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世界秩序关乎所有国家的发展命运，然而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一方面忽视了世界秩序得以形成的“过程性结构”，另一方面将世界秩序的变迁简单理解为霸权的此消彼长。针对这一认知偏差，文章以世界市场与政治思潮的错综交互为基础，为世界政治体系的演进提供了四种概念化类型，即新秩序形成、霸权更迭、新方案失败以及旧秩序延续。其中，世界市场构成了世界秩序变迁的“底层逻辑”。1500年之前，世界市场有着多个中心，不同文明的国家处于相对平等的世界秩序之中，但随着以追求无限积累为目标的资本主义不断扩张，包容性、多中心的世界市场被等级制、单中心的世界体系所取代，战争、剥削与压迫成为世界秩序近五百年来最显著的特征。在这一体系中，霸权转移的基础源自世界市场主导权的转移。在21世纪之后，世界市场浮现多中心趋势，作为世界市场重要中心之一的中国，凭借其文明传统为世界秩序提供了新的蓝图。世界市场的结构性变化，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了经济基础。 作者简介 释启鹏，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 目 录 一、探索世界秩序变迁的“底层逻辑” 二、世界市场：世界秩序的经济基础 三、从多中心世界市场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四、世界市场的变化与霸权更迭 五、第三世界国际联合的畅想与落空 六、体系裂变、多中心趋势与新世界秩序的浮现 结 语 美国社会学会前主席刘易斯·科塞（Lewis A. Coser）对学科评价的标准——能否对我们理解身处其中且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生活进程的社会结构提供实质性启示 ——已经颇深入人心，但研究者对周遭世界所经历的深刻变革往往并不自知。以“无政府状态”为起点，不少学者认为“世界是平的”，甚至认为新兴经济体的涌现意味着昔日现代化理论所提倡的趋同论（convergence theory）正在上演，国家发展之间的鸿沟正在全球化浪潮中不断缩小。但在理论预期的另一端，现实世界却显现出更为残酷的一面：无论是人均GDP、基尼系数还是生活质量，过去两千年间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毫无疑问地扩大了，即便是工业革命之前，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就已经开始出现。面对世界秩序的性质这类根本问题，不同的理论形态给出了大相径庭的结论。这不仅源于理论本身的分析逻辑，更是由其赖以存在的基本假设和历史观决定的。在一幅“去历史化”的静态图景中，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非但未能区分国际秩序的不同类型，而且掩盖了政体之间的巨大差异，同时忽视了诸如资本主义、种族主义等结构性力量的作用。基于这样的基本逻辑，城邦、帝国、民族国家以及跨国行为体都被视为在功能上毫无差别的分析单位，内战、革命、联盟与大国冲突都可以被看作相似的事件加以分析，源自特定历史经验的分析概念，诸如“均势”“主权国家”和“无政府状态”则演变为超越时空的通则性范畴。 围绕“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这一问题必然引领研究者们去关注那些“根本原因”（fundamental causes）。通过动态勾勒世界秩序变迁的几种代表类型，本文力图阐明“世界市场”在其中发挥的前提性、基础性作用。世界市场是贯穿和支撑世界政治的利益维度，它为实现特定的观念性主张提供了物质基础，而物质与精神的双链条在历史进程的交错互动中演绎出了特定的世界秩序。立足世界政治的视角，当今最为重要的时代性命题无疑是堪比“西方世界兴起”的中国崛起，这一重大事件已经，并将持续重塑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既有世界秩序。本文与探索中国独特世界观的研究交相呼应，通过回答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进而更为全面地展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学理意涵。 一、探索世界秩序变迁的“底层逻辑”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历史社会科学纷繁复杂的研究似乎可以归结为两个中心议题：现代世界的历史起源以及人类如何应对历史演进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种种风险。在19世纪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西方人普遍相信是上帝或是理性精神指引着历史变迁，西方文明被赋予了某种种族的、文化的、环境的、心灵上的精神或特质，西方世界所承担的所谓“文明开化的使命”使得分裂的世界走向了整体。这种极富种族优越论的观点早已被淘汰，但其背后的世界观和认识论依旧延续至今。到20世纪上半叶，反体系运动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历史观点愈加凸显，资本主义抑或是经济力量成为构建世界秩序的“第一推动力”。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认为，资本主义可以视作历经宏观历史变迁的“指示器”，长时段、经济领域的分工、经济世界、百年趋势和其他经济波动、社会等级的混乱和争夺、少数统治者万变不离其宗的角色甚至历次工业革命，这些基本问题与基础实在都可以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中直接而有效地予以分析。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年代四部曲”展现了将唯物史观贯彻历史书写的模式典范，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学派则为社会科学提供了一套崭新的分析范式。在后者看来，现代世界体系的兴起与扩张既是资本无穷积累的主要原因，也是必然结果，由此形成的是一整套不平等的交换与分工秩序。正如该学派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所强调的那样，现代国际体系的重要特征“一直表现为资本主义与领土主义统治的权力逻辑之间恒定不变的对立，以及由当时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地通过重组世界政治—经济空间来解决它们的矛盾”。 但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与全球左翼运动消退相伴随，马克思主义史学日渐受到质疑。人们发现，资产阶级似乎并没有那么早地登上历史舞台，许多资产阶级往往选择融入，而非挑战既有秩序。为此，一些学者在重回韦伯传统的“找回国家”运动中，力图赋予历史变迁更为复杂的动力机制，例如迈克尔·曼（Michael Mann）认为，是四种权力编织起来的多重交错与互动的网络塑造了演进过程中的诸多态势。在理论光谱的另一端，那些深受后现代主义或后殖民主义影响的学者们似乎走得更远，他们“表达了对启蒙主义方案以及对科学进步的信仰的深切失望，而这恰恰是现代世界观的核心所在”。这些研究反对之前所有围绕资本、国家以及意识形态的宏观比较历史研究，认为这些书写模式不过是帝国主义与种族主义在学术上的延续。在这种学术氛围中，曾为人们理解世界政治提供不少新意的全球史也愈加脱离对深层结构的关注。全球史以及新帝国史的作者们斩断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种族主义”等几个关键概念之间的历史逻辑，将世界联系起来的动力描述为一种市场经济从工业化的世界“中心”向“边缘”扩散的故事。在许多全球史的作品中，似乎是瓷器、茶叶、花椒这些在市场的逻辑中被赋予了独立意志的器物编织起了我们所处的世界。  抛却诸流派之间的巨大分歧，学术史的梳理同样向读者们展现出一条西方学界有关世界政治形成逻辑的“暗线”。其分析的起点往往是西欧的现代性转型，浓墨重彩的叙事过程落脚在跨越几百年的“西方世界的兴起”，这一独特经验所形成的发展模式最终又理论化为世界各地区实现现代化的普遍规律。为了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窠臼，有关世界秩序的新探索必须要建立新的历史观和研究单元，而以历史政治学为基础的世界政治研究正是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做的尝试。在学科意义上，世界政治学研究的是基于世界市场而形成的政治思潮所诱发的国内制度变迁以及由此形成的大国关系和世界秩序。其中，作为重要研究单元的政治思潮已有专文论述，它揭示出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实现“同频共振”的关键机制。然而，观念性力量终究难以独立发挥作用，毕竟“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政治思潮很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政治体系是某些“自发秩序”的结果。围绕物质力量与观念力量在历史变迁中的辩证关系，恩格斯的阐述十分具有启发意义：“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在此过程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与此类似，世界秩序走势虽取决于“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能动者、偶然性以及观念要素都会发挥重要作用，但那些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更应受到重视。 对于世界政治学而言，这一决定性因素被称之为“世界市场”，它构成了世界秩序变迁的“底层逻辑”。甚至可以说研究世界政治学的前提，就是理解世界市场。接下来，本文将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加以论述。 二、世界市场：世界秩序的经济基础 在马克思的笔下，“世界市场”是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那么，何谓“世界市场”？首先，本文提出的“世界市场”（world market）并非“全球市场”（global market），后者假设所有（至少是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处在同一个市场体系之内，但既有研究表明，即便在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巅峰时期，这样的一个全球性体系也并没有出现。以“世界”作为分析对象，是因为这些所谓的“世界”确乎是存在“边界” ——这些边界可能由地理因素、政治因素抑或是文化因素所塑造——从而使得这些地区内的劳动分工以及贸易方式的类型与密度不同于“边界”之外的分工与贸易。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世界政治学有关“世界”的定义与世界体系理论颇为相似，他们都承认所谓“世界”仅仅意味着在地域和人口层面相对较大的分析单位，关键在于提供了一种超越将国家、市场和社会视作独立运行单元的视角。 倘若将“世界秩序”分解为“世界”与“秩序”两个维度，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理解世界市场何以在其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马克思认为，“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与此类似，市场以交换为纽带使原本毫不相干的政治共同体之间相互依赖，它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形成了跨越政治边界的“互动的制度化网络”，即世界市场。也就是说，正是世界市场使得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被联系起来。随着交往进一步深化，世界市场中一些国家或地区在互动网络中逐渐居于“核心”位置，这些“核心”往往人口稠密且富裕，它们与其他地区的贸易网络松散地连接着，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系统。一般而言，“核心”地位的取得与其说有赖于优越的资源禀赋，毋宁说源于其自身的国家治理能力和制度供给能力，由此在彰显强大示范效应的同时，也为体系内的其他行为体制定规则。而核心国家所提供的国际规范的具体内容，则与其文明基因有着直接联系。价值、制度和治理能力使世界市场中诸参与者的行为、社会交往及社会结果均受到了一定的调控，社会体系本身的运行更具预测性，这也就形成规范世界市场的“秩序”。随着以世界市场为基础的互动网络持续地被某类“秩序”约束，特定的“世界秩序”就出现了。  那么，这类互动网络在历史中是何时出现的呢？虽然说“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市场”只是资本主义诞生之后的产物，更不意味着二者之间必然存在因果关系。近些年来，已经有学者开始反思有关资本主义与全球经济的“大爆炸”理论（big bang theory） ——在这套影响深远的叙事模式中，欧洲因其制度或精神上的优越性率先摆脱落后的社会形态，由此形成的由资本主义和欧洲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逐步向全球扩展，进而催生了全球化浪潮，非西方世界则成为被动纳入现代化进程的边缘角色。本文显然拒斥这类西方中心主义史观，因为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在16世纪之前，世界范围内就已经存在着多个地区性的体系，即便沃勒斯坦本人也承认，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出现之前“世界可能由许许多多的小型体系所构成”，而公元前1万年至公元1500年前后的这段时期，世界帝国、世界经济与小型体系同时存在。世界市场的多中心属性和1500年之前的世界秩序同样展现出多中心特征，东亚儒家文明秩序、欧洲的基督教秩序、中东商业秩序和南亚印度教秩序等社会系统在同一时空下交互存在。在多中心时代，世界市场的参与者们总体而言和谐共生。世界市场不仅推动了体系内的经济往来，同样为跨体系文明互鉴提供了桥梁，甚至西方世界的兴起同样有赖于非西方世界体系传播而来的技术与物质基础。在更长的历史脉络中，行为体之间平等交换的社会关系更为普遍，“东亚国家没有任何为了相互竞争而建立海外殖民地的趋势，也没有参与到任何一个能与欧洲相比的军事竞赛中的趋势”。 作为由利益连接起的互动网络，世界市场本身并不具备特定属性，当今世界秩序所展现的中心—边缘结构以及剥削、压迫的特征只是资本主义占据世界市场之后的结果。资本主义的主导性特征体现为一种“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扩展外部市场成为资本主义的必然选择，因此马克思说，“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纵观欧洲历史，尽管很多国家都曾深深卷入帝国扩张之中，但只有资本主义才会产生促进帝国主义转变的效果。资本主义的历史体系推动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后者体现为一种捍卫既有秩序的学说。回顾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经典作家，他们即便不都是帝国主义者，也几乎都是西方中心主义者。 世界市场构成了世界秩序的底层逻辑，以此为基础，为不同的政治思潮提供了多样化选择。如表1所示，笔者以世界市场和政治思潮为经纬，勾勒出了世界秩序变迁的四种主要类型，它超越了西方国际关系史的狭隘视野。长期以来，研究者们几乎将所有的目光都聚焦于霸权更迭，并将其视作国际体系演变的主要模式。但现实表明，许多世界政治中的重大事件绝非仅仅局限于几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类型学框架不仅赋予第三世界主体地位，同样表明了中国在世界政治体系中的崛起注定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霸权更迭，因此也不会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遗憾的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将世界秩序变迁简单地聚焦于第二象限，从而偏执地认为中国崛起必将导致中美两国的激烈对抗，并最终不得不以战争的方式重塑世界秩序。  限于篇幅，本文不具体关注旧秩序的延续——简言之，当世界政治体系的物质与观念维度都相对稳定时，传统秩序保持着稳定的延续，“英国治下的百年和平”大致体现了这一类型。当然，“延续”并非“静止”，当世界市场的基本格局与主导性政治思潮并未出现根本改变时，中心国家同样会依据具体的国内外情势，对既有秩序提出一些调整。例如，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计划”就与当时流行的帝国主义思潮似乎形成鲜明对比。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构成了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替代性方案。虽然这一被后世国际关系学者称之为理性主义的观点提倡政治独立以及平等地参与自由贸易，但他们对世界体系边缘地带的第三世界漠不关心。威尔逊的最终目的，是力图通过殖民地自决以冲击英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一个能够确保经济自由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最有助于美国资本主义在世界市场上赢得应有地位”。很显然，这是帝国主义的另一种体现。 最后，回到因果推论问题上：物质力量与观念力量都很重要，那么世界市场和政治思潮二者在世界秩序变迁中谁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呢？虽然在庞杂的时间进程中辨析何种原因更为重要，这在理论建构方面并无裨益，但本文终究需要阐明“世界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有赖于方法论层面的知识积累，有关权衡两个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相对重要性”（relative causal importance）的研究已经有了不少进展。研究者发现，那些更为罕有的事件之于结果的出现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世界政治体系的演进过程中，世界市场的结构性变革是十分罕见的。在之后的历史叙述中，笔者会将这一逻辑命题在经验层面加以印证。 三、从多中心世界市场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在那些国家和阶级尚未完全定型的早期社会，世界市场的多中心特征已然浮现。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人们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从事广泛包括商品交换在内的跨文化交流。至16世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兴起之前，世界各地并非都像经典论述叙述的那样彼此隔绝：亚欧大陆和非洲被三大子体系内的八个相互链接的贸易区连接起来，“东亚子体系连接起中国、热带东南亚的香料群岛和印度，中东—蒙古子体系连接起从东地中海到中亚和印度的亚欧大陆，欧洲子体系以法国的香槟市集和意大利城市热那亚与威尼斯的中心商路为中心，把欧洲与中东和印度洋连接起来”。这些贸易网络相互重叠，其范围也明显超越了以权力控制为中心的政治共同体。贡德·弗兰克（Gunder Frank）通过详细的历史资料表明，的确存在一个环绕全球的世界范围的贸易体系和劳动分工，它把各个农业内陆和边陲地带与它们各自的地区商业中心、海港或内陆商业城市都联系起来，这些反过来发展和保持了频繁而深远的省际、地区间和构成世界体系的国际间的经济关系，而且直到18世纪之前，甚至在18世纪，世界市场一直被视为亚洲的生产、竞争力和贸易支配者。 图1是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刻画的“贡赋性世界体系”（the tributary world-system），这一体系横跨公元前300年至公元1500年。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兴起之前的漫长岁月中，超越国家或文化边界的世界性市场已经在亚洲等地区发挥着重要的交流纽带作用，其贸易量之大、交往之频繁、互动网络之复杂，甚至远超19世纪之前的世界体系。此时世界秩序的组织原则“并非处于单一霸权的支配之下，而是为众多共存的'核心’力量所主宰。通过竞争与合作，这些力量逐渐在13世纪至14世纪前半期被整合起来。由于该体系不是等级制体系，没有任何单一霸权能够限定其他地区的生产方式和贸易方式，所以没有哪个地理实体处于该体系的中心地带”。即便每个体系内部也存在“中心”与“外围”，但二者的关系并非以剥削和压迫作为联结纽带，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中，“维持这一文明圈的国际关系的朝贡体系是一个松散的软结构，这一软结构导致了文明圈的中心国家与周边国家，或周边国家的国与国之间保持了互不侵犯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国际关系”。这种和合共生的关系显然是区域性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文明的主导性观念所决定的，例如中国的“天下观”就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国际观”，但更具基础性的，则是中心国家所具备的将观念诉诸实践的能力。这种能力，突出体现为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总体来看，多中心的世界市场展现出更为平等的世界秩序。  从16世纪开始，世界市场的中心日遭侵蚀，理解从包容性、多中心的世界市场向等级制、单中心的世界体系的嬗变，资本主义无疑是最关键的一环。正如前文所言，追求无止境积累特征的世界市场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环境”。面对资本主义的滔滔之势，世界市场的诸多中心地带先后遭遇致命打击。在1780年之前，印度和中国还是全世界棉花生产的中心，但在19世纪之后，欧洲的资本家和国家以惊人的速度占据了全球棉花市场。从1810年至1860年，工厂制度使得欧洲生产率得到了大幅提高，从而拉低了世界纺织品的价格，而且这种拉低作用又因为世界运输革命降低了欧洲人到任何外围国家进口纺织品的价格而放大了。与此同时，与英国相比，印度的农民被更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从而很难实现大量的工人动员。其结果是，即便印度国内生产环境十分向好，但粮食的相对价格却持续上升，最终导致印度失去了大部分国内市场。19世纪初，印度从英国进口的棉纺品、丝织品仅征收3.5%的关税，但英国却对印度棉纺品征的税高达70%—80%。其结果是，从1814年到1884年这几十年间，印度棉纺品输入英国的数量从125万匹跌到6.3万匹，而英国棉纺品输入印度的数量则从不到100万码增加到超过5300万码。到1860年，印度从一个主要纺织品净出口国沦为了净进口国。为此，马克思生动地描述了这一过程：“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其带来的结果则是世界政治的天平出现了不可逆转的倾斜：中心地区迎着工业化的浪潮迅猛发展，而边缘地区却出现了“去工业化”进程。 当世界市场被资本主义笼罩，“西方世界兴起”变得顺理成章。从公元1000年到1500年，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加起来在世界经济中占有压倒一切的重要地位，但从1500年到1820年，事情开始发生变化，1820年至1950年，这三大洲的重要性明显降低了。如表2所示，近三百年来世界市场的巨变恰对应着世界秩序的演进，在这个过程中，“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  将不同地域的人们联系在一起远非资本主义首创，即便说资本主义创造了一个范围前所未有的世界体系亦言过其实：“一个完全的全球性国际体系的形成远远落后于全球性贸易体系的形成。到19世纪中期，一个单一的、完全的、全球性的国际体系才正式形成。”相较而言，资本主义创造的“大转型”关键在于重塑了原有社会关系与行为规范。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理解资本主义对社会关系的改造，奴隶种族化即为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在前资本主义的奴隶贸易中，奴隶既可以用来从事劳动，也可以当作士兵，在奥斯曼帝国等地区，奴隶甚至可能成为高级官员，然而在跨大西洋的“三角贸易”中，奴隶彻底沦为非人格化的商品。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还将奴隶这一社会身份和特定的肤色捆绑在一起。颇具讽刺的是，作为自由主义鼻祖的洛克，恰是奠定“奴隶种族化”标志性章程《卡罗来纳基本法》（Fundamental Constitutions of Carolina）的主要起草者之一——这一点完全在情理之中，因为洛克本人就曾担任贸易和殖民事务大臣。 当世界市场被资本主义视作资本无限增殖的场所时，单中心的世界体系必然是零和博弈且充满冲突性的。这不仅体现为中心地区对边缘地区的压迫与剥削，同样体现为中心国家内部精英对民众的压迫与剥削：“自由竞争在一个国家内部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中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当世界体系的中心建立起以英国和法国为主要代表的自由主义国家的时候，自由主义的公民权理论和历史性社会科学也确立了下来：将公民权学说从一种说明将什么人包括在内的学说转变为将什么人排斥在外的学说，而后者既是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映，同时又为统治集团更好地控制被统治阶级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撑。鉴于本文偏重对世界市场的考察，笔者不再将重点放在此时政治思潮的变迁，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基于有限地区性经验的，且极大延续了自中世纪基督教历史观的理论，在一代代重要学者的阐述下成为现代国际关系的思想根基。 一般认为，多中心世界市场在19世纪被资本主义彻底整合到了一个单一秩序之中，“在政治、法律、军事、经济和人口上，一群相对较小的政体创造了一个西方殖民式国际社会，这赋予了它们的人民、经济和利益以特权”。在19世纪之前，世界主要是在地理意义上进行划分；而在此之后，则主要通过经济水平进行划分。当世界市场被一种追求自我无限增殖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和二元对立的冲突性价值模式（自由主义）占据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世界秩序必然是不平等的。 四、世界市场的变化与霸权更迭 霸权更迭长期以来受到国际关系研究者的关注，使用“霸权”（hegemony）这一术语，事实上已经暗指这是一种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内部事务。在西方传统书写逻辑中，大国之间的联盟和冲突以及霸权更迭构成了国际关系史的基本线索，这无疑掩盖了世界政治演变的复杂图景。但即便如此，笔者依旧试图立足世界市场，为理解霸权更迭提供新的理解。本文关注的“霸权”抑或说“世界霸权”指的是“某个国家对一个主权国家体系行使领导和治理职能的权力”，而管理国际体系总是牵扯到某种变革行为，故而霸权国往往会改变该体系的运行方式。通常认为，在近五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只有三个国家拥有过“霸权”地位：17世纪的荷兰、19世纪的英国以及20世纪的美国。对于这三个国家而言，它们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过程中的三个重要转折点：“荷兰霸权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作为一种历史社会制度成为可能；英国霸权阐明了它的基础，并在全球范围内将其推向统治地位；美国霸权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范围、框架以及渗透力，同时大大缓解了其自我消亡的进程。” 荷兰在创造现代世界的过程中扮演着“铺路机”的角色。荷兰的崛起扭转了欧洲国际体系的传统认知，将其从一个破坏资本积累的潜在机制转变为一个支持资本积累的机制。自此之后，占据世界市场成为欧洲国家谋求霸权的重要手段。不同于许多人认为荷兰单纯地关注商业贸易，沃勒斯坦强调，“国家是荷兰资产阶级用以巩固其经济霸权的重要工具，这种霸权他们最初是在生产领域赢得的，再扩展到商业和金融领域”。特许公司是荷兰实现对外扩张的重要手段，在强大国家的指引下，荷兰分别于1602年和1624年成立了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以管理庞大的殖民帝国，前者被授予垄断亚洲贸易的特权并从其他宗主国手中夺取殖民地，后者被授予垄断西印度地区贸易的特权并享有管理非洲奴隶贸易和美洲殖民地的权力。在17世纪，即荷兰的“黄金时代”，这个人口不足300万人的国家成为当时头号航海和贸易强国，阿姆斯特丹创办了世界上最早的现代股票交易所、保险公司和银行。 为了能够赶上并超越其他国家，尤其是荷兰，作为新手的英国大幅调整了世界商业的政治地理分布，并开始与荷兰竞逐世界市场。17世纪中期以后，英国陆续颁布了《航海条例》和其他具有独占性的贸易法令，规定进入英国的物品必须用英国船只或生产国船只运送。制定这一条例的真实用意是“打击荷兰的运输生意和仓储贸易”，毕竟当时的荷兰依旧处于欧洲霸主地位，“所以要加强英国的商业只有两种方法：用国家的力量帮助本国商人，或者用国家的力量抑制外国商人”。最终，英国旨在增强商业航运的力量、保证本国商人获得运输利益、垄断对殖民地货物进口的支配权的举措取得了巨大成效，以英国为核心的帝国内部分工和商业贸易圈逐渐形成，世界市场中荷兰的份额被英国大幅挤压，“在1720年左右，一种新颖的工业重商主义的浪潮实际上已经席卷整个大陆，这是荷兰世界贸易体系在18世纪二三十年代决定性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 霸权争夺的历史剧目不仅表现为英国与荷兰的激烈交锋，同样涉及同时期的法国。因受到各国普遍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影响，英国在欧洲市场的扩张并不顺利，但在整个18世纪，英国人有一个远大于法国人的殖民地市场，并且他们能够——不像法国人那样——广泛渗入到其他殖民国家的市场。借助广阔的国外市场，英国产品被其殖民地迅速消化，各类金属制品、陶制品、玻璃制品、丝织品、亚麻制品远销美洲。这进一步刺激了本国经济的发展，并与工业革命相得益彰。随着不断占领世界市场，英国在1700年至1870年近两百年的时间里最终确立了“世界工厂”的地位。17世纪中期，英国对西非的制成品出口还不到当地制成品进口额的约15%，而在一个世纪之后，西非进口的制成品中86.5%为英国产品。英国在1848年和1849年相继废除《谷物法》和《航海法》，在这之后的20年里，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出口都针对英国。英国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拉入自己的贸易圈，而且还能够用一个较低的成本维护这一体系。  然而，英国由于过度依赖边缘地区的外部市场最终后劲乏力。在开拓世界市场的过程中，英国金融产业形成了一个外向型的集团，他们更加关注海外而非本土利益。与此同时，帝国扩张导致边缘地区的国家经历了“去工业化”进程，这无疑损害了这些国家相关产业集团的利益。而当其开始追求工业化时，英国对世界市场的进一步扩张却遭了激烈的抵抗。更为严峻的是，19世纪中后期世界市场的版图出现了新的结构性变化：1870年的英国、比利时和法国加在一起占世界工业产量将近一半，但是到了1913年，它们仅仅占五分之一，而德国的工业产出已经超过英国，美国的工业产出更是比英国高出一倍。英国愈加感到不安，世界似乎突然被工业强国充斥，其资源、人力和工业生产都比英国更具潜力。虽然在20世纪40年代全世界一般的贸易还受英镑主宰，但两次世界大战使世界流动资本几乎全部掌握在了美国手里。事实上，美国从1870年至1913年的年增长率（4.3%）远比英国（2.2%）、德国（从1871年起为2.9%）或法国（1.6%）要高，在农业机械化和煤（生产了世界供应量的42%）、钢（41%）和制成品的产量方面超过了欧洲。 尽管都致力于拓展世界市场，美国与英国却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逻辑。相较于将自身经济完全与世界经济体系融为一体的英国，美国只是部分地与世界经济体系融为一体，且部分地与之竞争，还往往周期性地打乱其运作的节奏与习惯，这也就使根本不存在协调和管理世界贸易体的美国商业或金融机构，不管进口何等重要，外贸在美国经济中尚不作为关键构件。与国内市场相比，海外市场显然更具风险性。这种风险在世界秩序的挑战者不断浮现的巨变时代尤甚，因此完全依赖于海外市场的英国最终在世界市场上不断萎缩。相反，美国以优先发展国内市场为基础，不断撬动边缘地带的国际市场，同时“凭借其庞大的国内市场，美国还可以通过操纵国内市场准入，来影响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这样的对外经济战略工具则是大英帝国不具备的”。通过“基于国内开发的市场开拓模式”，美国最终占据世界市场并成为新的霸权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在全球能源供应中贡献了约一半，占有全世界60%的石油储备和约半数的货币与黄金储备，而且美国的国民收入是英、法、德、意、比、荷、卢国民收入总和的两倍。 立足世界政治视角，霸权更迭的具体模式虽存在差异，但其内在机理却是相通的，“争夺霸权的首要目标和主要经济动机在于调整地区性的——即便不是整体性的——积累体系，以使霸主享有资本（剩余价值）积累特权”。而从具体形式来看，霸权更迭都是世界市场积累中心的转移，“积累形态一变，霸权形态亦跟着变，世界秩序形态从而也就随着变了”。从1500年至2008年的几百年间，由于资本主义在扩张过程中不断纳入资本积累的新领域，加之资本的全球迁移产生了新的生产和贸易中心以及用于资源开采和剩余价值攫取的新区域，世界体系内部的财富分配模式也会随着霸权的更迭而发生重大变化：在荷兰霸权时期，它体现为单峰模式；到了英国霸权时期，它体现为中心—边缘模式；在美国霸权时期，它体现为中心—半边缘—边缘模式；而如今，半边缘又出现了新的分化。在这一整体进程中，世界体系中心地区的主导势力虽发生了改变，但霸权更迭过程中并没有形成新的替代性政治思潮。确切地说，与霸权更迭相伴生的思想涌动都是在“自由主义”这个大框架内发生的。因此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才一再强调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不应视作独立于欧洲秩序之外的另一种秩序形态，前者继承了后者“白人的教化责任”，种族主义与奴隶制依旧是其秩序构建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构件。 霸权更迭的历史与“自由主义的兴盛”成为世界秩序变迁的一体两面，“它见证了18世纪晚期自由主义国家前所未有的崛起，这些国家从弱小和默默无闻摇身一变，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富有的国家，并把西方以及自由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体系推向世界领先的地位”。世界政治史表明，霸权国兴起的动力远非自由主义所宣扬的“自发秩序”。在扩展世界市场的过程中，新兴霸权国首先获得了生产方面的优势，继而将优势扩大到商业领域和金融领域，最后在战争中将经济领域的优势固定下来，这点在荷兰、英国和美国取得霸权地位的过程中都有着类似的体现。无论是英国将印度等地区卷入殖民地，还是美国的西进运动，我们都不乏看到自由主义政策背后的国家身影。自由主义的总方针从来不是反对国家干预，或者甚至不是主张所谓的守夜人国家，归根到底，自由主义一直是披着个人主义羊皮的强政府意识形态。这意味着理解霸权更迭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兴起，关键在于“资本主义权力从分散到集中的转变……最重要的方面是国家和资本的独特融合”。 五、第三世界国际联合的畅想与落空 虽然法国大革命之后“政治变革是一种正常现象”以及“国家主权不属于最高统治者而属于人民”等信念得到广泛传播，但形式上的变革总是与深层结构的延续长期相伴而行，“18世纪后期的伟大革命——所谓的工业革命，法国革命，美洲的移民独立运动——没有一个能代表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根本挑战。它们只代表了资本主义体系的进一步巩固和确立。人民的力量受到压制，人民的潜在能力实际上受到政治变革的遏制”。但到了20世纪，世界格局骤然发生变化。在和平与战争、繁荣与萧条的持续震荡中，19世纪建立起来的中心—边缘结构第一次系统性地被削弱了。尤其十月革命的成功所带来的巨大示范效应，使得资本主义世界秩序面临着一种全新的替代性方案，“即以苏联为首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这一资本主义的替代现在从中欧延伸到朝鲜，囊括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并吸引了整个殖民地世界的追随者”。围绕共产主义兴衰成败的相关研究已颇为丰富，笔者不再赘述。本节聚焦于反体系运动中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以“亚非团结”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对新世界秩序的畅想与实践。在这一历史剧目中，新思潮提供了世界秩序的替代性方案，但遗憾的是世界市场并没有发生实质改变。对这类情势的关注，恰能够展现出世界市场所扮演的“底层逻辑”。 立足西方国际关系史的叙事，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往往被视作大国竞争这一核心历史剧目的附属品。作为后冷战时代意识形态的产物，西方流行的冷战史“无法真正在理论上为90年代之后世界格局的变迁提供一条连续的历史脉络，更无法真正让冷战史、20世纪民族独立及革命史，以及19世纪殖民史为理解今天的问题提供思想基础”。世界政治舞台上的轰轰烈烈的“反体系运动”要么被忽视，要么被单纯地视作美苏背后两种意识形态在第三世界的体现。冷战之后西方主流发展经济学努力消解具有历史主体地位的“第三世界”，而把这些国家简单地视作既不奉行自由主义也不奉行社会主义的、未步入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相反，世界政治学的分析视野“树立被支配者、反抗者、第三世界的世界历史主体地位，肯定其进行革命、追求民族解放、实现国家自主发展等努力的世界历史意义”，将“第三世界”理解为不平等世界体系结构中的一种斗争动态，进而探索“第三世界”在谋求国际团结中形成的原创性思考。只有在这种认知逻辑下，我们才能更好地体悟这些国家是如何为世界秩序提供了替代性方案。 将历史的年轮重新拨回20世纪中叶，彼时铁幕落下，美苏两大阵营展开了剑拔弩张的冷战。在夹缝之中，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在畅想世界秩序的未来图景时，提出了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在印度总理尼赫鲁看来，“世界所有包括宗教或者其他事物都必须加入这个组织或另一个组织，都必须加入这个政党或其他一些政党，然后通过这些组织对外展示意愿或时而表达看法”的行为对于历经艰辛才摆脱奴役、获得自由的亚非国家而言，是“自甘堕落和自取其辱”。无独有偶，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展现了类似的看法：恩克鲁玛认为，“不结盟既不反东方也不反西方，而是在东西方之间起平衡作用”；苏加诺认为，“只有我们不偏不倚，才能在我们的胸膛上面写上建国五基，并且在我们保卫世界和平的事务中获得人们的信任”；西哈努克认为，“柬埔寨的中立是纯洁的，同时唯有中立才能保障国家的独立完整和自由，不会陷入附庸国的状态”。在这样的总体氛围中，第一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于1961年9月在贝尔格莱德召开，来自亚非拉地区的25个国家参加了会议，而万隆会议的直接目的就是“设定当今国际关系的标准和议程”。
万隆会议在世界政治体系演进过程中拥有独特地位，会议不仅挑战了既有的全球规范，极大影响了新独立国家对美苏争霸的态度，而且增进亚洲国家间关系和区域主义，凝聚了文明共识。除此之外，万隆会议及其背后的解放运动与国际主义，同样体现为一种面向未来的、对世界新的平等秩序的政治创造。这种美好蓝图自然不同于流行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因为第三世界本身就脱胎于对帝国主义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反抗，又不同于强调阶级联合的共产主义，第三世界是以民族和民族国家为单位展开合作的。或言之，共同的历史经验抑或是世界体系中的位置，而非意识形态，构成了这些国家联合的基础。在20世纪中叶，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构成了反体系运动中最为强劲的思想基础，但对于许多不结盟运动的领导者而言，他们往往会强调自身与共产主义的区别。曼德拉曾对这种关键性区别进行了阐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目的是为非洲人民赢得统一和完整的政治权利。而另一方面，共产党的主要目标却是用工人阶级的政权来取代资本主义政权。共产党强调阶级差别，而非洲人国民大会则试图调和阶级差别。” 在初创阶段，不结盟运动的主要目标是反对新老帝国主义，支持那些尚未获得独立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到20世纪60年代末，运动转而关注经济议题。至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国际形势的缓和，不结盟运动的声音似乎更加微弱了。新方案的式微，很大程度上源于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所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并没有发生改变。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反体系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刻，也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美国霸权的顶尖时刻，同样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史上全球经济繁荣的康德拉季耶夫A阶段最具扩张性的上升时刻。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本身而言，它们相较于之前，的确实现了发展。然而，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世界经济整体扩张的积极成果，“发展了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就像积累的剩余价值的墨汁不断扩散开，传播到吸墨纸的尽端。发展发生在某国家而不是另一个国家，并不一定或主要与那个国家所采用的政策相关”。或言之，20世纪50年代新独立国家的欣欣向荣恰源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非相反。 如果立足相对发展水平，世界体系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差距在反体系运动高涨的年代事实上并没有缩小。有学者曾评估过20世纪以来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之间的财富差距，统计表明，二者的鸿沟在50多年的时间里无疑是进一步扩大了：拉丁美洲增加了1.8倍，东南亚增加了2.6倍，南非与中非增加了4.1倍，而南亚增加了4.6倍。这揭露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所谓“经济奇迹”，对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而言最终只是“发展幻影”。从短时间来看，诸如“巴西奇迹”“墨西哥奇迹”“东亚奇迹”的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这并不意味着同时期的发达国家放慢脚步。萨米尔·阿明指出，外围国家不是一部大体上有规律的增长史——数理逻辑式或指数式的增长，而是一部“瞬间即逝的奇迹史”，紧接着则是反映外围资本主义发展特有矛盾的“停滞”。 至于第三世界的国内层面，推动新世界的努力同样缺乏动力。这些国家及其依赖的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批判国际秩序，是因为国际秩序不允许它们如它们所指望的那样迅速致富。在建立'新秩序’的借口下，事实上它们所要求的是重新分配增长利益，而不从根本上改变达到增长的手段，也不关注如何确立要使它们宣布的'新秩序’变得可信所必不可少的仲裁程序和机构。”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第三世界”这一本就松散的阵营趋于破裂，它们的共同命运已经不复存在。对于这些国家而言，既出现了因为石油收入而变得十分富有的国家，也有陷入极端贫困而无法自拔的国家。除此之外，还出现了一些“新型工业国家”。因此，除了共同遭遇过殖民统治之外，“第三世界”的内部已然不可能达成较为一致的前景规划。 概言之，当世界市场的总体格局未发生改变的情况下，替代性方案无法从新的政治思潮转变为新的世界秩序。然而，自19世纪以来，第三世界在反击帝国主义、追求自身现代化实践并构建全球新秩序中所形成的重要价值不应被忽视。亚非团结的国际主义畅想虽然最终没有成功，但它如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一道，共同彰显出非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可能。 六、体系裂变、多中心趋势 与新世界秩序的浮现 作为一种历史体系，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国际制度和价值规范以维持不平等的中心—边缘关系。以国际制度为核心进行考察，西方主流学界普遍认为，以美国为主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依旧保持十分强劲的生命力，非西方世界的崛起并不构成对既有秩序的根本挑战。但如果立足关注“过程性结构”的世界政治学，我们则不难发现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所依赖的两大支柱，都各自隐含着固有且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 在观念维度，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当代变种——后冷战时期的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去社会化的分裂政治，这种基于庸俗个人主义逻辑的政治思潮无法为社会共同体提供资源，其自身蕴含的内在矛盾特质亦造成了世界秩序的动荡。一方面，个体中心主义对一切具有普遍主义特色的政治想象持敌对态度，但其本身的全球化过程却体现了以美国为中心的普遍主义霸权政治原则；另一方面，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叙述试图以经济发展原则领导，甚至取代政治话语及政治行动，由此创造的政治意识形态真空，恰恰使民粹主义、宗派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意识形态以反抗者的姿态重新浮现。当潜在的分裂因子遭遇资本主义运行的康德拉季耶夫B阶段，即世界经济体制扩张而进入停滞时期，破坏性能量必然爆发出来。由于当代西方国家的民主体制与政党政治的良好运行极大依赖世界体系的不平等分工——世界体系为中心国家的民主巩固提供了经济条件，使得以“分利集团”为本质的政党可以通过分配那些汲取自外围国家的财富以避免本国内部冲突 ——故而当世界市场无法提供足够的资源以进行再分配时，党争民主的弊端就会显露无遗。世界秩序主导者的国内失衡，则会进一步带来国际秩序的失衡。 与世界秩序裂变时刻所汇合的另一条历史脉络，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世界市场中扮演的角色出现了结构性变革。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单中心世界体系开始出现松动，那些集中管理世界经济的霸权机构遭到削弱，权力趋向分散，“极少数大国或大国集团垄断世界事务、支配其他国家命运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大国关系不断调整，多个力量中心正在形成”。面对悄然发生的“去中心化”（decentred）趋势，英国学派认为，其核心动力源自中心与边缘间的联系愈发密切、国家间的权力分配更加均衡和分散，大国将在更加区域化的国际秩序中进行互动以及国家间暴力将不再是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这些原因可能并非变革的动力，而只是变革本身。其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经济基础，即世界市场的格局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从1950年开始，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工业化方面出现了显著的追赶，生产总量和就业组成等方面出现的结构性变化导致农业所占比重下降、工业和服务业所占比重增长——这为其追赶西方世界提供了重要的潜在因素。在1970年至2010年这40年间，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加工制造业出口总量中所占比重从十四分之一跃升至五分之二。而从2001年到2021年的20年间，发达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由78.84%下降到59.08%，其中七国集团的份额由64.68%下降至44.72%，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体量已经逼近发达经济体，预计到2035年，发展中国家GDP规模将超过发达经济体，并在全球经济和投资中的比重接近60%。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的差距发生逆转，这不仅对充斥着等级制和帝国主义底色的国际体系造成根本性冲击，同时为世界秩序的“大转型”奠定了基础。 一些研究认为，改变等级制国际体系的关键在于旧秩序中出现异质性主体。中国的崛起无疑通过改变世界市场格局，撼动了世界秩序的经济基础。表3是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对中国、美国和西欧等主要经济体近三百年来所占世界GDP比重的估值，并对它们在2030年时的状况进行了预测。不难看出，美国自20世纪中叶所展现的霸权已经不复存在，中国成为推动世界市场多中心趋势最强劲的力量，但需要强调的是，多中心趋势并不仅仅意味着传统霸权遇到了新的挑战者。如前文所述，霸权更迭的年代也会出现体系内部中心势力的此消彼长：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美霸权更迭的年代，英国、美国以及崛起的德国就构成了当时多个中心，而在20世纪80年代“广场协议”之前，快速崛起的日本似乎也成为美国之外的另一个新中心，但这些时刻并不会昭示新秩序的诞生，因为这些新兴的“中心”沉浮不过是世界体系内部的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与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发生变化。换言之，这种多中心化只是暂时的，新的中心国家在取得优势地位之后并不会改变世界体系的不平等性质——相反，它们将推行新的剥削与压迫。  当然，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并非从未遭遇挑战，尤其是苏联及其主导的社会主义秩序使得“在世界革命的发展进程中，与个别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策源地和这些国家的全世界体系并列，会出现个别苏维埃国家的社会主义策源地和这些策源地的全世界体系，而这两个体系间的斗争将充满世界革命发展的历史”。两大体系的对抗成为20世纪世界政治舞台的核心剧目。但对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而言，它们普遍采取拒绝国际一体化或更广泛地说，拒绝接受市场的政策主张。因此社会主义阵营自身形成了一个边界鲜明的体系，这些国家也鲜有参与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中。如此一来，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所面临的更多体现为政治、军事以及意识形态上的挑战，其赖以存在的世界市场依旧按照资本主义的逻辑稳步运行。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经历了自16世纪现代世界体系诞生以来最大的一次资本积累，同时经历了现代世界体系诞生以来最大的一次地缘政治实力扩张，即美国霸权的扩张。这一浪潮即便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稍遇阻滞，但最终凭借着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强势回归而得到进一步深化。
相反，中国崛起之路深刻嵌入在世界体系之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历程为人熟知，但阿里吉强调，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吸引力并非如新古典经济学派想象的那样源自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而是“这些劳动力在健康、教育和自我管理能力上的高素质，再加上他们在中国国内生产性流动的供需环境迅速成长”。更进一步说，高素质的劳动力有赖于新中国成立后30年奠定的物质和精神基础。20世纪70年代末，日渐融入世界的中国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拥有一个部门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以及支撑这一体系的纵横全国的现代交通运输网络，国防建设和重大科技项目的研发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大规模水利建设使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告别了频繁发生洪涝和旱灾，全国中小学基础教育的普及以及以赤脚医生为特色的医疗保健制度的普遍建立，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村居民的总体素质和健康水平得到极大提高。这些成就都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无法体现出来的，这种自主性和独立性更是其他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区所不能比拟的。因此既不同于与世界市场几乎完全“脱钩”的苏东社会主义阵营，也不同于被动卷入世界体系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是以一种兼具“强自主性”和“强嵌入性”的姿态融入世界体系的。 从这种层面上分析，我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何以称得上既有世界秩序的“异质性主体”。即便中国近些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但增长的绝对幅度依旧蔚为可观。2020年至2021年，中国GDP总量从14.69万亿美元增加到17.73万亿美元，而此时颇为西方看好的印度的经济总量亦不足3.2万亿美元；而同时期的美国虽然也实现了增长，但增幅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总额已经开始超过对美欧国家的出口总额，这更加昭示了世界市场新中心的出现。随着中国在世界市场中所占比重进一步增加，处于萎缩地位的国家面对中国的崛起难免表露出自相矛盾的心态：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发展严重依赖世界市场，选择对华“脱钩”无异于动摇其经济发展的根基；但同样是因为对世界市场的依赖，主导权的中心易主必然使它们心存恐慌。对于后者而言，历史经验已经表明世界市场中心地位的改变并不仅仅是一个金融中心被另一个更具稳定结构的金融中心取代，还包括国家间体系本身的重要重组，“在荷兰霸权向英国霸权的转移中，重组的主要推力是把像联合省这种原生民族国家推出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在英国霸权向美国霸权的转移中，轮到民族国家自己被挤出大国游戏”。这种担忧情绪的自然延伸便是愈演愈烈的反华情绪，包括对中方企业的无端制裁以及大搞“价值外交”。由此观之，国际政治的种种冲突，其实有着更为深刻的世界市场根源。 对于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主导者而言，多中心世界市场的浮现对维持霸权造成了巨大挑战，因此相关学者认为，世界政治出现了所谓的“倒退”。然而诉诸发展中国家的视角，真正的多中心世界市场是以平等互利、合作共赢为显著特征的，这一点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出现之前的世界秩序中可见一斑。不同于近五百年来所有的“大国崛起”，中国是第一次以和平而非殖民扩张或战争掠夺的方式跻身世界市场中心地带的国家，“新中心国家拒绝了中心国家的支配和剥削地位，但是继承了领导世界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自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就致力于“在平等秩序框架下所推动的和平运动，其前提是在国际规范内，以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平等为目标的和平秩序，因此那种在以霸权为前提的两极体系中出现的'缓和’状态（Détente）绝非是新中国所希望看到的新的世界秩序”。回到更为悠久的文明传统，以大一统为支点的中国历史实践在对外关系上一直奉行“天下观”，强调认同、合作与治平，这与西方所奉行的以对立和冲突为核心的“国际观”有着根本不同。 有关世界秩序的观念差异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实践效果，摈弃了西方世界兴起所伴随的野蛮扩张，中国引领的多中心世界市场实现了世界政治体系中其他参与主体，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互利共赢。不同于资本主义扩张带来不平等日益加深，“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对外投资致力于抵抗、限制和约束超额剩余价值在全球各国之间不平等的转移，是逆不平等性过程。从2003年到2013年的10年里，中国对拉美地区的投资推动该地区人均GDP增长了2.4%，在华盛顿共识盛行的20年间，这一数据仅仅为0.4%。2013—2021年，中国年均对外直接投资达1492.8亿美元，为东道国（地区）年均缴纳各种税金达409.1亿美元，同时为其提供了200余万个就业岗位。中国推动世界秩序重构“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随着中国在世界市场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世界历史进程中一部与“西方世界兴起”等量齐观的宏大剧目正在上演。 结 语 本文基于世界政治学的知识谱系，对当代围绕世界秩序的经典理论进行了“双重介入”。一方面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过程性结构”缺乏关注，忽视了世界秩序或国际秩序何以如此的历史动力，由此，“三大主义”及其衍生的经验作品成为“从既定的国际秩序或国际制度出发，论证结果性结构（或现状性结构）合理性的一些形式主义学说”。另一方面本文也关注了世界体系理论，虽然该流派为人们认识资本主义扩张提供了丰富的知识积累，但在探讨诸如中国崛起等问题上多囿于霸权更迭的话语体系。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心地区自身的局限性，忽视了边缘地区追求独立发展的可能，同时未能重视不同文明形态对世界秩序的多样化诉求。 为了更好地理解世界秩序，本文基于物质或经济的逻辑展现了世界市场之于世界政治体系的形成与流变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同样展现出这一“底层逻辑”是如何与政治思潮相互纠缠进而塑造着不同形态的世界秩序。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继而推动世界秩序的重构，正是通过观念性机制和物质性机制这两条核心线索共同实现的。在《现代世界体系》第四卷序言的末尾，沃勒斯坦对21世纪中叶的世界体系做出了如下畅想：“我感觉，到那时我们将处于一种全新的情势中。现代世界体系将见证它自身的终结，让位于一个或多个迄今尚不为人知、也不可能知的后继体系。”虽然笔者同沃勒斯坦一样无法刻画那个新兴秩序的具体轮廓，但多中心世界市场的客观趋势已经暗示着某种结构性变化即将出现。当一个历史传统完全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国家成为世界市场的一个新的重要中心时，人类文明新形态自然呼之欲出了。 （为适应微信排版与阅读，注释从略，转载引用等请参阅期刊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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