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清以前徽州的学术自宋至明，徽州地方的学术，既有程朱理学的传衍，又有阳明心学的流布。朱熹祖籍为婺源，但他大部分时光或四处为官，或寓居福建。文献所载，朱熹一生只到过徽州两次。一为绍兴十九年（1149）十二月，回婺源展墓，封识其先祖坟茔，拜会宗族、姻亲、乡党，谒朱氏家庙。次年正月间，往歙县拜其外祖父祝确，三月即从婺源归。[1]另一次为淳熙三年（1176）四月，朱熹至婺源扫墓，停留期间，徽州地方士子多来从学。据夏炘（1789—1871）考证，当时从游者甚多，婺源有滕璘、滕珙、汪子卿、汪清卿、李季札，歙县有吴昶，海阳有程先、程永奇，“皆极一时之选，其余不可考者尚多”。[2]趁此契机，徽州士子或从朱熹讲学，或与朱熹书信往来讨论学术，新安学风为之一变，地方士子开启了研习理学、阐发朱子学的风气。[3] 宋元鼎革之后，以胡一桂、胡炳文、陈栎为代表的徽州士人群体，以“附录纂疏”的方式纂辑群言，以此羽翼朱熹经说。面对其它学者对朱熹著作理解上的错讹疏漏，则著书批斥，以图拨乱反正，并对朱熹著作中存在问题的经说进行修正。元后期新安理学家如朱升、郑玉、赵汸等人为了改变前辈学者对朱学“辨理析义”略显庞杂的解说，在阐发、传播朱熹思想中“和会朱陆”“引陆入朱”，但其初衷在于由博返约，是为了使世人更易领会朱学要旨。[4] 入明之后，随着新安理学宿儒（如郑玉、朱升、赵汸、汪克宽等）的凋谢，他们的弟子在学术上甚少建树，与元代相比，明代新安理学呈现出颓势。[5]但理学一脉尚有传衍，明代中叶以后，汪循、程曈、程敏政等人持守朱子学门户，传承朱子学说。[6]正德间，程曈编有《新安学系录》一书，梳理新安理学的历史。在序文中，程氏称： 程曈以二程、朱熹皆出自徽州，二程明孔孟之道，朱熹承程氏之学，集诸儒之大成。新安士人与二程、朱子师友相传，由宋至明，理学一脉，连绵不绝。在书中，程曈以程朱理学为主线，将宋、元、明三代的新安士人，按照他所排列的师承关系，演绎为理学发展中的一个流派，构建了新安地方理学传衍的谱系。 正德、嘉靖以降，讲学之风盛行，“搢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8]，徽州也受到了影响。嘉靖十六年（1536），湛若水先后于婺源福山书院、歙县斗山书院、休宁天泉书院讲学，开徽州地方讲学之先河。湛氏讲学徽州，还培养了一批徽州籍弟子，如洪垣、方纯仁、谢显等。其后，徽州地方士人又邀请王阳明门人王畿、邹守益、钱德洪赴徽州讲学，并创六邑大会。[9]受此影响，阳明学讲会遍布新安，“于歙则斗山、汪村、崇文、向杲寺、等觉寺、福田寺，于休则天泉、建初、汶溪、落石、斗山、还古、白岳，于婺则福山、虹东、雪源、普济寺、天仙观、三贤寺、黄连山房，于黟则中天、延庆，于祁则东山、十王山、洞元观、谢氏方氏马氏诸宗祠，于绩则太平山房、许氏家祠。自嘉靖以讫于明末，皆是也”[10]，以至于“童稚孺子概知讲学入会为美事，一举笔便能言良知天理”[11]。 本为朱子故里的徽州，地方士人纷纷转向王学。[12]清初，休宁学者汪佑回顾这段历史时，感叹道：“自阳明树帜宇内，其徒驱煽薰炙，侈为心学，狭小宋儒。嗣后新安大会，多聘王氏高弟阐教，如心斋、绪山、龙溪、东廓、师泉、复所、近溪诸公，迭主齐盟。自此新安多王氏之学，有非复朱子之旧者矣”“新安大会，自正德乙亥至天启辛酉，历百有七年。会讲大旨，非良知莫宗，主教诸贤，多姚江高座。”[13]可见，明中期至明末，徽州地方流行的学术是阳明心学。
二、清初徽州学术与《紫阳书院志》的编纂入清之后，徽州崇尚朱子之学的士人取得了地方学术的主导权，朱学开始复兴。受天启六年（1626）禁毁书院以及其后时局动荡的影响，徽州讲会盛况难再。崇祯十二年（1639）休宁举行大会之后，“频年饥馑，各邑会赀磬如……而心学之朋后先凋零”，六邑大会停歇，仅休宁还古书院每年仲秋还在举行讲会。[14]明清鼎革之际，休宁人金声（1598－1645）起兵抗清，顺治二年（1645）兵败被杀。金声起兵前曾主讲还古书院，受此牵连，“书院余蓄并契墨亦同陷没”[15]，徽州讲会停辍。 金声之后，徽州地方士人吴侃、吴巘等人开始兴复还古书院，杨泗祥、杨侃如等人招集汪佑、吴汝遴、汪浚等朱子学信徒于书院讲学。[16]以还古书院为基地，朱子学开始在休宁传播。顺治十六年（1659），歙县人汪德元、杨泗祥等招集同人，讲学于紫阳书院，阐发朱子之学，并“订紫阳会规”“一洗前明之习，异学不得而託焉”[17]，朱子学讲会开始在紫阳书院举行。其后，汪佑、吴曰慎、施璜等人以紫阳、还古两书院为基地，邀请新安地方朱学学者，举办朱子学讲会，以廓清心学的影响，“使数十余年沉溺姚江、龙溪之区，一旦变为正学昌明之地”[18]。 清初徽州地方讲学士人中，施璜是十分重要的人物。施璜（？—1706），字虹玉，号诚斋，休宁人，顺治、康熙间，长期参与歙县紫阳书院、休宁还古书院讲会，著有《思诚录》《五子近思录发明》《小学发明》等书。施氏学宗程朱，亦致力于程朱学说之传布。施璜“与同志讲习五子于紫阳、还古两书院者有年”，认为明儒薛敬轩、胡居仁、罗钦顺、高攀龙四人为羽翼周程张朱五先生者，于是汇萃四人著作中之精要内容，“以四先生之言发明五先生之旨”，编成《五子近思录发明》一书，“于穷乡晚进之士得此而玩心焉，亦庶几有少资助云”。[19]《四库总目》著录其所著《诚斋文集》，称该书“皆讲学之语，排斥陆王，不遗余力”[20]。施璜去世后，入祀还古书院德邻祠，告文称其“力肩斯道，祖孔宗朱。陆王偏颇，是屏是驱。狂澜一柱，允称醇儒”[21]。由上可知施璜为坚定的朱子学信徒。在清初徽州程朱理学的复兴中，施璜发挥了重要作用。[22] 施璜在世之时，紫阳书院讲会兴盛。他鉴于书院无志书，“恐久而湮没”，遂有编纂《紫阳书院志》之举[23]，草创未就而殁。其孙施澴遵照施氏遗命，将稿本付吴瞻淇、吴瞻泰兄弟，希望能修成志书。吴氏兄弟在施氏原稿之上，订正成书。 修成后的《紫阳书院志》凡十八卷，附《四书讲义》五卷。书前有张伯行、鄂尔泰序，末有吴瞻淇后序。卷一图考，卷二建置，卷三祀典，卷四朱献靖公本末，卷五子朱子本末，卷六至卷十三为列传，分别载配享、从祀献靖公、文公诸先贤、先儒传记，以及朱熹外祖父祝确、有功书院之卫道诸儒、讲学书院之衍绪诸儒、书院山长传记。卷十四为表奏，收与书院相关之公文。卷十五为会规，收《白鹿洞学规》《紫阳讲堂会约》《崇实会约》《紫阳规约》。卷十六为会纪，载宋至清紫阳书院讲会记录。卷十七为土宇，载书院院基、田亩。卷十八为艺文，收与书院相关之记、序、书信等。卷末所附《四书讲义》，为清初紫阳书院会讲诸人讲语。雍正三年（1725），江苏布政使鄂尔泰捐资刊刻。 施璜主持紫阳、还古两书院讲会多年，除《紫阳书院志》外，还辑有《还古书院志》，其孙施澴述其纂志缘由：“海阳以还古书院为讲席者历百五十余载，其山川、人物、祀典、会规、讲义、艺文详记之而始有所征，所以重道统也。澴先祖诚斋先生惓惓于此，尝欲辑前贤少游吴先生《纪略》、星溪汪先生《会籍》汇为一志，而增修其所未备，用见还古大业，阐扬经传，来四方之贤俊，萃衣冠于一堂，俾子朱子之遗绪久而弥著。”[24]即施璜编纂《还古书院志》在于“俾子朱子之遗绪久而弥著”。《紫阳书院志》的编纂，未见施璜、吴瞻淇明示其修志意图，但也不会脱离“重道统”“俾子朱子之遗绪久而弥著”的宗旨。 三、《紫阳书院志》中的徽州学术史书写明清易代之后，为挽救朱子之学在徽州的颓势，徽州士人采取了种种措施，如会讲以朱子之学为宗旨，建立塾讲制度，重刊《新安学系录》，强化徽州理学的学术谱系等。[25]《紫阳书院志》的编纂，也不离这一兴复朱学的大背景。施璜学宗程朱，其纂志也是以继承道统、宣扬朱子之学为目的。明代王学的兴起及其在徽州的流传，于谨守门户之见的施璜、汪佑等人看来，是对宋代以来徽州地方朱学传统的巨大冲击。面对朱子之学、阳明心学这两种学术在地方交替的历史，施璜等人在编纂书院志的过程中，通过鼓吹徽州理学传统，淡化乃至隐去王学流传的历史，并对王学猛烈批判等策略，力图使地方学术“一返于正”。 （一）鼓吹朱学传统徽州朱子学的传衍，经由程曈等人的发掘、建构，形成了一个传承谱系，并为徽州地方士人所接受。[26]施璜编纂书院志，意在弘扬朱学、表彰地方理学传统，这一意图，被贯彻到了书院志的编纂之中。 紫阳书院祭祀朱熹外祖父朱确、朱熹本人，以及“朱子高第之在新安者与前代诸儒先之笃信朱子者”“皆道统学脉大关系”[27]。不难看出，施璜等人试图通过祭祀人物的选择建构理学在新安传承的脉络。书院志是对书院历史的记载，紫阳书院祭祀活动的开展，则影响到书院志的编纂。 在《紫阳书院志》中，施璜通过人物传记，建构起了徽州理学传承的谱系。《列传》所收人物为书院祭祀之人，据施璜与吴瞻泰的书信，他对书院祭祀人物的选择，参考了《新安文献志》《新安学系录》《程朱阙里志》及《府志》，“必以笃信朱子之学，无夹杂，有纪实可考者”。[28]施璜将这些人物分为五类，一为朱子及其父、外祖父，一为配享朱子及其父者，一为从祀朱子之先贤、先儒，一为卫道斋所祀有功于紫阳书院之郡、县长官，一为衍绪斋所祀曾于书院讲学、阐扬朱子学说者。这一祭祀群体呈现出围绕朱熹及其所代表道统的特点：传记中的先贤为朱熹弟子，先儒则是朱熹的再传弟子、私淑弟子；本来与朱熹及朱学并无关系的地方官，因对紫阳书院的贡献，也即有功于护卫以紫阳书院为代表的道脉，被施璜纳入“卫道”的行列；对于后来讲学书院诸人，他们是在传播发扬朱子学说，是道统的“衍绪”者。如此，施璜以朱熹及其代表的道统为主线，将与书院相关的官员、学者以合乎理学道脉传承的方式连缀起来，并将之具体化为朱学在徽州地方上的延续。 在人物传记部分，《紫阳书院志》的编纂者还刻意强调传主对朱学的推崇与传播。如卷十为讲学书院诸人传记，施璜在述各人生平、学行的同时，多强调他们尊崇朱学的事迹。如《杨处士》篇，为杨泗祥传记。有关杨泗祥的传记，在《紫阳书院志》成书之前，见于康熙《徽州府志》、康熙《休宁县志》，他书未见有收录。比对《杨处士》与康熙《徽州府志》、康熙《休宁县志》中的传记，不难看出该篇是依据康熙《休宁县志》中“杨泗祥”条剪裁而成，[29]但施璜在传记中，特意增入了杨泗祥登紫阳山瞻礼朱子以斯道为己任的事迹，又将其草创紫阳书院会讲的内容细致化。[30] 其它如《吴处士》篇称吴汝遴“生平以讲学为重……负担道脉，称有力焉。……凡阅诸儒语录，有崇尚朱子者，必手录”[31]，以表彰吴汝遴尊崇朱子学说。《谢处士》篇述谢天达游武夷山，“见壁上有'不宗朱子原非学，看到武夷方是山’之句，喟然兴叹曰：'今之学人，务为新说，畔朱子者多矣。不知朱子集诸儒之大成，实集群圣之大成也。乌可畔乎’”，借谢氏之口彰显朱子之功；又称其“尝辑明儒笃信朱子者十数家，题曰'明儒语要’以自随”[32]，来表彰其对朱子学说的尊崇。 （二）隐没王学在徽州流传的历史卷十六“会纪”以编年形式记载徽州讲会的历史，但施璜在编纂书院志之时，将王学讲会摒弃不录。明后期，徽州讲会兴盛，紫阳书院所在的歙县也不例外。据《新安理学先觉会言》载，嘉靖年间歙县举行过的大会就有三次：嘉靖十六年，湛若水“北上过新安，会六邑同志于斗山”[33]；嘉靖二十九年，邹守益“与师泉刘子，游齐云，谒紫阳祠，以宿书院，六邑同志咸集”[34]；嘉靖三十六年（1557）歙县士子程元道等迎王畿讲学于福田山房，举行六邑大会。[35]而且，在嘉靖二十九年之时，谢显、邹守益开创新安六邑大会，约定轮年举行，“首祁门，次歙，次婺源，次休宁”[36]，歙县赫然在列。其后，阳明后学刘邦采、王畿、钱德洪等人都曾赴新安主讲，新安大会盛极一时。[37]受此影响，歙县斗山、汪村、崇文、向杲寺、等觉寺、福田寺都有王学讲会。但施璜持守程朱门户，以王学讲会“地非紫阳之地，学背紫阳之学。而徒聚讼纷争，侈为大会，非唯正学之弗明，当亦朱子所不乐也”，在编纂书院志之时，将其“摈弃不录”。[38] 为了淡化王学在徽州流传的历史，施璜等人在编纂书院志之时，还增入伪史。据《紫阳书院志》载，庆元二年（1196）九月，新安郡城天宁山房举行讲会，朱熹任主讲。但此事并非真实，江永《天宁寺会讲辩》、夏炘《庆元二年丙辰九月朱子无主讲新安郡城考》作有详细考证，确证此事为子虚乌有。朱熹会讲新安郡城之事，源自阳明学者汪六符所编《新安学会录》一书。据该书记载，庆元二年朱熹会讲新安郡城天宁山房，有当时会讲之答问十四条传世。汪佑、施璜等人认为“答问十四条”是汪六符为了证明“朱陆早异晚同”之说而虚构，《新安学会录》不足为信。但在追溯徽州地方讲学历史之时，为了避开心学讲会实开徽州讲会之先河的事实，依然以朱熹新安郡城会讲为新安讲会之始，试图淡化王学在徽州地方的影响，呈现新安地方朱子学一脉相承的态势。[39] （三）批判王学施璜等人严守门户，规定书院讲学以程朱为宗、非正学者不得与会，在编纂书院志的过程中，除强调朱学在徽州的传统、隐没王学在徽州地方流传的历史外，还对王学猛烈批判。 正德十年（1515），徽州知府熊世芳复新紫阳书院，选六郡儒学生员肄业其中，诸生集书院兴废历史以及朱熹《白鹿洞规》，编成《紫阳书院集》，并请王阳明作序。在《〈紫阳书院集〉序》中，王阳明对朱熹《白鹿洞规》作有阐发。朱熹《白鹿洞规》五条，首列五教之目，次列为学之序，再列修身之要，复列处事之要，最后列接物之要。王阳明主张“君子之学，惟求得其心”，以朱子《白鹿洞规》五教之目、为学次第、修身、处事、接物之要为支离，而将其统统纳入“心”的范畴之中。[40] 因朱熹学说宋代之后就为官方所接受，并加以扶持，影响深远，朱子为白鹿洞所作《学规》，也成了后世书院教育的经典文献，明、清书院志中，不论此书院与朱熹是否有直接关联，多将《白鹿洞学规》收入。紫阳书院原本是为纪念朱熹而建，《紫阳书院志》收录朱熹所作学规，再自然不过，这同时也是尊崇朱子及其学说的体现。但王阳明以心学理念对《白鹿洞学规》的发挥，令《紫阳书院志》的编纂者无法接受。在《会规》之前的小序中，施璜等人不惜笔墨进行反驳： （《白鹿洞学规》）其为教者五，皆使人靠实用功，不为虚无空洞之学，诚万古不易之准则也。昔熊世芳太守刊石书院屋壁，寓书姚江，请为集《序》。姚江复书，谓朱子白鹿洞条规，盖惧初学之靡所持循而然，诚恐学者不得其要，而徒依拟仿像于形似之间以为学，故私揭一“心”字，以为诸生告。呜呼，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大端，尧以之传舜，舜以之命契，循至夏、商、周庠序学校之设，一皆以明人伦为本，岂人伦都无着落，而惟以任此心为得其要乎？夫依拟仿像正任其心之病，姚江不以为心病，而反以为明伦之病，固已惑矣。及览其序曰“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博学者学此也，审问者问此也，慎思者思此也，明辨者辨此也，笃行者行此也”，直以中庸五之字为指心而言，是举圣贤用功之目，为黑漆冥悟之机，其可乎？[41] 施璜表彰朱子所订《白鹿洞规》“使人靠实用功”，是万古不易之准则，不满王阳明在《〈紫阳书院集〉序》中以“心”作为“学”的最终归宿。《白鹿洞规》首列“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要求学者首先要明人伦，施璜则批评王阳明只讲“得其心”而不顾此为学之基。朱熹引《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白鹿洞规》第二条“为学之序”，王阳明将这五“之”的对象归于人之本心，施璜指责王阳明将圣贤为学的次序变成了“黑漆冥悟之机”。 施璜等人在编纂书院志之时，不但对与书院志内容有关的王学观点进行批驳，还在人物传记中，特意强调诸人的学术立场，彰显他们对朱学的推崇，对王学的批判。卷九为从祀诸人列传，其中有《程峩山先生》一篇，是施璜为明人程曈所立传记。在介绍完程氏生平之后，施璜着重介绍程曈著《闲辟录》，驳程篁墩《道一编》所论朱陆早异晚同之说，及著书驳斥王阳明《传习录》《朱子晚年定论》，表彰其在尊崇朱学、力辟王学方面的成就。[42] 卷十为书院讲学诸人传记，施璜等人在为诸人作传过程中，亦不忘强调他们崇朱辟王的事迹。如称江恒“日奉程朱之言……所著有《王学类禅臆断》，辨别《传习录》之非共百三十二则”[43]，称汪佑“尝著《朱子升祔议》，欲请尊为敬圣，升祔四配之班……于会语备述王学之非，谓应罢其祀。”[44]吴瞻淇、吴瞻泰兄弟在《紫阳书院志》中补入施璜的传记，述其观点：“颜曾思孟周程朱八子既为正统，象山、姚江为杂统，则学宫配位，宜升祔周、程、朱，与颜曾思孟并列，而黜陆王，则邪正是非明，而学术定矣。”[45]除上述几人外，诸人传记中此类尊朱辟王观点尚多。 结 语历史研究是学者通过历史文献获取信息，建构历史的过程。但文献本身并不“透明”，它包含了文本制作者因应种种语境的个人意图在其中，这些因素制约着文本的形成及其对后世的意义。徽州为朱子故里，南宋至明前期，朱学代有传人，徽州士人亦梳理出本地朱子学传承的脉络。但在明中后期，该地流行的却是阳明心学。入清之后，徽州地方士人杨泗祥、汪佑、施璜等朱子学信徒于还古、紫阳书院讲授朱子学，试图夺回朱子学阵地，复兴朱子之学。在编纂《紫阳书院志》的过程中，施璜等人通过鼓吹朱学传统、隐没王学在徽州流传的历史、批判阳明学说等策略，重新书写徽州地方的学术史，来实现廓清阳明学在徽州的影响、使地方学术“一返于正”的目的。 施璜等人通过编纂《紫阳书院志》，重新书写徽州地方的学术史，透露出文本形成背后的学术思潮的变化以及个人的学术倾向，呈现了文献记载与历史真实之间的距离。施璜等人对地方学术史的创造，也成为清代学术史的一部分。通过解析《紫阳书院志》，揭示施璜等人通过书院志编纂对地方学术史的重新建构，不仅启发我们重新思考大的学术风潮之下学术转型在地方生发的具体过程，于我们重新思考文献的价值、反思史料与史实的关系，亦具一定价值。 （本文在投稿的过程中，承匿名评审专家提供宝贵意见，获益良多，谨致谢忱。） [1] 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137页。 [2] 夏炘《述朱质疑》卷16，清咸丰景紫山房刻本，第14B页。 [3] 周晓光《新安理学》，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38页；解光宇：《新安理学论纲》，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7－40页。 [4] 参见刘成群《元代徽州理学家群体与新安理学的传承发展》第三章“元代前期新安理学的学术特点”、第五章“元代后期新安理学的学术特点”，中华书局2015年版。 [5] 刘成群《元代徽州理学家群体与新安理学的传承发展》，第268－272页。 [6] 周晓光《新安理学》，第160－192页。 [7] 程曈编，王国良、张健点校《新安学系录》，黄山书社2006年版，第1页。 [8] 《明史》卷231，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60页。 [9] 陈时龙对明末徽州府的讲会活动有细致梳理，参见陈时龙《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1522－1626）》，附录“16－17世纪徽州府的讲会活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0] 施璜、吴瞻泰、吴瞻淇编，陈联、胡中生点校《紫阳书院志》卷16，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292－293页。 [11] 解光宇《新安理学论纲》附录《新安理学先觉要言》，第261页。 [12] 有关明中后期王学在徽州的流传情形及其原因，参见李琳琦《明中后期心学在徽州的流布及其原因》，《学术月刊》2004年第5期；解光宇、刘艳《阳明学在徽州的传播及其意义——以〈新安理学先觉会言〉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6期。 [13] 施璜、吴瞻泰、吴瞻淇编，陈联、胡中生点校《紫阳书院志》卷16，第293页。 [14]施璜、施澴辑《还古书院志》卷11，《中国历代书院志》第8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19页。 [15]施璜、施澴辑《还古书院志》卷15，《中国历代书院志》第8册，第663页。 [16]施璜、施澴辑《还古书院志》卷15，《中国历代书院志》第8册，第662页。 [17]施璜、吴瞻泰、吴瞻淇编，陈联、胡中生点校《紫阳书院志》卷12，第237页。 [18]施璜、施澴辑《还古书院志》卷13，《中国历代书院志》第8册，第 633页。 [19]施璜《〈五子近思录发明〉序》，施璜著，李慧玲点校《五子近思录发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页。 [20]纪昀等纂，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下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512页。 [21]施璜、施澴辑《还古书院志》卷14，《中国历代书院志》第8册，第659页。 [22]参见张绪《论施璜对清初徽州理学及书院文化的贡献与影响》，《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23]施璜、吴瞻泰、吴瞻淇编，陈联、胡中生点校《紫阳书院志》卷18，第415页。 [24]施璜、施澴辑《还古书院志》，《中国历代书院志》第8册，第538页。 [25]参见李自华《清初徽州学术界对理学传统的重建》，《兰州学刊》2006年第5期。 [26]《新安学系录》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又有重刻，徽州地方士人吴曰慎在为此书作序时，称“道统归于程、朱三夫子，而学系之正，莫如新安，故独标之。以见上自唐虞，下迨鲁邹，其所以相授受者，皆由此可溯其源，探其本也”，标榜新安理学学系之正，并称赞此书“崇正抑邪”“述先贤学行，为后世仪型……其有功于人心世道非浅”。见程曈编，王国良、张健点校《新安学系录》，黄山书社2006年版，第5页。 [27]施璜、吴瞻泰、吴瞻淇编，陈联、胡中生点校《紫阳书院志》卷18，第 411页。 [28]施璜、吴瞻泰、吴瞻淇编，陈联、胡中生点校《紫阳书院志》卷18，第 411－412页。 [29]康熙《休宁县志》卷6，清康熙三十二年刊本。 [30]施璜、吴瞻泰、吴瞻淇编，陈联、胡中生点校《紫阳书院志》卷12，第237页。 [31]施璜、吴瞻泰、吴瞻淇编，陈联、胡中生点校《紫阳书院志》卷12，第240页。 [32]施璜、吴瞻泰、吴瞻淇编，陈联、胡中生点校《紫阳书院志》卷12，第244页。 [33]解光宇《新安理学论纲》附录《新安理学先觉要言》，第249页。 [34]解光宇《新安理学论纲》附录《新安理学先觉要言》，第241页。 [35]解光宇《新安理学论纲》附录《新安理学先觉要言》，第243页。 [36]解光宇《新安理学论纲》附录《新安理学先觉要言》，第241页。 [37]陈时龙对明中后期至清初徽州的讲学活动有专门研究，见陈时龙《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1522－1626）》附录《16－17世纪徽州府的讲学活动》第二节“徽州府讲学的王学时代：1550－1575”，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1－308页。 [38]施璜、吴瞻泰、吴瞻淇编，陈联、胡中生点校《紫阳书院志》卷16，第292－293页。 [39]参见刘艳伟《庆元二年朱熹会讲新安郡城说考论》，《中国典籍与文化》2022年第3期。 [40]王阳明著，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7，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版，第201－202页。 [41]施璜、吴瞻泰、吴瞻淇编，陈联、胡中生点校《紫阳书院志》卷15，第272－273页。 [42]施璜、吴瞻泰、吴瞻淇编，陈联、胡中生点校：《紫阳书院志》卷9，第222页。 [43]施璜、吴瞻泰、吴瞻淇编，陈联、胡中生点校：《紫阳书院志》卷12，第238页。 [44]施璜、吴瞻泰、吴瞻淇编，陈联、胡中生点校：《紫阳书院志》卷12，第242页。 [45]施璜、吴瞻泰、吴瞻淇编，陈联、胡中生点校：《紫阳书院志》卷12，第247页。 刘艳伟，河南商水人，历史学博士。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教育史、历史文献学。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