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西咸新区秦汉新城李家寨墓地M22发掘简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考古与文物》2023年第5期） 关键词：秦汉新城，李家寨墓地，西汉晚期，高等级贵族墓 摘要：2017年7月，为配合陕西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秦岭生物产业园项目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秦汉新城李家寨村南发掘了22座古代墓葬，其中M22为一座“甲”字形砖室结构的汉代墓葬。该墓形制规整，构筑精巧，虽盗扰严重，但仍出土了一些制作精美的随葬品。根据地理位置和墓葬形制，推断M22应为一座西汉晚期的高等级贵族墓，或为汉成帝延陵陪葬墓。 李家寨墓地位于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李家寨村南，西距汉成帝延陵约2.3千米，东北距秦咸阳城宫殿核心区约13千米（图一）。2017年7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墓地进行了发掘，清理古代墓葬22座。其中M22位于墓地中部偏北，较为重要，现简报如下。  图一 李家寨墓地M22 地理位置示意图 一、墓葬形制与结构M22为斜坡墓道土圹墓，平面呈“甲”字形，坐南向北，方向5°。由墓道、墓室、东西侧室四部分组成，总长30.7米（图二、三）。  图二 M22 平、剖面图 （一）墓道 位于墓葬北部，南连墓室。墓口平面呈梯形，北端窄于南端，斜坡土圹，坡度25°。口大底小，墓道东西两壁上各有对称的三级生土台阶，每级台面平直，各级台壁自上而下逐渐内收。壁面修整光滑，坡底面北宽南窄，墓道三级台阶与墓室土圹台阶相通。距墓口2.7米处修造第一级台阶，台面南端与墓室土圹一层台阶相通，长15.8、台面宽0.26米；距墓口4.7米处修造第二级台阶，南端与墓室土圹二层台阶相通，台面北端窄而南端稍宽，长10.8、台面宽0.2～0.27米；距墓口5.2米处修造第三级台阶，南端与墓室土圹第三层台阶相通，台面北端窄而南端稍宽，长5.4、台面宽0.14～0.26米。斜坡地面斜直平整，坡面踩踏坚硬光滑，内夹杂有大量砖块碎渣，踩踏面厚2～5厘米。墓道内填五花夯土，似为圆夯，土质坚硬，夯面较平整，夯层厚0.3～0.5米，可见少量夯窝，直径10厘米。填土中夹杂少量残砖、陶片等。墓道开口长21.1、宽1.8～5.7米，坡底长25.5、坡面宽1.4～1.8米，深9.7米。  图三 M22三维影像图 （二）土圹墓室 为大开挖明圹结构，位于墓葬南部，北接墓道。平面呈长方形，口大底小，土圹四壁从开口至底逐渐斜收，并修造四级生土台阶，壁面修整平直光滑，各台阶面亦修整光滑。第一、二、三级台面与墓道三级台面平齐相通，距墓口2.7米处建第一级台阶，台面宽0.26、南北长8.25、东西长6.65米；从距墓口4.7米处建第二级台阶，台面宽0.2、南北长7.46、东西长5.58米；从距墓口7.25米处建第三级台阶，台面宽0.24、东西长6.2、南北长4.4米；从距墓口10米处建第四级台阶，台面宽0.3、南北长4.7、东西长3.2米。四级台面以下为砖券主室土圹，其内砖劵主室。主室顶高出第四级台阶面0.7米，在土圹中间部位下挖深0.24米的凹槽，用来铺设主室三层砖地面。土圹内填土与墓道填土相同，均为夯筑土，土质较硬。墓室土圹口长9.6、宽8米，底长4.1、宽2.6米，深11.3米，四级台面下深1.3米。 （三）主室 为砖砌，位于土圹墓室底中部，北与墓道相通。平面呈长方形，砖砌平顶箱式结构，主室四直壁墙用条砖砌成，四壁砌砖紧贴土圹，均砌砖双层，砌砖采用顺向错缝平砌，四拐角处错碴相接，共砌砖22层。东西长壁每层用砖11×2块，南北短壁每层用砖7×2块，共计用砖约792块左右，砌成的主室砖墙南北长4.06、东西宽2.6、高1.74米，墙体厚0.38米。主室顶部原用条砖平铺三层，原应铺设于木椁顶上，应木椁已朽，加之盗扰破坏，发掘时主室顶上铺砖已塌陷，从现场发掘观察，主室顶上原铺砖17行，砖为错缝平铺，每行用砖约4.5×3块，每层用砖208块，三层共计用砖624块左右，平铺成的主室顶面与四直壁墙顶平齐。地面先在事先挖好的长方形凹槽内铺砖三层，平面呈长方形，砖为丁向对缝平铺，共18行，每行用砖8×3块，共计用砖约432块。主室共计用砖约为2630块，所用条砖长38、宽18、厚8厘米。主室内填黄褐色淤土及盗扰所形成的花杂土，土质较松散，含大量残砖块。砖砌成的主室空间长3.3、宽1.8、通高1.8米。  图四 M22 东侧室平、剖面图 4.铜壶 5.石砚 7、10.铜勺 8.釉陶灯 9.铜封泥筒11.云母片 12.铜眉刷 13.蚌壳 14.铜铺首衔环15、21、22.铜釦 16.石灰块 17.铜器座 18.玉珠19.铜枘 20.铜博山炉 23.铜盉 （四）东侧室 在土圹墓室的东壁北部挖凿东侧室，其地面与土圹第四级台阶面平齐，比主室地面高出1.66米，采用砖券暗扣的方法，平面呈长方形，砖券拱顶式。东侧室由封门、墓室两部分组成。封门为条砖砌成，封堵于东侧室入口外，封门墙用单条砖丁向平砌，共砌砖23层，其中下部11层砌砖为丁向对缝平砌，上部12层为丁向错缝平砌，每满层用砖11块，封门共用砖约253块。封门面宽2、通高1.8米，墙厚0.38米。东侧室南、北、里（东）三直壁用单条砖顺向错缝平砌，南、北两壁每壁砌砖16层，每层用砖9块，里壁共砌砖19层，每层用砖4块，两拐角处与南北两壁错碴相衔接。南北两壁从第17层开始，采用单条砖“漫跑法”侧砌券拱顶。拱顶用砖有两型，一是与主室大小相同的条砖，另一种为条砖人工打磨的楔形砖。条砖长38、宽18、厚8厘米；楔形砖长38、宽18、厚6～8厘米。拱顶共砌砖9排，每排用砖42块，其中条砖20块、楔形砖22块。东侧室地面用单条砖横向对缝平铺，共铺砖19行，每行用3.5块，共计65块，东侧室共用条砖约856块。室内填淤土，夹杂大量残砖块。砖砌成的东侧室空间宽1.4、进深3.4、高1.8米（图四）。  图五 M22 出土铜器 1.铜盉（M22:23）2.铜勺（M22:7）3.铜壶（M22:4）4.铜釦（M22:2-1）5.铜铃（M22:30）6.铜器座（M22:17）7.铜博山炉（M22:20） （五）西侧室 在土圹墓室的西壁北部挖凿西侧室，其地面与土圹第四级台阶面平齐，亦比主室地面高出1.66米。其形制结构、大小尺寸等与东侧室完全相同。由于盗扰破坏，封门墙、墓室拱顶均已被破坏坍塌，仅残存部分直壁墙体与铺地砖，残存直壁墙体最高0.75、最低0.3米，铺地砖结构及用砖量与东侧室相同。其南北壁墙长3.6、里壁墙面宽1.76、残高1.54米。室内出土少量残釉陶片，可辨器形的有釉陶壶。经测量发掘得知，该墓共用条砖约4342块，其中主室用砖2630块，东、西侧室各用砖856块。 二、葬具与葬式该墓为两椁一棺单人葬，砖砌墓室可视为外椁，其内木质椁、棺均已腐朽成灰，放置于砖砌主椁室内，从残存痕迹看，木椁室应为现场搭建，椁室四壁木板紧贴主室四壁砖墙，木质地板横向排列，残存11块。宽窄不一，最窄0.2、最宽0.22、残长1.8米；壁板只在东、西侧残存少量灰迹，残高0.2～0.4米。原始的椁室长、宽、高应与主室砖砌空间相当。木棺具原纵向放置于椁室中部，呈长方形箱状，残长1.95、宽1.25、棺板厚0.05米，原始高度已不清。 该墓仅在盗洞内发现少量骨渣，并采集到两颗牙齿，葬式、性别、年龄均不详。 三、遗迹与遗物该墓发现3个盗洞，均为早期盗洞。D1位于墓道西南部，直径0.8米。D2位于西侧室入口上部，直径0.9米。D3位于墓室西南角，直径1米。 该墓共出土随葬品34件（组），有铜、金银、铁、釉陶、玉石、云母、蚌、角质器等八类。随葬品均散乱的分布于东侧室内，主室棺底出土铜钱一组。 （一）铜器 18件（组）。 铜盉 1件。标本M22:23，出自东侧室中部，铸造成型。由盖和盉两部分组成。浅腹钵形盖，盖面隆起，顶中有一弧形小提手，盖面边沿剔削成台阶状，窄立沿微外撇，形成母口，盖沿一侧有薄梯形短柄，中有小圆穿孔，插套于肩上两长方形薄竖耳之间，两耳上端亦有穿孔，原插有活动轴承以衔接，可自由开启，轴承已佚。盉矮圆子口，扁圆球形深腹，窄溜肩，圜底，腹部相对两耳处上耸一鸟首状流，粗颈高挺，尖锥状宽喙，喙顶为可自由开启的流盖，头顶上耸两个弓弧形高冠，两冠间穿轴承与流盖相铆接，腹中部一侧铸造一空心长方形管状柄，腹底部附加三个较高的蹄形足。在长柄末端顶面上有一长方形篆书阴文刻铭：“公富”。盖径9、高2.5厘米，盉口径7、腹径15.4、流高7、足高5、柄长9.5、厚1.5厘米，通高11.5厘米（图五，1；图六）。  图六 铜盉及刻铭（M22:23）  图七 铜壶（M22:4） 铜壶 1件。标本M22:4，出自东侧室中部，铸造成型。由盖与壶两部分组成。漏斗形盖，敞口，立折沿，厚方唇，沿外壁直下折，形成母口，深腹斜直下收，尖锥状底，底心有圆穿孔。壶为盘口，窄立沿，薄方唇，形成子口，细矮颈紧束，广鼓肩，扁圆球形深腹，假高圈足，足根微出沿，足壁微外撇。盖口径13、高4厘米，壶口径12、腹径14、足径10、高12厘米（图五，3；图七）。 铜博山炉 1件。标本M22:20，出自东侧室中部，铸造成型。由盖、炉、柄、承盘四部分组成，柄与承盘相连成一体。盖镂空成山峰状，山峰上阴刻密集细线纹，盖沿边呈宽带扣。炉呈细高柄杯形，高子口微弇，窄沿，钵形深腹，圜底，钵外底铸成喇叭口形扣，底心套接圆管状细柄，柄底呈覆喇叭口形，座面隆起，窄矮立沿，顶中心插套细柄，面上饰减地刻绕枝蔓草纹，席纹衬底，外绕一道凸纹；承盘呈浅腹盘形。盘壁斜内收，宽平折沿，尖唇，盘外底呈薄圆饼形。盖口径6、高4厘米，炉口径5.2、腹径6.5厘米，托盘口径10、底径7.2厘米，通高11厘米（图五，7；图八）。 铜勺 2件。两件形制相同，唯大小不同，铸造成型。一件出自东侧室入口北侧，一件出自东侧室中南部。标本M22:7，较大，圆敞口，窄平折沿，薄方唇，深腹圜底，口沿下一圈宽带扣。口沿一侧附加一个倒弓弧形管状长柄，空心，顶面平直。口径20、高8、柄长12.5厘米（图五，2；图九）。 铜封泥筒 1件。标本M22:9，出自东侧室中南部，铸造成型。由盖和筒两部分组成，盖与筒已锈粘在一起。整体呈圆柱形，钵形盖，顶面微隆起，顶中上竖一半环钮，盖壁竖直，形成母口。筒应为子口，深腹直壁，平封底。腹壁上部附加一耳状环钮，原与盖顶环钮间用系链相连，系链已佚。筒径3.8、通高9.2厘米(图五，5；图一〇）。  图八 铜博山炉（M22:20）  图九 铜勺（M22:7）  图一〇 铜封泥筒（M22:9）  图一一 铜枘（M22:19） 图一二 铜铺首衔环（M22:14-1） 图一三 铜柿蒂花形铺首（M22:1） 铜釦 3 套9 件。编 号M 2 2:2-1～2、3-1～4、22-1～2。3套均用薄铜片锤揲曲折成型，应为漆木器上铜釦，大小不一，漆木器已朽成灰。其中两套铜釦只有底釦和口釦，另一套有底釦、腹釦、口釦。标本M22:2-1，1套2件，出自东侧室中部。底釦曲折，截面呈横向“L”形，底圈与立沿基本等宽。底圈宽0.7、立沿高0.5、直径9.6厘米；口釦呈一圆环形，内口沿卷曲成一凹槽状，环扣于漆木器口沿上。釦宽0.5、直径9.3厘米（图五，4）。 铜器座 1件。标本M22:17，出自东侧室东北角，锤揲曲折成型。整体呈方斗形，敞口，宽沿斜外折，沿壁斜内收，腹壁亦斜收，口大底小，四边底沿内平折成窄口沿。上口边长7.2、下口边长4.5、高3.3厘米（图五，6）。 铜枘 1件。标本M22:19，铸造，螺钿镶嵌成型。可能为琴瑟枘。圆伞状柄，首端呈厚圆饼形，沿边铸刻成上下相错的三角形螺钿框12瓣，上六瓣大，下六瓣小，内镶嵌三角形白色料石各1枚，顶面边沿有6颗小圆珠状螺钿框，内亦镶嵌白色小圆珠料石，顶面中间上竖一矮圆柱状柄首，柱中心为长方形穿孔，柱底边有一圈小三角形螺钿框12个，内相错镶嵌白色、绿色料石各6枚。伞帽下端中心铸造成方形管状柄，柄方孔与首端方孔相通，内残留有黑褐色朽木屑。帽径3.8、方柱管柄径1.2、通长5.4厘米（图一一；图一四，3）。 图一四 M22 出土铜饰等 1.铜铺首衔环（M22:14-1）2.铜柿蒂花形铺首（M22:1）3.铜枘（M22:19）4.铜泡钉（M22:27-1）5.铜铃（M22:30）6.铜眉刷（M22:12）7.铜钱（M22:32-1） 图一五 金箔片（M22:28） 图一六 金箔片（M22:21） 铜铺首衔环 1组2件。标本M22:14-1～2，锤揲成型。形制大小相同，原应为一套，环与铺首可分离。兽面铺首，面凸背凹，背面中心高耸一圭形钮，上端有一小圆穿孔。兽阔叶眉高凸，双眼凸睛暴睁，阔嘴大张，獠牙外露，口吐宽长舌，下卷曲成半钩环状，用以悬挂圆环。兽面两侧两阔叶形耳上耸卷曲，刻划放射状细线纹，额头两侧各上耸一“S”形弯角，额头正中上竖一菱形四瓣花状颜题，下颌两侧各饰一绺卷云状鬛鬃。铺首宽4.7、高4.8、环径3.5、铜条粗0.35厘米（图一二；图一四，1）。 铜柿蒂花形铺首 1件。标本M22:1，出自东侧室中部偏北，用薄铜片锤揲雕刻成型。铺首呈一柿蒂花形，面凸背凹，中间方孔内老鸭嘴衔环已残佚，两鸭嘴残留其中，正面鎏金。表面四瓣边沿阴刻两道细线纹，组成一个桃形规范，规范内各阴线刻一只瑞鹿纹。4只鹿纹形象相同，均侧身向右，细长颈高挺，嘴前伸，两眼圆睁，扁嘴紧抿，两小叶形耳上竖，额顶上耸两齿角，胸部前凸，体肥臀圆，细长尾下垂贴尻，尾尖上卷，四腿细长，四蹄墩厚，一前腿抬起曲膝后伸，一前腿直立，两后腿一前一后直立，似作行进状，通体毛发刻划细腻。铺首径6.5厘米（图一三；图一四，2）。 图一七 M22 金银器及铁器 1.金箔贴片（M22:28）2.漆器银棱釦（M22:6）3.铁环首削刀（M22:25） 铜眉刷 2件。形制基本相同，锤揲成型，一件仅存少部分首端。标本M22:12，烟斗形，首端曲折成矮扁圆管状，用以插套鬃刷，细长柄，末端成草叶形，叶底端扁宽，中钻一圆，穿系索链以便悬挂。通体原似鎏金，多已脱落。通长12.5、首端管径0.7～0.9厘米（图一四，6）。 铜泡钉 1组3枚。出自东侧室中部，锤揲焊接成型。形制大小相同，泡钉呈伞盖形，四棱锥状长钉，均已残断脱落。标本M22:27-1，帽径2、残高1.7厘米（图一四，4）。 铜铃 1件。标本M22:30，出自东侧室中部，铸造成型。铃呈小圆管形，首端为半环状钮，腹腔内铃铛已残佚，多已脱落。铃径1、通高2.5厘米（图一四，5）。 铜钱 1组50枚。散置于棺内。钱小轻薄，品相较差，外廓高凸规整，方孔圆形，钱文篆书对读，字迹模糊不清。标本M22:32-1，直径1.2、穿径0.3厘米（图一四，7）。 （二）金银器 2件（组）。为金箔贴片、漆器银棱扣。均锤揲錾刻成型，已残碎。 金箔片 2件（组）。金箔贴片分为两类，一类为长方形镂空蔓草嵌宝石箔片，标本M22:28，最长5、宽1厘米（图一五；图一七，1）；另一类为各类造型的金箔片，标本M22:21，有三角形、长方形、折角形、动物形状等，其中方形箔片边长3.6厘米；三角形箔片长4.8、高2厘米（图一六）。 图一八 釉陶壶（M22:34） 漆器银棱釦 标本M22:6，出自东侧室填土的上部，银质，均已残断。是将薄银片曲折成截面呈“L”形漆器釦边或棱釦，其宽0.7～1厘米（图一七，2）。 （三）铁器 1件 铁环首削刀 1件。标本M22:25，出自东侧室中部，铸造成型，锈蚀严重，已断成两段。椭圆环状首，刀身呈长条形，从首端向锋端渐细，一面启刃。环首径2～2.5、通长21、刀身最宽1厘米（图一七，3）。 （四）釉陶器 3件。 釉陶壶 2件。M22:33、34，形制相同，唯大小不同，轮制加模印，出自东侧室中部。壶圆直口微侈，平唇，细高颈紧束，广鼓肩，扁圆球状深腹上部圆鼓，下部斜收，高厚圆饼形足，足底大内凹。口沿外壁上下各饰一道阴弦纹，肩及上腹部上下各饰一道双线凸弦纹，两弦纹间两侧相对浮雕一兽面铺首衔环纹，两铺首间嵌饰高浮雕雄狮、老虎、豹子、翼马、猿猴等各类瑞兽纹及骑马拉弓射箭的狩猎者等，瑞兽均作狂奔状。瑞兽下方嵌饰波浪纹及相间山岳纹，腹外壁上有模糊的轮制同心圆痕。通体施深绿色釉，釉层厚而晶莹明亮，有玻璃质感。胎色青灰，质坚细密。标本M22:34，口径13、腹径25.5、足径13、通高31.8厘米（图一八）。 釉陶灯 1件。标本M22:8，轮制加模印。灯呈豆形，敞口，窄平沿外斜刹，尖圆唇，浅腹，平底，细圆柱状柄，覆钵形底座，座沿平外折，底沿外斜刹。内底外缘有一圈宽带叠圈，腹外壁中部饰一道阴弦纹，柄底部饰双线栉齿状纹一圈，底座表面有相对的两道竖线凸棱，将座表面分为两区，每区内各高浮雕两只瑞兽纹，一区内为一虎对野猪，另一区内似为一虎对鹿。通体施草绿色釉，釉层浑浊，不太明亮。胎呈土黄色，质坚细密。口径11.4、底径11.2、通高10厘米（图一九）。 图一九 釉陶灯（M22:8） 图二〇 玻璃珠（M22:29） 图二一 石砚、砚磨（M22:5） 图二二 骨器（M22:26） （五）玉石器及其他 7件（组）。器类有玉珠、料珠、石砚、石灰块等。 玉珠 1件。标本M22:18，出自墓主骨架处，白色。卵圆形，磨制光滑。长2.4、径1.3厘米（图二三，5）。 玻璃珠 1组11枚。标本M22:29，出自东侧室中北部，形制相同，唯大小稍有不同。白色，半圆球形，雕琢成型，表面多已钙化，较粗涩，未钻孔。直径1.6～1.8、高1～1.5厘米（图二〇；图二三，8）。 石砚 1套2件。标本M22:5，出自东侧室中部，磨制成型。砚呈一薄圆饼形，仅存砚池底，正面较光滑。直径11、厚0.25厘米。砚磨为一上小下大的矮圆柱体，底面有研磨痕迹，其余各面光滑规整。顶径2.3、底径3.1、高2厘米（图二一；图二三，1）。 骨器 1组88枚，由87枚骨块和1枚骨片组成，散置于墓主骨架周围。标本M22:26-1，骨片，磨制。长3.8、宽0.5厘米（图二三，7）。标本M22:26-2，骨块，切割磨制成型。小方块，大小相近，表面光滑。边长0.8、厚0.3厘米（图二二；图二三，6）。 石灰块 1件。标本M22:16，出自东侧室中部，石灰质，馒头状，表面粗涩，附粘一层土垢，有螺旋状纹。高4、底径5.8厘米（图二三，3；图二四）。 图二三 M22 其他器物 1.石砚（M22:5）2.云母片（M22:11）3.石灰块（M22:16）4.蚌壳（M22:13-1）5.玉珠（M22:18）6、7.骨器（M22:26-2、1）8.玻璃珠（M22:29） 图二四 石灰块（M22:16） 图二五 云母片（M22:11） 云母片 1件。标本M22:11，白云母质，呈“心”形，边沿稍残，青白色，表面光洁，体透明。高12、最宽8.5厘米（图二三，2；图二五）。 蚌壳 1组2件。标本M22:13-1，出自东侧室东南角，天然蚌壳。扇形，背凸面凹，背面满布淡褐色栉齿状纹，内面光滑。扇面宽6.4、高5.4厘米（图二三，4）。 四、结语M22被盗严重，未出土带有明确纪年的器物，器物组合也不完整，铜钱铸造工艺较差，字迹不清，应为陪葬所用冥钱。墓中出土铜博山炉形制与徐州石桥汉墓[1]M2出土I式铜博山炉相近，绿釉陶器风格与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关中地区汉墓出土釉陶器相近[2]，判断M22年代应为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 该墓规模较大，规格较高，形制与西安北里王汉代积沙墓[3]、西安张家堡新莽墓[4]接近，应为列候级别墓。其所处位置距汉成帝延陵封土约2.3千米，据《西汉成帝延陵考古勘探调查简报》[5]对延陵范围的划定，M22处于延陵陪葬墓分布范围之内，可能为其陪葬墓。 墓葬出土的云母片尺寸大、保存完整，是近年来出土云母器之最，经X光衍射测定为白云母质。据最新考古研究表明，在汉代，云母作为化妆品已经从贵族阶层扩散到平民阶层[6]。其与眉刷、蚌壳等伴出，似为古代化妆用品。除此之外，云母还有防腐、熏香、丹药等功用。结合东侧室内同出的博山炉，该云母片亦或为熏香时隔火之用[7]。从出土铜盉、铜勺（或为量器）等器来看，墓主人生前或热衷于使用云母进行炼丹制药活动。其具体用途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确认。 M22出土的随葬品制作精美、种类丰富，让我们得以窥见汉代贵族的日常活动，是研究汉代社会生活的重要材料。 领队：耿庆刚 发掘：耿庆刚 赵汗青 苗轶飞 刘永利 冯博 修复拓片：王小利 绘图：王学文 李文发 照相三维：赵汗青 执笔：赵汗青 耿庆刚 苗轶飞 [1]徐州博物馆.徐州石桥汉墓清理报告[J].文物,1984(11). [2]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郑州大学考古专业.长安汉墓[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3]朱连华,王艳鹏.2019中国重要考古发现[M]∥西安长安区北里王汉代积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20:113. [4]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张家堡新莽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9(5). [5]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汉成帝延陵考古勘探调查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9(4). [6]Wu,M.,Tang,Z.,Bi,N.et al.Cosmetics for the non-elite 2000 years ago: affordable raw materials and a complex production process[J].Archaeol Anthrop Sci,2023(117). [7]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358.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