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亲的床头前，一直放着一只长方柜子，枣红色的，虽然因为年代久远，它失去了原有的光泽，但没有一点破损处。我不知道这个柜子是母亲的嫁妆，还是后来父母添置的，反正从我记事时就有。平时母亲不怎么打开，我不知道里面装的什么宝贝。父母生活在困难的年代，我也知道柜子里不会有什么宝贝。 儿子结婚的前夕，母亲把我和妻子叫到跟前，打开了她那一直珍护的柜子，我这才看到，柜子里装的满满的全是老棉布。母亲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卷花格格的和一卷纯白的，对我和妻子说：“这是我给孙子的一点心意，花的当被面，白的当被里，你们给孩子套几床被褥吧 。”妻子笑着对母亲说：“娘，不用，现在不兴这样的了。”“怎么不兴了，你们懂啥，棉布养人。”说这话时，我看到母亲满脸的不高兴和明显的埋怨。我知道这一卷卷老棉布浸润着母亲往昔的辛劳和汗水，镌刻着母亲对过往生活的记忆和眷恋。我担心伤了母亲的心，违了母亲的愿，赶紧偷偷地用胳膊肘碰了碰妻子，妻子当然明白我的意思，赶紧把两卷老棉布抱到怀里，母亲满意地笑了。 母亲嫁给父亲是幸运的、知足的。父亲是我们村里最早的，当时也是唯一的一个师范生，在那个年代，我们整个人民公社都寥寥无几。母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基本上不识字，后来听她讲，上过扫盲夜校，时间久了，早记不得几个了。她能嫁给吃国粮的父亲非常满足。巧的很，父亲上高小的学校紧挨着母亲的娘家村，我不知道父母的结合是媒妁之言，还是有一场感人的爱情故事。 母亲嫁给父亲是不幸的、委屈的。父亲早年在外地工作，常年不能回家，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兄妹三人，全家就她一个劳动力，虽然母亲在生产队里和男劳力一样顶着干，但挣的工分仍不够，我家分口粮只能吃平均，即使父亲用节省下来的工资接济家里，全年下来我们的口粮也不够吃，生活过的非常困难。等到分田到户，母亲的担子更重了，我们家分了近五亩地，全靠母亲自己耕种，与其他人的母亲相比，母亲吃的苦、受的累、作的难、遭的罪肯定多的多。 我家生活的地方是广袤的平原，肥沃的土地是我们那里的农民赖以生存的依托。早些时候，我们那儿的农民习惯一季麦一季棉，种小麦为了吃，种棉花为了穿。种棉花是诸多农活里最麻烦、最累的，与其它庄稼比棉花生长周期长些，六七月份播种，十一月份抬柴，将近半年的时间；中间的管护和收割也非常繁琐，播种、浇水、施肥、剔苗定苗、打药防虫、打叉定枝、拾棉花、抬柴净地。从棉花收到家到织成布还需要一个辛苦的过程，母亲把收到家的棉花，用地排车拉到村西头的一个小作坊弹成绒，垛在家里一个墙角里，这就为她整个冬天的活儿备足了料。每天吃过饭，母亲就取出棉绒用高粱杆搓成棉布几，在屋当门支上纺车，纺车上装个锭子，右手摇车，左手扯线，纺完搓，搓完纺；白天纺，晚上纺，母亲就像蚕儿吐丝一般不知疲倦。我的整个冬天的夜晚，都是伴着那棉车的嗡嗡歌声进入梦乡的。 我们兄妹在城里工作后，父母也搬到城里住。我们老家久没人住的老屋里，至今还支着那台织布机，母亲每次回老家都要看看他，找块布擦拭一下他身上的灰尘，依在织布机旁小声地唠叨一阵子，就像见了久别的亲人似的。我虽然没听到母亲唠叨的什么，但每当这时候，仿佛能看到母亲坐在织布机上的身影，那一卷卷老棉布就是母亲和他共同孕育的。直到有一天，我从母亲口里知道，她那时织布不单单是为了给家里做被褥，做衣服，更多地是为了拿到集市上卖，换点钱补贴家里供我们兄妹上学，我才终于明白，在当时那台织布机和父亲一样是我们家的经济依靠，难怪母亲对他有那么深的感情。 父母都已八十多岁了，身体还算结实，自己还能照顾自己，我多次想把他们接到一起住，他们坚决不同意，说和年轻的一起住不随便，不自由。我放心不下他们，无论多么忙，每周都隔三差五地去看他们，每次去，我都轻轻拍着母亲的那只老柜子，对母亲说：“娘，您要看好，您重孙子结婚时，还要用您的老棉布套被褥呢 。”“好的，好的。”每当听了我的话，母亲就幸福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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