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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士莪 地跨陕西岐山、扶风二县北部交界处的周原遗址，是周族早期居岐的重要都邑遗存。《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先祖古公亶父因避薰育戎狄之扰，“乃与私属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于岐下。”集解引徐广曰：“（岐）山在扶风美阳西北，其南有周原。”汉代美阳县治即今扶风法门寺镇所在地。徐广所言地理方位正合。可知“岐下”当指岐山脚下的周原而言。同条下又引皇甫谧云：“邑于周地，故始改国曰周。”肥美富饶的周原沃野，为周人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周本纪》又说，古公亶父居岐之后，“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从而结束了半流动的农耕生活，为周人的兴旺发达奠定了物质基础，并急剧地向创建国家政权的道路迈进。 半个世纪以来，经过调查发掘确知，在今岐山县京当、扶风县法门和黄堆三乡毗连的地带，是周族长期劳动、生息、繁衍的发祥地。他们在这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青铜文化，留下了丰厚的文明遗产。遗址面积很大，东自美阳河，西至京当沟，北从岐山脚下，南到桥东、张家；中心文化区包括岐山县的京当、凤雏、董家、贺家、礼村、王家咀，扶风县的刘家、齐家、庄白、召陈、康家、召李、齐村、樊村、黄堆、云塘、强家、齐镇等20多个自然村所在的大片地域，遗迹连属不断，文化内涵丰富。这里既有周人早、中期的大型建筑居址和墓葬，又有冶铜，烧陶，制作骨、玉、石器的各类手工业作坊遗存，还有层出不穷的青铜器窖藏与重要甲骨文。岀土有铜、陶、骨、玉、石质的各类器物，不胜其计。这充分证明了周原遗址的蕴含富有和重要地位。  周原地貌 周原遗址的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此之前，涉足遗址的考古工作者屈指可数，且都限于考察寻找阶段。工作时间短暂，活动范围狭小，因此，从科学的田野发掘角度讲，尚是一片空白。周原遗址考古工作主要是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和发展而逐渐开展起来的，但波折起伏，时断时续。建国后第一个十年，特别是50年代初期，由于百废俱兴，国力人力有限，当时的田野发掘主要任务是配合基建工程进行的，对于一些无碍建设的重点大型遗址，只限于调査建档，定级保护。因此，周原遗址的发掘工作仍处于一种沉睡状态。第二个十年，周原遗址的考古发掘开始逐步搬上日程，但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动荡原因，被迫中止。一直到了第三个十年后半期，即1976年3月，在国家文物局的倡议指导下，由陕西省、宝鸡市、岐山、扶风二县各级文物、文化机构与北京大学、西北大学两校考古专业合作，共同组建“陕西周原文物保护与考古发掘领导小组”，一方面举办了多期“周原考古短训班”，培训了一大批业余考古技术人员，为文物保护和田野发掘注入了新生力量。一方面成立“陕西周原考古队”，有计划有目的的开展周原遗址的各项发掘工作。积数年的实践努力，从而揭示了周原遗址考古的全新面貌，取得了许多惊人的重大收获。时至今日，延续不断的考古工作和发现，一幅周原文明的历史画卷，正在逐步地展现于世。  云塘制骨作坊的发掘 二 扶风齐家村是西周文化遗迹最密集的诸点之一。村东高地文化堆积厚达七八米。由于村民长年取土蚕食，形成了一处大土场，在东、南、北三面的断崖上暴露着厚厚的灰土层，灰层内夹有房屋残基、灰坑和墓葬，交错叠压，互有打破。村民用土后扔掷的陶片、红烧土块，残骨器、石器、人兽骨骼、骨料等遗物到处都是。1960年、1962年，有关文物考古单位先后在这里进行了两次规模有限的发掘，清理遗迹有小型居址、卵石墙基、夯土柱础和许多灰坑及墓葬，出土的陶器有鬲、豆、簋、罐、盂、碗、尊、瓮、器盖等，文化堆积的年代大致属于西周中、晚期。1975年又在此发掘了多座小型房基，单间面积仅六七平方米。惜资料尚未发表。1978年，村民沿土壕北崖辟土建房时,曾挖出多个巨大的石础，弃掷于崖下。年复一年的不禁用土，使遗址面积日蹙缩小，破坏严重，令人望之生忧。召陈村北是一处大面积的西周建筑基址区。1960年调査时,在村北土壕发现一段以小型卵石密排而成的石子路面，应是大型建筑房檐下的散水残迹，还有许多种类不同的西周板瓦、筒瓦和半瓦当。这些重要发现，为后来召陈大型建筑基址的发掘提供了重要线索。 1976年春，周原考古队大面积地重点发掘了凤雏、召陈两处西周大型建筑基址群，取得了突破性的重大收获，使我们对周原遗址的内涵、布局、年代、属性有了更为具体的初步认识，为以后的持续深入发掘奠定了基础。 凤雏一号大型建筑基址是一座独立的封闭式两进院落结构，它采用了以南北为中轴的对称布局，由屏、大门、塾、堂、室、庑等多部分单体建筑组合而成。这组建筑体平面是以堂为中心，前建大门，左右有塾、门前置屏，堂后有室、房、东西有庑，用房屋围成一座“四合院式”的建筑实体。各个建筑单位相对独立，用廊连接，规整对称，设计有方。堪称是三千年前周先民在建筑技术上的巨大成就。这对于探讨《仪礼》等典籍中记载的“前堂后室”或“前朝后寝”的建筑布局，提供了很好印证。  凤雏甲组建筑基址 召陈村建筑基址相对比较集中，在揭露的15座房基中，残破不全者较多。总体布局不甚谨严，有些单体建筑的平面分割也不够明确，均有待以后的发掘来提供更多实例。 召陈建筑遗址3号房基保存比较完整，台基以夯土筑成，东西长24、南北宽15米，在基址上面保留着用巨型卵石堆砌的立柱柱础41个，础径100-120厘米。东西两侧各有两排柱础，每排南北6个；中间3排，每排南北5个。布局规整有序。可见当时建筑实体之恢宏和考究。这种以卵石构筑的巨大柱础，虽非周人的独创，但以之作如此特殊的柱网布置尚属罕见。今就台基结构、柱础布局、夯土、墙基、踏步、散水等深层分析其构架特点，应是一座单层四阿顶或下层四阿上层圆形的建筑实体。 瓦的使用，是古代建筑技术史上的重大进步。在凤雏、召陈建筑基址堆积中，均发现了陶瓦，而以召陈基址出土的数量大，种类多，计有各类不同形制、不同用途的板瓦、筒瓦和瓦当，说明瓦的发明和使用在西周早期或更早一些，到西周中期已发展到成熟阶段。因此，中国古代建筑顶盖也由“茅茨”更新为半瓦面或瓦面，这是周人在人类文明史上独具匠心的又一创造。  召陈建筑基址发掘者合影，1976年 凤雏、召陈两处大型建筑基址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西周宫室制度、建筑特征、建造技术的认识，而且对有关文献记载也是很好的印证和补充，堪称是西周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 西周手工业品制造场所，已知有云塘南地制作骨器遗迹，齐家村北石器制造点，村东壕出土许多骨料及冶铜陶范，刘家村东玉器废料堆积，齐镇、樊村烧陶遗存等等，其中,只有云塘骨器作坊遗迹于1976年经过了初步试掘。 云塘南地西周制作骨器作坊遗址总面积6万多平方米。在试掘的350平方米范围内，计出土2万多斤废骨料和一些骨制半成品，绝大部分骨料带有锯、削、锉、磨等不同的加工痕迹，同时还出土少量铜锯、铜刀、铜钻和砺石等制器工具。这些材料，使我们对当时骨器制作工序获得了较明确的认识。 经初步鉴定，在出土的兽类骨骼中，牛骨约占80%,马骨占5%,还有羊、猪、狗、鹿和骆驼等兽类的骨骼。在21号灰坑出土的8000多斤骨料中，所包含的畜类个体，有牛1306头、马21匹。这也间接地反映了当时周原的优越自然条件：水源丰富,气候温和，森林丛生，植被茂盛，宜于大规模的畜牧业生产。发达的饲养业和繁多的畜群提供了庞大骨器制造业的原料基础。云塘骨器作坊遗址的发现，正是西周中期农牧业经济昌盛的实物见证。 三 从目前公布的发掘资料统计，周原遗址范围内已清理的西周墓约有300座。作为先周至西周晚期延续四百多年历史的岐邑故址来说，这个发掘数字显得太少了。换句话说，在周原遗址区内，西周墓葬尚待有计划地去寻找发现。现在所知，周原遗址区内许多地点的墓葬和居址交错叠压在一起，并互有打破关系。如康家东壕、齐家村东用土场、云塘南地、礼村东壕，都是这种情况。而单独存在的专用墓地，只知有贺家西地、刘家西南地和黄堆墓区三处。 扶风康家曾因早年出土函皇父器群而闻名。1957年，首先在上康村东约300米处的土壕内，清理小型西周墓5座，其中2号墓保存较好。该墓设有二层台和腰坑，随葬品有铜鼎、铜簋各二件，还有陶鬲、陶豆、陶罐、玉璋、石圭和蚌饰等遗物，其年代约当西周中期。  函皇父簋 1933年扶风上康村窖藏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1960-1990年，在齐家村东用土场先后清理西周墓70余座，均为长方形土坑墓,墓坑一般是口小底大，多设二层台和腰坑，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基本组合为鬲、罐、盆、豆。其年代多属于西周中、晚期。1960年发掘的8号墓，随葬铜爵、铜觯、铜戈各1件。铜爵腹饰饕餐纹、兽首鋬，鋬下有铭文“父丁”二字。铜觯颈饰雷纹一周，腹部素面，圈足饰弦纹二道，圈足内有铭文“父已”二字。铜戈为短胡一穿，援有上下刃，横断面呈菱形。从铜器特征看，该墓的年代约在西周早期偏晚。1978年发掘的19号墓，随葬品有70余件，其中铜器12件、陶器41件、玉器21件。值得注意的是，这座墓的随葬品是按照西周礼制的规定下葬的。铜礼器使用了二鼎二簋、陶礼器仅见二簋，若根据“三鼎二簋”制裁定，此墓缺少四件鼎，但墓中出土了四件陶鬲，或许是用以代鼎而构成两套完整但质地不同的鼎簋组合。这不仅反映了墓主人的身份地位，同时对研究西周礼制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实例。 岐山礼村、贺家是早年著名的西周青铜器出土点，传说国宝级文物天亡簋、大盂鼎等重器就是在礼村东沟一带出土的。1957年在礼村东壕清理残墓2座，因破坏太甚,仅散存数件玉饰。贺家村西北西周墓地，由于村民长年取土，挖了长、宽约200米，深达2米多的一个大土壕，所幸部分墓葬底部尚未破坏。1963-1980年，在这里先后发掘周墓80余座、车马坑1座。1963年春发掘的54座墓，均属中小型墓。凡有棺有椁的墓，都有熟土二层台，无腰坑。有随葬品的38座墓，均以随葬陶器为主，鬲最多,罐次之。《简报》根据陶器形制，将墓划分为一、二两期，并将第一期墓的年代定在早周晚期，随葬品以高领袋足鬲、深圆腹小平底罐为主。第二期墓的年代下限定在成王时期，岀土以束颈、圆腹、尖锥足的瘪裆鬲和平沿、高颈、平底罐为主。这一划分对于认识周原早期文化很有帮助。1973年，在同一墓地又清理周墓10座，其中保存较好的4座墓，出土了一批精美重要的青铜器，有鼎、簋、卣、瓿、斝、斧、锛、凿、戈、矛、镞、盾及马饰等。从这批铜器的造型、纹饰、铭文判断，均具有显明的早期铜器特征，尤其是1号墓出土的乳钉雷纹鼎、双鸟柱饕饗纹斝以及斜方格乳钉雷纹簋颇具有商代遗风，对于探讨西周初期文化以及商周文化的关系展阔了人们的视野。   ▴ 簋 西周早期，青铜，通高15.4cm，口径21cm 1973年岐山贺家村5号墓葬 1972年刘家村东土壕内发现西周丰姬墓1座，出土青铜礼器10多件，但材料至今未发表。 1975年，扶风召李一座西周墓，出土随葬品58件，其中有青铜鼎、卣、觯、壶各1件，还有许多陶器、玉器、车马器。铜器的特征非常明显，造型凝重、纹饰古朴，铭文简约，均带有西周早期铜器的作风。 周原考古队在发掘云塘骨器作坊遗址过程中，同时清理了20座西周墓。这批墓葬与居址堆积互有叠压或打破关系，有的墓被压在作坊堆积地层下，有的则打破了作坊堆积层，地层关系十分清楚，时代断限明确，对于判定墓葬和骨器作坊的年代有很大帮助。压在遗址灰层下面的M10、M13、M20三座西周墓，随葬器物保存完好。共出土青铜器21件，有鼎、鬲、簋、尊、卣、爵、觯、戈等，均具有西周早期的特征。打破遗址地层的墓葬，大部分被盗扰，空无一物。就M5、M6、M8三座墓所出的陶器看,与早期墓中的同类器物迥然不同。一般说来，陶器形制变小，火候很低，质地疏松，制作粗糙，多无纹饰，完全失去了使用价值，已近于一种专用明器。可以看出，云塘墓葬和遗址堆积的更替变迁判若泾渭，即早期墓葬-骨器作坊-晩期墓葬，亦即西周早期此地为墓区，中期易为骨器作坊所在地，晚期当作坊废弃后此地复变为墓区。   ▴ 伯公父壶盖 西周晚期，高10.9cm，直径10.7cm 1976年扶风云塘村窖藏 黄堆村位于周原遗址的北边沿，俗称“瓦罐岭”脚下，地势高亢而平坦。1976年,我们曾多次前往勘察，发现村南壕沟和村西一些断崖面上，暴露着许多墓葬夯土层，得知这里是西周墓葬最集中的地点之一，也是所知周原遗址区内最重要的一处西周墓区。 1980年，居民在村东南取土时，发现西周铜器8件，经周原考古队现场钻探，断定这批青铜器系墓葬出土，并就地先后钻探出周墓近50座，车马坑3座。随之就其中已暴露出来而又很难继续保护的5座墓和村南土壕内3座车马坑进行了清理，墓坑虽经盗扰，但仍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和车马饰，以及陶器、玉石器等重要遗物。1992-1996年，又相继在该墓地发掘残墓34座，车马坑6座。特别是在村西土壕内清理的一座大型车马坑，长7.1、宽5.2、深12.6米，内殉车约20辆、马近百匹。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信息。黄堆墓地文化单纯，墓地内既无遗址，也无灰坑、灰层，且墓葬一般较大，而以随葬青铜器为主，多数墓随葬马和木车。整个墓地延续的时间很长，墓坑的方向基本一致，排列有序，没有发现相互叠压或打破现象。这都说明墓地的主人，生前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可见这里应是一处比较重要的西周高级贵族家族墓地。 1933-1937年，前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在宝鸡斗鸡台发掘了一批随葬高领袋足鬲的九座西周早期墓。《斗鸡台沟东区墓葬》报告指出，这批墓葬应属于武王灭商以前的西周墓。这一发现曾引起众多学者的重视。直到1979年，邹衡先生据以撰文指出，这种双耳、高领、分裆陶鬲是“先周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因素之一，其来源应是甘肃省境内的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他通过分别溯源，又进一步推断：“联裆类尤其是其中的长方体瘪裆鬲可能是姬周文化所固有的特点，分裆类尤其是其中的高领袋足鬲则可能是姜炎文化的独特作风。联裆鬲与分裆鬲在一个遗址或墓地同时并存，也就意味着姬周文化与姜炎文化的混合，直到最后融合为一体，从而构成泾渭地区的先周文化。”这一独到论述，不仅首先提出了“先周文化”的科学概念，而且指明了周文化的性质和特征，对于进一步追溯先周文化的渊源和内涵很有启发意义。   ▴ 窃曲纹簋及盖 西周中期，通高20cm，口径17.7cm 1980年扶风黄堆乡1号墓葬 值得注意的是，1981年，在周原遗址的刘家村西南百米处发掘了高领袋足鬲墓20座。这批墓集中在一片狭小范围内，没有任何叠压打破关系。墓葬的特点非常明显，其形制以偏洞室墓为主，有的在棺外两侧放置石块，以土块封门，葬式多为仰身直肢,随葬高领、乳状袋足分裆鬲为主，还有各类形式的无耳和带耳陶罐。刘家墓葬的发现,曾有不少专文对其进行讨论，至今仍存在些分歧。邹衡先生在确定先周文化的内涵时指出，只见高领袋足鬲，不见长方体瘪裆鬲的此类遗存，只分布在周原和周原以西，它不是先周文化的主体，而是“姜炎文化”。并就刘家墓葬的发展年代作了明确的界定。他指出：“刘家墓葬的上限年代，应该晚于商王武丁时代，或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二期第3组’，即大体相当于商王祖甲时代。”这对继续深入探讨刘家墓葬的分期和性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为探讨周原遗址的年代上限也找到了定位。 四 很早以来岐邑就以出土青铜器而闻名于世，素有“青铜器之乡”的美誉。早在汉宣帝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美阳曾出土一件尸臣鼎，《汉书·郊祀志》录有铭文32字，而鼎已不知下落。这是周原遗址出土青铜器最早的一次记录。东汉章帝建初七年（公元82年），美阳岐山曾出土一件酒尊，事载《宋书·符瑞志（下）》中，此器亦无从查知。北宋是我国金石学兴起发展的关键时期，古物不断出土引起文人学士的极大关注。如吕大临的《考古图》、王黼的《博古图录》、以及佚名的《续考古图》等著述，所录青铜器不少就是出自周原遗址的。北宋仁宗嘉祐年间（1064-1067年），岐山、扶风一带曾出过青铜器四起，所知有伯庻父鼎、簋、毛伯簋等，分载于《考古图》、《陕西金石志》中，器均下落不明。清代末叶，著称于世的天亡簋、大盂鼎、小盂鼎、毛公鼎、克鼎等重器，据说都是出土于岐山、扶风之间的岐邑故址。至于散存于世而无记录，或出土后流失无考者，当不止千百。至于1933年扶风康家出土的函皇父器和伯鲜器群，1940年任家出土的梁其器群，均已散失不全。 初步统计，20世纪50年代以来，周原遗址发现含三件以上青铜器的窖藏有20余起，计出土各类铜器300余件。其中以齐家、召陈、强家、董家、庄白诸点窖藏所出青铜器为重要，不仅器类齐全、形制精美、纹饰斑烂，而铭文所录史实丰富，对于研究西周社会制度、政治、经济、文化都是极为宝贵的资料。 1960年，扶风齐家南地西周窖藏出土青铜器39件。这是建国后首次经科学发掘的一座青铜器窖藏。该器群有铭文者凡28件，计不同铭文十二种。因其中几父壶铭文最长而且最重要，故习惯称之为“几父家族铜器群”。铭文中涉及的作器者还有中友父（友父）、伯邦父、叔□父、中伐父、中义、柞等8人之多，或又称为“中氏家族”。铜器中除两件无铭的夔纹罍时代较早外，余为西周中、晚期器。郭沫若在《汇释》中指出：“岐山、扶风一带是西周青铜器一大产地，国内收藏及流散国外的西周重器，多出于这一带。惟俱是农民取土偶而发现，或是出于盗掘，率无记录可査。这批铜器系正式发掘，数量较多，资料完整，因此弥觉珍贵。”引人注意的是，早年曾有一件传世器名几父簋，虽出土地点、时间不明，但《陶斋吉金录》和《捃古录金文》分载有图像和铭文，其与几父壶时代相近，二者是否为同一个人，值得研究。还有，光绪中叶出土的中义父鼎之中义父与该窖铜器之中义，是否为同一人，也值得考虑。如此，中氏之器早年已有出土，此窖所得当非其全部。 ▴ 中伐父甗 西周中期，通高39.8cm，口径28.5cm 1960年扶风齐家村窖藏 1960年，召陈西地出土的窖藏青铜器共21件。计有鼎、簋、壶、匜、盘、勺等器，其中14件有铭文。这批铜器分属于散伯车父和□（左益右帚）叔山父所作。散国铜器过去出土不多。柯昌济《金文分域编》载有散伯之器五簋一匜，《周金文存》指为“凤翔出土”，惜器已流失。散是西周王朝统治下的一个小国，地在今宝鸡县一带，早年出土的夨人盘记载夨与散国争田而发生讼事。今知，夨地南至宝鸡贾村塬，东临汧水，散地当与之为邻。这次所出散器有鼎、簋、壶共11件，对研究散国历史增添了新资料。 1974年，强家村西地出土的窖藏青铜器共7件，其中有铭者5件，分属于师□(从才食卂)、即、师臾、恒诸人之器，《简报》论及器主间的关系时指出，晚清以来著录的师望鼎之师望亦属于这一家族成员。经学者研究，师□(从才食卂)、师望、即、师臾是相连续的一家四世成员，属于虢国公族之虢季这个家族，世代为“师”。这是西周时期世官世禄的明显例证。该窖青铜器中师□(才食卂)鼎时代最早，作于周共王（一说孝王）八年正月，余可类推。这为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断代又一次树立了标尺。 ▴ 簋 西周中期，通高15cm，口径22.9cm 1974年扶风强家村窖藏 岐山董家窖藏是1975年发现的，共出土青铜器37件，计有鼎、鬲、簋、壶、盉、盘、匜、鎣、豆等器。有铭文者30件，作器者有裘卫、公臣、此、庙孱、中涿父、旅伯、旅仲、中南父、成伯孙父、爯、□（左人右朕）等11人。这批铜器的制作时代，从穆王至宣王时期，几乎每个王世都有。铭文内涵丰富，涉及历史事件很多，它记录了租田易地、赏赐册命、阶级关系、诉讼判决等种种内容，反映了西周奴隶制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土地制度等许多情况，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裘卫四器中关于租田易田一事是十分重要的。如卫盉记录矩伯从裘卫那里取走一块玉璋而租给裘卫田一千亩；接着矩伯又取走“赤虎（琥）两、麂贲（韍）两、贲韐一”而租给裘卫田三百亩。当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奴隶主们只能暂时享有使用权。裘卫从矩伯那里先后共租到田一千三百亩，告诉了伯邑父等五个执政大臣，大臣们还派职官参加授田，而且仪式十分隆重。五祀卫鼎铭文说，邦君厉传达周王的意思让他租给卫五百亩田，卫把这话告诉了井（邢）伯等五位执政大臣，经过对证核实，执政们派员进行了勘界，只租给裘卫田四百亩。铭文未言邦君厉是否向裘卫索取过什么报酬。九年卫鼎记矩向裘卫取了一辆车子和车马的装饰，裘卫还另外送给矩姜（可能是矩妻）四卷帛，同时还送给林□（上孖下曰）里的主人颜林家人以马、裘等物品，而后矩把林□（上孖下曰）里付给裘卫。这尽管不能算是买卖，而是互相赠予，但实事上是以物易地。这样的史料都是关于土地制度的重要内容，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价值。同窖还出土一件□（左人右朕）匜，铭文所记主要是牧牛和他的上司师（□[左人右朕]）诉讼一事，经伯扬父审讯后所作的判决词。牧牛接受了判决，受了刑，罚了铜，立了誓。在铭文中提到了三种刑罚：一是鞭刑，二是墨刑，三是罚锾。这种体裁在铜器铭文中是十分罕见的，是我国法律史上十分珍贵的文献。 ▴ 簋 西周中期，通高15cm，口径22.9cm 1975年岐山董家村窖藏 扶风庄白所属的白家村，是周文化遗存比较集中的另一个地点。1975年，在村西南约250米处出土伯□(冬戈）铜器18件，有铭者11件。其中II式鼎铭和I式簋铭记述了穆王时期□(冬戈）奉王命“䢦（率）虎臣御（淮）戎”及“□(冬戈）䢦（率）有司、师氏奔追御戎于棫林，搏戎㝬（胡）”而取得胜利之事。对于研究□(冬戈）家族史提供了极珍贵的资料。 伯□(冬戈）铜器早年已有出土，《三代吉金文存》和《小校经阁金文》等书著录的有录□(冬戈）卣、录□(冬戈）尊、录簋、录伯□(冬戈）簋、伯□(冬戈）簋等器，与此次所出应为同一人之器。如录□(冬戈）卣亦记载王令□（冬戈）带领成周的军队随伯雍父戍古师、御淮夷之事。□(冬戈）是录国的国君，穆王之世仕于周王室。这批铜器在扶风白家发现，加之1980年黄堆M16出土的□(冬戈）簋，说明□(冬戈）在畿内的驻地可能就在此处。 至今所知，1976年庄白一号窖藏出土的铜器群，是百年来周原遗址窖藏所出最多最完整的一批，共计103件，其中有铭文的74件。所涉及的作器者有商、折、陵、丰、墙、□（从病从兴）、伯先父、孟等8人。除孟的身世难以确定外，其他7人应是微氏家族先后相承的六代成员。这批铜器涵盖的时间很长，从西周初年到西周晚期，代代相连，几乎每个王世都有。铜器中以墙盘的历史价值最大最为重要，全铭284字，铭文可分前后两段，前段追颂文、武、成、康、昭、穆诸世先王的业绩，直至当世天子共王的功德。后段墙自述其家世，从高祖、刺（烈）祖、乙祖、亚祖祖辛直至文考乙公的简要阅历，前后年代相应实属罕见。通篇韵律有章，史绩耀目，言简意赅，真实写照，对古史既可彼此印证，间可补苴其不足。若将全部铜器器主、世次、年代、事绩加以排列研究，又不啻是一部典型的史乏记载的微氏世族家业发展史。 ▴ 墙盘铭文 墙的儿子是□（从病从兴），自称微□（从病从兴）、微伯□（从病从兴）。他所铸铜器最多，型体既大，类别亦繁，计有43件。包括炊食器、酒器、盛储器和乐器，而且按礼制组合成对成套，可谓是世官世禄、钟鸣鼎食之家。这是微家族兴旺发达到顶峰的历史见证。引人注目的是，□（从病从兴）器虽多，但还不是他所铸器的全部。如只见形制、纹饰、大小、铭文全部相同的八件簋，却没有与之相配的九鼎；又如□（从病从兴）钟中有两件各有四行铭文而未结束，却不见后续之钟；另一组□（从病从兴）钟，从铭文看，只存后半四个钟，前半不见了。“但宋代著录里却有□（从病从兴）鼎，所说：'唯三年四月庚午，王在丰，王呼虢叔召□（从病从兴）’，'用作皇祖文考盂鼎’，与此次出土的□（从病从兴）壶所说，'唯三年九月丁巳，王在郑’，'呼虢叔召□（从病从兴）’，'用作皇祖文考尊壶’正符合。可见□（从病从兴）的铜器早已分散了”。 庄白一号西周铜器窖藏发现以后，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的注意，唐兰、徐中舒、于省吾等先辈学者都曾著文对铜器进行考释讨论，并据以探求西周历史、地理、年代、礼制和社会制度，在学术上取得了重要成果。 50年来，周原遗址区内村民在耕作劳动中，发现埋藏一二件西周铜器的窖穴屡有所闻。特别值得提及的是，1979年齐村在村南挖修陂塘时，出土㝬簋1件，通高59、腹深23、最大腹围136厘米。形体之大，造型之精，可谓是簋中之王。腹底有铭文124字，记载的是㝬为祭祀其先王而作的祝辞。㝬即胡，是周厉王之名。唐兰先生早年就指出过了，并已成为定论。可见这件巨型王器的发现，不仅为判定厉王青铜器又增添了一件重要标准器，而且对于推定周原王室居址和活动也是值得注意的线索和依据。 ▴ 环带纹方座簋 西周中期，通高35.9cm，口径24.5cm 1984年扶风齐家村窖藏 五 1976年在岐山凤雏建筑基址西厢二号房内H11、H31两个窖穴里，先后出土大批甲骨片。甲骨多属碎片，完整者较少。卜甲都用方凿，卜骨则施圆钻，与殷墟甲骨的制作方法多有不同。其中带字甲骨289片，共计903字。内容广泛，涉及卜事的有祭祀、田猎、征伐、出入、年景等活动，真实地反映了殷周之间的复杂关系和西周强国的若干事实。如卜甲H11：1记载王在“文武帝乙宗”祭祀成唐（汤），用二女奴、羊豕各三为牲之事。“文武帝乙”是纣王的父亲帝乙，宗即宗庙，可见这时帝乙已死，“王”当指纣王而言。卜甲H11：84刻文内容是“贞：王其贲又（佑）大甲，□（上册下口）周方白（伯）,□甶（惟）正，不（丕）左于受又（有）又（佑）。”之事，文中有殷先王“大甲”庙号，“周方伯”当指文王而言，贞的直接宾语是“甶（唯）正……”。又如H11：3记载“衣王田至于帛，王隻（蒦）田”，文辞不全。“衣王”即殷王，“田”义为畋，帛是殷国都附近的一个地名。此片卜辞所卜乃殷王田猎之事，“衣王”是周人对帝辛称谓。这几片卜甲对于探讨殷周关系十分重要，但对其时代和族属问题，学术界尚有不同的看法,有待继续讨论。 周人自古公亶父迁于岐邑，经季历、文王三世的经营，周族开始兴旺强大起来。《诗·鲁颂·閟宫》说古公亶父时，已有了“翦商”的意图。至文王时，周的势力进一步壮大，“三分天下有其二”。周原甲骨文中关于“伐蜀”（H11：68）、“征巢”（H11：110）、“往密”（H11：31）“虫（崇）白（伯）”（H11：22）“楚子来告”（H11：83）的各类卜辞,应该是周人势力发展及其与周边方国关系的真实记录。 凤雏甲骨文字小如粟，刻工令人叹绝。它的面世是周原遗址考古一次空前的巨大收获,在学术史上是继殷墟甲骨之后又一次重大发现。已有不少专文就其发现，内容、性质、年代、文字进行了释读和研究。继凤雏西周甲骨发现之后，1979年在扶风齐家村北和东壕又相继发现了6片带字甲骨，总字数102字。如卜甲H3〔2〕：1刻辞中第三组两辞云：“用由逋妾。此由亦此亡。”所谈内容与奴婢逃亡有关，说明当时社会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甲骨的整治，刻工均同于凤雏所出，但年代当有先后。迄今为止，西周甲骨文，除周原发现外，在山西洪赵坊堆村、陕西沣西张家坡、北京昌平白浮村、房山琉璃河、河南洛阳东关泰山庙等地先后亦有发现，虽为数甚少，但其攻治方法，刻辞作风，与周原甲骨基本一致。西周甲骨文在各地的陆续发现，既开阔了人们对商代甲骨文的认识眼界，又增添了西周史研究的文字资料，其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 凤雏甲骨 六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周原遗址考古历经半个世纪的刻苦创业，虽已有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取得许多巨大成果，但对于全面系统地解说遗址的建制、内涵，复原它的本来面貌，尚需多代人的不懈追求和艰辛努力。诸如： 先周文化遗存的探索 古公亶父迁岐以前，周原地区是一个多部族多势力的交汇地带，各种文化在此接触、消长、融合，情况极为复杂，但非戎狄文化为主体是无可置疑的。古公居岐至文王迁丰约百余年的时间，周人因“贬戎狄之俗”后而部族兴旺发达起来。关于这一阶段的先周文化遗存而今发现的太少了。除了舍此而去的刘家墓葬文化外，惟一可指的是贺家所发现的一批先周墓葬和凤雏一号建筑基址的年代上限。至于1972年京当出土的一批窖藏铜器，属于典型的商文化，不是我们所说的范畴，之所以提出先周文化遗存问题，是基于近年来探讨该文化而涉及到了周文化的来源问题。若要对姬周文化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在周原遗址内必须找出更多的先周文化遗存，探求它的来龙去脉，始能更准确全面地认识周族早期文化。 城墙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河南郑州、偃师先后发现商代早期的都邑城址，对于考虑西周岐邑故址有无城址有一定启示。《史记·周本纪》记载，古公亶父居岐之后，曾“营筑城郭室屋”。《诗经·大雅·緜》描述当时建造宫、庙的情景时说：“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廼立臯门，臯门有伉；廼立应门，应门将将；廼立冢土，戎丑攸行。”这些记载反映了周人初居岐邑时建造宫庙的繁忙场面，推测周人筑城而居，事在情理之中。但多年的勘查和发掘，并未找到城址踪迹。为此，1995年，考古工作者曾利用先进的遥感技术对周原遗址进行了普遍探测，据说在凤雏村南和村北地下各发现一道东西走向似夯土墙的迹象，但不能肯定是城垣遗迹。而今关于周原岐邑城墙是否存在，尚待继续找出答案。 ▴ 新发现的周原西周城址，2023年 王宫与宗庙 《诗经》和《史记·周本纪》中都记录了周人早期建筑宫室宗庙的情景。西周250余年，虽迁都于丰、镐二京，但周原岐邑作为周族崛起壮大的发祥地，并未因此而萧条匿迹，历世周王及贵族大臣经常驻跸周原处理国家大事。从青铜器铭文得知，周王来“周”举行朝觐、祭祀、册命、赏赐等活动十分频繁，屡有记述。问题是对于岐邑内的王宫宗庙故址，至今无由确指，仍须继续努力。凤雏、召陈大型建筑基址的发现，虽提供可资研究的重大线索，但还缺乏足以说明建筑性质的文字记录或伴出器物，何况目前学者对这两处建筑基址群的年代、性质和属性尚有不少异议。类似这些重要问题，还必须继续推进考古工作的深入，找到更多的实物资料来进行界定。 市井布局 周原遗址作为周代大型京邑的所在地，在建造形成过程中，当有一定的规划布局。就目前发掘资料来看，偃师、郑州、安阳商代都邑格局都反映了当时城市营建有着一定的设计规划，王宫、宗庙、手工作坊区、平民居址和墓葬各有定位。目前周原遗址考古虽取得很大收获，但全面科学地认识它，尚须时日。就城市布局而言，除了城墙、宫室、宗庙外，还有街巷、市井、里居、采邑等区划，多无任何反映。这是应该考虑探索的另一个问题。 王陵何处觅？ 20世纪20-30年代，在河南安阳侯家庄西北冈发现了独立的商代王陵区，并发掘了大墓10座，这是殷墟考古的重大收获之一。周人自古公亶父居岐、经王季、文王而建立的西周王朝，共传11世12王，除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厉王因“国人暴动”而奔于彘（山西霍县）外，其余诸王所葬地在古代文献中虽有诸多记载，然众说纷纭，无可印证。1976年，周原遗址发掘时，我们已注意到关于西周王陵的寻觅问题,曾多次前往遗址偏北的黄堆墓地调查，并根据黄堆的地形位置和文化遗存，作过种种怀疑和推测，但未暇将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其后，这个千古谜团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极大关注，不断地试图努力破解。这些年来，他们根据文献记录，在扶风、咸阳、长安等地作过不少调査钻探，仍无踪迹可寻。值得注意的是，1996年在周原黄堆西壕发掘的大型车马坑，就其规模和所葬车马之多来看，肯定它绝非一般王臣贵族所能享用。偌大的车马坑，无疑对于寻找西周王陵提供了一条可贵的信息。相信，在考古工作者长期不懈的探索中，王陵问题终会得到解决。 周原的地理景观与周人的开发利用 探讨复原周原的地理景观，对了解周人如何开发利用周原而发展壮大的道路十分重要。 从宏观地理而论，周原又是一个比较广阔的概念，它东临漆水，西至汧河，北有岐山，南到渭河。今天这个高出河谷60-200米的长方形原面，本来十分完整，尽管有许多河溪纵横其间，但河面宽，河床浅，没有深沟巨壑的割裂现象。当周人来此时，周原水网密布，清泉涌出，泽薮鱼跃，鸿鹭飞鸣，有森林，有草原，自然条件得天独优。《诗·大雅·緜》说，古公亶父“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看到“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的广袤沃野，就决意定居下来，从事垦殖改造，为周人的生存发展积累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周原遗址是周人居住的中心区，随着生活的富庶和人口的繁多，周人的势力范围也在逐步扩大，至先周晚期，周人的足迹已遍及整个周原地区，并远至关中的东部。 经过3000多年的人类活动和自然变迁，周原原面受河水冲蚀而变得支离破碎，被割裂成面积不等的许多小原，如五畤原、七里原、饴原、雍原、积石原、三畤原等，分位于周原这块大地上。就拿周原遗址中心的刘家沟来说，面宽约200米，深达150米。它的形成应在西汉以后，今日所见，已非昔日周人居此时的自然景色。这是研究周人在周原经营三世之所以兴起壮大时所必须了解的一个因素。 在新世纪到来之际，我们简述了50年来周原遗址考古的工作，由无到有，逐步壮大，从勘査发掘、科学研究到建馆（所）保护，都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我们相信，随着国家建设的蓬勃发展，国力的日益增强，周原遗址考古工作的未来，定会得到更大的发展，前景必将更加美好。 附记：自1999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共同组成“周原联合考古队”，先后在齐家村东清理灰坑、墓葬各百余座，在云塘南地揭露面积7000平方米，发现比较完整的两组大型建筑基址，并出土了一批重要的铜器、陶器、石玉器、骨器和卜骨等遗物，这些重要发现的学术价值今非昔比。因工作尚在进行中，本文附此志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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