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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心理学认为，理性主要用来应对迅速变化的环境，是生物个体面对没有先例的事物时的一种神经反应模式。这种反应包括信息识别、信息判断、信息处理等多个环节，其能量消耗要超过本能和情感。然而，从效率角度来看，一个生物的所有行为都采取这种方式是不经济的。因此，在生物长期演化过程中，某些重复出现并具有重大生存价值的场景，将在生物个体的神经系统中形成某种固定的专门化的反应回路，从而导致那些接近于刺激-反应模式的生物行为。 演化心理学家描绘了一幅与社会生物学家不同的蓝图。他们并不认为所有的行为都是由基因遗传机制所驱动的。相反，大脑能够建立起一套灵活的适应机制，这种适应机制是一系列监控行为的规则并能够随环境条件灵活应用，最终产生无穷无尽的行为。 由于人类决策涉及多个脑神经过程的互动，而不同的神经过程由于所调动的脑区和运行机制不同，从而其成本和收益也不一致。在一个典型的试验中，正在节食的被试起先努力抗拒食物的诱惑，但后来却在测试冰淇淋味道的时候吃了更多，并且还更早地遇见了他们不能解决的智力问题。这说明之前抗拒食物的努力消耗了受控过程所需要的资源(Baumeister et al., 2003)。因此一些学者认为，人类神经元系统在长期演化过程中一定进化出了有助于保持受控过程和自主过程之间微妙平衡的机制。例如，韦倩和刘涛雄（2014）分别构建静态和动态模型探讨了决策时不同的脑神经过程替代性互动的规律。他们运用数学模型证明了，在受控过程和认知过程的决策中，个体并非思考时间越长，收益越多，而是存在一个最优的决策时间。 利用脑科学的研究成果，可以让我们明白，人类那些看上去非理性的利他合作行为并不是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而是有着深刻的神经元基础的。 由“同情共感”所驱使的人类亲社会性行为，特别是强互惠利他惩罚，是一种明显具有正外部性的行为。这种行为的激励机制是什么？在得不到物质补偿的情况下，人们为什么还会花费成本去惩罚那些违反合作规范的人？或者说，通过什么途径强互惠者认为自己内部化了“正外部性”？苏黎世大学国家经济实验室主任Fehr教授提出了一个假设：如果强互惠行为无法从外界获得激励，那么行为者只能通过行为本身获得满足。也就是说，这种行为是依靠个体的自激励机制实现的。 McCabe等人（2001）利用fMRI（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了参与包括信任、合作和惩罚的博弈实验的被试的大脑活动。他们发现，更经常与他人合作的人，其Brodmann10区（这个脑区被认为是心智阅读或他心理论回路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丘脑（这是负责情绪的边缘系统的一部分）的激活增加了，而较少合作的人则没有表现出系统性的激活。 最后通牒博弈常常被用来测试博弈参与人基于公平的互惠利他动机。在一个最后通牒博弈中，提议者给接受者提出一个关于10美元的分配方案，回应者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如果接受，则双方按提议者的方案各得到一些钱；如果拒绝，则双方均一无所获，随之博弈结束。基于理性人的假设，只要分配方案中接受者所得是正的，那么哪怕数额很小接受者也会接受方案。如果提议者知道接受者是理性的，那么他也将会提出一个很不公平的方案，其中只给接受者很小的正数。然而，大多数实验的结果是，绝大多数的提议者给出了40%到50%的份额，而且接受者对于小于20%的方案都予以了拒绝[2]。 Sanfe等人（2003）对最后通牒博弈的讨价还价行为进行了fMRI成像研究。通过对被试面对不公平方案（10美元中只给1-2美元）和公平方案（4-5美元）时脑成像数据的比较，他们发现，非常不公平的方案不同程度地激活了三个脑区：前额叶皮质、前扣带回和脑岛皮质。 神经科学的研究已知，前额叶皮质背外侧是负责计划的脑区，脑岛皮质是经历痛苦和恶心等负面情结时被激活的，前扣带回则是完成执行功能的脑区，它经常从其他许多脑区接受输入并处理这些输入之间的冲突。这意味着，前额叶皮质背外侧是理性选择的脑区，这里发出信号给自我意识中枢，要求接受这一特别不公平但仍然比拒绝分配更有利的后果。然而，脑岛皮质却发出信号给扣带前回，要求拒绝这一不公平的分配方案。扣带前回的兴奋意味着它努力要从这两个脑区的冲突信号中找到出路。不同的参与人面对不公平的分配方案会选择什么行动取决于这两种冲突信号何者占优势。事实上，博弈参与人是否接受不公平的方案可以相当可靠地根据其脑岛激活程度来预测，二者的相关性达到0.45. 另外，Fehr领导的团队对惩罚违背社会规范的强互惠行为的脑成像数据研究表明，（1）较高的惩罚会导致较强的满足感（尾核更加活跃）；（2）从惩罚背叛者中得到较强满足的受试者愿意在惩罚上投入较多(de Quervain等，2004)。 合作行为虽然对个人未必有利，但对群体的生存却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在人类社会早期的恶劣生存环境中更是如此。如果说基于个体的自然选择会导致背叛行为的蔓延，那么基于组群的自然选择则会有助于合作行为的扩散。已有的研究通过多水平选择模型证明，在某些条件下基于组群的竞争将会遏制个体之间竞争导致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使合作行为在种群中占据优势。这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或许正是远古时期不同部落不同组群之间的激烈竞争使得人类进化出偏好合作行为的神经机制，并把它编码到自动或情感的神经过程中，并形成专门化的模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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