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易集解》是唐代李鼎祚汇集两汉至唐近四十家，尤其是象数《易》注而成的、在《易》学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一部《易》学典籍。 在经传的编排上，《周易集解》沿袭了王弼《周易注》及唐代官修《周易正义》的传统，而在具体解经方式上却取法何晏《论语集解》集众说以解经的传统。 就后者而言，所谓“集解”，即集合众家解说成一家之言。此种注释体式汇聚众人之说以成书，使读者览一书而窥全豹，省翻检搜讨之劳，得事半功倍之效。但也由于此，往往集解体一出，原作即散佚，而集解体书往往就成为保存先贤资料的武库。因此，理想的集解体著作，往往也是经说创作权的保护者。 其实，在《易》学史上，最早采用此种集解体的并非李鼎祚。《隋志·周易类》有《周易马郑二王四家集解》、《周易荀爽九家注》、《周易杨氏集二王注》、张璠《周易集解》。由题名可知，此四种盖均集解体《易》著。前三种早已不传，其详情不可得知。而张璠《周易集解》虽久不传，但从只言片语尚可见其一斑。张氏序云“蜂蜜以兼采为味”，而释文云其集二十二家，而《七录》则云二十八家，故今人称“其扶幽阐微，继往存绝之意，良可感人”（黄庆萱《魏晋南北朝易学书考佚》）。 李氏此书，值得称道之处有三： 第一，所选人物多，时代跨度大。 李鼎祚编纂《周易集解》，以汇集各家《易》说为主，其收集之富，可谓前无古人。其自序称：“集虞翻、荀爽三十余家。”《中兴书目》则列举出子夏、孟喜、京房、马融、荀爽、郑玄、刘表、何晏、宋衷、虞翻、陆绩、干宝、王肃、王弼、姚信、王廙、张璠、向秀、王凯冲、侯果、蜀才、翟玄、韩康伯、刘巘、何妥、崔憬、沈驎士、卢氏、崔觐、孔颖达三十家及《九家易》、《乾凿度》两种，《郡斋读书志》与此同。明朱睦㮮序又增伏曼容、焦赣二家。清朱彝尊《经义考》在《中兴书目》基础上考出伏曼容、姚规、朱仰之、蔡景君四家，在其《李氏周易集解跋》中又列出张伦一家（按，全书实无此人）。今人潘雨廷考出孔安国、延叔坚（延笃）两家，刘玉建考出《易轨》一种。去除重复，含李氏在内，共计三十八家，并三种《易》作。 在李氏之前，荀爽《九家易集注》收九家，包括荀氏亦十家而已。张璠同名著作《周易集解》，或云二十二家，或云二十八家，不及李氏《集解》远甚。而据《隋志》记载，梁有侍中朱异《集注周易》一百卷、《周易集注》三十卷，均亡逸，无从知其所收经说多寡及经生之数。故李氏之作，是现存宋代之前收录《易》家《易》说最多之作。而《周易集解》所收三十八家及三种《易》作，最早的当属相传为孔子弟子的子夏，而崔憬、侯果、孔颖达都属唐人，可见，其采择时代跨度之大，几乎囊括了李氏之前而无遗漏。在取材上，也体现出不薄古人爱今人的兼容并蓄的学术气度。 第二，集腋成裘，杂而不越。 李鼎祚《周易集解》在编纂上明显倾向于何晏《论语集解》，虽集众说为主，但亦间下己见。全书共集《易》注二千七百余节，而李氏案语仅一百零八节，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四略强。由此可见，李氏《周易集解》集腋成裘、荟萃群言的特点。但是，李氏也并非盲目地收集《易》说，不加拣别而一概阑入，使整部著作群言淆乱，莫衷一是。事实上，针对部分经传解释存在的相异说解，只要言之成理，能够自圆其说，李氏往往兼收并蓄，不参己见。故汉晋《易》家之卦气说、消息说、爻辰说、升降说、纳甲说均存乎其中，其于明《易》则一也。而于诸说言之未尽、言之未详、言之违忤者，则引之、伸之、辨之，务使众说同条共贯，不相逾越。 第三，象数为主，不废人事。 李氏序云：“易之为道，岂偏滞于天人者哉？”天指天象，人指人事。李氏之前，两晋南北朝世所流行的郑、王两家《易》注，各有所偏，难以兼济。在李氏看来，天象难明，人事易知，《易》学之难处正在于阐明天象，开示来者，故《周易集解》之编纂，就以明象为第一要务。这也是李氏治《易》的途径和策略。李氏既已确定明象的宗旨，故其选材自然就以象数《易》学为主，王、韩偏于人事，自非其关注重点。李氏之前，两晋南北朝流行的象数《易》学主要是郑玄一派，所谓“郑则多参天象”。但在李氏看来，郑氏究非象数大宗，脱略甚多，故其《周易集解》“集虞翻、荀爽三十余家，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各列名义，共契玄宗”，所录《易》注虽以虞翻、荀爽为最多，而虞氏一家近一千三百节，几占一半，而荀氏三百余节，约占十分之一强，而所引魏晋南北朝占主流地位的郑玄《易》注不过区区五十一节，不足百分之二。两相比较，可以看出李鼎祚《周易集解》编纂上以象数为主的特点以及在象数《易》学中以虞氏、荀氏为宗的取向。 但是，我们应该明白，李氏编纂《周易集解》，是在唐代官修《周易正义》已然笼罩学界的背景下完成的。在王、韩、孔义理《易》学挟官方之力量主导学术的时代，李鼎祚坚持己见，以为天道、人事不可偏废，因时代需要，积极倡导以郑玄为代表的象数《易》学，振绝学于既坠，挽狂澜于既倒，确实难能可贵。 李鼎祚之所以编纂《周易集解》，实为纠正官修《周易正义》偏重王、韩义理《易》学而发，故于义理《易》学所选甚少，这并不意味着他忽视义理《易》学，相反，从其有限的选择和精当的案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对义理《易》学的关注与重视。其“易之为道，岂偏滞于天人者哉”的言论，无疑是其《易》学宗尚和旨趣的宣言。在此意义上，我们绝不能把李氏及其著作归到偏于象数《易》学一派中去。 总之，在《易》学史上，李鼎祚《周易集解》远承虞翻、荀爽汉晋象数《易》学之大宗，近演王弼、韩康伯、孔颖达义理《易》学之端绪，“擘肌分理，惟务折衷”，以私人著述而与官修之《周易正义》并驾齐驱，为唐代《易》学之双璧。其学术地位与价值无可替代。（本文摘自王丰先《周易集解》前言，标题为编辑所拟；转自中华书局公众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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