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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记忆中，从我记事时起，到父亲去世前几年退出牛耕时代止，我家一共饲养过六头耕牛。 最早的是一头老母牛，那时还是生产队时期，我家人多劳力少，只有父亲、母亲两个劳力，一群孩子尚未成年。父亲从生产队长那里求得一头牛喂养，可以争得些许补贴工分，以缓解劳力不足的危机。 在我的印象中，每年年底，别人家是余粮户，而我家是缺粮户。缺粮户的家庭往往青黄不接，寅吃卯粮，常常需要预支。 记得有一次，队长不在家，预支不及时，一家人幸有半升糯米充饥一天。父亲也提及过，在三年饥荒时期，耳闻目睹身边的人一个个变成饿鬼，自己靠半斤粟米度过三天的危机时刻。 以至后来即使不缺粮了也不敢浪费，桌上落下的饭菜照样捻起来吃下。上辈人见面打招呼常用“吃了没？”哪怕是刚上完茅坑碰面的人，也是一句“吃了没？” 我想这“吃了没？”只是时代留下的烙印，已不是字面意思了。 记得这头老母牛在我家养了好些年，还下了几头小牛，鼻子有些“硬”，放牛时牵着牛绳在前面走，倘若遇到禁吃的庄稼，即使将牛绳缠在身上也拉不走。可它下的小牛个个漂亮健壮，只是有些继承了它“硬鼻”的基因。 不过由于鼻硬，也赢得了些许喘息的机会，那时牛是集体财产，生产队的男人们都喜欢好用的牛，鼻硬自然不讨人喜欢，有时能剩下来。 无论是自己还是别人用我家饲养的牛，父亲都叮嘱我们，一定不能让牛饿着肚子劳作，倘若牛劳作之前肚子瘪瘪的，父亲就要发火，责怪我们没抢时给牛填充草料。 现在想来，也许是挨过饿的人，都有这种朴实的同情心吧。 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分田到户前还有一段互助组时期。我们的生产队一分为三，形成三个生产小组。那头老母牛被分到别家了，我家迎来一头大水牯牛。听说是邻近村子里卖出来的，嫌这牛有毛病：两只前腿膝盖皮肤常年溃烂，天热时常有两窝苍蝇吸附上面，兽医均奈何不了，判为不治之症。 当时我们队刚分小组，组里经济困难，好在这牛便宜，好好喂养能耕作就行。我家待牛不错，就分到我家了。父亲也因为分到牛了而感到踏实，总比落空好。 那时我已过了十岁，总盼着放水牛，因为水牛性情温顺，个子大，可以骑在牛背上，心中自然喜欢，放牛也更积极。 这头病牛自来我家身体日渐强壮，及至水草充沛时，嶙峋的身躯已丰满，耕起田地来也是又快又稳，一头牛能干两头牛的活，都说这实在是捡了个便宜。 可惜的是，在分田到户前的一年冬季里，因受了风寒死去了。同一时期死去的，还有组里另外几头水牛。先前在我家饲养过的那头老母牛反倒挺过来了，因它是黄牛，耐寒些。 责任应该是当时的小组组长怕饲养户私吞集体的草料，没有及时把草料分给饲养户。草料集中于打谷场旁，饲养户不得不将耕牛暴露于寒风中吃草。 生产小组垮台后便分田到户了。耕牛是首当其冲要解决的大事情，由于我们小组的耕牛几乎全军覆没，我家自然没有耕牛。 父亲为此很着急，眼看春耕生产的时间已到，七拼八凑了些钱，总算从集市上买回一头小个母黄牛。乡邻把牙口一看是“齐口”，便知这牛个子是永远长不大了。 父亲说，“只要好好喂养，总能把活干下来的。”其实谁都知道，要是手头宽裕，怎会买这么小个头的老母牛？父亲那样说也是在自我安慰，能不能拿下活计他也悬着心。  耕牛的问题总算解决了，尽管有些不尽人意，剩下的就是农具。那时我家从生产小组分得一部犁辕损坏的木犁。 父亲认为只要修一修总是可以用的，并且认为修犁辕技术含量不高，自己可以动手解决，不必请木匠，况且请木匠得花钱。于是到处寻木料。木料粗细需得当，且有自然的曲度，还要结实，自然想到的是杂木。 当地椿树最为普遍常见，做出的东西也光滑好看，但椿树木质疏松，不结实，浸水易腐烂，用不久，上好的柏树又难以寻求，思来想去只能用桑树。 桑树尽管奇形怪状不规则，多虫眼，有很深的凹槽，但毕竟结实。于是仿照折损的犁辕，用锯锯，用凿凿，倒腾了好几天总算修复好了。 看着自己的杰作，父亲点上一支自卷的香烟，长长地吐出一柱烟，看上去很得意。而在我看来，这实在是奇丑无比。看看别人家的木犁，再看看自家的，感到无地自容。 可父亲不管这些，只要实用就行。事实也证明了父亲修复的木犁确实结实，犁辕再也没有折损过，自家前后喂养的几头耕牛再也没有拉坏过犁辕。这多少颠覆了我的认知： 无论是人还是物，应重在实用价值，美观在次，绣花的打虎棒，中看不中用，没多大意义。 牛和犁都有了，春耕生产便有了眉目。别人家牛大力壮可以深耕，我家牛小力气差只能浅耕。看着牛吃力的样子，父亲也是耕一会歇一会，好在再没人催，全凭自己作主。 中午气温高，可以让牛休息，只趁早晚劳作。牛劳作不能放时，我们便去野外割青草背回来，牛劳作归来，在树荫下风卷残云般吃完青草，肚子就饱了。这时我又庆幸牛个子小，个子小饭量也小，割草容易些，不然累死人。 这头小个母牛也没辜负我家对它的厚待，只一年不仅干完农活，还为我家新添了一头小牛。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自家小牛，以前母牛产小牛归属集体所有。可没过多久，父亲还是把这头母牛换成更为强壮的黄牯牛了，也许是看着它劳作太吃力的缘故吧。 分田到户后，农民的生产生活确实比先前有了质的飞跃，可这样的好光景在不久后的三提五统下，又捉襟见肘了。 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已有农民外出打工的苗头，可当时能去深圳进厂打工的只是少数女孩。一般人想进厂，首先“三证”都难办齐，没有“三证”，南下很容易被当成盲流收容遣送，搞不好还会送入樟木头工地做几个月义工，受工头打骂，跟劳改没啥区别。没有别的出路，只能步父亲的后尘——修理地球。 有时在想，一个人如果一生就这样修理地球，是件多么悲哀的事情，如果有朝一日，能挤入吃皇粮的队伍，是件多么光宗耀祖的事情。 可这样的认知，在父亲那里未必如此。 小时候只知道父亲当过兵打过仗，但不知当的啥兵，在哪里当兵，打过啥仗，只知道家里的衣柜里有几枚如斯大林军装上佩戴的挂件，后来才知道是勋章。 最早发现这件事情，是在大队加工厂会计家神龛墙壁上看到四个外国人，其中最后一个人军装上别着与自家衣柜里自己有时拿出来当玩具的一模一样的东西，也奇怪前面两个外国人年纪好大，湾里没有哪位老人胡须有那么浓密那么长，要是送块肉给他们吃，不知道该怎样下口。 后来，偶然一次查看乡民办教师档案时，在舅舅的档案姐夫一栏里写着： 1949年参军南下，1952年入朝参战。 我才得知，早在民国三十八年，父亲打过蒋匪，后来入朝打过美国鬼子，立了几次功，已是下级军官。进一步得知，父亲以军转干部的身份分配进石油单位，成为有编制吃皇粮的军转干部。 可后来父亲还是选择回老家当农民，这在现在的我看来，简直不可思议。接现在的话说，他已跳进龙门，实现了阶层跃迁，又自动放弃了。 原因是，父亲认为当农民自由，生活也习惯。 可是随着国家资源分配制度的逐步完善，普通的农民与吃皇粮的工人阶级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而且这种差距还在加大。我就搞不懂父亲为啥从没后悔过。他只说当时工资很低，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一担南瓜，难以养家糊口，自己只是个南瓜干部。 大伯父有时也抱怨自己的这个弟弟：“你看看别人，未上过战场，一枪未放，如今混得人模狗样，你南征北战，回来啃老米。”而父亲总是一笑了之，不与兄长争辩。  在父亲的世界里，得失荣辱看得很淡，生活很乐观，即使在只有一碗南瓜下饭的日子里，他也会取出农家自酿的劣质烧酒饮上几杯，哼唱几句，那醉醺醺的样子，神仙也不如他。 父亲离开我们已十多年了，曾经的家庭成员——耕牛早已不见踪影，被现代化的农业机具所取代，那部父亲修理过的木犁，经几次搬迁，也早已不知去向，或许早已朽烂了吧，但父亲、耕牛和桑树犁的影子始终在脑海里永远难以磨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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