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中共何以在华北实现'大发展'？在正确的时间坚持了3件事

1938年4月上中旬，八路军出动以来一直和前方保持联系，不断发出指令的毛泽东出现罕见的长时间沉默。

1、向着华北大发展

这期间，中国军队在台儿庄阻击日军成功，这场战役振奋士气民心，也相当程度上消解了中共对国民党中央走向投降的担忧。

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的关系，正如彭德怀坦率指出的：

“华北战争不是孤立的，有全国抗战的配合，特别是有全国二百几十万友军的配合，使敌人不能集中兵力专对华北。”

就全局而言，“共产党在全国算来还是少数，统一战线里是小股东”，中央政府坚持作战，敌后战场的空间才有可能打开；就华北局部看，华东的抵抗使日本“将华北兵力集中于徐州，华北占领地就出了大空隙，给予游击战争以放手发展的机会”。

4月21日，观察形势半个多月的毛泽东终于下定决心，打破沉默，与张闻天、刘少奇一起，发出《关于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宣布：

“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在深入的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大地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是可能的，而且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指示号召全党和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

也正是从此时起，中共和毛泽东下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不再像之前那样戚戚于前方到陕甘宁边区的后路问题，将主力推向华北大平原的决策本身，某种程度已经是断绝后路之举，根据地的后路就是根据地自身。

22日，根据毛泽东等的电文，八路军总部做出具体部署，调派一二九、一一五、一二O师各部东进，兵锋直指日本控制的冀南、冀东、冀鲁边地区。

4月下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主力进到平汉路西侧的冀豫边地区，6月进入豫北；5月初，徐向前率一二九师七六九团、一一五师六八九团、一一五师第五支队到达冀南；5、6月间，一二O师宋时轮支队挺进平西，与在平西活动的邓华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三八六旅政委王新亭率七七一团进至平汉路东；6月，一二O师七一五团主力组成的大青山支队进入雁北，向绥远发展。

稍后，八路军又调一二○师到冀中，并组成东进部队进入山东。

中共武装开始向敌后全面挺进，由于中共适时做出向华北平原挺进的决策，正规武装大规模进入，棋先一着，在华北平原迅速站稳脚跟，壮大根据地，国民党重回河北部署力量时，即倍感掣肘，所谓：

“迨本党北上恢复组织，而各项工作已为他人先鞭早着，工作无进展，时受牵制与摧残。”

1938年底，国民党方面控制的河北省政府报告：“目前冀省八十五县，实际遵奉政令者，不过省府委放县长故城、衡水、冀县、新河四县，而衡、新两县，实有彼党组织之战委会作梗。”

省主席鹿钟麟哀叹：“冀省军政实权旁落，弟以孑然一身，真有进退维谷之感”。

中共方面获得的战略主动灼然可见。

1939年初，第二战区的阎锡山声称：

“两个月前朱总司令来告，面交该部人马枪弹表，人数共有二十三万余。查其现在陕北及在晋绥境内者，不过三万人，其余分布各省。”

阎的报告，道出了八路军实力激增的实情。

2、重要的空窗期

八路军向华北平原挺进，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即日军的行动。

八路军全面向华北平原挺进时，日军主力已越过华北平原，出现在配合进攻武汉的黄河一线。直到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前方的军事行动基本达到目标，才开始返身巩固后方。

以此，从八路军大规模向华北平原出动，到日军返身后方，这中间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差。可以设想，如果等到日军返身巩固后方时，再向华北平原进军，地形不利、武装力量又不如对手，遭遇的困难将十分巨大，形势将会完全不一样。

1938年年中这段时间，可以说是历史留给中共的宝贵空窗期，中共抓住机会，建立广大的根据地，进行深入的群众工作，发展强大的武装，打下党和军队力量的基础，实现了在华北平原的大发展。

对这段历史，中共后来曾总结道：

我们可以把敌后抗战基本上分为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敌军向我正面猛烈进攻，我军乘敌立足未稳，以坚决果敢的行动，长驱直入，纵横于晋、冀、鲁、豫、苏、皖的广大地区，领导敌后人民，创造了许多大块根据地和生长壮大了主力部队。这一整个时期，敌人正面进攻，敌后兵力分散，统治不稳。这一整个时期，我军占据于主动有利地位，是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猛烈发展的阶段。

挺进华北平原的意义当然不局限于这半年的发展，平原游击战的思路，可谓战略方向上的革命性变化，将中共的战略重心由山西一隅推向整个华北，使得持久抵抗的活动空间大为增加。山西虽然是中共出兵最早的落脚地，但处于多种力量竞争之下，地域、人口、资源有限，制约中共进一步的发展。

以发展武装离不开的枪支为例，中共注意到：山西特点是群众中枪支甚少，甚至没有，过去山西不准民间有枪。而山东扩大来的战士即带有武器。河北许多富人有枪，豫北也是，都可打条子借。”

中共武装向华北平原展开，空前扩展获得巨大人力、物力资源的机会，大大推动游击战的展开和根据地的建立，后来中共在华北之所以能够扎住脚跟，成大气候，这一决策是决定性的。

毛泽东评判，日军“将华北兵力集中于徐州，华北占领地就出了大空隙，给予游击战争以放手发展的机会”。

1939年，共产国际也说：

华北省份人口超过1亿，这个地区有充足的粮食，老百姓都很爱国，并且极其仇恨日军的暴行。这就意味着，这里具有进行长期游击战所需要的一切条件。只要与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就能得到他们长期的支持。八路军不能向西部运动，在那里它没有什么可做的。八路军也不能在陕北边区建立根据地，那个地方太穷了。

可以不夸张地说，1938年后中共不断向胜利挺进的势头（尽管这中间还会有曲折)，就是从平原游击战的决策开始的。

3、日军的弱点

中共在做出平原游击战的决策时很清楚，和日本人的真正较量，在日军返身巩固后方时才会开始。

如何在日军回防时保证自己的生存，是中共决定向平原地区大规模出动时就需要应对的问题；事实上，毛泽东的相关著述中的确也给予足够关注。

稍后于开展平原游击战决策，酝酿已久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及《论持久战》两个文本即告出炉。

1938年5月4日，做出平原游击战决策后的半个月，毛泽东致电项英，纵论新四军的敌后生存问题，其实也是阐述中共整个武装的敌后生存发展之道：

“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条件与内战时候很大不同。”

这最后一句，特别值得重视。十年内战时期，国民党追求的是对全国的全面统治，中共不得不在政治、军事力量的夹缝中求生存，山区、边缘地区是最好的选择。

抗战时期，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出于多种因素，日本在中国更多是有限占领，主要以攫取资源而不是实现全面占领为目标；中共生存地域有了更多的选择，包括平原地区，如果不在日军的交通线或者资源攫取地域，通过努力获得生存并非没有可能。

在国际战争的背景下，国共日连环斗中的敌后生存，既是战略，更是政略，只有从这一层面予以全面理解，才能对敌后游击战做出更准确的把握。

应该承认，面对日军，战场上的敌强我弱是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老百姓说：“日本人机枪大炮，八路军步枪汉阳造；日本枪声是'不怕、不怕’，八路军枪声'怕、怕’”。

这种从连发和独发中听出的“不怕”和“怕”，形象显示了二者在装备上的真实差距。

不过日本帝国主义有两个基本的弱点，即是兵力不足和异国作战。

日本土地狭小，人口有限，能够投入中国战场的兵力持续维持在百万上下，占总兵力的四分之一左右。

具体到战场上，像冀鲁豫，“每县敌伪合计不过一二百人，伪军少的，日寇就多；伪军多的，日寇有时不过一二十人”。

中共判断：兵力不足是敌先天性的弱点，这一矛盾，不仅现在即是将来敌人亦绝对无办法解决。

兵力不足造成后方的广大活动空间，保有交通线完成资源攫取成为日军最低限度的战略目标，游击战和根据地针对的正是日军这一特点，在日军控制中寻找缝隙，通过游击战消耗对手、保存自身。

对此，彭德怀有具体分析：

敌兵力不够分配，只能对我分区围攻清剿，不能在全华北向我各个抗日根据地同时进攻，即对我某一战略区扫荡，其清剿亦须再分区进行。这是因为放在华北的军事实力与我比较并非绝对优势…敌虽对一定地区可以进行极疯狂的扫荡，却在另一区，兵力又感不足，顾此失彼，成为敌人长期苦恼的事。我应灵活的掌握敌人这一缺点，相互密切配合，成为坚持华北、坚持平原游击根据地的重要条件之一。

兵力不足，异族入侵，带来控制的困难，使中国有了回旋余地。中共和毛泽东的战略指导，又让日军软肋充分暴露。

4、游击战与根据地的巧妙结合

作为“向战略敲门”的游击战，毛泽东有许多独创性，游击战和根据地的联结堪称巧妙。

苏维埃时期的根据地常常就和游击战联紧在一起，此时的根据地实际即为中共的割据区域，是中共生存的命脉，要进行武装革命，除此一途别无选择。

而且苏维埃时期根据地几乎都位于山区，多处数省交界之地，统治力量薄弱，又利用着国民党内部冲突的弱点，游击战的进行和根据地的发展相对简单得多。

鉴于此，抗战伊始，和游击战提出几乎同时，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即被强调。

此时，和苏维埃时期不完全一样，中共已经拥有陕甘宁边区这一总后方，全国也处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大背景下，中共根据地的创建不是为了自身的单纯存活，而有抵抗和生存发展的双重功能。

这样的生存发展不是建立在单纯的地域占据原则上，否则就有可能形成对日的阵地战，这是中共武装不可能也无力进行的。

此时的抗战根据地尤其是平原根据地前出到对手后方，既是中共武装的前进阵地，又是游击战争的后方，还是贯彻中共党政军民总体战的基地，一身而担数任，具有十分复杂的内容。毛泽东都需要对这些拿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抗战时期，鉴于敌强我弱的战争态势和中日两国多种因素较量下形成的战争持久性质，战争形态犬牙交错，此即毛泽东所言：

“抗日战争是整个处于内线作战的地位的；但是主力军和游击队的关系，则是主力军在内线，游击队在外线，形成夹攻敌人的奇观。各游击区的关系亦然。各个游击区都以自己为内线，而以其他各区为外线，又形成了很多夹攻敌人的火线。”

在这里，整个的敌后战场以广大的大后方区域为内线，中共的根据地以陕甘宁后方为内线，各个根据地又互为内线。在这种背景下看待游击战和根据地，就有了不一般的意义。

游击战和根据地都是对日抵抗系统中的一环，根据地是游击战的内线，但游击战依靠的根据地并不是静止、孤立的，而是和其他根据地以及更广大的对日抵抗后方相互支撑。从战略层面言，根据地本身就是游击战略的一环。

建设多点开花的根据地、战略区，使之成为撒播在敌后广大地区可以相互支持、相互应援的大网，每一块根据地的存在都是其他根据地的支持，此起彼伏，此落彼起，这样，根据地某种程度又是游击战略区。

游击战争根据地的最大特点就是它既是后方，又没有后方。

当中共决心把主力投入敌后方游击战时，即需面对华北游击战场同陕甘宁边区脱离，进行无后方作战这一可能，在这种总体上无后方的状态下，根据地可以帮助中共获得局部后方。

有了根据地，游击队才能在物资、人力上获得源源不断的支持，才有持久的条件；开辟、坚持和发展根据地，中共的政策才能得到施展，控制才能发挥效力，党、军队和民众的结合才有基础。

根据地从战略上说，是插入对手后方的楔子，既滋养、巩固自身，又破坏、扰乱对手，根据地的存在，不仅是中共力量伸展的触角，还在日本的眼皮底下对其形成威胁。

相比之下，国民党敌后游击更局限于单纯的军事行动，缺乏党政军民的配合，缺乏坚固的根据地的建设，持久生存的效能要差很多。

中共判断：

“友党友军最大与很难克服之困难，即政治之继续落后，与群众脱离，坚持敌后抗战一般办法不多，尤其不善建设根据地。”

点出了国共两党敌后生存处境相异的要害。

5、正规军的作用

中共的游击战，理论上应该是群众性的，中共也一直向这一方向努力，但是，发动和武装民众，让民众具有游击的能力，不可能一蹴而就。

战争中，机会常常转瞬即逝，八路军出动后，要迅速在敌后建立根据地，指望刚刚着手建设的群众性游击队并不现实，以正规军分散投入发动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几乎不可避免。

正规军的加入是作为战略的游击战能够成立不可或缺的一环。

就实际展开和运作状况看，抗战时期所有重要根据地的建立，都离不开正规军的帮助，大部分根据地更是由正规军直接缔造，正规军打游击战，是基于抗战的持久性质，基于开拓和坚持敌后根据地的需要。

强大正规武装的进入，可以迅速实现区域的占领和控制。

根据地初步形成后，正规军仍然是中流砥柱，需要承担保卫根据地的重任，帮助建立、发展地方武装，开展群众运动，此即毛泽东所言：

“一切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只有在建立了抗日的武装部队、战胜了敌人、发动了民众这三个基本的条件逐渐地具备之后，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来。”

游击战以动补拙，以巧击强，战术的灵活相对可以弥补部队的弱点，但游击军本身的素质仍然是游击战成功的要素，不少中共将领都对游击部队提出要求，彭雪枫总结为：

（1）指挥员机动性强，果敢决断，富有大无畏精神。（2）部队行军力强。（3）能忍受一般人所不能忍受的困苦饥寒。（4）能冒一般人所不能冒的危险艰难。（5）迅速坚决、秘密。

以下记载，可以窥出游击战的艰苦程度：

一连多天的夜行军，为了迎接“红五月”，打完灵石车站，紧接着在黎明之前，我们又转移直到离平川四五十里的山里才休息。第二天黄昏又走，到天亮才驻扎下来，过了雨天，又转移。不要说敌人不知道我们的行动，就连我们战士，也是事后才知道我们的具体行动的。

天将拂晚，我们正向吕梁山之巅前进。冷冻和疲劳侵袭着我们，一种浸透在冰窖似的冷，从两旁的高山、丛林压下来，穿过衣服，皮肤，直刺心骨，人们脸上、衣领都披了一层白霜。我的皮帽的两耳和大衣领子冻结在一块，鼻涕不断的从发痛的鼻孔里流着。

长距离、高强度的游击行动，对战斗员提出很高要求，战术层面上的游击战的开展，离开了正规军的坚强支持，很难想象。

即便到抗战中期，地方武装的素质仍然不容乐观：

区县武装政治认识模糊，不但没有为党为革命为群众利益而牺牲的奋斗目标，就是对日寇的仇视民族观念也很差。…违反政策破坏群众纪律，如绑票、劫路、打黑村长等现象，群众中间有“老八路好，新八路不好”的说法。

所谓“老八路”、“新八路”，实际分别指的就是正规军和地方部队。

抗战初期，毛泽东顶着党内、军内的压力，坚持游击战的方针，坚持开辟根据地，使中共把握住机会，奠定在华北的战略地位。到1939年前后，这一决策的成果不断显现，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自然水涨船高。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