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 邢韬：插队山西，我在这里落户安家55年

黄河水888 2024-05-26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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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邢韬，北京第十五中学1967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到山西沁县南仁村插队，1972年到晋东南工技学校学习，1974年到首钢长治钢铁公司工作，直至退休。桂子为其妻子。

原题

情系南仁

——插队岁月

作者：邢韬

执笔：桂子

作者邢韬和桂子（1974年）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天是1969年1月11号。就在那一天，以北京15中为主的、初中也没毕业的我们这一帮“知识青年”，一行17人，来到了山西沁县南仁村。

我本人是1968年12月26号从北京办理的户口迁转手续。虽然每个人办理外转户口手续的时间各有不同，但我们这十七个人，在同一时间，统一步调，来到了同一个村子。

我们的到来，对于整个村子，都是一件隆重而又热烈的大事。我们乘坐的“解放牌”大敞蓬车一出现，早就站在村口外大路两旁等待我们的村民队伍，立刻敲锣打鼓放鞭炮，以示欢迎。

我们在村口下了车，被引领着，往村里走。左右两边呼啦啦的人群，挤挤擦擦地伴随着我们往前走，乐队殿后。鞭炮声中，锣鼓家伙更加可劲儿地敲打着，像要把村子也嗨翻一样。

就这样，我们一帮知青，被看热闹的村民们簇拥着走进南仁公社的大院内，听领导致欢迎词。

其实，村里之所以接受并如此欢迎我们，是当时由上而下的一项“政治任务”。

刚开始，我们在南仁大队部搭通铺睡，吃大锅饭。

大队部，也叫大队院。有十几间长的一排房。队部的南面，就是公社大院。大队的排房和公社的一溜北房，两排房屋对峙，东西两边还有门，这样，就形成了东西长，南北窄的封闭式的队部大院。那个时段，大队部，就成了我们独霸的天地。

为睡觉搭起的通铺，是在大队部的房子里打下木桩，然后在木桩上铺好木板，我们这十六个男生，十六个“爷们”，就这样滚在一张床上，变着花样，生些是非，尽情玩闹，肆无忌惮。

来南仁的十七个知青里，只有一个女生，她是跟着哥哥来的，她直接住到了老乡家里。后来，我们的队伍分化了，有六个知青，包括那一对兄妹，各自转到不同的地方了。

吃饭问题，也是队部大包大揽，村里派了专人为我们做饭。饭点一到，不用人叫，闻着饭味儿，我们就围住了大铁锅。村负责人看这样不是个办法，就叫我们排队打饭。排队，也是个打闹的好机会，青春期的躁动无处不在，我们，不是一群安稳的人。

随着那六个人的陆续离开，我们的大集体生活也就走到了头。我们十一个人被分配到各小队的农户家里借住，开始了安家落户的“插队”生涯。

南仁村，地处沁县西南，是个“公社”所在地，离县城大约有六十里路，比较偏远。当时的南仁，有二百多户，人口不足一千，一共有六个生产小队。我和另外两个同学被分配到了第一生产队。在一个废弃的小土坯房里住了没几天，又被重新安排到了一户名叫“桂志林家”的半孔窑洞里。住进那里没几天，其中一个同学就转回了老家，三人行的我们，很快变成了二人世界。我是一直居住到1972年秋天，要上中专时才离开。

想起当年进村时的“盛况”，以及在大队部的火红生活，再回想接下来的寻常日子，特别是亲眼目睹了志林家的生活实况，突然想起了一句现代语：喧嚣过后是寂寞。

那个时代，穷，是底色，是很多人留在记忆深处的深刻烙印。农村的老百姓，吃不上饭或者说吃不饱饭是常态，具有普遍性。

作为知青的我们，对于吃的记忆也很深刻。但那是有别于老百姓的另一种深刻。

来到南仁大队部的第一顿“接风饭”，是猪肉炖粉条的大烩菜。不过，肉，只有几片，历历可数，算是个点缀。主食，是有点发黑的馒头。有的同学把发黑馒头撕了皮再吃，还有的同学咬两口，就把馒头悄悄扔了。掰开馒头、挑上面条、剥开糖块——喂狗，都是我们曾经干过的事。

插队第一年，国家规定给我们的全年口粮是528斤（是带皮的粮食，也叫毛粮），由当地粮站供应。到了第二年，就改为由所在生产队负责。不管社员分多分少，我们的528斤口粮，生产队如数实发。

实话说，我们从未有过挨饿的记忆，反倒尽是些关于吃的趣事。说起插队，不得不说到陈小平。我和陈小平，从小在一起参加先农坛业余体校游泳队，后又同在十五中上学，插队后又是同在一队，同住一屋，是真正的同吃同住同劳动。

有一次，我俩心血来潮，要比赛吃玉茭面（沁县人把玉米叫玉茭）煮窝窝。煮窝窝，样子圆扁扁的，像饼子却比饼子厚实，老百姓管它叫“煮窝嘞”。（嘞，是个去声字，在沁县用得很广泛，是个语气助词，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却又离不了。）一个煮窝窝，大约有二三两重，我们每人吃了七个，还把煮窝窝的面汤也喝了个精光。吃干喝尽后的我们，挺着肚子（已经弯不下腰了），哼哼哈哈地在地上走来走去。比赛，打了个平手，我们大笑着，都是“赢家”。

又一次，我们两人决定包饺子改善生活。饺子馅儿是大肉韭菜，纯纯的北京风味儿。包好后，我们还特意过了数，至今还记得一共是256个。我俩各自把脸盆洗涮干净，数着数往盆里盛，来不及捣蒜蘸醋，就眉飞色舞地把足足多半脸盆的饺子“喋擦”完了。

沁县人说话发不出“卷舌音”，也很少有“舌前音”。他们读出来的吃字，听起来更像“擦”。尽管说话“不标准”，但沁县方言词汇丰富，形象生动，极具表现力。例如像我们那样的吃法吃相，或许你会想到大快朵颐、狼吞虎咽等成语，但我以为，怎么用词，也敌不过“喋擦”二字简洁有力，活灵活现。

每年回家，我们所带的土特产中，鸡，是主打。那时候，沁县人没有吃鸡鱼的习惯。

母鸡，是让下蛋的，不能吃；公鸡，是看护母鸡的，也不吃。“猪羊是盘菜，不吃也是害”，在他们的认知中，生灵里，只有猪羊肉该吃，可又吃不起。他们的饮食习惯，给我们提供了“可乘之机”。秋冬之际，小鸡已长成了大鸡，多余的公鸡没用处，主人家正愁没法处理呢，遇上我们，一只大公鸡，最多给一块钱，也就成交了。老百姓卖鸡，论个不论斤，一般个头的公鸡，只要三五毛。我们把买来的一二十只公鸡杀了以后，再晾干，然后和其它的稀罕杂粮比如小米、粟米（当地人叫软米）、豆子等打包在一起，背回家。

插队时候，我们吃过一次鱼。从南仁往东走十几里路的地方就是月岭山水库，那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大跃进”的产物。属于“公家”水库里的鱼，自然也姓“公”，它们只管尽情地生长，不用担心有人垂钓、捕捞。可我们那次吃的鱼，就来自月岭山水库。

那年的夏秋时节，雨水太多，水位暴涨，水库泄洪，大量的鱼，蹦跳着，从泄洪口喷涌而出。这给个别头脑灵活的老乡创造了“赚外快”的机会，他们不顾危险，守在泄洪口下方的甬道边，用䦆头砸打、勾捞大鱼。那天，两个汉子抬着一条三十多斤重的大鱼找我们，开价2元。我们全体知青聚集到第六生产小队的同学家，把鱼肉蒸了大包子，一连吃了几天。

领着全年528斤的口粮，而我们只在村里待半年左右。一入冬，我们就回家了，回家过冬过年，直到第二年开春再来。每次从家走时，父母除了给钱以外，还会给带大米、挂面、糕点等等。插队在外的孩子，是父母心上的一块“病”，是无限的揪心和牵挂。

而老百姓的日子呢？

社员每年的口粮数目，按规定是360斤，毛粮。当然，谁也不知道这“规定”是从哪里来的又是依据什么？“够不够，三百六”，这是村干部爱说的口头语。这话的含义，社员懂得。毛粮也分不够360斤，怎么办？粮食不够瓜菜凑，红薯山药蛋萝卜胡萝卜，都能折算成粮食。把毛粮再加工成成品粮的话，还得损耗百分之三十左右的皮皮渣渣。稍微算算这个账，有些事情就明白了。不过，同是生产队，搞得好与坏，却大不相同，搞得好的生产小队，吃粮多，分红高。

农业社的头等大事，就是交公粮。

粮食未收割，产量先估算。估算出来后，要及时上报。上报数目，是公粮该交多少的依据。代表国家利益的粮站工作人员以及公社干部，为了尽可能多多地收公粮，会和村干部反复交涉。

交公粮，夏天比较容易。因为夏粮只有麦子，而麦子产量低，种植面积少。我们刚来的那年夏天，我所在的小队，每人只分到16斤麦子。若把麦子再磨成面，每人每月大约能平均一斤白面？麦子少，交的公粮也就少。麦子在队里的场地上晾晒干以后，直接就拉到了粮站，不用麻烦“户家”。

秋天的农作物以玉茭为主，交公粮自然也是以玉茭为主。

收玉茭，从杀倒玉茭秆到把玉茭穗拉回村里，再分给各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队里负责把玉茭穗拉回村，堆在场地上，所有能出动的人，不管是妇女还是老人孩子，都去剥玉茭。把剥出来的玉茭绾成一搭连一搭连的，码在那里，然后数数记工分。这，一般都是准备留在生产队的“公粮”，因为集体所有制下的农业社，大队小队都有很多公共开销。另一种是在地里过好秤，分好堆，各家各户自己去地里拉，直接拉回家。这些粮堆里，既有送交国家的公粮任务，也包括户家自己的口粮。

这后一种分粮分菜的办法，对于没有劳力的人家来说，真是太难太难了。

有一个妇女，丈夫当兵在外，她受苦在家。丈夫在部队不断接到“告状”的信，他为此特意请假回家。妻子哭诉说：“我没办法呀，粮食菜蔬都在地里分，我担不回来，扛不动，不得找人呀？不能总是让人白帮吧，我能拿什么回报人家？要不你复员，要不咱离婚。”丈夫无言以对，只好选择离婚。

按人头领回家的玉茭，经过一段时间的晾晒，就开始脱粒。脱粒，全靠手抠。抠玉茭，白天没空，只能熬夜。昏黄的煤油灯下，无论孩子还是老人，全家齐上阵。玉米抠多了，手肿胀、起泡，胳膊酸痛抬不起。抠下来的玉茭可不是个小数，但天气已凉，气温不够，遇不上好日头，或者说仅凭日头晒，是无法把全部玉茭晾干的。老百姓的办法，就是在炕上烘干。

不少人家没有褥子可铺，夜里就直接睡在一张光板席子上。席子，往往也是破的。掀起席子，把玉茭摊开在席子下。人，躺在颗颗粒粒、硌硌滚滚的席炕上睡觉。经过一次次翻搅的玉茭，在灶火的热度和人体温度的作用下，湿气，在一点一点地蒸发。精心侍弄下的玉米，渐渐地、慢慢地，变干，再变干。

就这样烘干的玉茭，也未必能符合粮站的标准。天已入冬，寒冷的晨曦中，粮站门口就吵闹成了一糊片。驴驮马搭人肩扛，大车小车挤成行，交公粮的队伍抵在还未开门的粮站门口，“神龙见首不见尾”，都想抢在最前面，希望能早点进去，祈盼验收过关。在粮站工作人员的吼喝下，有的一次过关，有的三次五次不合格。为了交公粮而怒骂的甚至动手打架的，年年有。

交完公粮以后，才能真正确定下来分配给社员的口粮到底能有多少。由于种种原因，秋粮产量的估算难免不准确，再加上有些干部虚报产量，这就苦了老百姓。

粮食不够吃，副食谈不上，肚里“寡索索”的没油水，如此循环往复，饥饿，就成了老百姓生活的主色调。

有一天早上，我闲得没事，顺脚走进房东志林家串门。一眼就看见灶台上一锅黑灰色的蒸食，由于缺乏粘性，蒸食已呈散团状。看到我疑惑的眼神，老人告诉我这就是“糠窝窝”。这种东西，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老人介绍说，谷子碾出小米以后，剩下的皮子就叫谷糠，谷糠里面还会有一些筛不出来的碎小米，这样的碎米糠，配上麦麸，可以给牲口拌草料。她家没有牲口，又舍不得扔掉，就掺和了一点玉米面，开水一泼，揉捏在一起，上锅蒸熟，全家人就有了“自晚饭”。

（沁县人说早晨就是“自晚”。到底该不该是这两个字，没人能说清，在此，我只能按音调找了两个字。）

“自晚饭”很重要，要吃的“硬实”才行。那时候，沁县人的早饭以蒸窝窝为主。蒸窝窝，可以掺搅麸皮谷糠菜叶子，而煮窝窝只有烫过的玉米面才能做，这样奢侈的饭，不是殷实的人家吃不起。秋收后的日子最风光，锅里蒸上窝窝南瓜红薯山药蛋，这样的早饭有滋有味，还“耐肚饥”。

到了中午，大多是“擦圪蚪”。如果是连豆面也没有的话，就只能煮点菜，拌点小面疙瘩，这样的饭，简称“拌疙瘩”。不下米不炒菜，没有一点油星子的“擦圪蚪”，也叫“掺饭”。做掺饭，水里煮点菜蔬，放点盐，把开水烫过的杂和面用“擦床”擦进锅里，咕嘟熟了，挖舀点半稀不干的吃了，再剩下半锅夹带着一些面菜的汤汤水水，依然在锅里煨着，留做晚饭。

沁县不产煤炭，烧火做饭只有柴草。到了晚上，经过一下午的浸泡，大铁锅里发了黑的稀汤寡水，就有了粘稠度。灶膛里塞一把柴草，饭就热了。所以，沁县人的晚饭就是“热饭”。

一顿“热饭”，也就是夜间的两泡尿。

第二天一大早，忍着瘪贴贴的肚子，照样出工。

吃糠咽菜四个字，是往日里忆苦思甜的“标配”。想来，忆苦中提到的菜，一定是野菜了，那野菜，到底有多难吃？我想象不出来。如今，我没吃过也没见过的糠窝窝，就在眼前，突然间就想体验一把这“苦大仇深”的食物，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滋味。于是，随口就说：“大娘，让我尝尝！”

这一尝，可真叫个永生难忘！那一口窝窝吃进嘴里，呛堵得我差点窒息。像砂砾一样的皮皮渣渣塞进嘴里，恶心的我，难以下咽，又不敢吐出来。最后，还是强忍着，憋住气，把这一嘴砂拉拉的东西吞了下去。嗓子，像被无数毛刺刺剌伤了一样，几天都觉得不舒服。那是我今生唯一一次的“忆苦”体验，绝不想再有第二次了。有人还说“饱了肉也咸，饥了糠也甜”，而我在想，猪食也不过如此吧！

在南仁村，吃糠窝窝的可不止三家两家。第二生产小队也住着知青，知青住着的院子里，还住着一户王姓“贫农”。这个姓王的，在“土改”时还是“贫协”主席呢。他就是吃糠吃得多了，导致脱肛，每解大手就鲜血淋漓，上厕所，如同上刑场。了解他的人还说，在农业社“动弹”（干活），中午下工，别人回家吃饭，他不回，因为回去也没饭吃。不回家吃饭的他，搂起衣服，把肚子贴在湿土上，好让胀了气的肚子有饱腹感。

哎哎，竟然说了这么多与吃有关的内容，读者该不耐烦了吧？那就换个话题，说说农业社的“动弹”吧。

老百姓有时把自己叫“庄稼人”，这是一种平和的不带情绪的称呼，更多的时候，他们称自己为“受苦人”，受苦的男人又叫“受苦汉”。总而言之，离不了“受苦”二字。

对于人来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对于庄稼来说，“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精耕巧种，不如傻汉上粪”。那时候没化肥，种庄稼只能掏“搞解”（指厕所）担青粪，“踩圈卧羊”，焚烧垃圾……骡马牛羊猪狗鸡，所有的粪便都集中起来，也不够喂养庄稼。

（踩圈卧羊，就是把各小队的羊群集中起来，把山羊绵羊分了类，组成两个大群，然后到路不好走，粪不好送的地里去卧。是山村里的一种施肥方法。）

积肥，就是个大问题。

正月里上工的第一件事，就是积肥。

南仁村，属于丘林地带，坡多圪墚高。坡圪墚上长着的白茅草，也叫“白草”，是“沤粪”的好原料。阳坡坡上的冰雪留存不住，裸露着的厚厚的白草坯，是“沤粪”的好原料。男人们担上两只大箩头，拿上两把磨得“快哧楞楞”的镰刀（割茅草费刀刃，一把不够用），就出去挣工分了。南仁往西几里路，就是太岳山东麓，村里的茅草割不住了，人们就上山。

沤粪，先在选择好的地面上挖出十字形的壕沟，作为通风道，然后放置一部分干草，点着了——再依次把潮湿的生活垃圾、柴草树叶等收撮起来，放上去——然后把不断燃烧的粪堆，摊拨成有较大体量的、有一定厚度的方块，“粪床”，就形成了——然后，再往上蒙盖上一层薄土，湿度不够时，还得洒水。如此“然后”过的粪床，火苗窜不出来，只有徐徐青烟。这，就是沤粪。

那时候，没有化肥，也没有塑料制品等真正意义上的垃圾，所谓的“垃圾”，都可以转化为庄稼的“口粮”。

随着气温上升，就该修整土地了。耕地，播种，夏收，秋收……庄稼地里的活，琐琐碎碎，却又一环套一环，环环紧扣。

即便到了冬天也不得闲。冬天里又像初春一样搂草打粪掏厕所，挖渠修堰劈荒草。“农业学大寨”，更成了冬天里轰轰烈烈的运动。各村的基干民兵，在公社的组织安排下，都背上铺盖集中到南仁村来，号民房，支锅灶，要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树典型，立榜样，修好大寨田。人海战的工地上，车水马龙，红旗飘飘；高音喇叭呜嘞哇啦，一会儿高唱革命歌曲，一会儿播放模范事迹……能折腾一冬天。此中，也有挖崖土砸死人的个例。

眼看要过大年了，农业社忙着做结算，一年的辛劳，有的分红，有的欠账，有人欢喜有人愁。愁也罢，喜也罢，鞭炮声中又一岁。年年复年年，日子还得过。

春节后一破五（正月初五也叫破五），有些动弹惯了的人就坐不住了，庄稼人受苦汉，又开始了周而复始的动弹。

农业社里挣工分最高的，莫过于饲养员，一年365天，每天一个工。还有一些特殊工种，例如使唤牲口的，耙地耢地抓粪的，在农忙时节，每天12分。其他全劳力的男人出工，每天可挣10分，早晨2分，上下午各4分。妇女出工要比男人少两分。若是计件儿或者计量挣工分的话，那差距可就大了，有把苦力的，一个能顶俩。

能挣到十二分工的那些牲口活，连续得干半月二十天，不是有体力有耐力有技术的好把式干不了。

农业社时候，牲口，是干大活重活不可或缺的最大生产力。牲口嘴里穿上“牙铧”，外面再套上“笼头”，“裹脖”套在颈部，裹脖前面再挂上“夹板”，屁股后面还有“跑杆”。前后左右再用绳子贯穿起来，就形成了“套箱”。如此扎挂起来的牲口，就像武士上战场，浑身是盔甲。

耙犁，一种特制的粉粹大坷垃的农具。打制耙犁，需用楸木板材做框架，这种板材不开裂不变形。耙犁，分单双两种。单犁，是一个牲口拉，双犁得两个牲口。双犁的长度是一米八到两米，单犁为一米二三。两种犁的宽度都在八十公分左右。长方形的犁耙框架下，嵌钉着十几公分长的铁齿钉。前后两排钉子要错开空，所以后排钉子会比前排多一两个。耙犁上钉着两块脚踏板，脚踏板下，再用两根铁棍把耙犁贯穿起来，以确保它的稳固、耐实。

上地干活的犁耙，中间还要拴挂“料缰”，料缰的另一头系在笼头上。走到地垄头上，需要转弯时，就得用料缰把耙提起来。

（料缰，和平时牵拉牲口的缰绳，作用是不一样的，所以叫法也不一样。）

耙地，上一年拖拉机翻过的地，大块头的土坷垃密密匝匝。耙犁着地，大齿钉扎进土中，手持鞭子的人踩在耙犁上，不时抖动料缰，并间或对牲口发出“来来得得”的指令。在料缰与口令的操控下，人与牲口默契配合，或左或右正确前行。

耙地，还是个危险活儿。土坷垃大小不一，地垄下高低不平，你得用眼用心，仔细看清。两脚的着力，身子的重心，该轻该重该左该右……这些，是一点马虎不得的，尤其是一人驾双牛的时候。一旦有闪失，耙犁就成了“大杀器”。如果再惊了牲口，侧翻飞滚的铁齿耙犁，让人非死即伤。

耙地过后，就是耢地。耢，是进一步磨压小坷垃的农具。这种农具，都是从与沁县毗邻的位居太岳山腹地的沁源县贩卖过来的。制作耢的最佳材料是酸枣木。这种植物沁县遍地都是，可惜都长不成能做耢的材料。当地人把粗壮蓬勃的灌木以及长不大的落叶小乔木，统称为“柭柭”或者“树柭柭”。“酸枣柭”，枝干挺直，木质坚硬有韧性，但是，得长到直径足有三公分左右时，才能达到编制耢的标准。酸枣柭，经过熏烤后制作出来的耢，坚固耐用，不容易被虫蛀。耢，不分反正，可以上下两面交替使用。

耢地的程式与耙地相似，只是劳动的强度和难度都有所减弱。

耙地，耢地以后，就该播种了。

抓粪，与播种同时进行。一个大笸箩，装着几十斤重的农家肥，挂在脖子上，边走边往外抓撒。一笸箩完了，马上又装一笸箩，还得撒得准撒得匀，整块地下来，粪不能不够也不能剩下。

这些劳作的场面，如果你用浪漫轻松的眼光去看，诗画，就在其中。大自然中，放眼望，天际辽远，山川广阔；回眸看，脚下的土地，平坦湿润，松软细致。耙地耢地的画面里，庄稼人、牲灵、农具，和谐统一在一起，生活之舟，在沃土上溜溜滑行，清风拂面，悠然怡然……就像烟雨江南的水面上，飘着竹排，冒着仙气，竹排上的人手撑竹篙，欸乃一声山水绿。

我想说，其实，受苦人在苦难中，已经把土地种成了诗画，种成了艺术。

我饶有兴致地写着这些已经消失了的农事，但写着写着，发现不可能把农业社中那些耳闻目睹的、而又自认为有意趣、有价值的东西都写出来。也怕写成流水账。

也罢，那就还是说说自己吧。

细数起来，我也干过不少农活呢。担大粪抓羊粪，割麦子担麦子，拔草间苗踩谷子，搂玉茭挖红薯割高粱杀茭杆，还摇过扇车打过场，扛过麻袋担过松柴……好像一般劳力能干的活，我都干过。可就是不敢使唤牲口，因为那一次教训，就把我吓怕了。

秋天庄稼收割完了，要犁地。这里人说犁地是“杀地”。队里安排我和虎蛋去杀地。

虎蛋是个使唤牲口的好把式，队里唯一的一头大骡子就由虎蛋使唤。虎蛋跟在全副扎挂的骡子后面，一手拿鞭子，一手扶犁杖，时不时地也牵拉一下挂在犁杖上的料缰，“得得来来”几声，看起来人和牲口都挺悠闲。

我的任务是拿把䦆头，负责把牲口转不到的地堰边和犄角旮旯再刨刨，修整修整。这种“磨羊工”的活儿，是个“日鬼打坷垃”的闲差。

我歇下了，就和虎蛋说“让我试试”！说着，就跨过去扶住了犁杖。结果，歪歪扭扭没走几步，骡子突然前蹄一闪，就跪倒在地。犁铧与泥土一起被带飞，犁铧的三角铁尖朝着骡肚子就戳了过去。虎蛋大惊失色，我也被吓得一身冷汗，手直发抖。

原来，这犁地还真不简单！犁地，全凭手的力道和感觉，要掌握好犁铧吃地的角度和深浅。我呢，使足力气把犁铧往深插，骡子拉不动了，就奋起了猛力，结果，导致“骡失前蹄”。

我双手紧抱犁杖，喘着粗气，瘫坐在那里。还好，一场惊险，没有酿成大祸，真是庆幸！从此以后，想当“大把式”的妄念再也没有了，我再不敢碰使唤牲口的活计了。

插队的第一年夏天，我跟着大伙儿去割麦子。黄澄澄的麦子，是庄稼人金色的喜悦。情绪昂扬的一干人，散开在地头，负责“拉垄子”，也就是领头的把式，站在选择好了的位置，一嗓子“开镰喽”，夏收大幕就此开启。

拉垄子的把式先上一步，弯腰开割。等拉垄子的走出几步以后，站在他旁边，已经拉开架势的其他人，依次上步，齐刷刷地，都弯下了腰。人们站在两垅麦子的中间，左右开弓。镰刀嚓嚓响，麦子一把一把被切割，转眼间，麦田就被剃成了“阴阳头”。我见样学样，跟着上。

只见麦子倒，不见人抬头。把式割出去了，其他人也割出去了。我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他们扭转头，又割返回来了，而我，还在初始开镰的半路上。我不由自主地抬头，挺腰，擦汗。已经听人说过，割麦子不能直腰，要一弯到底。我也想这么来着，可是不行啊，“站着说话不腰疼”，说着容易做起来难。腰，像断了一样，实在受不了啊！

我揉着腰，望着麦垄犯愁。等到大家返回来，帮了忙，把我接出去时，又觉手很痛，打开一看，已经起了血泡。唉，感叹一声，原来，身强力壮的我，竟是个窝囊废呀！

担麦子。夏天收麦子是龙口夺食，因为夏天的雨，电闪雷鸣，说下就下，雨水来得急来得猛。割倒在地的麦子，如果不能及时担回来，一旦被雨水浸泡，三两天就会发芽，霉烂。所以，麦子必须抢割抢收。队里白天割倒的麦子，汉们要在晚上加班担回来。

那天，吃罢晚饭，汉们就扛着扁担出发了。野外月暗星稀，一片朦胧。虽然有人打着马灯照明，可眼前的景物还是不甚明了。大家一个挨一个，深一脚浅一脚地从沟沟岔岔，蜿蜒崎岖的山道上往麦地走。

走进麦地，汉们就手脚麻利地各自忙起来。我比比划划、摸摸索索地把散放的麦子收拢在一起，再捆扎好，再把扁担插进去，挑起来，放在肩上。等我一切妥当以后，才发现，地里只剩下我一人，他们都走了。

他们都走了，我掉队了，只好担着麦子独自往回赶。走着走着，感觉越走越不对劲儿，我找不到来时的路了。走了半天，竟然担着麦子走回了原地。又试着走了三四次，还是没有找到正确的路，只是在那周边地里打转转。我有点心虚胆怯了，莫非是老百姓说的“跟上鬼了”？寻思一阵，干脆不走了。我在原地放下担子，靠在麦梱前，接连抽烟。

不知过了多大功夫，听到有了来人的动静。我吭吭咳嗽了两声，就听到了队长的声音，他喊着我的名字问“则捏兰（怎么啦）？”我说“则捏也不则捏”。队长说，那就和我们“厮跟”上回吧。

我担起麦梱，屁颠屁颠的夹在他们中间回来了。那夜，我又跟着他们去了好几次。麦子担完，已近午夜。干完活回来后，队里已经为加夜班的人做好了夜班饭。每遇加班，队里总会管饭的。大铁锅中的面片儿汤，香味诱人，汉子们说笑着，兴致勃勃地吃了一碗又一碗。我也呼呼噜噜地扒拉了一碗，似乎没那么饿。放下碗筷，回家。回到家，推开窑门，顾不得点灯洗涮，一头倒在了炕上。

阶级斗争。

我们来插队的那一年，阶级斗争已经过了高潮。我们队里有一个戴帽子的“富农分子”，名叫桂籍，与我们是邻居，还经常在一起干活，很熟。桂籍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听说以前是个教书先生，经历复杂。这人的言行举止和气质修养，和一般人就是不一样。

出工歇下，遇在一起，桂籍不拉扯其它闲话，总是爱和我们说书本上的事，尤其爱演算数学题，我们都算不过他。

有一次，我和陈小平站在窑门口，忽然听到东院的桂籍在大笑。那爽朗的笑声中，传达出来一种气度和傲岸，摄人心魄。陈小平和我，都被震惊了。

面对这个“阶级敌人”，我们不敢和他太近乎，可又不知道那“阶级路线”该划清在哪里。桂籍会养蜂。有一年回家时，我还去找他，花五块钱买了满满一罐头瓶的土蜂蜜。那土蜜，红中泛黑透紫，粘稠得能插住筷子，让人难忘。

听人说，在我们还未来之前，年过花甲的桂籍，是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多次被揪斗，有一次被捆绑得“浅乎（差点）”要了命。

没想到，我们眼睁睁的看见，贫农出生，一直穷得叮当响的房东志林家的儿子栋堂，竟然也被捆绑了。

栋堂没有父亲，只有母亲。志林，是他早已死去的父亲的名字。“志林家”，有两种意思，一是指他们的家庭，二是指栋堂的母亲。栋堂，四五岁时才能站立，六七岁时才开口叫娘。长大后的栋堂说不下媳妇，其母亲不知从哪里领回来一个半哑巴的智障女孩，“作务”大了，就成了栋堂的老婆。“女孩”，就成了这个女孩的永久名字。

栋堂，一直是在母亲的主宰、引领下生活，所以对于他们家，人们习惯叫“志林家”。志林家有两孔半窑洞。靠西边的半孔，我们住了，东面的那孔，因为穷，卖出去了，只剩了中间的窑洞。他们一家三口两代人，就挤在同一个炕上。

志林家年纪大了，又是小脚，不能出工。“那是个指一堆吃一堆的人”，这是老百姓针对无能的人爱说的话，而女孩，是个指一堆也吃不了一堆的弱智者，就是个肚大能吃的主，没人指望她能去农业社动弹。栋堂体质不好，总是木木讷讷的，也很少言语，问一句答半句。家里只有栋堂能出工，他是整个家庭唯一的经济支撑。他们的日子能不穷么！

秋天的一个夜晚，我们刚刚上炕躺下，还未入睡。忽听得西面公社那边传来嘈杂声，时而还夹杂着狗吠声，这种不正常的声音由远及近。正在思辨，村里出了什么事？紧接着，我们院里就有了悉悉索索的脚步声。（志林家没街门，土坯院墙也塌光了，可以随便出入。）然后是帮帮的敲门声。能听得出来，他们是在敲打中窑的门。

我们开门走到院里时，中窑门也开了，栋堂一家三口都出来了。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两个背着枪的民兵，还有一个没背枪的，我们认识，是本小队的民兵小队长。

“什么事？怎么啦？”我走过去问道。

其中一个背枪的说，今夜公社要召开地富反坏批斗大会，为了确保秋季大丰收，免遭阶级敌人搞破坏，在秋收之前，要严厉打击他们！又说，“有人告发，栋堂撇队里的玉茭来”。

另一个背枪人冲着我们说：“希望你们这些大学生们也来参加批斗会啊！”

说来也有意思，我们这帮人，从插队来到这里后，学历就直线上升了。不知道是什么人起得头，我们这些初中还没毕业的青年，统统变成了“大学生”。“大学生”，一直是老乡们对知青群体的称谓。

那两个民兵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团麻绳，是那种专门用来捆人的“绾兜绳”。他们一把把绳子搭到栋堂的颈肩上，紧接着，把他的两只胳膊用绳子拧了一圈又一圈，然后反拧到背后，然后再往高吊，双手几乎够到了大颈椎。栋堂嗷嗷地叫唤着，身子弯成了大虾米的模样。他娘开始哭泣。持枪的民兵把几穗绾在一起的青玉茭挂到了栋堂的脖子上，然后推着他往外走。

村里有调皮的青年，把捆人戏称为“缚笤帚”（形容像捆扎笤帚一样，把人一圈圈地往死勒）。看到栋堂被捆得踉踉跄跄，无法正常行走的样子，我想到了“缚笤帚”三个字，原来，这是个很扎心的词汇啊！

我对民兵们说，你们怎么能把他捆成这样，给他放松点吧，你看他路都走不了啦，还怕他能跑了？！

他们说，一会儿到了现场，就给他放开了。

栋堂被押解走了。他娘坐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泪，上气不接下气地低声呜呜着。家里出了这样羞丑的事，她深怕让人听见，所以，憋着气，不敢大声哭。女孩，傻傻地站在婆婆跟前，一脸懵懂。

我和小平把志林家拉拽起来，劝回屋内。然后回西窑躺在炕上，辗转反侧，心绪难平。

一个家庭的兴与衰，关键在当家人。死了丈夫，没有了当家人的志林家，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唯一的儿子栋堂身上。而栋堂幼小时候的发育，别人都看在眼里，只是嘴上不好明说。等到六七岁的栋堂会叫娘时，母亲无法抑制这个喜悦与得意，她有意到亲戚邻家串门，并一次次叫栋堂喊她娘，好给大家听。她会对别人说：“这个仔，可精嘞，和他那鳖大（大，父亲）一样。”不知情的人，以为她是在骂人呢，其实，丈夫是她最大的骄傲，她是把儿子与丈夫联系起来，一起夸呢。

村里人把这个“笑话”记住了，多少年了，时不时地，还会有人再提起。

不管怎么说，如今的栋堂，就是这个家庭的“大梁”，这一点，毋容置疑。他若是有个好歹，志林家可就再没有活路了。

秋季，庄稼进入成熟期，遍地的田禾，像绿色的海洋，雾腾腾，“恶浪浪”，呈现出一派喜人诱人的丰收景象。但此时，其实也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平时就缺吃少喝的人家更打熬不住了。看着地里有能吃的嫩玉茭了，肚里会长出无数双饥饿、馋涎的手来。

（“恶浪浪”，当地老百姓用来形容植被非常蓬勃、茂盛。）

怕人偷撇嫩玉茭，农业社会派青壮年开始“巡田禾”。但玉茭该丢还会丢，有人饿，有人馋，会偷的人，抓不住。栋堂，并不是个爱“摸摸揣揣”的人，估计实在是饿极了。这个痴呆的人，又不懂一点“机警”，就被人家抓了“现行”？栖栖遑遑的栋堂，不管是因为饥饿还是嘴馋，撇了两穗嫩玉茭，就该被五花大绑，站到“阶级敌人”的行列里挨批斗？？

夜深了，煎熬的等待中，终于听到有人在推中窑的门。咯吱一声响，门开了，传出栋堂老母亲急切的问话：

“人家则捏俺孩来？打来没呐？”

“没呐”。是栋堂低沉的声音。

随着栋堂的回话，窑门又咯吱一声关上了。

第二天一大早，队长在外连连喊“出工啦！出工啦啊！”

栋堂开门出来了。还是黑漆漆的眼睛里，空洞无神；还是那副木木讷讷、不喜不忧的表情。

有点脚步不稳的栋堂，晃晃悠悠地跟着大家上工去了。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再后来，女孩生下两个儿子以后，家里更穷了，已经到了简直要饿死人的地步。经过族人的反复开解劝说，又帮着牵线搭桥找买家。志林家，把其中的一个孙子卖掉了。

有时，志林家会长吁短叹：唉，要是桂志林还活着……

的确，如果是桂志林还活着，他们的生活怎么也不该可怜到如此地步吧。可是，不该死的志林早死了，正是年轻力壮的他，死在了日本鬼子的枪口下。

抗战前的南仁村，讲究耕读传家，喜欢习武健身。每到冬天农闲时，但凡有一点经济条件的，都不想让子弟们荒芜岁月。年龄小一点的，私塾里扫盲识字，年龄大点的，跟着拳师习武练功。桂志林，精明能干，耍得一手好拳。

抗日战争中，南仁村往北，就是“维持村”，而没有维持过日本人的南仁村，是共产党政权的“根据地”，是“老区”。“八路军后方医院”，也有人叫“红十字会医院”，曾经在南仁驻扎过两年多。南仁，成了日本人“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下的重灾区。

1940年农历10月29日，一个诱因，造成了震惊当时的“南仁大惨案”。那天，日军陆军36师团224连队，包围了南仁村，大肆烧杀抢劫了两天，杀害村民41人，烧毁房屋400余间，其它损失多得难计其数。

此次惨案中，有个叫吴丁小的村民，也是个练武之人，他就是乘着夜色，利用拳脚功夫，出其不意把敌人干倒后，自己跳崖跑了。而武功不错的桂志林，却没有那么幸运。他是白天在野外被敌人发现的，逃跑途中，不管他怎样腾飞翻跃，还是没有躲过敌人的子弹。

南仁村，为了抗日，为了革命，付出得太多太多。

南仁村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烈士，由于种种原因，已经不好统计了。在解放战争中，仅是1947年前后，沁县二月二大参军中，南仁村就有43名青壮年参军入伍。有上了年纪的人说，二月二大参军以后，村里“黑塌火歇”的，只剩下了妇孺老人。南仁参军的人多，牺牲的人也多。不包括那几个“失踪人员”，仅记录在册的烈士就有13人。

（所谓的“失踪人员”，是指那些参军走后，人没了，地方上却没有接到部队的烈士通知书的人。比如，有些人是在去往部队的途中，遭到了敌人的埋伏，导致“全队覆没”。而他们，得不到部队的认可，就只能算做“失踪人员”。而失踪人员，家属是没有任何待遇的。我想说，这些“无名烈士”，是更大的牺牲和奉献者。）

解放后的南仁村，一直沉寂，默默无闻，默默无语。

当我们知道了这些历史，对这块血染的土地，就有了深深的敬意和满满的歉意！

在南仁村插队的学生们，只有我留了下来。我在长治市上学、参加工作、组织家庭。

如今，外面的人去了南仁村，首先感觉到的是“落后”，而在我的眼里，她已经“发达”了很多，尤其是在物质生活方面。

如今，志林家、栋堂、女孩，都已先后作古。我们住过的窑洞，也早就坍塌了。栋堂的儿子一家搬走了，原址上已换了人家。

时光流转，物换星移。

从1968年12月份离京到这里，我已经在当地生活了55年。白驹过隙，转眼就是一辈子。

在南仁村的插队生活，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

我怀念

怀念那时不上化肥的新粮食。在磨碾上加工的米面，做出饭来后，那种特殊的、香醇无比的味道，再也没有了。还有那些土鸡土蛋，一切带有土字的肉食，至今还是味觉和心理上的留恋。

怀念善待过我们的父老乡亲。那是一生的温暖。说实话，我们没有给那块土地带来什么，对于种地来说，有我们五八，没有我们四十。反倒是我们给他们增加负担，添乱。在那里，我们得到的是宽容，是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