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琮｜为被告人辩护，和争取旁听权，是一回事

几天前，周泽律师得知顾永忠和朱明勇两位律师，在广东顺德共同为一个跨省抓人的“远洋捕捞”案件辩护。同在广东的周律师，决定去旁听。

一早，周泽律师一行人，进入到有六七十个旁听席位的大法庭就坐，准备旁听。但不久，法院工作人员要求他们离开，说让到外面办理旁听证。周律师们服从要求到了外面，又被要求：旁听人员需要提前一天预约，你们请回吧。

真让人火大。周律师当场质疑凭什么？顺德法院给出的理由是：法庭要优先保证被告人亲属的旁听权利。而现实是：当时只有几名貌似被告人亲属的人员，在等候进入法庭，几十人的大法庭，根本坐不满。

争论中，恰逢顾永忠律师出来上厕所，周泽律师向其求助，希望顾律师向法庭内的审判人员反映旁听权问题。然而顾律师表示：他是受委托来为被告人辩护的，而周律师们是来旁听的，这是两回事，你们自己解决吧。

虽然事情的发展是，周律师们争取到了旁听权，问题得到了解决。然而顾永忠律师的一番话，颇值得玩味，值得法律人深思：

为被告人辩护，和争取旁听权，是两回事吗？

其实是一回事。

首先，旁听权来源于司法公正权。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以允许旁听为准则。我国规定旁听权是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中，其主要内容：第一，规定了中国公民（包括记者）、外国公民，除了精神病人、醉酒的人和未经人民法院批准的未成年人外，都有旁听权；第二，人民法院有权发放旁听证；第三，旁听人员要接受安检。

公开审判的庭审，却限制旁听，司法可能也不会公正。逻辑是：允许自由旁听，既是法律的要求，经济上又成本最低—法院不需要多做甚什么，安检后让人自由旁听即可。如果某法院苦心积虑限制旁听，或是要求提前预约，或者宁愿空着也要限制人数，那么所有人都可以合理怀疑：它在憋坏，公正性难以保证。

公开庭审，你怕什么旁听呢？

面对可能不公正的法庭，辩护律师不争取象征公开庭审的旁听权，辩护效果如何，可想而知。这样的辩护失职，不应该发生在顾永忠老师这样身处律协高位的人身上。

旁听权的第二个来源，是政治监督权。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了批评权、建议权、检举权、控告权、申诉权，这些可以统称为政治监督权。政治监督权针对的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这当然包括针对法院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法院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庭审，公民进入法庭旁听，是对法院行使政治监督权的前提和基础。

笔者作为青海海西州“垂帘听审”事件的辩护律师之一，几天前亲眼目睹了该法院的违法，现在想来，依然历历在目，触目惊心。该事件虽事发突然，颇戏剧化，但它也意味着，法院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乃至犯罪，并非远在天边，而是近在眼前。宪法规定公民政治监督的权利，现实中很有被激活的必要，针对法院而言，当然就是旁听权。违法限制旁听权，避免公民的政治监督，是某些法院可能不公的另一个原因。

突然很想一声叹息，这些在高铁上一蹴而就的文字，并非多高深的法理，让普通人云里雾里不明所以。这些是常识，是不必非得中国政法大学的顾老师讲授，是普通人用膝盖也能想明白的1+1=2。辩护律师争取旁听权，争取真正的公开庭审，分明是一回事，我硬说是两回事，你能奈我何？

一名只想进去旁听的闲人律师，冒着被带走的风险，在法庭外高声抗议，要求旁听的权利；为被告人辩护的律师，说不关我事，上完厕所系上腰带，三步并作两步，走了。这一幕，也许是法治进程中的注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