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 摘要：新制度经济学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学分支，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假设与结论之间的关系，很容易发现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以及与其他制度经济学流派之间的替代与互补关系，从中发现新制度经济学的演变及其融合的发展趋势，对新古典经济学除了修正还有些革命意蕴，亟待加以系统研究。研究表明，作为一门理性选择科学，各大制度经济学流派不过是对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反应情况下的连续体，处于光谱两端的不同位置上，并不是狭义理性选择所能囊括的，更需要考虑广义的理性选择，从而加强了新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与非主流制度经济学之间的对话，降低它们之间的对抗，避免出现制度理论停滞和重复建设，更好地推动当代制度经济学的创新。因此，基于中国现实经验构建理论诠释实践，对于推动中国特色制度经济学研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促使制度经济学理论研究服务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作者：汤吉军，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4年第4期。 目次 一、引言：经济学定义的变化 二、广义的新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对制度的直接应用 三、狭义的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真正拓展 四、新制度经济学的位置：介于新古典经济学与旧制度经济学之间 五、当代制度经济学的融合发展 六、研究结论及其当代启示 一、引言：经济学定义的变化 新制度经济学过去几十年蓬勃发展，但却表明与新古典经济学并不相同，究竟体现一种什么关系显得十分重要。事实上，经济学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20世纪大家习惯称经济学为“沉闷的科学”。……幸运的是，21世纪变得更加乐观、实干。经济学也不再沉闷，发生了改头换面的变化，并迅速进入新的领域，需要用“帝国主义科学”来描述这个新发现的黄金时代。就像一支侵略军，亚当·斯密建立的学科横扫整个社会科学——法律、金融、政治学、历史、社会学、环境学，甚至是宗教学。所以，称呼21世纪的经济学为帝国主义科学丝毫不为过。因此，在21世纪初，我们面临着“经济学”这一术语共用性问题。霍奇逊指出，“经济学这一模糊词语将总是拥有两个不可调和的含义：要么是指（a）真实“经济”的方面，要么是指（b）“节约性”行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economies）呢，还是研究节约（economizing）？研究的一些困难正是在于这一先天性的语言模糊性”。如今，主流或新古典经济学被狭隘地定义为“理性选择的科学”，完全建立在均衡、最大化和稳定偏好原则上，试图为所有社会人的行为提供了一种单一、普遍的理性选择方法。其中，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成为理性概念的核心。随着这个概念范围的扩展，主流经济学对于一般性理论的主张更加自信，将其扩展到整个社会科学。这一想法可以追溯到罗宾斯对经济学的定义——“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明确抛弃了“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经济现象的学问”的思想，并不局限于研究特定领域问题，例如货币、价格、市场和财富等。自此以后，在经济学家中流行的做法就是把这个学科当作有一系列相关核心假设的一类方法或分析，将约束的最优化方法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本质。按照这种观点，经济学设计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缺乏历史性的假设，这些假设适用于稀缺情况下的所有组织形式——包括过去的和现在的，“经济”与“社会”之间的界限不复存在了，从此以后，经济学与社会学分别研究整个人类活动的不同方面，而新古典经济方法则成为最佳一般化的路径，最终使经济学由经济的科学（science of economy）转变成了理性选择的科学（science of rational choice），即根据给定目标来研究个人的理性选择方法——约束的最大化方法，使它处于作为社会科学王后的经济学的理论核心。 虽然罗宾斯的经济学定义并未立即获得成功，但是萨缪尔森遵循帕累托所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理性行为，具有逻辑性的行为，而社会学研究的是非理性行为，具有非逻辑性的行为，从而将经济学与社会学区别开来。贝克尔则根植于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从而将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化，并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领域，实现了由新古典的原教旨主义走向方法论上的新古典经济学。这样，理性选择理论成为理论的理性选择，诸如公共选择或社会选择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宗教、意识形态、道德、教育和其他文化、家庭和社会互动等。 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在方法论上对理性选择模型的偏好不仅仅是一种思考习惯。这种偏好背后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即理性选择模型提供了一个具有庞大应用范围的连贯分析框架。这个理由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任何可以想到的人类互动都能被当作不完全信息的扩展式博弈而经受均衡分析。理性—最优化—均衡已经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志，或者说约束的最大化、市场出清和理性预期已经刻画了真实世界的基本方面，而“理性选择”理论被称为是新古典经济学皇冠上的明珠。虽然存在各种各样的思想版本，但核心思想是，我们可以用一个给定的偏好函数来建立个体行为的模型，在其中人们追求“效用”最大化。这个函数通过每一个特定的投入组合确定效用的量，每一个投入都作为一个自变量进入这个函数。这些投入可以是标准的消费品或服务，但是在原则上也可以包括其他项目，例如消费者的“人力资本”，或者他人的效用，或者是可用的“社会资本”。它假定个体可以根据可得到的选择来进行“理性选择”，以达到效用最大化。全部方法就是，仅仅在这样的偏好函数（有限资源和其他的约束条件）的基础上解释消费者行为。这些学者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假设，应该在一个非常广泛的研究领域中得到应用，这些领域包括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甚至生物学。新古典经济学家对其他社会科学和生物学的征服，依赖于一些概念的假设的普遍性，诸如稀缺、竞争和理性的利益主义等概念的普遍性。这样，普遍的理性概念如此具有弹性，以至于任何环境都可以与之相适合。不论是利己主义还是利他主义、精明的行为还是鲁莽的行为、睿智还是愚笨、人类还是非人类，这个理论都可以与之相适合。虽然对于经济学的定义依然处于争论之中，一方面是学术界对选择的科学的支持，提倡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更为世俗的实践者，它们将经济学定义为研究真实的社会制度如何满足人类需要的学科，着眼于财富的生产、消费、交换和分配。但是，理性选择方法却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主流范式，同样也是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将新古典经济学工具和方法应用到制度上，形成更广义的新制度经济学；另一方面，拓展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运用交易成本真正分析制度的理性选择，甚至将当代制度经济学纳入更广义的理性选择中。 二、广义的新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对制度的直接应用 在标准新古典一般均衡经济学中，只是研究单个人面对的相对价格如何与均衡价格相一致，但并没有回答这个均衡价格是如何被发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假设有一个瓦尔拉斯拍卖人，它确定价格，人们之间形成相关协议，从而通过修正价格消除非均衡。瓦尔拉斯均衡是通过这种“试错过程”实现市场均衡的。同样，在埃奇沃斯盒状图中，缔约双方通过无成本地重新签约实现资源配置，所有的潜在的“解”或“核配置”都可以在可能已知的解中选择。然而，由于在多个解中选择极其困难，很难达成协议。面对这种情况，经济理论家认为，随着市场上缔约人数的增多，“核配置”集的数量会减少。从极限角度说，当有无数个缔约人，“核配置”的解就有一个。由于只有唯一一个确定的解，那么缔约人就不存在多个解选择的问题。因此，经济理论家假设信息完全，从而可以获得资源配置的唯一性问题。 不论对于埃奇沃斯盒状图还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经济理论家都假设超级理性，决策者忽略了自己的无知，可以说是一种理论上的抽象。但是对于这些理论的问题，并不能简单认为它们没有准确地描述真实世界。在现实类型（real types）例如交换、供给、需求和市场的基础上抽象出理想类型（ideal types）是合理的。实际上，运用瓦尔拉斯拍卖人方法可能吞噬缔约所有的能力和资源，或许永远达不到这个解，从而出现一般均衡理论的悖论。如果信息完全，瓦尔拉斯拍卖人将第一时间做出正确的事情。德昆齐指出，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特征——约束的最大化原理，是由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一是强调理性，将效用最大化作为理性标准；二是强调均衡；三是忽略强不确定性，特别是根本不确定性（fundamental uncertainty）。在这些假设下，新古典模型描述的经济总是处于均衡状态，从而与经济学的科学化和数理化相联系。同样，这种约束的最大化方法直接可以应用到超出经济学传统的研究领域，其中典型的代表理论有公共选择学派、法经济学、社会经济学等。由于依据完全信息和无成本地执行契约，经济组织理论是不可能的，从而将标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一般化。 从广义的角度看新制度经济学，它是标准新古典经济学对制度这一研究对象的直接应用，超越了标准新古典经济学或经典博弈论研究的领域，基本采用的是完全理性的效用最大化模型，从而对制度进行理性选择分析，这也是新古典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一种自然结果。经济学帝国主义与芝加哥学派贝克尔等密切相关，它是指对其他社会科学的入侵。在表面上看，所有的社会科学都面临同样的“经济”问题，即稀缺资源条件下的竞争，从而与罗宾斯的经济学定义相吻合，正如赫舒拉发所说：“经济学领域是与所有社会科学的总体领域共同扩张的——当经济学以'帝国主义’方式，在广泛的社会问题范围内使用它的分析工具时，它将变成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科学。但是，相应地，当这些其他学科变得越来越严谨时，它们就不仅仅是与经济学类似，而是最终成为经济学。”1950年代末期，有两部经典的著作出版了：一部是贝克尔的《歧视经济学》；另一部是唐斯的《民主制度的经济理论》。他们只是将新古典经济学最大化方法应用于非经济问题，但他们依旧是新古典经济学家，而不是新制度经济学家。不久，追随者蜂拥而至，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期间，很多新的问题都采用新古典经济学观点进行分析。到1980年代，已遭“经济学帝国主义”涉足的领域如下：法律（比如科斯、波斯纳、德姆塞茨）；历史（如福格尔、诺思）；组织理论（如阿尔钦、德姆塞茨、威廉姆森）；社会学（比如贝克尔、奥尔森）；教育学（比如贝克尔、舒尔茨）以及政治学（比如唐斯、布坎南、尼斯坎南、塔洛克）。近些年来，很多人尝试将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行为模型应用于更广泛的现象之中，甚至超出了商业和市场的范围，已经直接被应用于政治、婚姻、宗教、自杀以及其他很多领域，从而使效用最大化行为模型总是可以调整以符合事实。 因此，与标准新古典经济学——约束的最大化分析方法相比，正好可以运用到约束的最大化行为——委托—代理理论、法经济学和公共选择学派等，坚持个人主义（原子论）方法论，同时运用还原论（reductionism）将企业、法律和政治制度及其他社会结构的出现、存在和相关性简化为个人理性选择或理性行动的结果，从而成为标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种直接应用，同时也是新古典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直接表现形式。 三、狭义的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真正拓展 在作为自19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中（以福利经济学和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为代表），制度实际上没有任何地位，重点是放在配置效率上，不同的制度性安排仅仅被视为满足帕累托最优所需的“替代方式”。最优条件不包含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含义，而是仅仅作为一种技术上的要求。它们既适用于资本主义，也适用于社会主义，或者任何其他“主义”。无论一个国家的这种意识形态是什么，只要让生产和资源配置满足最优条件，它就可以使得所有国民的处境变得更好。从这种解释来看，新古典经济学强调制度中性，从而需要从广义的制度研究转向狭义的制度研究，突出制度选择的理性逻辑。与科斯的研究思路相似，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应该是分析市场经济的制度，尤其是研究文明社会的维持性制度，特别是企业和市场。从狭义的角度定义新制度经济学，它不同于标准新古典经济学的直接应用形式，而是对标准新古典经济学本身进行修正或拓展，强调交易成本和有限理性等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行为，从而运用理性选择来研究制度，就像科斯革命那样，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是无摩擦的零交易成本经济学。一旦引入摩擦因素——交易成本，那么理性选择结果就会发生变化。  作为追求普遍性理论的结果，新古典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能力处理文化或历史特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新制度经济学通过摆脱极度抽象和简化的标准新古典理论，通过一些修正，从而将标准新古典分析一般化或拓展以分析制度问题。虽然他们对新古典经济学感到不满意，但是不满意不是针对这些理论本身，而是这些理论被运用的方式，正如科斯指出：“现代制度经济学家独树一帜的地方不在于他们谈论制度，美国制度主义者毕竟也如此，也不在于他们介绍了一个新的经济学原理，即使他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对现有理论进行修正，而在于他们用标准的经济学理论来分析制度的运作，并力图发现制度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 既然标准的新古典方法仍然有效，那么笃信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化来分析制度的经济学家就更加乐观了。对于大多数经济学家而言，有一个令人满意的想法，那就是只改变新古典经济学的某些假设而保持其他不变，就可以直接过渡到一个更加灵活和制度导向的理论上。这个方法看起来能够取得最佳结果。依照这个方法，强调交易成本与标准新古典经济学最大化相结合，修正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方法。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的世界是没有组织的，但它暗含一个完全有效的政府作为契约无成本的执行者。一旦我们认识到信息不完全和不完美可执行的产权的世界，并不意味着新古典方法失效或者必须改变研究范式，这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并不是建立在签约方的信息或经济环境的无成本性质上，而是建立在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方法之上。由于一般均衡理论排除了时间和不确定性，所有交易都是无成本的和瞬间协调，所以不会考虑制度或组织问题。因此，一旦引入交易成本，新古典经济学的真正拓展——过程理性和交易成本大于零，就会看到理性个人努力解决资源配置的结果。其中主要包括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哈特等人的不完全契约经济学，前者强调治理结构，后者强调剩余控制权等，从而给予理性选择解释，更好地理解非市场现象。 1. 交易成本经济学——契约安排或治理结构。与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不同，威廉姆森首次提出新制度经济学这一术语，将双边关系理解为交易作为分析单位。此时交易成本与交易专用性投资（资产专用性）和信息不完全（不确定性）有关。专用性投资和不完全信息导致机会主义，从而需要内部组织（科层制）来替代或互补于私人秩序。而威廉姆森首次提出交易成本经济学时指出，非标准契约不是来自垄断，而是来自交易专用性投资，其中包括区位专用性、物质资产专用性、贡献资产和人力资产专用性等。威廉姆森还描述了根本性转变的情况：由于时间不对称，在缔约之后，双方都锁定在特定双边关系中。而在缔约之前，他们将自由选择与谁交易。不论是哪种投资形式的交易专用性投资都是这种转变的原因。除此之外，双方并不知道未来会如何。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不可能缔结完全契约。因此，契约不可避免是不完整的或者是关系性的。双方之间的锁定，连同信息成本或通常交易成本，很可能导致对另一方的敲竹杠的机会主义。因此，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不被机会主义所损害，存在各种关系契约的治理结构，不只是市场和科层，还有混合形式。 其中，敲竹杠效应会以多种方式提高市场的交易成本，很容易造成市场失灵。比如，它提高当事人在契约谈判所花费的时间和金钱、难度和增加重新谈判的次数，甚至会引起当事人为了保护自己的讨价还价地位，投资于备用设备和发展第二货源，以及由于敲竹杠产生不信任，从而丧失提高生产效率的机会，这些都会降低生产成本效率；也许最糟糕的是，受到敲竹杠的当事人会减少专用性资产投资的积极性，无法达到有效率的生产目的，使生产成本通常高于无敲竹杠问题时的生产成本。由此可见，敲竹杠既可以提高谈判和缔约成本，也可能提高生产成本，从而需要采取非市场治理结构。 2. 不完全契约经济学——剩余控制权配置。与交易成本经济学一脉相承，有限理性与契约不完全会导致资产所有权和控制权的重要性。生产或购买决策的解决方案取决于所有权。资产所有者可能授予另一方使用资产的权力，但是所有权仍然保留在未在契约中明显规定出来的全部控制权，这被称为剩余控制权。当所有权发生转让——当这些剩余控制权被收购时，被收购方就失去了这些权利，即根本改变了该方的法定权利。因此，他们认为，如果契约是完全的，详述每个意外事件下的每个行动，也就无所谓谁拥有这些资产。也就是说，在完全契约的情况下，生产和购买决策的解决方案没有任何意义。但是，由于许多经济原因，契约很可能是不完全的。比如，个人认知能力和处理信息能力有限，致使个体无法预测所有可能的意外事件，结果是他们无法签订完全契约。如果契约规定的条款是复杂和精细的，因无法清楚表达当事人的权利和责任，无法精确地衡量绩效，或者由于当事人不能等同地获得有关契约的信息，也就是存在信息不对称情况采取隐藏行动和隐藏信息，从而难以确定某个意外事件下应采取的行动等。由于不完全契约，才需要考虑资产所有权的重要性。由于资产专用性投资，形成准租金，从而造成敲竹杠行为，致使讨价还价能力受挫。因此，有远见的当事人可以预测讨价还价结果，也就形成了它们的投资决策。因此，不仅有物质资本专用性，还有人力资本专用性。剩余控制权的配置取决于双方投资专用性程度的相对重要性。当双方投资重要性基本相等时，非一体化则是更优的。谁更具有相对重要性，则剩余控制权就应该给谁。实际上，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都应互补，从而构成完整的所有权。一旦剩余（利润）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分离，就会导致效率低下。 因此说，在标准的新古典最大化—均衡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新制度经济学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经济人”行为假设，将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以及各种非财富最大化价值目标纳入行为理论中，从而将新古典经济学作为特例，而将新制度经济学作为一种常态。虽然强调有限理性，很多新制度经济学家都将新制度经济学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拓展，并承认修正是可能的。例如，承认交易成本和产权结构的差异引起了经济行为的不同，就很容易认识到制度作为一种特别的约束条件，需要在标准的新古典框架里给予足够的重视。诺思认为，人类行为在本质上是理性选择行为，签订和执行契约是有成本的，所以意识形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人最大化行为，就像德阿莱西那样，遵循新古典方法——通过将另外的约束条件引入正统模型中，新古典理论能够容纳新的东西，继续考虑最优化问题。比如，新制度的企业观点并不是要取代新古典的企业理论。相反，它是对传统方法的一种补充，它涉及了很多传统方法没有涉及的问题。因此，新古典概念和分析工具与新概念的综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有很大功效，从根本上支持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经验研究，使之更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等特点，从而将信息、不确定性、外部性等无法纳入传统分析框架的理论范畴纳入约束的最大化选择的分析框架中。 四、新制度经济学的位置：介于新古典经济学与旧制度经济学之间 在新古典经济范式自身的一系列研究（拍卖理论、金融理论、信息的经济分析、产业组织理论、博弈论和策略互动理论）中，当前的情境产生的有利影响开始能感觉到了。然而，对于近期多少有所发展的理论，我们有必要提出一些警告，某种程度上，它们只是提出了稍微现实一点的假设，但新古典的方法论却纹丝不动，我们将看到，这有可能是用方法论上有同样的模型去代替一系列方法论上有缺陷的模型。虽然我们并不否认“人是理性”的命题，然而需从“现实的人”“社会的人”出发，强调人采取的不是自动化的形式理性，而是一种实质的过程理性。新制度经济学在行为理论基础上构建了理性选择理论，在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契约理论。供求规律、市场、竞争等代表了经济理性的现实和力量。效用最大化和均衡，理性选择或者经济方法都被作为系统性分析价格对市场行为的影响。作为非主流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奥地利分支——演化理性和创造性，寻求动态条件下的选择行为，着眼于过程或有限理性和根本不确定性（如奥地利学派和旧制度经济学等），有别于新制度经济学。 尽管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重要，但是关注的是有限理性，更容易被旧制度经济学所借鉴。其中，有限理性无法达到最优化，所以只能得到满意化，因此强调秩序或者治理规则，而不是具体的精确数值，并不能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成为一门“精确”的硬科学。尤其是在奈特或凯恩斯的不确定性条件下，理性人只能事先做出制度规划，然后才能进行理性选择。因此，一方面，根据过去的传统习俗等进行预期判断，强调降低有限理性和节约交易成本或者思考成本；另一方面，根据未来的猜测或者想象进行决策，更着眼于主观能动性（agency）和创造性，尤其体现在企业家身上，积极应对不确定性，而不是将不确定性视为噪音或者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的主要依据。因此，奥地利学派在交易成本和有限理性方面走得更远，远离新古典或者新古典的拓展形式，从而与非主流经济学相似，如旧制度经济学、后凯恩斯经济学和新熊彼特（演化）经济学等。 新古典经济学和旧制度经济学都是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前者依据逻辑演绎，完全抽象掉制度，从而抽象成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假设完全信息（交易成本等于零），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决策，总是实现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从而得出制度中性的结论，将约束的最大化行为作为研究经济学的本质。旧制度经济学十分关注现实，从而认为完全理性选择是不存在的，选择行为会受到情感、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从而不再是新古典意义上的最优化选择，但同样也是理性选择，从而构成理性选择社会学或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因此，不要从追求效用最大化这种行为假设出发来研究制度，而应该从“现实的、社会的人”来分析问题，从而更现实地理解人的理性选择或行动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经济学家如贝克尔将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一般化到所有社会现象，形成经济学帝国主义，大举入侵其他学科。另一方面，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经济学本身不满，大大拓展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其中包括交易成本和新产权经济学，甚至还包括新信息经济学等当代新古典经济学。不仅如此，很多社会学家开始反思社会学，从而创建理性选择社会学或者社会经济学；然而，有些社会学家则从旧制度经济学那里汲取营养，创建经济社会学，强调社会或制度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十分接近美国旧制度经济学，从中可以看出新制度经济学（NIE）处于新古典经济学（NE）和旧制度经济学（OIE）一条光谱的中间地带，光谱的一端，一部分学者加入正统新古典经济学，突出经济人的理性精神，不断地将各种成本纳入理性选择之中，包括斯蒂格勒信息经济学和阿莱悖论等；光谱的另一端，突出企业家的创造性和演化理性，有些经济学家则将新制度经济学往旧制度经济学等非主流经济学那里靠近，其中有奥地利学派（AE）和演化经济学（EE）等分支，从而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可以在任何情况下获得普遍和统一的运用。由于理性程度的不同，与其相对应的是根本不确定性程度，尽管是多种多样，都揭示出不同程度地接近新古典经济学，从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如图1所示。  图1 非市场制度与根本不确定性的关系 在图1中，横轴表示根本不确定性程度，同时它与完全理性程度相对。纵轴表示非市场制度。当处于完全理性条件下，依靠新古典经济学就足够了。一旦出现有限理性和交易成本，则需要考虑新制度经济学。当处于演化和创造理性时，则需要考虑非主流经济学。“现在看起来，新古典—瓦尔拉斯形式主义的发展并不是完全刚性和路径依赖的。从它的核心命题正逐渐受到质疑这个要点来看，主流经济学本身已开始缓慢地变化。多年来，主流新古典经济学是利用均衡、最大化以及稳定偏好来消化新的经验问题和毗邻的理论方法而得到洞见的。然而，无论是经验问题还是相关的理论方法，它们的本质都没有得到重视。由芝加哥大学开创的新古典方法（是指理性选择方法）——这个方法与加里·贝克尔有着密切的关系——也许是消化无数新的经济现象，但同时又没有让这些新现象的概念化对基础性的解释性工具有一丁点影响的主要例子。相反……这个事实，即有限理性、路径依赖和根本不确定性现在已经受到许多主流经济学家的重视，而风俗、习惯、规范和规则也大量地出现在经济学论述中，是经济学研究方向转变的证据。……也许，在未来几年，那么思想开放的主流经济学家将允许诸如企业家和市场过程的概念影响他们的理论建构。那样的话，开放的主流经济学与奥地利经济学之间将几乎没有实质性差别。”一般而言，经济主体面临的认知问题使得他们使用简单的规则（直觉判断）去指导他们的行为。行为人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们是非理性的，而是因为世界的复杂性是势不可挡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对于意识到自身对世界的理解能力是有限的行为人来说，使用直觉判断是一种理性反应。当我们试图对直觉判断进行建模时，面临的挑战是在选择的规则中引入惩戒，以避免“一切都可能发生”。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暗含的假设过于苛刻，当代新古典经济学家已经放松了一些假设，吸收一些批评者的意见，考虑到不确定性、风险、动态的时间因素、处理信息和行动的成本，以及运用博弈论处理经济主体彼此间行动的预期反应等。不过，经济人抽象仍然保持着其原来的基本含义，即在约束的条件之下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新制度经济学则强调，个人的选择是直接嵌入在社会化制度结构之中的，不能把社会文化结构和制度视为个人行为的某种外生变量，这离旧制度经济学不算太远。例如，有限理性和路径依赖概念越来越融入主流经济学中，福斯指出，“主流经济学家关注的范围普遍扩张，不仅要将路径依赖等观点纳入其理论，还要拓展正统理论的行为基础，加上演化和奥地利学派的洞见形式化的可能性不断增加，这就意味着这些迄今为止相互独立的研究视角有可能会融合在一起。这是非常好的现象，因为从根本上，这会使经济学理论更接近现实，缩小经济大厦中的上层研究与更加贴近实践的下层研究之间的距离”。 五、当代制度经济学的融合发展 新古典经济学是建立在一个假设基础之上的：“一个理论就可以适用于所有的情况”（万物理论，Theory of Everything），所以，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做出了关于人、初始禀赋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行为的一般性结论，从而对于历史、文化、制度等并不敏感，理性选择作为人类行动的普遍的经济分析和最有前途的一般性理论，从而表明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一般化。当代制度经济学极为复杂，即使新制度经济学也是纷繁复杂的，已经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但往往却没有跳出理性选择方法，绝大多数仍将约束的最大化方法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础，只是超越了新古典零交易成本约束的最大化方法。通过引入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等再次寻求最大化。不过，依赖约束条件不同，理性选择的结果也就不同。如果真的存在完全理性或超级理性，那么社会科学的分类也就停止了，历史终结了。然而，由于根本不确定性的存在，尤其是在演化过程中，才会凸显各具特色的社会科学的价值，如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只有在竞争中相互借鉴，才能发现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等应对根本不确定性的能力和质量。换言之，由于新古典经济学无法将理性选择一般化，我们才会突出研究对象，而不只是突出研究方法，正如科斯所说：“经济学家对（理性）选择逻辑的痴迷，尽管最终可能使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恢复生机，但在我看来，这对经济学本身的发展却带来严重副作用。这种理论和研究对象的分离造成这样一个结果：经济学家所分析的选择实体并没有成为研究对象，从而导致分析缺乏实质性内容。……交易发生在没有任何制度特征的背景中。我们分析的是没有人性的消费者、没有组织的企业，甚至是没有市场的交易。” 如果说有些新古典经济学家曾经把经济人假定为是“完全理性的”，那么这种解释正在被抛弃。“理性的”并没有“正确无误的”含义。同样，经济学方法并不认为市场参与者必须意识到他们最大化的努力，能说出或条理分明地描述他们的行为；也不认为所有市场参与者拥有完全的信息。但是，信息残缺或存在交易成本情况下的行为不应混同于非理性或随意行为，更不能把遵循社会伦理规范的行为视为非最大化行为。因此，我们研究交易成本为正的世界，制度不仅对经济有影响，而且经济还影响制度的变迁，从而更丰富理解当代制度经济学，不再囿于单独某一个方法或者某一个流派或学科，需要它们之间相互学习和沟通，致使这些制度流派都是一个光谱系上的连续体，只是在分析问题时选择了什么视角，就像威廉姆森区分的那样，从而看到各自理论的适用范围，如表1所示。 表1 制度分析和组织分析  面对未知，面对未来，我们需要根据所要解决的问题，结合研究者的禀赋体验，从完全理性到有限理性再到非理性的光谱系上，灵活地选择合适的判断，同时又不完全拘泥于这个判断，关注我们所要关注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从多角度看待理性的方式。新古典经济学比许多批评者所认为的要灵活得多，它可以证明大多数类型的国家干预的合理性，甚至包括相当“非正统”的国家干预。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兰格曾试图用新古典的一般均衡模型来证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合理性，同样使用理性预期假设的宏观经济模型在理念上仍然继承了中央计划模型，这些都可被视为新古典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一个例证。无论一个模型的假设是多么符合现实，它终究还是模型而不是真实世界，因而模型人很可能忽略经济体中的关键方面。因为如果把所有的方面都纳入模型中就太复杂了，以至于无法讨论问题，由于靠近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所以很容易看到其面临的局限性，从而为理论进步指明了方向。从新古典完全理性这种推论经过必要修改很容易拓展到当代主流经济学中，包括卢卡斯—萨金特理性预期理论和法玛有效市场理论等，不论是标准的新古典还是当代修正的新古典理论，它们都受到有限理性或准理性的抵制或替代，从而可以看到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旧制度经济学等存在的合理范围，不再看作主流与非主流之间的对抗，更多的是一种对话和新综合。 尽管理性选择理论受到批判，但是，经济学是一种选择理论——到目前为止，一直还不错，我们还不能最后肯定经济人抽象是否确实揭示出了人类行为的基本奥秘，但我们可以肯定它是迄今为止可供经济学家选择的分析工具中最有效的一种思路，需要从狭义的经济人走向更广义的经济人。因为“我不会完全丢弃理性分析方法。我宁愿有系统地放宽理性的假设前提，以扩展和丰富它的应用范围。因为我一旦放弃了理性概念，我就差不多一无所有了。……如果我以理性行为的学科概念为起点，我也只能对大脑的生物规律感兴趣，然后我才能利用某些约束条件或是放宽某些条件来说出比纯粹理性行为模型所能说出的更多的内容”。换言之，有些变量对新制度经济学很重要，可以融合到新古典框架中，类似于新增约束条件加入效用函数中（新古典的拓展），而有些变量很难融合到新古典框架中，因为它们会损害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包括偏好逆转、满意化、有限理性等（新范式革命）。“毫不夸张地说，从20世纪80年代起，主流经济学家们可以对奈特的不确定性避而不谈。对不确定性这个概念的研究变成了非主流经济学，尤其是后凯恩斯主义以及激进的主观主义的奥派的一个标志。但这些经济学家使用不确定性这个概念的目的是为了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进行批判，而不是从肯定的方面构建理论。诚然，经济学家们相对忽视不确定性，是因为他们认为在不确定条件下所有事情变得'皆有可能’，因此，将不确定性理论化是徒劳的（这是传统的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或认为由于不确定性无处不在，因此传统的理论决策模型（即预期效用模型）是和它不相干的（这是非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相反，一些早期的经济学家——主要包括奈特和米塞斯——非常重视不确定性的作用。他们将不确定性视为解释利润的一个必要条件，以及构建有关社会组织理论的主要部分。奈特认为，要想理解企业为什么存在就必须考虑不确定性。奈特和米塞斯都坚持认为，尽管不确定性普遍存在，但是这并没有表明人的行动没有理性基础”，从而构成理性选择或理性行动的必要前提。 六、研究结论及其当代启示 从经济理论发展角度看，新制度经济学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还是导致新范式转换？经济学上的革命常常是缓慢的，就像西蒙提出有限理性和凯恩斯提出动物精神等，尽管它们都是短暂的，最终很快被一般均衡理论所统一，亦即认为是在拓展的约束条件下的理性选择行为。在这种意义上说，可以将新古典经济学作为狭义的理性选择模型，考虑更多的制度、文化和认知约束，因而需要转向更广义的理性选择模型，从而使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以及旧制度经济学、奥地利学派和后凯恩斯主义等流派相互联系，可能出现一个新的心理—社会—人类—经济学（PSAE），其结果是出现了经济学向其他社会科学渗透，而其他科学如心理学等向经济学科渗透相互融合趋势。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对传统上被视为“社会学”的命题的研究正在日益增加；社会学家对传统上被认为属于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命题的研究也在增加。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新的融合正在逐渐显现，因而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为当代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添砖加瓦。然而，由于很多新制度结论与新古典基本公理相矛盾，不可能在没有重大修正的情况下被纳入新古典约束的最优化方法中，从而孕育着革命的种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些变量很重要，作为附加假设可以纳入新古典狭义理性选择的模型中。然而，有些变量很难纳入新古典框架中，需要考虑更广义的理性选择，从而构成新古典范式革命的基础。 从实践指导角度看，一个国家相对繁荣或相对贫穷的主要原因就是该国的政策或制度的质量，所以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将那些好的理念和好的研究成果付诸政策和制度制定中，尤其对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更是如此。由于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的不同，各国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不需要遵循所谓“标准”的西方式的现代化模式，也不需要按照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前进。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神话，走出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创造了新型的现代化模式和道路。因此，我们需要从经济学理论上摆脱新古典完全竞争市场模型，回到真实世界里，更好地将当代制度经济学思想考虑进来，第一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第二要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传统，第三要积极吸收与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三者缺一不可，加强中国特色制度经济学建设和完善，从而在政策和制度创新上下功夫。具体而言，一是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从人格化交换转向非人格化交换，促进商品和要素在城乡区域间顺畅流动；二是要建立和保护产权，构建合理的激励结构，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长；三是要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降低委托代理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制度效能，使市场免受政府及其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和权威的损害；四是考虑经济、政治、社会和心理等因素对个人选择行为的预期影响，激发每个人努力奋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以低交易成本整合分散知识，深化劳动分工和专业化，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诚如诺思指出，“应当强调，出现在西方世界的制度，如产权和私法体系，是不能够被原封不动地复制到发展中国家的。关键在于创造激励结构，而不是对西方制度的盲目模仿”，无法依赖虚构的新古典经济学制度中性观，更好地在交易成本为正的动态调整过程中，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本文为辽宁省教育厅重点攻关项目“沉淀成本视角下加快辽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研究”（JYTZD2023063）的阶段性成果〕 【点击图片查看2024年第4期目录及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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