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历史学”的诞生

如果说西方的近代历史学始于19世纪初的兰克，那么现代历史学则始于20世纪初对兰克史学的反抗与决裂。主导这种趋势的三个学派或潮流值得关注。首先是美国的“新史学（New History）”。新史学的历史学家们对兰克所主张的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和不变性提出质疑，认为历史是根据历史学家的主观价值观和判断构成的相对的、当下的思维产物。其次是法国的“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被称为“20世纪历史学的革命”的年鉴学派历史学家们，将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人口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引入历史研究，扩大了与兰克史学的斗争战线。第三个潮流是意大利（克罗齐）和英国（柯林伍德）的“现在主义（Presentism）”。这两位历史哲学家强调历史的当下性，最终主张所有历史都是当下史、思想史。本文旨在探讨与兰克的近代历史学决裂而诞生的这三个现代历史学倾向的特征和局限，并反思现代历史学的诞生在史学史上对今天的我们具有何种意义。

I. 绪论：作为与兰克历史学的决裂的“现代历史学”

在西方，“Modern Age”是一个涵盖近代和现代的术语，但在韩国，这个词通常被分为“近代”和“现代”使用，甚至近代还会被进一步细分为近世、最近世等时代划分。当然，在西方，也不是没有将“Modern Age”像英语圈那样分为“Early Modern Age（近代初期）”和“Modern Age（近代）”，或者像德语圈那样分为“Frühe Neuzeit（近代初期）”和“Neuzeit（近代）”、“Neuere Zeit（最近世）”的情况，或者在“现代”的情况下，像英语圈那样用“Contemporary History”表示“同时代史”，用德语圈的“Zeitgeschichte”表示“现代史”的例子，但“Modern Age”被用作包含非常广泛时代的时代术语这一事实是明确的。这是因为这个术语的出发点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近代的16 - 18世纪，而是中世纪结束时的文艺复兴时期，即14 - 15世纪的人文主义者们所在的时期。也就是说，这个术语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在文化艺术等所有领域都有所发展，因此他们将自己所追求的理想的古代（Ancient Times）与处于中间的中世纪（Middle Age）超越，将自己所生活的时代视为“新的（modernus）时代”而首次使用的。

与西方一般史将近代的起点远定为15世纪，近定为18世纪不同，史学史领域一般将近代定为19世纪初，即“历史学的诞生”之时。而且特别的是，西方的史学史与韩国的一般史一样，将“Modern Age”分为“近代”和“现代”。现代历史学正是始于19世纪出现的近代兰克历史学的反抗，于20世纪开始。这种趋势需要更详细地观察。

从18世纪末开始的历史叙述的制度化学术化在19世纪完成。这表现为受理性主义和启蒙主义思潮影响而出现的历史 - 批判方法（historisch kritische Methode），即所谓的“史料批判”等历史方法论的确立，历史研究和历史叙述的方法二元化倾向，以及各大学历史学系的设置等。引领这一潮流的人物正是被称为“近代历史学之父”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以兰克为首的19世纪德国，特别是柏林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们所开展的“近代历史学”的最重要的第一个特征是历史学从相邻学科中独立出来。直到18世纪，历史从未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充其量只是古典学、文献学、神学、政治学、历史哲学等学科的辅助学科或下位学科。但是，由于工业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等巨大的政治社会事件的经验，使人们从学科外部认识到时间的加速变化以及历史与当下的重要性，同时在学科内部，通过史料批判等多种方法的确立，19世纪开始，历史在德国各大学中逐渐作为独立的学科设置，最终成为一门新的近代学科。

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学，现在必须证明自己是一门学科，而且是一门近代学科。此时，孔德（Auguste Comte）等哲学家所倡导的实证主义思潮也提供了帮助。追求严格的事实和真理的确认、基于科学验证和可证明性的合理方法论的建立、研究和叙述的方法二元化等被追求或实际应用。兰克在1824年发表的处女作《拉丁和日耳曼民族史1494 - 1514》的序言中，将历史学家的任务阐明为展示“本质上曾经的样子（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这正是源于这种背景。1在历史中，重要的美德不再是文艺性、修辞性的叙述方式，能够为人类带来多少智慧和教训，而是历史学家所处理的资料和事件是否客观、真实，以及是否以客观、实证的研究和叙述态度来探究。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兰克在大学的同事教授、同时也是意识形态同志的古代史学家德罗伊森（J. G. Droysen）于1868年以《历史学（Historik）》为题出版了历史上首次对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论进行综合的讲稿原稿，兰克也顺应这种氛围，最终将历史宣布为“实证科学（positive Wissenschaft）”。

如果说西方的近代历史学始于19世纪初的兰克，那么现代历史学则始于20世纪初对兰克史学的反抗与决裂。主导这种趋势的三个学派或潮流值得关注。首先是美国在20世纪初转型期追求“新历史学（New History）”而出现的“新史学派（新史学派）”。新史学派的历史学家们对兰克所主张的过去的客观实在性、历史事实的不变性等提出问题，认为历史是根据历史学家的主观价值观和判断构成的相对的、当下的思维产物。其次是法国于1929年创刊的学术杂志《经济社会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s et sociale）》为中心活动的“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被称为“20世纪历史学的革命”的这些年鉴学派历史学家们，将各种相邻学科，即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人口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引入历史研究，更明确、更广泛地扩大了与兰克史学的斗争战线。第三个潮流是20世纪初在意大利和英国通过克罗齐和柯林伍德等人物出现，并影响到其他地区的所谓“现在主义（Presentism）”。本文旨在探讨与兰克的近代历史学决裂而诞生的这些现代历史学的实际情况、特征和局限，以及现代历史学的诞生在史学史上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它对今天的我们产生的影响等，是基于综合反思这些意图而策划的。

当然，如果将兰克的这种言论理解为与20世纪新实证主义者试图将历史理解为与自然科学无异的态度在同一条延长线上，那是困难的。兰克或许恰恰相反，他将历史理解为一种只能通过情感投入、理解、解释、想象力等方法进行的彻底的人文学科，他自己也基于这种人文学科的方法进行历史研究和叙述。因此，兰克的这种主张需要理解为是他渴望将历史打造为一门学科的口号，或者是他希望向内外传达这一点的纲领性表达。

II. 主观转向：美国的新史学派（New History）

“New History”这个术语指的是新史学派，源自该学派的主导人物罗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的同名论文（1911）和著作（1912）。在这些著作中，罗宾逊主张，长期以来被视为文学分支的历史，需要摆脱传统的历史叙述方式，利用近50年来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进行更科学的研究，从而蜕变为一门新的学科，即“新历史学（New History）”。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罗宾逊首先提出的策略是与从19世纪初一直被视为正统学说的近代兰克史学保持距离。根据他的观点，兰克的口号“它原本是怎样的（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现在应该改为“它实际上是如何发展的（wie es eigentlich geworden）”。也就是说，历史学家不应再认为自己的任务仅仅是描述过去的特定状态，而应该超越这一点，揭示过去的特定状态是如何、在何种背景和条件下产生的，以及它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和变化。总之，罗宾逊主张历史研究和叙述应聚焦于“发生（becoming）”，而非“存在（being）”。

当然，罗宾逊的这一观点本身并非独创或新颖。在此之前，例如18世纪初的维科等思想家就强调了基于起源和发生的“原因知识”，而且包括布克哈特在内的不少历史学家都将历史的本质视为“变化”。对罗宾逊来说，重要的不仅是捕捉过去的起源、原因、发生和流变，还包括询问应该根据什么标准捕捉和选择这些变化无常的过去，并将其转化为历史。此时出现的新观点是，与过去认为可以客观、完美地描述和再现过去的天真信念保持距离，历史学家应该根据自己当前的立场和观点，捕捉自己认为必要和重要的事物，并将其转化为当前的历史。罗宾逊认为，“正常情况下，我们的精神几乎无限地从无数记忆中自然地选择那些让我们现在感到舒适的过去的事物。”他详细而明确地阐述了这一点。

历史是我们对过去所知的一切。我们可以像询问自己个人行为和经验的记忆一样询问过去。但是，我们在自己的过去中回忆起的事物会根据我们的情绪、先入之见而不断变化。我们会根据我们的需求和渴望调整我们的回忆，并从中寻求我们面临的特定问题的解决方案。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始终在变化。每个时代都有从人类编年史中选择与该时代所关注的问题和特殊关系相关的事实的完全权利，就好像这些事实与该时代有着特殊的关系。

历史学家的观点不断变化的原因不是过去的事实本身发生了变化，而是当前历史学家所处的位置、立场、情绪、先入之见、价值观、世界观以及他所生活的社会的当前需求和观点不断变化。不是过去在改变，而是现在的我在改变，所以看起来是过去在改变。因为现在和未来的时间在变化或有可能变化，所以生活在现在和未来的我在现在和未来的变化中认识到永远不变或不变化的过去在改变。总之，根据罗宾逊的观点，作为实在的过去的客观是根据我所处的现在和未来的主观而变化的对象。因此，他主张“我们所称的历史，与我们内心更内在的个人记忆并无太大不同”。9这意味着历史这个名称的集体、客观记忆与我们自己的主观、个人记忆在大框架下最终是相同的。通过利用最近社会科学的成果，打破政治史这种狭窄的框架和客观历史的幻想，“新历史学（New History）”超越了“过去研究的形式限制”，现在被定义为“为了有意识地响应我们的日常需求而适时出现的”学科。

强调历史学家的当前主观和社会科学的运用，预示了现代历史学诞生的罗宾逊，然而，他尚未完全放弃19世纪初以兰克为首的近代历史学家所追求的历史客观性的神话和幻想。因为他认为，历史的本质意义不仅在于历史学家的主观观点，还在于“人类自出现以来思考和行动的所有足迹和痕迹”，而且历史学家“为了成为科学”，最重要的是追溯起源和发生，“需要成为历史的”，并且通过这种历史方法重建的“历史连续性”就是“科学真理”，他是为了确立客观和科学的历史学而努力的人物。因此，按照我们在本文中所指的方式，“现代历史学”要完全展现其面貌并具备其特征，还需要等待罗宾逊的弟子们的出现。

与罗宾逊一起代表创新主义历史学的特纳（Frederic Jackson Turner）的弟子贝克（Carl L. Becker）和比尔德（Charles A. Beard）是美国在1930年代以更激进和意识形态的方式引领现代历史学诞生的历史学家。他们分别在其标题中明确揭示了历史学家为何认为过去的客观实在不是如实地重构，而是历史学家主观、相对和当下价值观或思维的产物。首先，贝克的情况是，他在1931年底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时发表的演讲《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的标题就具有挑衅性。在这篇演讲中，贝克主张，即使没有接受过历史专业教育，只要拥有正常记忆力的人（Mr. Everyman）都可以记忆和重构自己的历史并以此生活。他进一步强调，与那些在“古董研究的贫瘠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枯燥无味的专业傲慢的种子或培育者”的职业历史学家相比，那些根据自己的生活条件选择有用的过去并理性生活的普通人具有更多的优势。贝克达到如此激进想法的原因需要更详细地追溯。

在这篇演讲中，贝克将自己的讨论从（1）作为实际发生的过去事件的集合体的“客观历史”和（2）历史学家根据自己当前的观点对实际历史进行不完全重构的“主观历史”等两种历史类型开始区分。这里的客观历史是指“绝对和不变的历史”，主观历史是指“我们确认、记忆和珍藏的一系列观念事件”，是“相对的，并且随着知识的增加和精确化而始终在变化的”历史。贝克的这一主张的新颖之处不在于将历史分为这两种概念，而在于强调这两个概念的历史是“相互对应的”。第一个是过去实际发生的事件的历史，第二个是对这些实际事件的记忆或记录的历史。这两者的对应意味着“客观历史”和作为其知识的“主观历史”同时存在。贝克由此将历史简单地定义为“对所说或所做的事情的记忆”。

这里重要的论点不是客观历史是否实际存在，而是主观历史由于其自身的相对性和可变性，可能会稀释、无力化甚至完全消灭客观历史，这是一个可怕的事实。一般历史学家可能会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但从可能性来看，这是完全可能的。历史中的客观性消失，主观性占据主导。但是，贝克强调，尽管存在这种危险，但在历史中重要的不是以客观名义被利用或死去的历史，而是尽管是可变和相对的，但今天与大众一起呼吸并不断活跃的主观历史。

本身没有价值，仅为了某些隐藏目的而有价值的[与大众脱节的]那种研究，除非它转化为一般知识，否则几乎不会变得重要。躺在未被阅读的书中的历史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作用。在这个世界上起作用的历史，影响历史进程的历史，正是活着的历史，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是集体想象的当前，即所有普通人想象的当前的扩展和丰富的那种记忆事件的类型。这就是历史的历史学家为什么在每个时代都会扰乱旧的历史并取而代之出现“新历史”的记录的原因。

对贝克来说，过去的事实是真是假并不是那么重要的问题。只有丰富当前观点的记忆事实，那种“活着的历史”，才是今天真正有价值和有意义的历史。对罗宾逊来说，仍处于学术和艺术中间点的历史学，在贝克看来，被定义为过去事实的“想象创造物”，“消失事件的想象重构”，几乎完全倾向于艺术。总之，对贝克来说，历史学不是为了过去的客观实在，而是为了当前所有人（Everyman）的主观而存在的学科。

然而，在贝克那里，历史的主观指向尽管在思想上表现出相当深化的样子，但尚未发展到意识形态的程度。因为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他不仅将历史分为客观历史和主观历史，而且尽管通过对后者的过度强调削弱了前者的意义，但他并没有否定前者的存在本身或其可认知性。历史主观观点的更果敢的论述具体体现在与贝克同时代且当时主导美国历史学界的比尔德身上。

比尔德的主观历史思想也像贝克一样从历史的双重概念出发。对他来说，历史既是“过去的现实（past actuality）”，同时也是对其的记录，即“历史叙述（historiography）”。比尔德特别关注第二个意义，并将这种历史定义为“关于过去的当前思想（contemporary thought about the past）”。比尔德关注第二个意义的历史的原因首先是，作为过去现实的历史已经消失，只能以历史学家叙述的形式留下其模样。因此，比尔德认为所有历史都是“对过去现实记录的碎片的选择和排列”。然而，这种选择和排列不是由事实本身完成的，而是由作为思考存在的历史学家根据其对当代现实的影响来完成的，历史学家对事实的选择、排列、研究和叙述的所有过程都是其确信、思想和信念的行为。这就是比尔德在1933年底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时发表的演讲《作为信念行为的历史叙述》的主要要点。

仅从这篇演讲来看，比尔德关于历史主观指向的想法与罗宾逊或贝克的想法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比尔德的观点在两年后变得非常明显。当美国威廉姆斯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史密斯（Theodore Clarke Smith）对他引起众多反响的演讲文章进行尖锐批评并在1935年春季的同一杂志上发表时，比尔德在同年秋季的同一杂志上以《那高贵的梦想》为题进行了回应。在这篇反驳文章中，比尔德强调，史密斯所主张的纯粹意义上的客观历史，即揭示实际发生的事情作为历史的真相，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这种尝试本身只是“高贵的梦想”和“华丽的希望”。比尔德为了支持自己的主张，提出了总共11个论据，仅列举其中重要的几个如下：（1）历史学家绝不能以自然科学家观察研究对象的“客观方式”看待过去。历史学家只能通过史料这一媒介，从过去的各种不完整的痕迹中观察历史的现实。（2）这些史料只能展示构成总体和复杂历史现实的事件和人物的一部分。（3）历史学家很少能拥有一个时代的所有记录。大多数历史学家只能阅读部分记录中的一部分。（4）一个时代的历史涵盖了所有相关的现实，但史料或研究必然是部分的，因此，作为实际发生的事情的历史的整体现实从未被知晓，也不可能被知晓。（5）想要了解过去的历史学家无法将任何完美的中立精神赋予他所工作的部分史料。（6）在选择主题、选择和排列资料的过程中，特定历史学家的主观观点“我”必然会介入。

由罗宾逊、贝克一直主张的主观主义历史观在比尔德这里超越了单纯的主张层面，内化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历史学家绝不能从客观角度看待过去”这一前代历史学家的想法在比尔德这里变成了“历史学家只能从主观角度看待过去”。对比尔德来说，历史不是客观的产物，而是历史学家主观重构的结果。历史中的客观只是高尚的梦想，现实是主观的统治。因此，对比尔德来说，历史不是死的，而是永远活着的。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来比喻，对比尔德来说，历史不像霍克海默所说的那样是“终结的”，而是像本雅明所主张的那样，永远等待着每一个当前历史学家的主观触碰，是“开放的”对象。

那么，这些新史学派历史学家的理念和纲领在他们的实际历史叙述中得到了多少或怎样的反映呢？他们是否真正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呢？结论是，既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首先，肯定的原因是新史学派历史学家的主要著作总体上符合“新历史学”的口号，提出了颠覆传统通说的新观点。例如，贝克在其代表作《18世纪哲学家的天堂》（1932）中主张，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们生活在崇尚基督教神的中世纪思维中，而不是理性的世界中，他们不是完全消除了圣奥古斯丁的天国，而是重新构建了它。比尔德在其代表著作《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1913）中，通过统计55名制定1787年宪法的制宪会议代表和参加批准该宪法的会议代表的财务状况数据，揭示了美国宪法是反映这些人的经济利益关系的结果，从而正面反驳了美国宪法是超越建国之父们的利益关系、包含政治哲学的神圣文件这一传统解释。然而，因此就草率地得出新史学派历史学家的所有历史著作都是反映他们当前和主观观点的结果，这是过度和错误的解释。他们关于美国或欧洲历史的一般概述或教科书等仍然采用传统的研究和叙述方法，即客观史料的运用和叙事技术方式。

尽管如此，总的来说，20世纪初在美国活跃的新史学派历史学家的这种倾向可以被称为“历史的主观转向（subjective turn of history）”，因为他们对历史的客观性提出了问题，并重新强调了历史的主观性。

III. 社会转向：法国的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

在法国，也发生了与美国新史学派历史学家活动时期几乎相同的类似运动，即20世纪初的“年鉴学派”。年鉴学派指的是以1929年在法国创刊的学术杂志《经济社会史年鉴》为中心活动的一群历史学家。被归类为该学派的历史学家们并不特别喜欢这个名称，对于学派名称也存在争议，有时评论家建议将他们称为不是学派，而是代表一种学术风气或“对历史研究的新方法和新途径的开放性为特征的一种精神”的人。24然而，无论他们是否喜欢这个称呼，无论名称是否存在争议，他们至今都被归类为年鉴学派，对此提出异议的人很少。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们主张或实际上通过积极利用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人口学等其他相邻学科的方法和成果来研究历史，从而更明确、更广泛地扩大了与兰克史学的战斗前线。

年鉴学派的起点通常被认为是该学派名称来源的学术杂志《经济社会史年鉴》创刊的1929年。但更确切的起源也许应该是该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费弗尔（Lucien Febvre）的著作《菲利普二世与弗朗什 - 孔泰》出版的1911年。如果同意这一观点，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即美国和法国的现代历史学的诞生时间恰好都在1911年。而且特别的是，这种学术范式的转变时间并不是欧洲社会发生巨大动荡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或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再次表明学术的变化并不一定与一般历史的变化相一致。这种转变的原因也许应该在学术内部领域而不是一般历史的外部因素中寻找。我们可以推测的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出现的现象，即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心理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文化科学等现有或新的社会科学大量出现或发展。就像19世纪末德国发生的两次“文化史方法论争论”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当历史学在社会的变化和学术内部的危机中寻找新的出路时，它受到了这些各种社会科学的刺激，并寻求这样的出口。

从1911年或1929年至今的年鉴学派历史学家通常按代际进行划分。当然，总体上这些历史学家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但代际之间的特点也有所不同。如果以1920年为年鉴学派的起点，即1911年和1929年的中间点，那么到今天正好过去了100年，该学派通常被分为4代。各代的时期和代表历史学家如下：第一代是1920年代至1940年代，包括费弗尔和布洛赫；第二代是1940年代至1960年代，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第三代是1960年代至1980年代，包括勒高夫、杜比、芒德鲁、勒鲁瓦 - 拉迪里等；第四代是1980 / 1990年代以后，包括勒韦尔、布尔吉埃尔、夏蒂埃等。这种划分和标准以及代表历史学家并不是严格确定的，而且在时间上也有重叠，因此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

首先，让我们先提及将他们所有人联系在一起的共同点，而不是各代之间的个别差异。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们从一开始就带来了对历史观察视角的重大创新，这是他们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并且一直持续到今天。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们反对兰克式的传统历史学，忠实执行了西米昂（François Simiand）的纲领，即必须打破在这里被崇拜的“政治”、“个人”、“时代”这三个“偶像”。对他们来说，重要的历史关注点和主题不再是“政治”，而是“社会”或“经济”；不是“个人”，而是“集体”；不是“时间”，而是“结构”。在他们看来，这种观点的急剧转变只能通过方法论的创新来实现。因此，相邻的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被积极引入和利用，这导致了结构主义、比较历史、计量、统计、集体心理学等方法的创新。因此，20世纪西方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趋势通过年鉴学派并得益于年鉴学派而得以确立和传播。

试图将历史理解为政治、社会、经济等人类生活各个领域有机联系的整体结构的尝试，已经在该学派的创始人那里就可以发现。在前面提到的《菲利普二世与弗朗什 - 孔泰》中，费弗尔避免了以统治者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历史观察方式，而是在特定地区的地理环境中考察了集体成员的生活。该学派的共同创始人布洛赫（Marc Bloch）在《封建社会》中描述了中世纪人们如何在政治社会的不安和混乱中创造出封建制度，以及他们如何在离开制度和身份的情况下，作为地理环境中的自然人认识到自己的局限。

如果说费弗尔通过摆脱历史的个人主义方法，转向集体主义解释方法，从而唤起了对结构重要性的关注，那么布洛赫则干脆将历史研究的主题设定为社会结构。换句话说，他将“结构”不仅仅视为一种方法，而是将其作为研究对象。请看布洛赫《封建社会》的序言。

关于封建社会的著作，其标题本身所提出的问题，即这个过去的时代具有哪些特征，使其与前后的其他时代区分开来，努力回答这个问题。换句话说，这里试图进行的是对一个社会结构及其结合原理的分析和解释。

通过这种创新的转变探索，年鉴学派正如该学术杂志创刊号的序言中所提到的，旨在“为各种趋势和新的方法提供一个论坛”，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尝试了各种冒险和计划。具体提到对年鉴学派的变化和出现产生刺激和影响的学者和学科领域，包括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社会学、维达尔·德·拉·布拉什（Paul Vidal de la Blache）的人文地理学、拉布鲁斯（Ernest Labrousse）的经济史学等。第一代历史学家的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在他们两位历史学家的工作中，包含了该学派后续历史学家将精确发展的历史的各种方法的萌芽，例如结构史、整体史的构成方法、集体心理学或心态史的研究方法、社会文化史的叙述方法等。甚至布洛赫，如他在1928年在挪威奥斯陆所提议的，还提出了关于欧洲社会的“比较历史方法”。第一代历史学家的知识和方法遗产如此丰富多样。

年鉴学派的鼎盛时期是通过被称为“20世纪历史学的教皇”的第二代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实现的。在他的主要著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他以西班牙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为中心，按照三个时间层次描述了地中海周边地区的地理环境和人们的生活。这三个时间层次分别是：第一个是传统历史学主要研究和描述的、在短时间内展开、易于观察、表面和周边性质的短期持续个人时间，即“事件的时间”；第二个是像经济波动或人口迁移那样，具有约70 - 80年周期、周期性地表现社会经济变化的中期持续社会时间，即“局势（conjoncture）的时间”；第三个是像自然环境那样几乎不变、缓慢流动的地理时间，即结构的“长期持续（longue durée）”。尽管布罗代尔按照这三个时间层次重建历史的计划并不像他自己所主张的那样新颖，但它在打破以事件为中心的历史学，从社会经济、地理、自然环境等角度观察和描述历史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因此，“布罗代尔的特殊贡献”也许正如多斯（François Dosse）所指出的，“在于将空间整合到时间性中”。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代历史学家中已经出现但具有纲领性和研究方法性质的“结构”概念，在布罗代尔这里成为了该学派坚定的学术理念。

布罗代尔对历史的结构方法完全通过社会史或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史来体现。请看《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二部分开头的以下句子。

第二部分旨在把握超越这种长期持续历史的、更个性化节奏的历史，即集体的历史、集体命运的历史、整体运动的历史。这就是社会史。

[…] 事实上，第二部分旨在回答两个不同的主题。在这本书中，我们关注社会结构，因此也关注缓慢变化的结构。我们也关注结构的运动。它被专业术语称为结构（structure）和局势（conjoncture），即不动的东西和运动的东西，缓慢运动的东西和快速运动的东西相互混合的东西。

如果说第一部分处理了围绕地中海的自然和地理，那么第二部分处理了结构和局势，第三部分描述了政治和个人、事件。无论是名为自然的地理，还是名为社会和经济的局势，无论是名为政治和个人的事件，这些具有不同时间流的三个层次的对象都在“结构”的框架内被观察和组织。布罗代尔将在这种结构中观察和研究的历史称为“社会史”，这个概念不仅仅是“社会的历史”，也许更像是“社会学的历史”。换句话说，对布罗代尔来说，历史学和社会学是等同的，可以互换的。“社会学和历史学是一体的，是对人类精神的一次冒险。它不是一千块碎片，而是一个纤维组织本身。”

布罗代尔的新历史学构想是将第一代前辈历史学家所重视的社会和经济领域重新组织在结构的框架内，并在此基础上添加自然、地理、政治和个人等所有领域，将它们再次整合为一个巨大的结构，形成一个“总体史（histoire totale）”的概念。这种计划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他总体上致力于结构性的社会史。深受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 - 斯特劳斯（Claude Lévi - Strauss）的成就影响的布罗代尔的结构主义历史学，对他自己来说，至少是接近他所说的“总体的总体”的唯一学科。

然而，到了年鉴学派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这种结构主义的综合史，即总体史的计划逐渐退却，取而代之的是心态史、系列史（计量统计史）、社会文化史、思想史等。所谓的一个大写的历史（History）实际上碎片化，分裂成小写的历史（histories）。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心态史的计划也由第一代历史学家率先提出。从他们那里发展出来的集体、社会心理史被杜比（Georges Duby）和芒德鲁（Robert Mandrou）明确称为“心态史（histoire des mentalités）”。事实上，“心态”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但明确的是，与19世纪德国式的精神史或思想史，以及20世纪美国式的思想史或智识史不同，心态史的历史学家们至少将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等过去的精英知识分子通过语言或艺术有意识表达的思想和理论的流，而是将“向外部世界表达的民众和普通人的意识或未被反思的、或意识或反思之前的集体精神、思想和情感”，即理性思考之前的“思想和情感的方式和内容的集合”作为研究和叙述的对象。

同样，受现代计量社会科学和计算机等电子数字设备的影响，以及受福柯（Michel Foucault）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观察断裂和不连续而非持续或连续的认识论方法的影响，出现的“系列史”也是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所追求的研究趋势。“对计算机的狂热，几乎可以说是现代的新信条，加速了历史的分裂和系列化趋势。”年鉴学派第三代的勒鲁瓦 - 拉迪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遵循了普雷和多马尔提出的观点，即“只有可计量的才是真正的社会史”，甚至主张“只有可计量的才是科学的历史”。因此，原本起源于经济史的年鉴学派的研究趋势，通过逐渐吸引心态、情感等领域的研究，在叙述和解释层面上变得更加远离，逐渐向经验和实证的方向转变。

随后，到了第四代年鉴学派，逐渐流向社会文化史，甚至完全流向文化史、思想史。当然，这种变化也可以被合理地视为受到了后现代主义、文化人类学、微观史和日常史等当代学术潮流的影响，或者是与它们相互呼应的结果。以夏蒂埃（Roger Chartier）的《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为代表的许多文化史或思想史相关著作，以及同样属于这一代的勒韦尔（Jacques Revel）将意大利的微观史引入法国的行为等，都象征性地展示了这一点。如果说年鉴学派的第一、二代历史学家在历史社会科学的密切关联中工作，那么年鉴学派的第三、四代历史学家则在历史文化科学的更多刺激和影响下进行研究。

总的来说，给20世纪历史学领域带来巨大变革和转变的年鉴学派历史学家，比20世纪其他任何地区或任何历史研究领域的历史学家都更受社会科学的影响，他们在历史研究和叙述中更多地与社会科学相互作用，或者稍微夸张地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将历史与社会科学等同起来。由此带来的负面结果和趋势也不容忽视。虽然由于篇幅有限，无法一一提及，但年鉴学派带来的一些负面结果包括历史的社会科学化、历史的去时间化、对变化剧烈的近现代历史的忽视以及对中世纪历史的过度关注、历史的过度计量化和统计化等。尽管存在这些局限，但我们可以将年鉴学派的新潮流概括为“历史的社会转向（social turn of history）”，他们对现代历史学的视野拓展所做出的贡献不应被轻易遗忘。

IV. 当下转向：意大利和英国的现在主义（Presentism）

现代历史学的第三个潮流是强调历史的出发点为“当下”的趋势，这一趋势由克罗齐和柯林伍德广泛传播。在时间和历史的流中强调当下的趋势绝不是20世纪的独特特征。早在古罗马帝国末期，圣奥古斯丁就以当下为基础对时间进行了反思，近代的歌德也曾高呼“当下即永恒！”，此外，许多哲学家和思想家都在时间体系中强调了当下的普遍性和绝对性。

另一方面，在20世纪之前，也有不少历史学家强调当下在历史中的重要性。例如，与兰克同时代的丹麦籍德国罗马史学家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主张，历史学家“无法脱离自己的时代”，这是历史学家的“普遍命运”，他与试图如实重构过去事实的兰克形成了对立。就连与兰克在历史叙述学术化的前沿活动的同事、历史主义者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也重视（历史上受条件制约的）“当下”。他在1857年的一封信中主张，历史的本质不在于兰克所追求的“批判”，而在于“理解”和“解释”，尤其是对过去时间中“仍然存在的当下之物的理解”。因为我们所能把握的只有“当下之物”，“只有从过去遗留下来且未消失的东西才能激励我们去解释和理解，从而形成对过去的形象”。因此，在德罗伊森看来，“每一个当下的时刻，即已到来的时刻”就像一盏照亮其背后过去黑暗之夜的“某种灯笼”。如果说兰克的历史认知基准是过去，那么对德罗伊森来说，就是当下。

兰克的学生、研究文化史和艺术史的布克哈特也被评价为强调“历史当下”的19世纪德语区历史学家。他在《古代史》讲座的序言中说：“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与现在和未来明确相关的过去。我们的主导理念是在不同民族中以及在每个民族内部展现的文化进程。原则上，我们最重要的是揭示那些线索至今仍延续到我们时代和我们教育中的事实。”他敦促将历史研究的方向指向当下。

甚至看似只重视客观存在的“过去”的历史主义者兰克本人，也在强调当下的历史学家名单中占有一席之地。他在1817年关于路德的一篇短文中说：“我们从时间中所能获取的只有当下之物。是的，过去的已不存在，未来的也尚未存在。我们的生命存在于当下。它存在于当下的时间之上。”他在1879年的一篇日记中写道：“过去什么都不是，未来也什么都不是，当下才是一切。只有在当下，革命才有真理的感觉。”

由此可见，当下是许多20世纪之前的历史学家所强调的概念。然而，这种强调在他们那里仍然停留在理论和方法层面，尚未发展成为一种理念或纲领。直到20世纪，一些现代历史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才将其实现。最初将原本在哲学上意味着未来和过去都不存在，只有当下才真实存在的“现在主义”这一表达作为历史学界有影响力的学术术语使用的是美国历史学家德斯勒（Chester McArther Destler）。他在195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历史学家不能期望科学的客观性，相反，历史研究的所有过程都由历史学家的当下所决定，因此所有的历史叙述都是主观和相对的，他将这种立场命名为“主观主义 - 相对主义 - 现在主义（subjectivist - relativist - presentism）”。以这种意识形态立场与传统的近代历史学保持距离，并对20世纪现代历史学的诞生产生影响的人物包括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和英国哲学家柯林伍德（Robin G. Collingwood）。

克罗齐对历史有着极大的关注，并实际上留下了许多关于历史（学）或历史哲学的著作，他的影响力主要也在历史学界。接受了黑格尔的思想遗产和同时代的生命哲学的克罗齐，年轻时学习文学，后来转向哲学，但支配他的精神和思想的是历史世界。因此，他晚年的综合总结性著作，由四卷组成的《作为精神科学的哲学》（米兰，1902 - 1917）的第四卷书名是《历史叙述的理论与历史》并非偶然。这本书于1915年在德国图宾根首次出版，意大利语修订增补版于1917年在巴里出版。在这本书中，克罗齐充分展现了他独特的现在主义历史思想和历史哲学。他认为，激发人们对过去的兴趣的是他们当下的生动兴趣，因此他最终宣称：“所有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every true history is contemporary history）”。

人们常常将当代史称为最近50年、最近10年、最近1年、最近1个月、最近1天前的历史，或者实际上是最近1小时、最近1分钟的历史，即刚刚过去的时间的历史。但是，如果我们严格思考和表达，“当代”这个术语只能应用于一种行为发生后，通过意识到该行为而实现的历史。[…]在这种情况下，“当代”这个表达被很好地使用，因为这段历史与所有精神行为一样，超越时间，与该行为“同时”形成，并且由此在观念上而非编年史上得以区分。相反，“非当代历史”、“过去的历史”是在已经形成的历史的现存中发现自己的历史，无论是一千年还是仅仅一个小时，它已经成为历史评论的对象。但是，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被称为“非当代”或“过去”的历史，或者我们想要这样称呼的已经形成的历史，如果它实际上是历史，并且换句话说，如果它不是空洞的回声，那么它同样是当代的，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与其他历史无法区分。[…]因此，如果当代史直接源于生活，那么被称为非当代的历史也同样直接源于生活。因为只有当下的生活兴趣才能激励我们研究过去的事实。[…]我提及这些历史学家的技术形式的原因是为了使“所有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不显得自相矛盾。

在有限的篇幅中引用这些长句的原因是，其中浓缩了克罗齐现在主义历史观的核心要素和论据。克罗齐的这个著名命题通过以下三个前提条件获得了逻辑上的合理性。首先，无论是古代史、中世纪史还是现代史，所有历史最终不是在“时间上”而是在“观念上”被区分。对于观察历史的人来说，如果某个时代的历史形成尚未结束，仍有发展的余地，即仍然是开放的，那么这个历史就是“当代史”。相反，形成已经结束的终结历史通常被称为“非当代史”。这两者的区分不是基于时间，而是取决于观察者的心灵、精神和思想。其次，即使是已经完成形成的“非当代史”，如果它不是空洞的回声，而是以某种形式具有意义的历史，即它是由过去人类的生活构成的，那么它就是“当代史”。因此，对于观察特定时代历史的当下的我来说，如果它以某种形式对我有意义，那么所有历史对我来说都是“当代的”。第三，对我有意义的东西具体指的是我当下的兴趣。当我在当前这个时刻拥有特定的兴趣并回顾过去时，如果过去对我来说具有某种意义，那么这段历史对我来说就是当下活着的历史。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历史都是当下史或现代史。而且，所有历史的时代都在等待历史学家的触碰，以在每个时代重新复活。

后来，克罗齐在1938年出版的历史理论著作《作为思想的历史和作为行动的历史》中进一步阐述了历史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行动和实践中也植根于当下。在这本书中，他阐述了扩展的现在主义历史观：“所有历史判断的基础实践欲望赋予所有历史以'现代史’的特征。因为历史中列举的事件，无论它们看起来多么遥远，就像远古时代的事件一样，它们所引发的震动都与当下的欲望和当下的情况有关。”

克罗齐的现在主义对约一代人后的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伍德产生了重大影响。英国牛津大学的形而上学教授柯林伍德的主要哲学兴趣与克罗齐一样是历史。如果说对克罗齐来说，所有历史都因为与人类生活相连并依赖于观察者的当下兴趣而具有当下性，那么对柯林伍德来说，只要历史观察者能够通过当下的心灵和思想中的历史想象（historical imagination）回忆和重演（reenactment）过去，所有历史就都是当下的。

历史知识是精神对过去所行之事的知识，同时也是对其的再行和将过去的行为永久化于当下。因此，这种知识的对象不是精神之外的任何简单对象，而是只有在精神能够重演并以其原本的方式知晓的情况下才能被知晓的思维行为。

柯林伍德主张，与通过观察和实验直接参与所有事件的自然科学家不同，历史学家无法直接参与事件，只能在遥远的过去事件通过史料对其思想产生影响时，才会关注并进行研究或叙述。由于无法直接参与事件，只能通过思想接触过去的事实，那么方法就只有再次思考（重新思考）、在脑海中浮现并间接体验（重演）、在脑海中浮现并思考（想象）等精神作用。也就是说，历史学家通过记录这一证据，在心中重演或再上演，从而在当下重构过去的事实。从这个角度来看，柯林伍德将“所有历史”本质上定义为“思想史（history of thought）”和“当代史（contemporary history）”。对克罗齐来说，关键词是“人类的生活”、“当下的兴趣”，而对柯林伍德来说，是“当下的思想”、“思考和思想”、“重演”、“想象”等。这些都汇聚于观察当下历史的历史学家的主观心灵。通过这些手段，历史学家创造了历史。

总的来说，克罗齐和柯林伍德更倾向于通过展示过去事实的证据，将这些事实拉到当下并进行再现，而不是强调过去事实本身。现在主义最大的盲点无疑是否定、忽视或贬低过去本身或过去事实的实在性以及历史的客观性。关于这个复杂的争论，我们在此搁置。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将这种趋势称为“历史的当下转向（present turn of history）”。

V. 结论

现代历史学作为与西方19世纪兰克所形成的近代历史学的差异化战略，于20世纪初在美国、法国、意大利、英国等地出现。确定其起源的具体年代可能存在争议，且可能没有太大意义，但为了满足希望了解确切年代的读者，我们可以大致将其定为1910年代初期。美国新史学派的先驱罗宾逊发表同名书籍和论文的时间是1911年左右，法国年鉴学派第一代历史学家费弗尔的博士学位论文出版的年份也是1911年，意大利现在主义历史哲学家克罗齐出版历史理论著作的时间是1915年。

现代历史学的出现似乎受到了学术内外环境的影响。首先，可以提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欧洲的政治环境，即引发冲突和紧张的帝国主义，以及与该环境相关的学术整体危机状况和反思氛围。在这个时期，胡塞尔的现象学对欧洲的近代学术进行了批判，并将其诊断为“危机”，存在主义试图从哲学上理解人类存在的危机和情境，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学预言了西方近代文明的衰落等。随着被称为欧洲世纪的19世纪的结束，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等接连爆发，人类的精神、科学和学术领域涌现出了大量关于危机和反思的论述。面对这种情况，历史学界寻求新的理论和方法论或许是理所当然的。

此外，19世纪初以来新出现或不断发展的社会科学的刺激和挑战也对新的现代历史学的诞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包括18世纪末的经济学、19世纪初的社会学、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心理学、人类学、（人文）地理学、人口（统计学）学、文化科学等。这些社会科学扩展了传统历史学未曾涉及或即使想涉及也无法涉及的领域，即社会、经济、地理、人口统计等，拓宽了研究对象和方法论的范围，甚至后来将历史学等同于社会学或社会科学。尽管历史学最终仍然保持为独立学科，但这种现象确实一度导致了历史学的身份危机。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历史学的视野也因此得到了拓宽。

具体到各个国家和学派，美国的新史学派明确确立了历史学家的主观观点，明确宣扬历史绝不能被确立为客观学科。法国的年鉴学派对现代历史学向社会科学方向的转变做出了决定性贡献。正如后来新文化史的出现所表明的，它在将历史学引向社会文化方向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对历史非常关注的意大利的克罗齐和英国的柯林伍德，为鼓励现代历史学在对当下的反思中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果说19世纪德国对近代历史学的诞生做出了巨大贡献，那么20世纪现代历史学的主导权则转移到了法国、美国等国家。

总之，“现代历史学”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打破了兰克历史学所具有的客观性神话，但它并没有完全解决客观性和主观性之间复杂的对抗关系这一历史学的本质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历史学只是历史研究的多种途径之一。然而，明确的是，现代历史学的诞生使历史学的外延和视野得到了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扩大和深化，这种变化在2500年的西方历史叙述史上可以被评价为革命性的。它可以用以下几个关键词和座右铭来概括：“从存在到发生”、“从过去到当下”、“从时间到结构”、“从政治到社会（文化）”、“从个人到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