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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老上海法租界最早西界限的标志性建筑-诸家桥 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大清政府代表耆英、伊里布、牛鉴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1789年 — 1856年 ），在停泊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军军舰“ 华丽号”（ Gornwallis）上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南京条约》（Treaty of Nanking）（图01），标志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束。  《南京条约》共十三款，包括：割地赔款，五口通商，即：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允许英人居住并设派领事。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7月22日、10月8日，耆英与璞鼎查又先后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和细则，将协定关税和租界制度加以落实，让英国取得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等权益。 随后，美国和法国等外国列强参照《南京条约》的内容，先后强行大清政府签订了包括与本国有独特利益关系的《中美望厦条约》（1844年7月3日）和《中法黄埔条约》（1844年10月24日）。 1845年11月29日，根据《南京条约》，上海道台宫慕久与英国领事巴富尔订立了《上海土地章程》，设立了上海英租界。 此后，美租界、法租界相继建立。 1849年4月6日 法国驻上海领事敏体尼（Louis Charles Nicolas Maximilien Montigny 1805年-1868年）（图02）与上海道台麟桂正式议定法租界，界址在上海县城北门外：南至护城河，北至洋泾浜，西至关帝庙诸家桥（有文章“诸”写作“褚”，“朱”），东至广东潮州会馆，沿河至洋泾浜东角。上海法租界由此建立。  1853年9月，上海发生小刀会起义。到了1854年（咸丰四年），外国商人感到《上海租地章程》的内容已不能适应其需要，要求修改。7月8日，英国领事阿礼国、美国领事马辉、法国领事爱棠正式宣布经三国公使共同签署的新土地章程，即《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其中第一款中提到： 一八五四年七月五日，咸丰四年六月十一日，上海。 新章所指界限 后附地图，即系道光二十六年八月初五日巴领事与宫道台所判，并于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二日经阿领事与麟道台，复又按二十九年三月十七日敏领事与麟道台勘定法兰西地界，出示内指，南至城河，北至洋泾浜，西至诸家桥，东至潮州会馆，沿河至洋泾浜东角等处，曾经法兰西钦差大臣会同广东制台徐，均行允准。 从以上史料可以知道：直到1854年，根据各个条例，上海法租界的界限依然是1849年4月6日中法议定的法租界界址。（图03）  在确定早期法租界界限中都提到了“诸家桥”。 这座诸家桥在什么地方？ 很多文章对此地都保持沉默，避而不谈。 有文字根据后来的史料作了推定，把“诸家桥”认定在填“周泾浜”筑“敏体尼荫路”的西边（图04）。  为理解图04对“诸家桥”的确认，我用图05加以说明：图中两个红圆处即为图04认定的“诸家桥”。这两处“红圈”都位于周泾浜的西边。而具有法租界最早界限的标志性建筑-诸家桥，只能在周泾浜的东边，不可能在周泾浜的西边。  为什么图04会作出那种确定？究其原因：源自一本“上海地名词典”（图06）。“桃源路”源自“八仙桥路”，“爱来格路”。而这条“八仙桥路”，离周泾浜上连接“法公馆马路”的“南八仙桥”还有一段距离（图07。注意图中的红线和蓝框），这里提到的 “八仙桥路”- Rue de Passiéjo（图07中蓝字），位于原闽江路的东边，目前能见到最早的文字标注是“1893年”，这应该是1860年法租界小东门那一片小扩界以后，与法租界1849年早期勘定无关（后面有专门论证）。即使八仙桥路西端跨周泾浜的桥被人称作“诸家桥”，在这一点上无法和其它界限点形成合理的“法租界区域”。 
 为了弄清“诸家桥”的位置，有必要寻找最早的资料。 首先要弄清楚1849年4月6日中法议定的法租界界址的确切位置。 从字面看，法租界的北界是洋泾浜；南界是上海县城北护城河；东界是黄浦江左岸中的一段，北起“洋泾浜东角”，南至“潮州会馆”；西界并不是“周泾浜”，而是“关帝庙与诸家桥之间的连线”。在上海早期租界位置勘定时，遇到荒野田地时，多以两座已知建筑之间的“连线”确定的。譬如：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英国领事阿礼国与苏松太道麟桂商定将租界扩展为：北至苏州河，西至周泾浜与苏州河畔苏宅之间的一条直线。 法租界西界也是如此。 西界的南端是“关帝庙”。略带圆弧形的北城墙只能以城墙上，或城墙根的某座建筑为“标志”，这里的“关帝庙”就是确指“大境阁关帝庙”，此处的城墙根处即是“四明公所”南尖角围墙。（参看图05）。 图05中“西藏南路”（敏体尼荫路）为原“周泾浜”，可看到：原水路向西偏离， 如最初按周泾浜为界，向南纵深度无法确定。这也是法国领事多次交涉的原因（参看后面图10中红框内文字）。 为了确认1849年4月6日法租界的原始条文，我查阅了《上海法国租界史》（ Histoire de la concession française de Changhai）（图08）（1929年版）书中的“法文原文”（图09）， 
 其中划红线的部分如下: … un emplacement situé en dehors de la porte Nord de la ville Changhai, lequel s'étend : au S., jusqu'au canal qui longe les murs de la ville ; au N.,jusqu'au canal dit Yang-king-pang ; à l'O., jusqu'aux localités nommées Koan-ti-miao (pagode de Koan-ti ou du dieu de la guerre) et Tchou-kia-kiao (pont de la famille Tchou), et à l'E., jusqu'au bord du Hoang-p'ou entre l'édifice dit Koang- tong-tchao-tcheou-kong-koan (maison de réunion pour les gens de Tchao-tcheou de la province de Koang-tong) et l'extrémité du canal dit Yang-king-pang. Ces limites ont été clairement consignées dans les registres. (法国租界)位于上海县城北门外的一块区域，租界范围，南边：沿城墙的护城河；北边到洋泾浜；西边界位于关帝庙（关帝或战神阁）和诸家桥的之间；东边到黄浦江边广东潮州公馆（广东省潮州）和洋泾浜河口。此界限已清楚记录在案。 这里就西界限解释一下（底部划线部分）： à l'O.：西边。 jusqu'aux localités nommées Koan-ti-miao：“直到”； nommées ：……被称作……的（地方） Koan-ti-miao (pagode de Koan-ti ou du dieu de la guerre)： 关帝庙（关帝或战神阁）。“pagode”指“楼阁”，也确指了“大境阁关帝庙”，不可能是当时上海城内外有的“平房关帝庙”。 et Tchou-kia-kiao (pont de la famille Tchou)：“et”是连词，译为“……和……之间”。Tchou-kia-kiao：诸家桥（诸家的桥）。 在上海县城北城墙外护城河西端能和“pagode de Koan-ti”有关的只有“大境阁关帝庙”。由此说明西界的南端“终点”是大境阁，北端“起点”是“诸家桥。根据中国传统划界的习惯：多以自然山河为“界”。1849年4月6日确定“法租界”时，“周泾浜”早已存在，不以周泾浜，而以与其大致平行、诸家桥和大境阁连线为“西界”，肯定有“道理”，我认为以“大境阁”确定西界限，正是避免出现误解: 原定“西界”离“周泾浜”还有一段距离。尽管周泾浜很快就成为法租界实质上的西界限，这是当时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诸家桥”在哪里？ 查遍当时的“史料”，在可能“法租界”的范围内，并无“诸家桥”- Tchou-kia-kiao 。当时威妥玛式拼音法（Wade-Giles romanization。创建于1867年）还没出现，各国洋人对汉语的拉丁字母标注五花八门，加之“方言”的影响，看拼音认准“原词”需要慎重。其中“Tchou”可能是“朱”，“周”，“仇”，加之“淞沪地区”方言少卷舌音，还会有更多选择。 在当时“洋泾浜”上，已有多处“桥”，如“天主堂街桥”（向南去“小东门”方向。 注：1849年时，是否称“天主堂街”，存疑，如称“天堂街”，还能勉强接受。有1860年的史料称此街为Rue du Mausolée 陵墓街)，“三茅阁桥”（通往“北门-晏海门”），“泰勒氏桥”（又称“郑家木桥”）。可能当时还有一些“简易独木步行桥”，只是位置偏僻，行人不多，并不能叫出名来。“诸家桥”很可能就是洋泾浜西端附近的“简易木桥”。勘定界限时中法官员都知道有这么一座“桥”，至于该桥叫什么名字，洋人只能听“中国官员”的。 在《上海法国租界史》中附有三张最接近“1849年”的上海地图： 图10，图11，图12（尽可能的加了中文标注）。从绘图的内容看，原始图可能是“英国人”绘制。所以作者强调，引用该图仅用来图示参考。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从上海出现法租界开始，英法之间的争执矛盾就不断，几乎是针尖对麦芒，处处针锋相对，相互贬低，相互拆台的事时有发生。 所以在探寻老上海英法租界历史时，一定要多考虑这个重要因素。 图10 标注为《上海县城和码头图》（1848年8月23日），此时敏体尼刚到上海，任职“领事”不久，正在向当地大清官员交涉建立“法国租界”事宜。图中“洋泾浜”河道的走向和后来见到的完全不同。图中可见出北门通往“三茅阁桥”的北门街两侧有些建筑，在大约“天主堂街桥”（陵墓街）通往“小东门”的道路两侧也有一些建筑。图中特别标注“法租界区至上海县城东城墙和西城墙， 其向南延至何处，尚未确定”。（图10 红框内文字） 
 图11 标题为《上海法国领事馆》(1851年-1853年)。图中可以看出尽管法国租界已经建立，领事馆占地很少，法国人的生活区域也不大。租界内几乎布满“坟地”。 图12 标题为《上海租界图》（1851年）。这张图画出了“上海城”“英租界”和“法租界”的位置。图中有些注释不清楚，未能辩译，但有些信息还是清楚表达：有的美国教会团和外交使团住在上海县城和法租界内。绘图时间正是小刀会在上海起义的时候，在法租界西界南端靠近“四明公所”西北角有“折角”（图13 红圈处。图12的局部图-法租界范围），这个折角似乎像大境阁关帝庙和诸家桥连线中的一个“点”。此图已把“周泾浜”作为“西界限”了。依此可以说明：1849年商定的法租界关帝庙-诸家桥之间的西界限，存在的时间不超过两年，很快就向西移，以部分“周泾浜”作为西界限了。但是这个“扩展部分”，并无“官方认可”，所以在后来的法国官方文件中，有的法租界地图仍限定在“正式约定”的范围内。特别是在英国人绘制的上海法租界的地图中，法租界仅确定在中方认可的范围内。
看图12让我想到另一张类似的地图（图14）。图14似乎是图12的清晰版，由于两张图的推送者来自对立的“法国”（图12）和“英国”（图14），标注不同也就不奇怪了。图14标注的时间为1853年，而所绘法租界的范围还停留在1849年。不排除此时正是小刀会战事频发阶段，法租界正处交战前沿，租界内无发展也属正常
图14中在洋泾浜“泰勒氏桥”西边的南岸有一条“断头路”（图15。 图14局部图），从位置看可能是“诸家桥”的位置。由此推定法租界最早的西界限可能就是后来的“八里桥路”。 在上海法租界老地图中，最接近1849年，并可以作为印证的，我选中图12（1851年。法国人绘）和图14（1853年。英国人绘）。尽管英法矛盾体现在两张图中不同的标注，不过，一些河流道路走向基本接近。我作一张比较图（图16）：上为1851年法国人绘，下为1853年英国人绘。图中红圈为周泾浜上的桥，蓝圈为洋泾浜上的桥：上图画有桥，下图有的画有桥，有的只有断头路，隐指那里可能有桥。 图16上下两图中都没有明确地画出“诸家桥”，即图中紫圈的位置：上图无任何与桥有关的标识，下图有断头路。比较图说明：1851年诸家桥已不在，在“闹小刀会”期间，那里的简易桥可能时有时无。周泾浜上标有三座桥（图中用蓝色表示），从地理位置和当时的背景看：“蓝1桥”大致位于后来的“宁兴街”连接的“中八里桥”；“蓝2桥”大致位于后来与“公馆马路”连接的“南八里桥”；“蓝3桥”大致位于后来“宁波路”南边“八仙桥路”（Rue de Passiegio 或 Passiejo）, 这条路在一段时间作为法租界南边西段的“界限”(参看后面图27）。洋泾浜，上图标了三座桥，下图标了四座桥，其中“红1桥”是“泰勒氏桥”（陈家木桥），“红2桥”是通往上海城北门的“三茅阁桥”，“红3桥”大致是后来的“洋泾浜二桥”位置，通往上海城的新北门-障川门。 通过图16比较图，可以认为1849年时，洋泾浜上是存在一座中法认可，可作为界限标志的“诸家桥”，只是存在的时间太短，甚至不到两年，即使后来复建，已经换了新名称-八仙桥。 在中国近代史中，上海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地区：1851年至1855年，上海经历了小刀会起义，面对中国官民之间的矛盾冲突，洋人表面采取观望中立态度，一方面并迫使清政府要维护洋人在华利益，一方面允许小刀会与租界勾结，可以向外国人购买武器和粮草，并在租界内进行运输，清廷无法切断他们的补给线。小刀会不仅拒绝清廷借道租界攻打他们，甚至组建了租界武装与清军交战，清军惨败，军营被烧毁。 面对小刀会和洋人的压力，清政府任吉尔杭阿署江苏巡抚。并派苏松太道吴健彰与英﹑美﹑法当局谈判，以出卖上海海关和租界主权，换取它们的支持。这也就是1854年7月5日洋人们自己制定《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的历史背景。 1855年2月17日(咸丰五年正月初一日)小刀会在清政府和洋人双面攻击下，不得不离开占领了17个月之久的上海城，同时意味着小刀会起义失败。 早在1853年小刀会起义不久，外国势力与清军即在上海城北建筑围墙，以隔断城内起义军与外界的联系，主要在英租界西界限的周泾浜北段内侧通过挖河筑墙，筑起高高的泥墙和宽深的泥城浜，即泥墙的护城河。英租界凭借苏州河，黄浦江，洋泾浜河道作为自然屏障，成为许多躲避战乱中国商人的避风港，并利用《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的权力，使英租界的建设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而与洋泾浜一河之隔的法租界，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尽管从现有1860年前的上海老地图中似乎看到法租界西部已出现街区（图17。1855年上海城厢租界图），其实，这是一张1900年后为展示小刀会失败后上海外国租界状况而补画的示意图，所以对该图中法租界出现的“街区”可以理解为“规划图”。图中表现了法租界早期的界限，特别是诸家桥与大境阁关帝庙连线形成的西界限。（图18。图17的局部图）
图19绘制于1860年8月24日以后：此时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领太平军在“青浦大捷”中，大败清军和洋枪队，虽兵临上海城下，屡屡攻城不下，突遭英法军袭击，李秀成受伤，太平军撤退。 图19为难得一见，非常珍贵的历史地图，是当时洋人在抗击太平军的驻防图。 图中标注了法租界的范围，坐标和面积（图中蓝框）：从大境阁关帝庙到“福建楼”（广东潮州会馆。1860年8月19日被烧毁。）（红圈标注）。北纬：31度15；东经119度11。面积：48公顷。 图中并未绘制“诸家桥”，说明绘图时“诸家桥”已不存在。 从标注的48公顷（720亩）看，当时的“西界限”应该不会是“周泾浜”，而是1849年协定上“关帝庙诸家桥”。（图20。图19 的局部图） 图20中没有标注“诸家桥”，却在面积中暗藏了“诸家桥”的存在。显示了1849年确定法租界四个“角”的“界限”。 法租界建立后的前两年界内并无太的变化，参看图11，法租界的西部多为“墓地”，基本保持建立租界前的状态。 为什么无图片记载“诸家桥”的存在？ 唯一的解释：诸家桥只是洋泾浜西段上的一座极为普通的桥，简易到可能只用几根木柱，杉篙搭建而成，由于该桥不在交通要道，一般行人不会来此过桥，过桥者多为附近的农人或船家。 两年后的1851年，小刀会兴起，英租界首先想到的是“自保”，修建必须的“防御设施”，尽量避免可能的防御薄弱点：拆除不重要的“桥”就是重要的措施（图21. 1855年英国租界图。洋泾浜上可见三座桥（红圈），如图16比较图中的标注。 诸家桥原址位置已无桥。紫圈内）。在小刀会起事期间，英租界的西部有很大的发展，“跑马场”带动周边的商业。当战事平息后，重建拆除的“诸家桥”再次被提出来。英国人建的桥当然不会再用法国人用的名字。于是选中洋泾浜历史上曾有的老桥名 – 八仙桥。 根据“史料”，在洋泾浜上的确有一座与“三茅阁桥”齐名的“八仙桥”（图22），由于时代变迁，河流改道，史料中的“八仙桥”已无处可考。 于是“八仙桥”名就取代了“诸家桥”名。新建的“八仙桥”可能和原“诸家桥”一样，开始只是一座“简易木桥”，可能还不如1900年前后大境阁前的木平桥（图23）有可能如同南方水乡常见的“高脚木桥”（图24）。
在一张英国人1866年出版的上海城厢图（图25）中，标注该图是依照1861年法国人绘制的图。图中有“跑马场”，说明该图绘制于1864年之前。图中“诸家桥与关帝庙”之间区域仍处在尚未开发的状况，英租界内一条与泥城浜平行的“大道”出现，穿过“洋泾浜”上的“桥”进入法租界，桥南的道路被称作“ENGLISH ROAD”(英国路)，这条路就是最早界定的法租界“西界”，即后来的“八里桥街”。如果把这条“英国路“上，横跨洋泾浜的新桥，认定为是英国人重建的“诸家桥”，重建时间确定在1861年还缺乏说服力：在另一张1865年绘制的地图中无桥。从当时的政治形势看，英租界仍面临着太平军的威胁，而彻底消除威胁已是1864年7月以后。 英国人把重建的“诸家桥”改作“八仙桥”，把法租界的“老西界”路称作“英国路”，可以说是对法国人的蔑视与侮辱。 法国人当然不会坐视不管，此时已经过了1861年：法国拿破仑三世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国远征军司令孟托邦（Charles Cousin-Montauban。上海人习惯称“孟斗班”）因“战功卓越”，嘉封“八里桥伯爵” （Comte de Palikao）（图26）。 而此前法国领事馆为表彰孟托邦，把上海城新北门-障川门，改称“孟托邦门”，把法租界内的“Rue du Mausolée”(陵墓街。即后来的“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参看图20中底划蓝线的字母)，改做“孟托邦街”（图27）。一般情况下法国人在一个地方以人名命名街道时，不会把两条路认给同一个人。 这里就是一个例外：英国人把重建“诸家桥”改作“八仙桥”，法国人就把这座桥称作“八里桥”。“八里桥”桥名和街道命名时间应该是1865年，目前能查到同样是1865年绘制的两张地图，一张还没“桥”（参看图21），一张已有“桥”（参看图27中的红圈1.） 两桥名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具有“法国味”，与之相连的街道就称作“八里桥街”。 英国人对这条“八里桥街”比较反感，更喜欢称作“八仙桥街”。一条路两个名，为了谁也不得罪，英国人制图用“八仙桥街”，法文地图用“Rue Palikao”（八里桥街）。在汉语和洋文的标注中：汉语用“八仙桥街”，洋文采用“Rue Palikao”（八里桥街）（图28。蓝长条框内）。 图27绘制于1865年，1870年修正再版。表现了1860年后稍有扩展的法租界全图。很值得细品：该图把法租界的西界向西推到“周泾浜”。南界东段向南延伸到“小东门”外南侧、由水门流出的“方浜”右岸；南界西段向南延至“大境阁”，并向西平移到“周泾浜”，这条“界限”基本与其北边的“宁波路”平行，后来就成了街道，命名为“Rue Passiejo”(八仙桥路) 。这条“八仙桥路”最早见于记载的是一张绘制于“1893年-1900年” 法国租界图（图29），图中标注的 ③ 即：Rue Passiegio (八仙桥路)。 我估计该路命名为“八仙桥路（街）”的时间可能更早些：毕竟自1860年起那里已成为法租界南界西段的界限（参看图27、图30），作为“租界线”，肯定出现街市。 这里紧靠大境阁关帝庙，或许因此让人突发奇想：联想到法租界最初定界“已经消失”的“诸家桥”。 于是八仙桥路西端过“周泾浜”的桥就和“诸家桥”联系起来- 北诸家桥， 过了桥就是闽江路。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闽江路成了“爱来格路” （Rue Soeur Allegre）（参看图28），1909年（宣统元年）两路合并，共称“爱来格路”，也就是今天的桃源路。 今有人把上海法租界史中的“诸家桥”，指认到“桃源路”，可能与此路的这段历史有关。很显然，此“诸家桥”非原“诸家桥”。 图27表现的1860年法租界范围持续了很长时间，图30是1882年绘制的上海法租界图，在这二十多年里，租界的面积并无改变，租界内的街区建设发生了很大变化，可参看图27的中文注释。 自从英法租界间的洋泾浜西端出现由“八仙桥”取代“诸家桥”之后，和“八仙桥”有关的地名开始向周泾浜西边延伸，出现了八仙桥公墓，八仙桥菜场，后来又因此把其附近的桥也冠上了“八仙桥”，如石八仙桥，木八仙桥。由于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一些老桥消失了，新桥出现了，新桥借用老桥名，有的名称叫的有点乱。当今人寻根溯源“八里桥”时，都能找依据。这里不作考证，仅列出洋泾浜和周泾浜上可能被称作“八仙桥”的桥，下面以1904年的地图为蓝本标出（图31）。图31中与宁波路相连的⑥号桥出现的较晚，未查到曾用桥名。 不管老上海有多少和“八仙桥”有关的地名，进入上海开埠后，最早的八仙桥是1865年重建诸家桥的新桥名。作为1849年确定最初法租界西界北端的标志“诸家桥”，存续时间很短，大约两年，因1851年-1855年的小刀会起义，以及1860年-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诸家桥原址多年长期处于无桥状态，直到1865年上海政局平稳后，重建了诸家桥，并改称新桥名-八仙桥。由此可以推定：诸家桥就是八仙桥（北八仙桥）的前身，它横跨洋泾浜，连接英租界的云南路和法租界的八里桥街，相当于今天上海云南中路和云南南路与延安东路交汇的路中间。（图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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