表》《功臣侯者表》《百官公卿表》，格式各各不同。因有此体，遂开许多法门。若无此体，就不能网罗这样许多复杂的材料同事实。欧美人对于此道，尤具特长。有许多很好很有用的表，我们可以仿造。但造表可真是不容易，异样的材料便须异样的图表才能安插。我去年尝作《先秦学术年表》一篇，屡次易稿，费十余日之精力，始得完成。耗时用力，可谓甚大。然因此范繁赜的史事为整饬，化乱芜的文章为简洁，且使读者一目了然，为功亦殊不小。所以这种造表的技术，应该特别训练。次讲文采。就是写人写事所用的字句词章。同是记一个人，叙一件事，文采好的，写得栩栩欲活；文采不好的，写得呆鸡木立。这不在对象的难易，而在作者的优劣。没有文章素养的人，实在把事情写不好，写不活。要想写活写好，只有常常模仿，常常练习。文采的要素很多，专择最要的两件说说：
简洁就是讲剪裁的功夫，前面已经讲了。大凡文章以说话少，含意多为最妙。文章的厚薄，即由此分。意思少，文章长，为薄。篇无剩句，句无剩字，为厚。比如饮龙井茶，茶少水多为薄，叶水相称为厚。不为文章之美，多言无害。若为文章之美，不要多说，只要能把意思表明就得。做过一篇文章之后，要看可删的有多少，该删的便删去。我不主张文章作得古奥，总要词达。所谓“词达而已矣”，达之外不再加多，不再求深。我生平说话不行而文章技术比说话强得多。我所要求的，是章无剩句，句无剩字。这件事很重要。至于如何才能做到，只有常作。为什么要作文章？为的是作给人看。尤其是历史的文章，为的是作给人看。若不能感动人，其价值就减少了。作文章，一面要谨严，一面要加电力。好像电影一样活动自然，如果电力不足，那就死在布上了。事本飞动，而文章呆板，人将不愿看，就看亦昏昏欲睡。事本呆板，而文章生动，便字字都活跃纸上，使看的人要哭便哭，要笑便笑。如像唱戏的人，唱到深刻时，可以使人感动。假使想开玩笑，而板起面孔，便觉得毫无趣味了。不能使人感动，算不得好文章。旁的文章，如自然科学之类，尚可不必注意到这点。历史家如无此种技术，那就不行了。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毕沅作《续资治通鉴》，同是一般体裁。前者看去，百读不厌；后者读一二次，就不愿再读了。光书笔最飞动，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刘裕在京口起事，平姚秦、北齐、北周，沙苑之战，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事实不过尔尔，而看去令人感动。此种技术，非练习不可。如何可以养成史才，前人说，多读，多作，多改。今易一字，为“多读，少作，多改”。多读读前人文章，看他如何作法。遇有好的资料可以自己试作，与他比较；精妙处不妨高声朗诵：读文章有时非摇头摆尾，领悟不来。少作：作时谨慎，真是用心去作，有一篇算一篇，无须多贪作；笔记则不厌其多，天天作都好；作文章时几个月作一次，亦不算少；要谨慎，要郑重，要多改，要翻来覆去的看；从组织起，到文采止，有不满意处，就改；或剪裁，或补充；同一种资料，须用种种方法去作；每作一篇之后，摆在面前细看：常看旁人的，常改自己的；一篇文不妨改多少回，十年之后还可再改。这种工夫很笨。然天下至巧之事，一定从至笨来。古人文章做得好，也曾经过几许甘苦。比如梅兰芳唱戏唱得好，他不是几天之内成功的，从前有许多笨工作，现在仍继续不断的有许多笨工作。凡事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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