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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8月，陈诚撤销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在上海养病的长官杜聿明成了赋闲之人，副长官孙立人调任陆军副总司令，郑洞国改任东北行辕副主任。 郑洞国这个副主任只是挂名，陈诚有事都是通知副主任罗卓英，郑洞国只有“参会权”，决定不了任何重要的事。 1948年1月，连吃败仗的陈诚以“胃病严重”为由，离开东北，将烂摊子交给了卫立煌。卫立煌到后，东北行辕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东北“剿总”司令部，郑洞国成为副总司令。 陈诚走后，郑洞国有了军事指挥权，但他早在老搭档杜聿明被排挤出东北后，就已心灰意冷，有了脱离东北战场之意。 3月初，正当郑洞国准备向卫立煌告长假去关内休养时，却接到命令让他飞往长春、永吉，部署、指挥驻永吉的60军向长春撤退。 60军撤入长春后，郑洞国正准备离开，又接到卫立煌的电报，让他留在长春并兼任吉林省主席。紧接着，南京又发来指令，让长春的新七军、60军合编为第一兵团，由郑洞国兼任司令官，新七军军长李鸿、60军军长曾泽生兼任副司令官。 当时国民党在东北仅剩下沈阳、长春、锦州三大孤立据点及周围少数中心城市，处境岌岌可危。尤其是长春，郑洞国在二月份的时候，就几次向卫立煌建议，应该主动放弃长春，集中主力于沈阳、锦州之间，以期能战、能守、能退。 如今，不仅放弃长春的提议遭到否决，反而要让他这个“剿总”副总司令待在长春，心中不痛快的郑洞国飞去沈阳找卫立煌。 卫立煌见到郑洞国后，有些诧异的问：“桂庭（郑洞国的字），不是让你在长春组建第一兵团吗？这么快就回来，是有事情吗？” 郑洞国：“这次的任命太突然，事前未征求意见，我是要告假去上海治病。” 卫立说：“桂庭，让你去长春，是南京的意思，我只是奉命通知罢了。” 向来好脾气的郑洞国，这次是真生气了，他说了句“我已决定离开东北，长春是断然不会去的”，说完径直离开。 三天后，正当郑洞国考虑如何让卫立煌给他准假时，蒋介石给东北“剿总”司令部发去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文，质问郑洞国为何还不去长春主持军政。 对老蒋，显然不能像对待卫立煌那样搞对抗，可若去了长春，显然是一条死路。得知郑洞国的处境后，沈阳的廖耀湘、覃异之、舒适存等平日和郑洞国关系不错的蒋军将领，都劝他不要去长春。 廖耀湘说：“这个烂摊子本是梁华盛的，他跑回沈阳，让你去趟这个火炕。” 吉林省主席，本是梁华盛兼任的，一个月前梁华盛见情况不妙，以视察防务为由，跑到长春乘飞机逃离。梁华盛到沈阳后走动关系，成立沈阳防守司令。梁华盛的擅自逃离，导致无人主持局面，老蒋和卫立煌商量后，这才派了郑洞国去。这个梁华盛，后来在辽沈战役打响时，又走了南京的关系，调离东北去广东担任绥靖公署副主任，接替他担任防守司令的周福成，在沈阳解放时当了俘虏。 舒适存建议说：“你去找卫总司令，就说你对长春的情况不熟悉，还是让梁华盛去。” 郑洞国听后，认为是一个办法，于是去找卫立煌。卫立煌苦笑着说：“桂庭，梁副司令（梁华盛兼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和六十军的军、师长关系都处的很僵，选来挑去，也就你一个合适人选了。” 接着，卫立煌以诚恳的语气和郑洞国谈心，郑洞国是个直性子，也是蒋军将领中出名的老实人，他见卫立煌姿态放的很低，便不好再说不去的话了。 在当时，东北“剿总”也确实找不出第二个像郑洞国这样的合适人选，郑洞国和六十军主要军官的关系，处理的比梁华盛要好不少；新七军，是以新一军的头号主力师新38师为基干扩编的，郑洞国是新一军首任军长，新七军官兵对他到长春是欢迎的。 经过一夜考虑，郑洞国一大早去见卫立煌，表示愿意主持长春军政。卫立煌大喜过望，设宴招呼郑洞国，并召集“剿总”司令部的几个亲信作陪。 3月下旬，在南京的一再催促下，郑洞国带着挑选的一批第一兵团司令部参谋人员，乘飞机前往长春正式上任。 杜聿明在东北时，郑洞国长期担任他军事上的副手。杜聿明在北平、上海治病期间，都是由郑洞国指挥东北蒋军的。在东北“剿总”的副司令中，郑洞国的人缘是最好的，在他飞离沈阳时，众多蒋军将领前来送行。 廖耀湘当郑洞国的部下多年，当年新一军在印度兰姆迦组建时，所辖的新22师，师长就是廖耀湘。 廖耀湘以埋怨的语气对郑洞国说：“桂公，别人避之不及的地方，说几句好话，你就去了。” 郑洞国听后，不知如何回答，廖耀湘转而劝慰说：“桂公放心，长春有十万之众，到时候万一守不住，你放心带着部队突围，我率九兵团来接应你。” 廖耀湘所言处于好意，但郑洞国听后，心里更烦乱了。郑洞国久经战事，他清楚，一旦到了那个地步，恐怕廖耀湘也是自身难保了。 郑洞国飞到长春后，召集曾泽生、李鸿等主要将领开会，宣布了老蒋“固守待援，相机出击”的指示，参会将领们听后面面相觑，长春已然成为孤城，待什么援？往哪里出击？ 郑洞国晚年回忆，在长春的大半年，是他一生中最为痛苦的时光。 参考资料；《郑洞国回忆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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