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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作于子思考

 老玉米棒 2024-05-24 发布于广东

一、旧说平议

朱熹说:“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三代之隆,其法浸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  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大学章句序》)朱子还进一步将《大学》分为经传两部分,认为:“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大学章句》)

这就是说,《大学》本为三代大学的教学内容,由孔子“诵而传之”,并由曾子及其弟子记述。可惜的是,朱子对其说没有列举证据,遂使后人生疑。如冯友兰先生指出:“《大学》,朱熹以为系曾子所作,王柏以为系子思所作,盖皆以意度之,以前未有其说也。”

在《中国哲学史》中,冯友兰先生将《大学》放在《秦汉之际之儒家》一章来讨论,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冯先生对《大学》成书问题的看法。但是,冯先生也没有进一步说明他的根据。

与冯先生一样,徐复观先生也认为《大学》成于秦汉之际。他还沿着朱熹的思路,从古代学制的角度出发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徐先生说:“欲解决《大学》成篇的时代问题,我觉得应先从'大学’一词的本身加以考查。在《诗》《书》《易》《仪礼》《周礼》《左传》《国语》《论语》《老子》《墨子》《孟子》《庄子》等重要典籍中,皆不见有'大学’的名词。……在诸子百家中, 最先谈到学校制度的,莫详于孟子。……至他所谓'学则三代共之’的'学’, 乃系以学习的行为,转而称学习的处所,可能为称学校之'学’之始。……正式提出'大学’名称的,在《礼记》中除《大学》外,计有《祭义》《王制》《学记》及《大戴记》之《保傅篇》。…… '大学’或'太学’的观念,乃西汉初年才流行的观念。”从《大学》一书的特性看,“我以为它是秦统一天下以后,西汉政权成立以前的作品。有某一个今日无从知道姓名的伟大儒者,为了反抗法家,乃将儒家的思想,有计划地整理综合而成的教本。当时秦的政治,是以法家思想为内容;儒者乃将自己所传承的整个思想(包含政治思想),安放于'大学’这一教育系统之内,使其可以避开与政治的直接冲突,而依然能传承于不坠。可能此为言大学之始”。

真的像徐先生所说,学校之“学”自孟子始,“大学”自秦以后始言之而 西汉初年才流行吗?毛礼锐先生的研究得出了否定的结论:“我国古代学之名,自商开始。据对甲骨卜辞考证:图片即'学’字。它包括三方面的意思:图片是算筹交错的形式,表明了学的内容;图片表明了教与学的活动;图片则表示房屋,说明教学要有一定的场所。可见商代的'学’已包含了学校教育 的基本特征,是学校教育成型的标志。……商朝学校已有大学、小学之分,古籍对此多有记载,如《礼记·明堂位》:'殷人设右学为大学,左学为小学,而作乐于瞽宗’(可惜的是,徐先生恰恰忽视了《明堂位》的这条重要资料——引者注)等等。重要的是近年来在甲骨卜辞中已发现了'大学’和'庠’(小学范围的学校名称),进一步证明商代学校已分为两级施教。”这就是说, 徐先生的以上推论是很难成立的。不过,徐先生对其推论用了“可能”二字,表现出前辈学者的审慎态度。

至于徐先生所说的秦统一以后“有某一个今日无从知道姓名的伟大儒者, 为了反抗法家, ……乃将自己所传承的整个思想,安放于'大学’这一教育系统之内”等,我认为更是一种浪漫的想象,有违秦代社会的实际。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丞相李斯曰:'……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从这种情况看,《大学》其书正在秦代所禁之列。其一,“天下敢有藏 《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而《大学》体现了儒家思想,为“百家语”之类;其二,“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而《大学》大量引用了《诗》《书》等古文献;其三,《大学》不但大量引用了这些古文献,而且 其首章即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等,正属“不师今而学古”。因此,像 《大学》这样的文献当时人连收藏、“偶语”都有可能遭灭顶之灾,将其作为“教本”并“安放于'大学’这一教育系统之内”是断然不可能的。

不过,《史记·秦始皇本纪》又称:“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云云,这是否可以证明秦时的博士教育以“《诗》《书》百家语”为教学内容呢?回答仍然是否定的。毛礼锐先生说:“所谓'旧官’即秦代已设的博士官,秦朝博士只掌通古今,并非教职。”

可见,《大学》一书与古代学制中的大学毫无关系,从先秦两汉的文献中 找不到任何关于两者有联系的证据,因而从古代学制来推论《大学》成书的时代,也终归枉然。

二、《大学》与《天命》的内在关联

就思想性格而言,《大学》直通《天命》,其思想体系是通过发挥《天命》的修道论而建立起来的。

朱子将《大学》一书的思想归结为“三纲领”和“八条目”,确为卓识。

先看“三纲领”的思想。我以为,“明明德”一语乃判断《大学》思想性 格的关键所在,它正是对《天命》“自明诚”一语的发挥。所谓“明明德”,就是指通过修行,使“明德”显明于心,同时使性得以呈现于心,这种显明和呈现的主体都是心。这和《天命》“自诚明”的思路是一致的。

所谓“亲民”,就是使民亲附。《天命》中已有大量讨论,如:“凡为天下 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  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大学》的“贤其贤而亲其亲”实来自《天命》的“尊贤”“亲亲”;其“民之不能忘”之“忘”实来自《天命》“怀诸侯” 之“怀”。《说文解字》解“怀”曰:“念思也。”段注曰:“念思者,不忘之思也。”朱子本传之十章的“得众”,也是“亲民”之意。众,民也。使民亲附,岂非“得众”?此章从“德”和“财”的本末关系来谈如何“亲民”“得众”,这种思想源于《天命》的“来百工则财用足”。

“止于至善”的思想仍源于《天命》。请比较:“君臣也,父子也,夫妇 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天命》);“为人君,止于 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 信”(《大学》)。何其相似!所不同的只是,《大学》将这各种关系明确为 “仁”“敬”“孝”“慈”“信”等;《天命》虽未明言,而实含之。《天命》把“君 臣也”等“五者”作为“天下之达道”,又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因而《大学》的“止于至善”之“至善”也就是《天命》的“发而皆中节”之“和”。

三纲领虽同为“大学之道”,但侧重点有所不同。“明明德”自功夫言, “亲民”自效果言,“止于至善”自标准言。故王阳明说:“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大学问》)“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国治 而后天下平”云云, 一方面表明,八条目皆为“明明德”之事;另一方面表明,所谓“平天下”即“明明德于天下”。

“八条目”是从心的功用谈起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 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知”,《说文通训定声》曰:“识也。”在 先秦古籍中,“知”一般指认知心,此处之“知”也不例外。此段意在告诉人 们在实施“八条目”时应该保持的心理状态。这种思想源于《天命》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一段。“止”“定”“静”“安”诸点,《天命》虽未明言, 但“审问”之“审”、“慎思”之“慎”,实已包含这些意向。所谓“虑而后能 得”,即《天命》所说的“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所谓“知止”,是说人的认识心要有所集中,如此方可达到“定”“静”“安”的功夫,以至有“得”。

至于“正其心”的“心”字就不同了。此章的“心有所忿懷”(“心”原作“身”,依朱子《大学章句》改)、“有所恐惧”“有所好乐”、“有所忧患”的 “心”乃生命心。所谓“忿懷”“恐惧”“好乐”“忧患”都是对生命的体验,都是生命之心的事情。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大学》曰:'欲正其心,先诚其意。’诚谓实其心之所识也。”据此,我认为所谓“诚意”,就是以“明德”的知识“实其心 之所识”。《大学》在释“诚意”的朱子本传之六章又说:“故君子必慎其独 也。”这句话几乎完全抄自《天命》,所不同的只是,《大学》之“独”为对“明德”的独得,《天命》之“独”为对“道”的独得,但二者的实质是一样的。

“八条目”的实际内含和相互关系如何呢?从总体上看,“八条目”各含 有两个阶段,且每一条目的第二阶段就是其后那一条目的第一阶段,从而构  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这整个过程又包括两个大的段落:从“物格”的第一阶段,到“心正”的第二阶段亦即“身修”的第一阶段,为第一个大的段落,这是由外至内的过程;从“身修”的第二阶段亦即“家齐”的第一阶段,到“天下平”的第二阶段,为第二个大的段落,这是由内及外的过程。“身修” 处在两个大段落的转折点上,故“修身为本”。这一点也是与《天命》一致的——“八条目”的两个段落与《天命》“修身”的两个方面(对内加强自身修养和对外强调社会政治作用)是相应的。

三、《大学》与子思书佚文的内在关联

我们知道,仁义和利的对立,早已成为人们所公认的观念,而儒家重义轻利自孔子已然。但是,在子思书中,子思对义利关系别有一番解释:

孟轲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孟轲曰:“君子 之教民者,亦仁义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义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乐为诈。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

此事又见于《孔丛子·杂训》,文字稍异。这种以仁义为利,甚至为 “利之大者也”的见解的确是非常独特的。无独有偶,类似的看法又见于《大学》:

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 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 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大学章句·传之十章》)

彼处论“牧民之道”,此处论为国;彼处云“上不仁,则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乐为诈”,此处云“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尤其是彼处言“仁义者,固所以利之也”“此皆利之大者”,而此处屡言“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何其相似!

一种独特的见解为同时代的两部作品所共载是不能简单地用“偶然”来解释的,而两部作品又是在十分相似的语境中讨论这种独特见解的,这怎能不让人作进一步的联想呢?

四、《大学》的时代特征

就《大学》成书的时代而言,各种迹象表明,要早于《荀子》甚至《孟子》。

其一,从思想上看,如上所述,此书与《天命》的“血缘关系”最为密切。

其二,从文体上看,其与《天命》也十分相似。二者皆为较简短的议论体 而非长篇大论。其文风亦十分古朴。另外,如后所述,此书首章为全篇纲要, 此点又与《天命》暗合。先列全篇纲要,然后再作具体论述,乃先秦时期的著 书习惯。除《天命》《大学》等外,郭店简《老子》《五行》《大常》等莫不如此。朱子将今本《大学》分为经和传两部分是不当的。

其三,从语言发展看,如王力先生所说:“汉语构词法的发展是循着单音 词到复音词的道路前进的。”有些概念在《大学》中尚为单音词,而到《孟子》《荀子》中已成复合词了。如“仁”“义”二词在《大学》中多次出现,甚至被对举,如:“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但“仁义”一词一直没有出 现过。这一点是与《论语》《天命》相同的。但《孟子》和《荀子》的情况 就不同了。在此二书中,“仁”“义”不但单独出现,而且多次组合成“仁义”一词(“仁义”连用在郭店简《老子》中只一见,还很难说就是复合词)。如《孟子》首章即云:“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荀子》首章亦云:“伦类不通,仁义不一,不足谓善学。”这说明《大学》的出现要早于《孟子》《荀子》。

其四,《大学》曾多次征引《诗》《书》等早期文献和子思之前的孔子、曾 子之语,但对子思之后的孟、荀等人,只字未提。孟、荀对当时的儒学有很 大影响,假若同为儒者的《大学》作者晚于孟、荀,则他不提及孟、荀是难以理解的。至于《大学》没有提及子思,那是因为它本为发挥子思学说而作,就不必在行文中提及子思之名了。

其五,此书教人以“平天下”之术,故当在秦统一天下之前出现,不可能作于秦汉之间。

五、《大学》出自子思之手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大学》的作者极有可能就是子思本人。

其实,子思作《大学》之说古已有之。蒋建侯曰:“明丰坊言家藏魏三字 石经《大学》榻本,有虞松《校刻石经表》,引贾逵曰:'孔伋居于宋,惧先圣 之学不明,而帝王之道坠,故作《大学》以经之,《中庸》以纬之。’”对于这条记载,后人多有怀疑。如吴应宾说:

《石经大学》非真石经也。谓“魏政和中诏诸儒虞松等考正五经,卫 邯郸淳、钟会等以古文小篆八分刻之于石。始行《礼记》,而《大学》《中庸》传焉。”按,魏未尝有政和之年号。瞿言立言:“魏者,伪也。魏无政和而言政和,正是子虞之谓也。”

看来,后人怀疑的主要理由是“政和”之年号。窃以为,“魏无政和而言 政和”,实属低级错误。照理说,如果石经《大学》为伪造,那么造假者当处 心积虑,尽量避免露出马脚,至少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故“政和”或系“太 和”之类的笔误。据查《晋书》,虞松确实为魏晋时人,在魏武帝时曾任中书令,完全有可能在魏时应诏考经。

据黄以周《子思子·内篇》卷一说,早在丰坊以前,“如《学斋占毕纂》 《古小学讲义》《三经见圣编》《樗斋漫录》等书皆以《大学》为子思作,则其 说固不自坊始也”。其中,《三经见圣编》甚至认为《大学》与《中庸》原为 一篇,《大学》乃《中庸》之后小半。另据冯友兰先生说:“《大学》,……王柏以为系子思所作。”这说明,子思作《大学》之说,在宋明时期还是相当流行的。

可见,《大学》作于子思,在历史上并非孤证独说,实乃自汉至宋明时期之成说。这让笔者进一步相信《大学》的确为子思手笔,本属子思书中的一篇。

关于此书何以名曰《大学》,乃古人取其首句“大学之道”之“大学”以 为篇名, 一如《论语》《孟子》各篇的命名。鉴于《大学》与《天命》的关系, 我认为“大学”二字即来自《天命》“博学之”之“博学”。《说文解字》释 “博”:“大通也。”可以说,所谓“大学”,即“博学”。《礼记正义》中的“郑 《目录》云'名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亦可证之。也就是说,此“大学”与古代学制之大学毫无关系。

至于朱子将《大学》分为经传两部分,并认为“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的说法,笔者在旧作中已经有所批评,并指出被朱子当作经的部分实为全篇之纲要。《大学》一篇的 思想气质同曾子一系相差甚远,不可能作于曾子一系(子思虽曾从学于曾子,但已独立门户,甚异于曾子)。

作者:
郭沂,首尔大学哲学系教授
本文选自“尼山儒学文库”之《儒学何以反本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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