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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公众号修改了推送规则，若不加星标可能会错过更新噢。 添加星标方法： 请点击上方名片「握中悬璧」→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 快来成为我的特别读者吧！ 前文在这里 （九十二）名为中兴，实乃开创更始三年（25年）六月二十二日，在鄗县（今河北柏乡县）之南千秋亭五成陌，一座高大雄伟的坛场拔地而起。 这一天，刘秀在此登基称帝，是为汉光武帝，随后又改元建武，这标志着一个脱离于更始政权之外的新政权诞生了。为此，刘秀在河北奋战了近两年。 虽然早在一年多以前王郎被平定后，刘秀就已经对刘玄心生异志，但事实上无论是他后来平定铜马还是兼并谢躬，即使实力已经足以与刘玄分庭抗礼，刘秀都没有急于迈出这一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做了很多努力，而首先就是内部整顿。 刘秀集团内部成分复杂，虽然一般会按照地域划分，将在南阳、颍川作战，乃至长安求学期间就与刘秀结识并追随他的人称为南阳集团，将刘秀来到河北后归顺者称为河北集团，而 分界点就是刘秀持节镇抚河北，但这样简单划分恐怕不足以阐明事情的本质。 要知道传统观点中河北集团成员也有不少来自南阳，比如吴汉、任光等，他们的成分又该如何划分呢？ 事实上，同是在河北时期加入的成员，其属性却大有不同。 首先在河北集团中，有一个特征鲜明的小团体，即冀州集团，这一集团以信都太守任光、都尉李忠、信都令万脩、和成太守邳彤，巨鹿人刘植为代表，他们的特征是要么出身于信都及巨鹿两郡，要么在当地任职。 冀州集团可以说是最早加入刘秀的河北势力，当初刘秀从蓟城狼狈出逃后，是信都太守任光接纳了他，之后邳彤又代表巨鹿郡前来归顺，此二郡的数千兵马是刘秀在河北得到的第一支正式的军队。 然而正如我们在王郎之乱那一篇中分析的那样，二郡归顺刘秀是有前提的，因为他的身份是更始政权代理大司马，并持有符节，因此可以说二郡投效的其实是刘玄。 王郎之乱请看这里 当初建议刘秀前往信都的那个老者说过：“信都郡为长安守”，这一语道破本质，以任光为首的冀州集团效忠的是更始政权。而当后来作战不利时，“议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还长安”，也可以佐证这一观点，他们在河北无法立足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向长安方面寻求庇护。 正因为如此，当刘秀决意脱离更始时，这一团体的立场就值得关注了，他们是否会反对呢？ 为了解决这一隐患，刘秀的对策就是逐步将冀州集团排除于权力核心之外，而具体手段就是在平定王郎后几乎不再让他们执行比较重要的军事任务，而在云台二十八功臣的排名中，他们也位列最后五名，可见冀州集团在刘秀手下地位是逐步下降的。 在《后汉书》中，上述五人被列入同一列传，这也说明他们特征的一致性，将此五人归为冀州集团是合理的。 不过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这一列传中，还有第六个人存在，也就是巨鹿人耿纯。 他在刘秀手下地位要比另外五人高一些，在王郎覆灭后又参加了平定河北义军、刘永以及刘扬之叛，而且在功臣排名中也更加靠前，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耿纯是冀州集团中比较特殊的一个，他属于举家投靠，据《后汉书·耿纯传》记载，“纯与从昆弟訢、宿、植共率宗族宾客二千余人，老病者皆载木自随”，等于将整个家族的命运与刘秀深度绑定在了一起。 这种行为换一个角度来看可以等同于献上人质，是取得主君信任的重要手段。后来董崇劝寇询说：“今君所将，皆宗族昆弟也，无乃当以前人为镜戒。”于是寇询将侄子寇张和谷崇送往刘秀身边随军作战，结果“帝善之”，这和耿纯的性质相同。 而其余五人应该没有类似耿纯的举动，比如李忠和邳彤，《后汉书》中明确记载此二人将家眷都留在了后方。 就这样，刘秀通过进行分化解决了冀州集团的问题，将可信任的耿纯加以重用，其余立场难以确定者则被边缘化了，而五人中任光排名居首，大概是因为他南阳出身的缘故。 与冀州集团相对的是幽州集团，其成员是吴汉、耿弇、寇询、景丹、盖延五人，相比冀州集团，幽州集团明显更得刘秀信任，除景丹在建武二年（26年）早逝外，其余四人都在后续作战中被委以重任。 刘秀重视幽州集团，理由很简单，因为幽州集团并不像冀州集团一样那么终于更始，反而与其有很深的矛盾。 由于以渔阳、上谷二郡为代表的幽州军力强盛，他们在平定王郎之战中对刘秀的支持势必令刘玄忌惮不已，因此他非常想将其控制在自己手中，于是便派人前去接收幽州。 但这不仅是刘秀无法接受的，也是幽州集团无法接受的，刘玄侵夺了他们的利益，结果刘玄派往幽州的人手全部死于非命，其中耿弇杀韦顺、蔡充，吴汉又杀了苗曾，这样一来，幽州集团就和更始政权彻底决裂，没有缓和的余地了，而这便是刘秀对幽州集团异常信任的原因。 另一方面耿弇虽然是扶风茂陵人，但他的祖上是汉武帝时期从巨鹿郡迁去扶风郡的，因此扶风耿氏和巨鹿耿氏同出一源，这样看来，刘秀重用耿纯或许也跟他与耿弇同族有一定关系。 总之，解决河北势力问题的核心就是切断他们与更始政权的联系，保证在日后双方正式决裂时不会生出变故。 当刘秀基本解决了集团内部的问题时，外部环境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更始政权已经日薄西山，覆灭在即，而公孙述已经于更始三年（26年）四月在益州自称天子，刘秀称帝的时机成熟了。 其实早在公孙述之前，刘秀集团内部就已经有了称帝建号的声音了。当时马武首先提出了这一想法，虽然刘秀当时就拒绝了，但马武却表示“诸将尽然”，可见此事是集团内部成员普遍的认识。 刘秀的拒绝只是表面的态度，他内心深处肯定是赞同的，否则之前就不会和刘玄兵戎相见了，只不过称帝一事尚未准备完成。 事实上，称帝并非仅靠势力强大就够了，舆论上的准备也非常重要，若不能证明自己天命所归，那么称帝就是名不正言不顺。 刘秀现在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他身为更始政权的官员，若想叛离，就必须给出合理的解释。 关于这一点，刘秀经过深思熟虑，终于找到了最完美的方法。 新朝末年，各路义军风起云涌，而造成这一现象的一大重要原因就是人心思汉思潮的蔓延。可以说刘玄就是借着人心思汉这股东风，成为新末乱世期间第一个刘姓皇帝。 而诸将劝刘秀称帝时提到：“更始因其资以据帝位”，说的就是这件事，他称帝靠的是宗室身份。 若想名正言顺地脱离更始政权，就必须否定刘玄的合法身份，而达到这一目的最好的手段就是否定之前大行其道的汉室复兴理论，而刘玄的接连失败对这种模式的汉室复兴发起了挑战。 当时这种观念已经开始浮现了，一次班彪在与隗嚣的议论时提出人心思汉，刘氏复兴等观念，但后者却不以为然，反而说：“汉家复兴，疏矣！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掎之，时民复知汉乎！”可见隗嚣也不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当下形势与秦末类似，很可能又一个“汉高祖”将建立新的基业。 而这种观念在刘秀集团内部是也比较有基础的，要知道刘秀手下的骨干们大多比较年轻，他们虽出生于西汉末年，但却成长于新朝时期。 也就是说，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形成于新朝，反而对幼时汉朝的记忆比较模糊，恐怕唯一留下的也只是当时流行的人心弃汉的思想，从而对汉朝没有很深的感情。 这样一来，他们对光复汉朝恐怕就没那么关注了，后来耿纯劝进时说：“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望其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可见刘秀集团成员跟随他东征西讨的核心目的是“从龙”，至于是否复兴汉朝并不重要。 这就给刘秀创造了有利条件，因为他可以放弃复兴汉朝的口号而另立新朝，虽然他的政权也叫汉，但和已经灭亡的西汉没有关系，属于另一种模式的汉室复兴，也可以称为再造大汉。 刘秀这一想法其实由来已久了，当初与王郎作战时，刘秀就对其使者杜威说道：“设使成帝复生，天下不可得”，可见他早就为抛弃血脉继承论在进行准备了。 而这种观念在刘秀集团内部也非常普遍，当初刘縯起兵时提出要“复高祖之业”，而邓禹为刘秀谋划时则提出要“立高祖之业”，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含义是明显不同的。 另一方面，刘秀再造大汉的理念在旁观者看来也是对其加以认可的，比如隗嚣的使者马援就说刘秀“同符高祖”。 就这样，在政治上，刘秀通过再造大汉理论否定了以刘玄为代表的汉室复兴理论，成功找到了脱离更始政权自立的依据。 后来他在登基祝文中说：“王莽篡位，秀发愤兴兵，破王寻、王邑于昆阳，诛王郎、铜马于河北，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只强调自己因一系列战功万民归心，而丝毫不提自己舂陵刘氏宗室的身份，就是要用“因功受命”取代刘玄的“因亲受命”。 刘秀登基后，刘秀仍在贯彻这一思路，他并不像刘玄一样急于得到长安以证明自己名正言顺，而是并不急于进攻关中，先平定关东，并建都于洛阳，这同样证明建武政权与西汉的割裂。 之前我们曾说过，从西汉中期开始，皇帝继位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拜谒高庙，而刘秀选择在洛阳重修高庙，凭此与占据关中的赤眉军建世政权针锋相对，证明皇统已经东移至洛阳。 刘秀称帝是东汉建立的开始，而在这一过程中打造出的再造大汉理论足以证明他这一生的工业名为中兴，实乃开创。 我的新书《东吴100年》出版了，各位读者若有需要可以从以下链接购买。 PS：推荐一个优秀的历史类公众号，很多原创内容值得一读，喜欢的朋友可以加关注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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