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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的当阳峪窑出土过一只红绿双彩的茶盏，上以灵动字体写着两句：“有客方沽酒，无僧不点茶。”从气韵上看很是自由奔放，但回头一想，来了客人才买点酒喝，没有和尚就不能饮茶，可算是一种高度节制的生活方式，不利于消费，未免苛刻。
▲ 金代红绿彩“有客方沽酒 无僧不点茶”诗文碗 茶、酒两种饮料是两大文化系统，谈之不尽，耐人寻味的是这两种符号常常成对出现。“万丈红尘三杯酒，千秋大业一壶茶”，这是有些俗气却脍炙人口的一副对联。据说蜀地早年有家茶馆兼卖酒，生意清淡，后来店主请秀才在门口写了一副联：“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喝一杯茶去；劳心苦，劳力苦，苦中作乐，再倒一杯酒来。”此联一挂，从此生意兴隆。这里有美学，对追名求利者不但未加褒贬，还充满了人文关怀。忙里偷闲、苦中作乐，确有些普世的意思。 羊城著名茶楼陶陶居，曾以两个“陶”字开端，出重金征得一副好联：“陶潜喜饮，易牙喜烹，饮烹有度；陶侃惜分，夏禹惜寸，分寸无遗。”这联且不去追究易牙这厮所烹者为何物，写陶渊明的“饮”是故意将茶、酒混为一谈，其实人们都知道陶渊明是中国历史上放开了喝酒的典型，也不见得有什么分寸。虽然魏晋的确也是中国人茶饮的滥觞时代，只不过陶先生的诗文中并未提到茶，除非我们硬要把菊花茶也算在他头上。 茶与酒是一组既对立又互补，既相爱又相杀的主题。我曾几度赴敦煌研究院考察交流，主要是冲着敦煌文书《茶酒论》去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六万经卷中就有五代时期抄录唐代的一种有趣的变文《茶酒论》，作者是唐代的乡贡进士王敷，文中的“茶”与“酒”以拟人的手法，通过对话、争辩的方式，广征博引，各述己长，攻击彼短，从而将各自的特点、功能一一辨明，生动幽默，易于流传。 出于敦煌莫高窟的佛教地位，不能不以佛教的视点来阅读《茶酒论》。茶对酒说：“我之名草，万木之心。或白如玉，或似黄金。名僧大德，幽隐禅林。饮之语话，能去昏沉。供养弥勒，奉献观音。千劫万劫，诸佛相钦。酒能破家散宅，广作邪淫。打却三盏后，令人只是罪深。” “我之名草，万木之心”是一个大前提，这个“心”字传递出禅宗的宗旨。从佛祖释迦牟尼“拈花微笑，教外别传”开始的禅宗，到六祖惠能“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偈语，或是以赵州和尚从谂法师的“吃茶去”为代表的一系列禅茶公案，无不透出“不立文字，直指本心”的禅宗教义。禅茶的目的是传达禅定的内涵与境界，茶禅是心术并行，但重心不重术，注重禅门仪轨与悟心，并不应讲究器皿的好坏、茶叶品质的高低和饮茶技艺。 茶在佛教生活中主要有三种功能，一是佛前供奉，二是僧徒自饮以助修禅，三是供僧俗客人饮用以助缘传道。“名僧大德，幽隐禅林”一句明确指出了禅与茶的密切关系。并且还点明了禅茶的主体，即僧侣。其实关于这个禅茶的主体问题，始终是学者讨论的话题。当代中国禅茶表演最初从茶艺馆兴起，茶艺师以世俗人的身份表现一种所谓的禅意与禅境。此后以杭州的灵隐寺、永福寺、径山寺，长兴的寿圣寺等寺院为代表，一些僧人开始了禅茶的理论探索与实践，逐渐将禅茶的主体回归到僧侣当中。
“饮之语话，能去昏沉”一句点明了茶对僧人打坐修行最主要的功能。这与《封氏闻见记》中记载的“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表达是一致的。除了提神醒脑之外，茶还能帮助消化，在藏传佛教中，这一功能显得尤为重要。而唐代的煮茶法或许还保留着沿袭自两汉魏晋南北朝的“芼饮”习俗，即在茶汤中加入盐、姜以及谷物，可以饱腹。佛门将晚饭叫作“药餐”，现在也一样，吃不吃自愿，比如闽南佛学院所在的南普陀寺，药餐只有粥，不供应米饭。因此《封氏闻见记》才说“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虽然修禅不吃晚餐，或许泰山灵岩寺降魔禅师对信徒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喝混饮的茶汤果腹。 “供养弥勒，奉献观音”一句说明了茶作为佛前供奉之物的功能。唐代，茶汤成为佛前供品之一。元《敕修百丈清规》卷二就记载佛祖诞日，佛寺皆以茶果等供奉，“四月八日，恭遇本师释迦如来大和尚降诞令辰，率比丘众，严备香花灯烛茶果珍馐，以申供养”。日本入唐僧圆仁记开成六年（841）大庄严寺开佛牙供养，“设无碍茶饭，十方僧俗尽来吃”，“堂中傍壁，次第安列七十二贤圣画像……花灯、名香、茶、药食供养贤圣”。藏传佛教的“八供养”中，茶供也名列其中，并可以用结手印的形式完成供养。 人类发明酒，在各种文明都是无师自通的。正是佛教在中国的传入，让茶与酒形成了深刻的对立。佛教的基本五戒就是“杀、盗、淫、妄、酒”，酒虽是遮戒，却能引发前面四种罪恶。如今京都许多古寺的门口都还竖着高大的石碑，刻着庄严的大字“荤酒不许入山门”。《茶酒论》中茶对酒提出严肃批评：“酒能破家散宅，广作邪淫。打却三盏后，令人只是罪深！”而茶性不发，大量饮茶可以浇灭欲火。 然而必须面对一个历史真相，《茶酒论》流行的时代，佛教圣地敦煌的寺院虽然已开始喝茶，更是饮酒成风。敦煌饮酒的习俗远早于饮茶，汉唐以来私营酿酒业是敦煌地区最具特色的地方性手工业，敦煌文书中关于酿酒业的记载十分丰富。冯培红兄几十年前就有专论，各级僧官、僧尼大众及寺户都崇尚饮酒，敦煌籍帐文书中有大量的寺院常住库支出用酒的记载，如《龙兴寺毗沙门天王灵验记》云：“大番岁次辛巳闰二月十五日寒节……当寺家人在外吃酒。”敦煌僧尼既有饮酒的消费需求，同时在佛教势力的支持下，寺院获得了特权，甚至售酒兴利。难怪《茶酒论》中酒说“自古至今，茶贱酒贵”，又揶揄茶是“三文一缸，何年得富”。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种前提，茶与酒才会对立，才会争胜。那么茶与酒到底谁胜了呢？在《茶酒论》中两种饮料都被赋予了精神特征：茶的性格平和、静寂、觉醒，酒的性格高扬、狂热、忘我。貌似将茶与酒放在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的两端，看似平分秋色，实际上真正胜出的是茶。“茶”率先发言，一共说了五段话，而“酒”其次出场，说了四段话。“茶”的最后一段话对“酒”作出了针对性的反驳与批判，因此茶酒争辩从全文的整体结构上来看，虽然最后归结于“水”的调解，其实是“茶”胜过了“酒”。 实际上《茶酒论》的抄本存世的有七个，其中两个是完整的，都被伯希和带去了法国，其馀皆为断章残片。两个完整版留下了抄录者的情况，一位是净土寺的沙弥，另一位是“知术院弟子阎海真”。阎海真之名又见莫高窟第五窟南壁供养人像第五身，题“孙子阎海真一心供养”，可知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再从抄写的情况看，编号为 P.2718的《茶酒论》是紧接着《王梵志诗一卷》被抄于同一个卷子上的。王梵志的诗在当时既是启蒙读物，又好比流行歌曲，把《茶酒论》与《王梵志诗》抄写在一起，可见它们的通俗性以及在民间流传之广。可见《茶酒论》从唐代 800年左右被创作出来直到五代时期972年一直在敦煌地区广为流行，而推动其传播的重要力量似乎都指向了佛门。
▲ 法藏敦煌写本P.2972 第一纸正面《茶酒论》 2016年我们将敦煌《茶酒论》改编成大学生茶艺剧，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演出时很受欢迎，这说明《茶酒论》具备了很强的表演性与跨文化的传播力。根据赵逵夫先生的考证，《茶酒论》应该是唐代的一个俳优戏的脚本。须知茶圣陆羽在大约十三岁前后就做过“伶人”，并且创作过类似的剧本。 于是一个热闹的场面在我脑中浮现，晚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在浴佛节或是世俗的中秋、元宵，胡汉各族、三教九流在此嘉年华，在丰富多彩的艺能表演中，《茶酒论》如同莎士比亚时代伦敦街头的喜剧，频频上演，博得众生欢笑—通过滑稽的俳优戏的传播形式在敦煌地区起到对茶的推广和“以茶代酒”的作用。 茶酒之争，其实是圣俗之争，是戒律之争，是真正的信仰者与世俗教团之争。胜者为尊，寺院经幢往往刻着一部“顶尊胜陀罗尼经佛”。东土佛教的“尊胜”是一条无比漫长而艰辛的信仰之路，《茶酒论》是这个漫长过程中的一个戏剧化的缩影。那些持戒精严的佛弟子们通过将茶作为与酒性格对立的饮料而将茶的地位拔擢提升，做出了全新的价值取向，对戒律做出拷问。《茶酒论》很可能是茶从南方向北方传播过程中利用酒的普及性的一种广告，而佛门有效地利用了茶沟通佛教礼仪与世俗生活。其根本原因还是茶性与高度内省的佛教异常契合。 如果运用比较文学的视野来观察，会发现一个有趣的想象，自敦煌《茶酒论》之后，“茶酒争功”的表达在中外各民族的民间文学中都有出现，如明代江西饶州汉族人邓志谟的白话短篇小说《茶酒争奇》（已佚）、布朗族的《茶与酒》、藏族的《茶酒仙女》等。另外日本乙津寺的僧人兰叔于天正四年（ 1576）写下了《酒茶论》，与敦煌《茶酒论》的文学形式极为相似。两者相隔漫长的时空，但表达形式却非常接近，其中都与佛教存在关系。这些究竟是反映着人类文化的本质而个别发生的，还是其间存在着某些历史性关联？或许是因为茶的普及带来观念的共通？ 茶在唐代开始为人们广泛饮用，佛教于此开始在传教中利用茶饮，并形成了“茶禅一味”的精神内涵与方法。以至于“茶禅一味”成为整个东亚佛教文化中共同遵循的一种思维方式与信仰境界。 据推定，陆羽的《茶经》成书问世（约780年）后二十馀年，《茶酒论》诞生，可见《茶经》的印行不仅对当时茶文化的确立与普及有决定性作用，对禅茶的发展也提供了基础。陆羽本身出自寺院，对茶的认识又多得益于亦师亦友的高僧皎然。然而茶圣陆羽也喝酒，不但喝，估计喝得还不少。颜真卿担任湖州刺史时集结一众诗人，形成了中唐时期的文化高峰，被后世称为“湖州品饮集团”，这个名称听起来像个有限公司，而“品饮”之物无疑是茶与酒。他们喝酒联句被颜真卿写成《竹山堂连句》流传后世。
▲ 《竹山堂连句》局部 陆羽常常一个人“扁舟往来山寺，唯纱巾藤鞋，短褐犊鼻，击林木，弄流水。或行旷野中，诵古诗，裴回至月黑，兴尽恸哭而返”。以杖击树，号哭山林，从而抒发心中的悲伤与愤懑，这个状态，大概是喝了点酒，似乎喝得还不少。 历史上一直与陆羽传绯闻的女诗人李冶，赠过他一首诗，其中两句云：“强劝陶家酒，还吟谢客诗。偶然成一醉，此外更何之。”这话留给后人的想象空间是巨大的，但至少证明，孑然一身的陆羽毕竟是喝过、醉过呀！ 如果陆羽不喝酒，怎么会对茶有这样深刻的认识？如果没醉过，怎么能在《茶经·六之饮》的开章写出这样朴实而深刻的语言？他说：“至若救渴，饮之以浆；蠲忧忿，饮之以酒；荡昏寐，饮之以茶。” 饮酒的还不只是茶圣，甚至在诗歌中最早写出“茶道”二字的高僧皎然也一样与陆羽喝酒联句，虽然他的态度毕竟还是批判的：“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 茶与酒何必争来争去，平等与自由精神之间还有一个博爱嘛！合二为一做成“茶酒”，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说茶酒混到一起喝下去的人类实践，最有名的应该是纳西族的“龙虎斗”。那是云南当地人用来治病的药茶，先用老鸦罐烤茶，把生茶烤出焦香后注水熬煮，再加入烈酒，趁热喝下，感冒风寒立时发散。现代土俗变时髦，这些年流行茶酒调饮，类似鸡尾酒或鸡尾茶，将各种茶汤兑入花色繁多的酒中，现调现喝，很受女士青睐，却难入老茶客与老酒鬼的眼。 以茶酿酒，技术是一大问题。我最早尝到的茶酒是用号称“浙江小茅台”的同山烧制成绿、红茶酒各一款。此后各地开始出品一些低度茶酒，也有白酒中的大品牌推出“兼香型”茶酒。都试过，卑之无甚高论。 酒性热，茶性寒，酒性发，茶性敛。茶酒调和，按理说是狂热中保持冷静，痴迷中又见清醒，狷狂不定。这是溢美之词，“茶酒”虽美，喝多了一样醉，一样破戒。就像“茶禅”，虽说一味，但毕竟是茶修饰了禅。 晚明张大复说茶既“淫”且“贞”，我以为然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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