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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方“弘雅书房”→点击右上角“...”→设为★ 设置星标后，再也不会错过每一期的精彩文章啦！  中国传统绘画素来强调书画同源，尤其在元代之后，此种观念愈发深入人心。因此，对于中国传统绘画的欣赏，不应仅停留在视觉层面的审视，更应深入挖掘其深层次的文化内涵，进行更为细致的“解读”。而“读画——名画中的中国绘画史”展览，便是通过精选中国古代绘画中的经典之作，引导观众深入理解中国古代绘画的演进历程、各时期艺术风尚以及艺术家个人的独特艺术风格。 此次“读画”展览的核心在于“解读”二字。这一解读过程，既是对古代绘画作品的艺术内涵进行深层次的剖析，也是对观众内心世界的触动与启迪。在展览中，一幅幅名画犹如历史的见证者，它们以视觉的形式展现古人的情感世界，讲述历史的波澜壮阔，同时也折射出艺术家们对美的执着追求与不懈探索。 “读画”展览还注重引导观众进行深度思考。通过深入剖析名画中的寓意与象征，观众能够进一步思考人类文明的演进轨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以及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等深刻哲学问题。这种思考过程不仅有助于观众更全面地理解中国古代绘画，更能够激发其想象力和创造力，为观众带来更加丰富的艺术体验。 “读画”展览通过解读名画中的中国绘画史，使观众在欣赏美的同时，深刻感受到历史文化的厚重与深远。此次展览不仅有助于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更能够提升观众的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让更多的人领略到中国传统绘画的独特魅力与深邃内涵。   中国的山水画深深植根于古人对高山密林的向往与敬畏之情，这种情感源自于原始先民丰富的生活体验，进而孕育出独具魅力的中国山水文化。在山水绘画的发展历程中，山水曾长期作为人物绘画的陪衬背景，那些矮小的山林不仅标示着故事发生的具体场景，更赋予人物以神秘而超脱的神仙气质，这一特色在唐代墓室的山水壁画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随着时代的演进，第一幅独立的山水画作诞生于一次春游的灵感之中，这标志着人们开始转变对山水的固有观念，从将其视为仙人的居所，逐渐转变为体验自然之美的圣地。这一变革促使山水从人物绘画中独立出来，并赋予了其独特而深厚的文化内涵。然而，自山水绘画诞生之日起，其内涵与表现形式的演变便从未停歇，持续展现出无尽的创造力与生命力。 佛国世界  自东汉时期佛教传入我国，佛教绘画亦随之引进，为我国古老的土地增添了诸多新颖的色彩元素。北魏时期的杰作“鹿王本生故事图”充分展现了当时佛教绘画的独特风貌。在画面之中，青山绿水交相辉映，程式化的山峦设计精巧别致，初始时呈现出几近直角的陡峭之姿，随后渐变为平缓的山形，仅通过数笔勾勒，便塑造出栩栩如生的山峰形象。各色的山峦层叠起伏，共同构建出一幅壮丽的群山画面，同时，通过色彩的巧妙运用，营造出层次丰富的空间感。由此，“青山”的序幕在佛教绘画中徐徐展开。 神话世界  顾恺之所创作的《女史箴图》中，对于山峰的描绘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山水艺术的独特见解与认知。画作中，左侧展现了山的阴面，而右侧则展现了山的阳面，通过金乌与玉蟾的形象，巧妙地隐喻了日与月。主峰高耸入云，其上林木繁茂，生机勃勃，时而可见凤鸟轻盈飞舞、野兽隐约出没，营造出一种自然生态的和谐景象。在山腰四周，群山连绵，环抱主峰，展现了大自然的壮阔与辽远。一泓清泉在山间蜿蜒流淌，为画面增添了几分灵动与生机。而在山底，一位人物形象巍然屹立，其身高与山峰相媲美，身着宽衣博带，手持弓箭，指向山间。 贵族游春  中原山脉之形态，外来青翠之色泽，终在游春之记述中，以青绿山水之绘画形式得以展现。此画作暂定为隋代展子虔之杰作，细致描绘江南二月时节，桃杏竞艳之春景，人们踏春游玩之盛况。全图聚焦于自然景色之瑰丽，放眼望去：青山巍峨耸立，江水浩渺无垠，繁花似锦簇拥，湖光山色交相辉映，波光粼粼间，人物、佛寺点缀其间，呈现出一幅生机勃勃的春日画卷。 笔法细腻而流畅，设色与用笔间流露出浓郁的古韵。山峦树石皆以空勾之法呈现，无皴擦之迹，然线条之中已蕴含轻重、顿挫之变化。以浓烈的色彩渲染，将秀美河山之盎然生机烘托得淋漓尽致。 展子虔之《游春图》在构图上实现了山体与人物比例的趋于正常，虽人物多为点缀之用，但画作之主体仍为山水，故可称之为“山水绘画”。此外，此图亦对汉代及以前之“五色”审美观进行了革新，以青色描绘山体，既贴合现实中春山之形象，又易于引发观者内心勃然生机之感。 儒道融合  随着青绿山水风格的持续兴盛，山水绘画逐渐融入了多元化的文化元素，其中，唐代官方极力推崇的“儒道”思想尤为显著。在唐代的山水画作中，主峰与次峰之间的界限分明，这一构图特色不仅凸显了画面的层次感和空间感，更蕴含着深层的政治寓意。主峰常被赋予君王的象征意义，而次峰则代表着臣子，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一幅政治寓意的画卷。 为了迎合山水画的政治宣传需求，青绿山水的技法亦在不断完善与发展，形成了大青绿、小青绿、金碧等多种风格流派。这些技法上的创新与突破，不仅丰富了山水画的艺术表现形式，也为政治宣传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内涵。 自然之韵  五代时期，唐朝的辉煌已然逝去。此时，水墨山水逐渐崭露头角，与青绿山水有所不同的是，水墨山水不再仅仅着眼于山形的勾勒，而是更加注重毛笔、墨水与纸张、绢布之间的交融与互动，此等技法被学术界称为“皴法”。 皴法，乃是通过笔法运用毛笔来展现山石脉络之精妙。自唐代起，皴法便已开始萌芽，如李思训的勾斫皴，至五代时期，荆浩的鬼脸皴、横解索皴，以及董源的长披麻皴、浑点皴等，均为皴法的杰出代表。这些不同的皴法往往源于各地山体的独特特征，因此，自五代时期起，山水绘画开始逐步迈向“自然之道”的境地。 皇家富贵  北宋年间，山水绘画盛行，此盛况既得益于唐代青绿山水的深厚积淀，亦得益于五代时期皴法的蓬勃发展。在这一时期，李成与范宽二人，被誉为北方初期山水画家的杰出代表，他们师承荆浩，擅长以画笔展现北方山水之雄浑壮丽。同时，亦有郭忠肃以界画见长，惠崇、赵令穰善于描绘湖山小景，以及王希孟承袭唐代青绿山水之精髓。 《千里江山图》堪称王希孟之巅峰之作，此画以长卷形式呈现，细腻描绘连绵群山与浩渺江河，其间点缀以亭台楼阁、茅居村舍，水磨长桥，以及捕鱼、驶船、行旅、飞鸟等生动场景。画面构图巧妙，于疏密之间寻求变化，气势磅礴，连绵不断。画中山石以披麻与斧劈皴相结合，展现其纹理脉络与明暗变幻；色彩运用匀净清丽，青绿之中点缀赭色，既富有变化又具装饰之美。此画意境深远，充分展现了自然山水的瑰丽与壮美，令人叹为观止。 人文之韵  在南宋时期，随着政治局势的变迁，山水绘画逐渐展现出个人化的特征。这种个人化倾向使得山水画与山水诗相类似，成为艺术家抒发内心情感的一种媒介。然而，南宋时期的多数画家仍受到其画匠身份的束缚，所表达的对山水的情感倾向也日趋程式化。 这种个人化的山水画风直接催生了山水画的新形式——小品山水。小品山水擅长描绘局部的山水景致，其创作重心并不再完全聚焦于山水本身，而是通过描绘人物游山的场景来体现对山水的情感寄托。马远与夏圭便是这一时期涌现出的杰出代表画家，他们巧妙地运用留白的手法，将这份情感表达得更加诗意盎然，因此深受人们的喜爱并得以广泛流传。  在元代时期，赵孟頫提出了书画同源的理念，他不仅在技巧层面上将书法与绘画进行了深度融合，更进一步地突显了绘画的个人风格与情感表达。在元代山水画情绪化表现的巅峰之作中，元四家之一的倪瓒的作品堪称典范。 倪瓒的山水画作以极简主义为显著特色，其作品中不见点景人物，而是根据他游历太湖时所见山水的亲身经历，对山水布局进行了创新性的调整。其中，“一河两岸”的构图方式便是他这一创新理念的具体体现。关于倪瓒，《却道天凉好个秋——倪瓒的一三三九》中，笔者也有详细描述。 王蒙的绘画风格与倪瓒形成鲜明对比，其在山水画创作方面深受赵孟頫的艺术启迪，并广泛汲取董源、巨然等诸家之精髓，从而熔铸成别具一格的个人艺术风貌。其作品以繁复细腻著称，画面中群山连绵，层峦叠嶂，长松挺立，茂树丛生，展现出一幅气势恢弘且变幻莫测的自然画卷。在绘画技法上，王蒙擅长运用解索皴和牛毛皴等技法，干湿相济，使得画面既显得厚重浑穆，又不失秀润清新的艺术韵味。 《秋山读书图》作为王蒙归隐时期的代表作，充分反映了其隐逸之情。自南宋以来，山水绘画中便常将书斋与草堂融入画面，以彰显画家的隐逸之志。而王蒙的草堂则成为其隐居生活的生动写照，透过画面可窥见其淡泊宁静的生活态度。 至于元末时期的山水绘画，其艺术体系已然趋于成熟，明清时期的山水画创作基本沿袭了前代的艺术传统。鉴于篇幅所限，对于该时期的艺术成就与特点，本文便不再赘述。 花鸟画在唐代之前，长期作为人物画的陪衬背景存在，直至唐代，方始独立成科，确立了其艺术地位。两宋时期，花鸟画技艺得到了更为深入的拓展，五代与两宋时期，花鸟画领域涌现出黄筌、徐熙等杰出画家，形成了徐黄二派的艺术风格，随后赵昌、赵佶、崔白、吴元瑜、易元吉等花鸟画名家相继崭露头角，他们的艺术成就为后世花鸟画家树立了典范。 进入元代，花鸟画领域出现了新的艺术潮流，墨花、墨禽、墨竹、墨梅等画作风格盛行一时，钱选与王渊等画家堪称元代花鸟画的杰出代表。 至明代，水墨花鸟画迎来大发展时期，文人墨客多以花鸟为题材进行创作。明代后期，陈淳、徐渭等人开创了大写意画派，为花鸟画注入了新的艺术活力。 清代初期，花鸟画领域又涌现出写意画派，以八大与石涛等画家为代表，他们的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恽南田的没骨画派也开始崭露头角，为花鸟画领域带来了新的艺术表现形式。 至清代末期，扬州八怪、海上画派等艺术流派为中国花鸟画艺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推动了花鸟画艺术的繁荣与进步。 唐代·花鸟画科诞生之因 魏晋南北朝之前，先民们已着手描绘大自然的动植物，花鸟装饰纹饰常见于骨器、彩陶、铜器、玉器及漆器之上。据唐代张彦远所著《历代名画记》所述，唐代以前的画家已具备描绘动植物形态与色彩的娴熟技艺。时至唐代，花鸟画作为人物画背景逐渐发展，因经济文化之繁荣，人们的审美水平得以进一步提升。加之统治阶层对书画艺术的喜爱与唐代宗教壁画艺术的繁荣，单纯的人物画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故人物画背景逐渐从主体中分离而出。 唐代史料记载，花鸟画家数量近百，足见当时花鸟画之兴盛。其中，边鸾作为唐代花鸟画大家，擅长描绘蜂、蝶、花鸟等题材，被誉为“花鸟冠于代”，尊为花鸟画之祖。后世继承边鸾画风的画家亦被称为“边鸾派”。 刁光胤作为“边鸾派”的杰出代表，以其精湛的技艺在花鸟画领域独树一帜。他擅长描绘湖石、花竹、猫兔、鸟雀等自然景致，常与名士交流心得，并乐于传授花鸟绘画之技，深受同行和后进之士的尊敬与推崇。五代时期的黄荃及其子居宝、居寀，均深受刁光胤技法的影响，他们在继承与发扬其技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终成一代花鸟画名家。天复年间（902），刁光胤为躲避战乱，毅然决定移居四川，并在那里度过了长达三十年的岁月。这三十年间，他笔耕不辍，勤勉耕耘。 五代·徐黄异体 五代十国时期，因北方及中原地区割据纷争不断，社会长期处于动荡状态，致使绘画艺术的发展受到了显著影响。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绘画中心逐渐迁移至南唐、西蜀及吴越等十国地区。五代时期的花鸟画作品深受唐代传统之影响，展现出严谨且瑰丽的艺术特色。当时的花鸟画家多服务于统治者，成为宫廷御用画家，其中西蜀的黄荃父子与南唐的徐熙祖孙便是杰出代表。 尽管此时期的画家们承袭了唐代的艺术传统，但他们在技法与意境方面均有所创新。他们强调取法自然，热衷于对自然的深入观察，从而赋予作品更为生动真实的表现力。黄荃所创作的《写生珍禽图》便是这一时期画家们追求自然真实的典型例证。 徐熙与黄荃，这两位被誉为“江南布衣”的画家，在绘画风格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黄荃的绘画作品之所以被赞誉为“黄家富贵”，源于他长期生活于宫苑之中，所观所感多为宫廷内的奇花异草、怪石珍禽、异兽奇景等。这种特定的地域与环境背景，深刻影响了他的绘画技法与审美取向。 在绘画技法上，黄荃与徐熙在用墨与设色方面各展所长。黄荃善于以淡墨勾勒轮廓，再运用五彩着色，使得画面色彩丰富而和谐，呈现出一种生机勃勃的富贵气象。相比之下，徐熙则更倾向于采用水墨淡彩的绘画手法，其画作以“落墨为格，杂彩副之，迹与色不相隐映”为特点，给人以清新淡雅之感。 北宋·格物致知 在两宋时期，花鸟画在继承唐、五代十国传统的基础上，呈现出全新的发展态势，取得了显著进步。在北宋前期，黄家风格因其“富贵气象”备受统治者青睐，长时间主导了画坛风尚。直至北宋中期，随着赵昌、崔白、吴元喻等杰出画家的涌现，花鸟画在画风、题材及技法等方面实现了新的突破与变革。 赵昌，自号“写生赵昌”，据史籍记载，他常于清晨朝露未干之际，在花圃中细心观察花卉的神态，同时调色描绘。由于他对生活细节的敏锐洞察和精准刻画，使得其笔下的花卉形象朝气勃发，生动传神。 南宋·法常无常 自北宋覆灭，南宋政权偏安一隅，形成南北对峙之势。彼时，各地画家纷纷汇聚京城临安，使其成为南宋绘画艺术之核心所在。除了隶属于画院的专职画家外，社会上的画家亦各展所长，技艺精湛，风格各异。其中，牧溪的花鸟画作尤为独树一帜。 牧溪，南宋之画僧，本名法常，号牧溪，擅长描绘龙、虎、猿、鹤、芦燕等自然生灵。其画风深受石恪、梁恺之影响，以随笔点墨而成，意境深远而简洁明快，既不失装饰之美，又自成一派，颇具妙趣。牧溪之画作对明清时期的花鸟画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元代·逸笔草草 在13世纪初，蒙古族于漠北地区成功建立了政权。随后，在1227年和1223年，他们相继征服了西夏和金朝，展现出了强大的军事力量。1269年，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承袭皇位，成为大汗，并定都大都。在1271年，他更是将国号更改为元，标志着元朝的正式建立。此后，元朝于1276年南下成功征服宋朝，实现了南北方的统一。 鉴于元代统治者对汉代文人的态度并不友好，导致士大夫文人转而将情感寄托于诗歌和书画之中。他们追求的是成为幽人逸士的艺术境界，并通过描绘花草、禽兽的形象以及借助优美的自然景象来揭示“自我”。因此，元代文人花鸟画逐渐取代了院体花鸟画，成为当时的主流。在这一过程中，“四君子”题材在元代被赋予了更为深刻的意义，成为文人墨客表达情感、追求艺术境界的重要载体。 明代·文人写意 明代洪武元年正月，朱元璋在南京登基称帝，国号定为大明。明代时期，水墨写意花鸟画、水墨兰竹画、墨梅画以及各类杂画均承袭了宋元传统，并在此基础上获得了显著发展。明代初期，宫廷院体画派成为画坛的主流风尚。自宣德、成化、弘治这八十年间，画院绘画不仅继承了宋代院体派的精湛技艺，既体现了北宋时期工致秾艳的风格特色与南宋时期笔墨简逸的艺术倾向，同时也融合了文人墨戏的审美情趣；又吸纳了元代水墨粗简的表现手法，实现了多种风格的融会贯通与创新表达。 然而，随着明代中叶的到来，明王朝逐渐走向衰败。在这一时期，浙派花鸟画开始崭露头角，花鸟画逐渐倾向于水墨写意与着色相结合的没骨法。到了明代晚期，青藤白阳等画家的出现，为写意花鸟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其中，陈淳作为文徵明的弟子，中年之后变法创新，其笔法奔放自如，风格疏朗明快。而徐渭则与之有所不同，由于没有早期书画训练的束缚，他的绘画更多地展现了他个人辛酸苦楚的人生经历与情感体验。小编在之前的文章《闲抛闲掷野藤中——徐渭书画作品艺术展》中有详细描述。 清代 清代花鸟画，作为“文人画”的代表，风靡一时，画家们均致力于追求元明水墨画所展现的苍劲有力与笔情墨趣的艺术境界。在清代的不同时期，花鸟画均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特色和卓越的成就，其风格各异，各领风骚。 清初，花鸟画坛涌现出王武、恽格、蒋南沙、邹一桂、沈铨等杰出的画家，他们的作品既注重工笔细腻，又充满意趣，呈现出清新雅致的韵味。其中，清初的遗民画家尤为引人注目。 清初四僧，即髡残、弘仁、朱耷、石涛，作为明代宗室的成员，因国家沦亡而心怀愤恨，却将这份情感深深隐藏于内心，转而通过笔墨寄托情感。在笔者先前的文章《浮生似客——石涛个人绘画展》与《非哭非笑的悲剧——八大山人的世界》中，对他们的艺术世界进行了深入的描绘。鉴于篇幅所限，此处便不再赘述。 中国古代人物画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自远古时期先民对自身身体有了明确的认知后，他们开始在彩陶之上精心刻画人物形象，以此为起始，开启了人物画创作的先河。随着历史的演进，至战国时期，人们已经能够娴熟地运用绘画技艺，精细地展现人物及其服饰的特色。然而，战国至汉代时期，众多绘画作品多出自无名画工之手，其创作者的身份及背景难以追溯。 然而，至魏晋南北朝之际，士大夫画家群体逐渐崭露头角，诸如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等杰出画家相继涌现，他们的作品标志着绘画艺术开始有了明确可考的艺术家个体。同时，艺术绘画理论的兴起与发展，使得人物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构建起了一个相对完备的艺术体系。 进入隋唐盛世，人物画的繁荣不仅推动了山水画与花鸟画从人物画中逐渐分离，形成各自独立的艺术领域，而且唐代壁画的盛行亦进一步促进了中原人物画与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然而，自五代以降，随着花鸟画与山水画逐渐占据艺术领域的主导地位，人物画的影响力开始逐渐减弱，其发展势头亦有所放缓。 直至宋元时期，肖像画的广泛普及为人物画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使其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先秦时期，人物绘画作品多现于墓室之内，作为墓葬文化的一部分。这幅《帛画人物御龙图》便是作为引导墓主人灵魂升天的仪式性画作而存在。画面中，人物的发髻、冠冕与服饰等细节清晰可见，充分展现了先秦时期画家们已具备精湛的人物描绘能力。 通过对比《人物御龙》与《人物龙凤图》这两幅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在先秦时期的人物绘画中，已经出现了程式化的描述方式，特别是在服饰和人物形态的表现上。 汉代时期的画像石与画像砖上所呈现的人物画，同样遵循着一种特定的艺术风格。其技法常采用铁线描的方式，精细地勾勒出人物轮廓，进而运用黑色色块来突出表现人物的发髻与裙摆，使画面呈现出一种古朴而庄重的美感。相较于先秦时期的帛画，汉代的帛画在色彩运用上更为丰富多样，常见红白两色相互点缀，使得画面色彩更为明快活泼。同时，在表现重要人物时，汉代帛画更注重服饰纹饰的精细刻画，使得人物形象更为丰满立体。 直至魏晋时期，画家们对于人物形体塑造的能力已臻至巅峰，与此同时，士族的崛起亦使得众多文人士大夫投身书画艺术之中。在这一时代，诸如曹崇、卫协、戴逵、顾恺之等魏晋名家，以及陆探微、张僧繇、萧绎等南朝画家，还有北朝的蒋少游、杨子华、曹仲达等杰出艺术家，共同构筑了书画艺术的璀璨星空。 顾恺之作为这一时代的杰出代表，不仅以其卓越的绘画技艺著称，更以其深刻的人物绘画理论与标准影响后世。他提出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这一论断，揭示了人物绘画的核心要义。其中，“阿堵”为无锡方言，意为眼睛。顾恺之认为，要画出人物的传神之处，关键在于眼睛的刻画。这一观点深刻揭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绘画相较于前朝的最大进步——即不再仅仅满足于形态的准确描绘，而是更加注重人物神韵的再现与传达。
人物画发展至隋，卷轴画已经十分盛行，当时的统治者已经认识到绘画有着“成教化，助人伦”的作用。故而人物画作为经典故事的描述。唐初，人物画通常分为两种风格，一种以画家阎立本为代表，继承南北朝传统，表现现实生活或历史事件，以卷轴画为主。另一类则是以尉迟乙僧为代表，继承西域传统，重彩晕染，作品有凹凸效果，题材多为佛教人物，形式多以壁画为主。 盛唐中后期，人物画领域涌现出一种新颖的风格，即“绮罗人物”。此种风格的造型特征表现为曲眉丰颊，体态略显丰盈，不仅生动刻画了当时贵族妇女的形象，亦深刻反映了上层社会达官贵人对于审美的独特追求。 张萱便是这一风格的杰出代表。开元年间，他担任宫廷画职，以精湛的人物画技艺闻名于世。其画作多聚焦于游春、赏雪、藏迷、鼓琴、按乐、横笛、梳妆等场景，细腻描绘了贵族妇女优雅闲适的生活状态。 在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与花鸟画相较于前朝均实现了显著的创新与突破，而人物画则更为生动地展现了生活气息。在人物画中，背景通常精细描绘为屋内的家具陈设，人物之间的神情交流与呼应关系亦被巧妙地处理得自然而有条理。 以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为例，该作品巧妙地采用连环画的形式，生动而细致地展现了夜宴中的各项活动，依次为听乐、观舞、歇息、清吹、送别。在描绘过程中，作者根据不同的身份、年龄与性格特征，对人物形象进行了差异化的精细刻画，使得画面更加丰富多彩。 在两宋时期，人物画的发展取得了显著进步，其题材日益丰富多样。除了肖像画之外，还涌现出描绘山樵渔户、田家村牧、行旅访友、货郎婴戏、民俗风情以及历史典故等多种场景的作品。与此同时，人物画的绘画技法也取得了长足发展。其中，李公麟借鉴前代“白画”技法，将其发展为更具表现力的白描手法，使得画作更加生动传神。南宋画家梁楷则开创了水墨简笔画的新风格，其画作酣畅淋漓，独具一格，为人物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值得一提的是，两宋时期的人物画不仅在形象塑造上取得了卓越成就，更在刻画人物内心世界方面展现出精湛技艺。画家们通过对人物情感的细腻描绘，使得画作更加深入人心。 名画中所蕴含的中国绘画史，是一个极为宏大的主题，这一主题的深度与广度，绝非一次展览所能全面呈现。因此，在本次展览中，笔者精选了若干幅具有代表性的名画，旨在引导观众领略不同画科在漫长历史中的演变脉络。然而，所呈现的内容大多局限于清初或宋代时期，这是因为这两个时期的绘画体系已臻于成熟，而后续的发展则更多是在既有体系基础上的丰富与拓展，其复杂性与多样性难以通过一次简单的展览全面涵盖。 尽管如此，“读画”展览仍是一次有益的尝试。通过精选的名画，我们期望向观众展示不同时代、不同画科所独有的艺术魅力。同时，我们也希望借助此次展览，让更多人领略到中国传统绘画的博大精深与独特魅力，从而进一步推动对中国绘画艺术的深入理解与欣赏。 ↑ 点击上方图片即可直达小程序 ↑ [ 文/编 《弘雅书房》 编辑部：马三 ] 官方网站：www.artlib.cn 合作请加微信：linjiaqi1063 欢迎评论区留言 每一个好看 我都认真当成了喜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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