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初改历的历史背景公元前108年，司马迁接替已故父亲的职位，成为西汉王朝的太史令，这一职位不仅是皇家的天文台台长，还负责天文、历法、占星、候气等事务。当时，汉王朝沿用的是秦朝制定的“颛顼历”，已有一百多年未进行调整，误差积累显著，导致节令不准，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和民众生活。因此，司马迁一上任便联合同僚上书朝廷，倡议改革历法，以彰显汉王朝的新气象。朝廷采纳了这一建议，并任命司马迁为总主持人，邓平为技术上的总负责人，开启了“太初改历”的序幕。 改历之争的序幕汉武帝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天文观测技术的不断进步，旧有的历法已难以满足时代的需求。为了制定更加精确、符合天象的历法，汉武帝决定对历法进行改革。这一决定迅速引发了民间与官方天文学家的广泛参与和激烈争论。民间天文学家落下闳、邓平、唐都等二十余人，凭借对天文现象的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各自提出了不同的历法方案。同时，官方的公孙卿、壶遂以及太史丞司马迁也积极参与其中，提出了各自的方案。一时间，改历之争如火如荼，形成了“十八家”并立的局面。 司马迁与邓平的合作与分歧在改历过程中，司马迁与邓平各自扮演着重要角色。司马迁负责全局的协调与组织，而邓平则精通数学，负责历法的具体计算。经过一年左右的努力，他们制定出了一部全新的历法——太初历。这部历法不仅修正了旧历法的误差，还在技术上有所革新，是汉王朝在历法领域的一项重要成就。 然而，在改历过程中，司马迁与邓平之间也存在着分歧。据历史记载，司马迁在编写《史记·历书》时，并未详细记载邓平的八十一分法，而是附载了自己的《历术甲子篇》。这一行为被一些学者解读为司马迁对邓平方法的不满或回避。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司马迁在编写《史记》时，邓平的八十一分法尚未制定完成，或者司马迁认为《历术甲子篇》具有更深远的历史意义，故而优先记录。 司马迁的参与与困惑作为太史丞，司马迁在改历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不仅参与了历法方案的讨论和制定，还负责记录整个改历过程。然而，随着改历的深入，司马迁逐渐发现，自己与邓平等人在历法理念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司马迁更倾向于传统历法中的某些元素，而邓平则主张采用更为精确的天文观测数据来制定历法。这种分歧在改历过程中逐渐加剧，最终导致了司马迁对改历结果的不认同。 《史记》中的沉默与回避在《史记》的《历书》部分，司马迁对改历的记述显得异常简略，且绝口不提邓平的贡献。这一现象引起了后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探讨。一种相对合理的解释认为，司马迁出于对改历结果的不认同，而有意在记述中回避或淡化邓平的作用。张文虎的《舒艺室随笔》卷四“历术甲子篇”条便对此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司马迁在叙述中“心有所不善焉”，故而在提及改历时“不及邓平”，并推测他对改元诏书的相关内容也有所回避。 现存诏书的前半部分主要讨论了历法星度之事，并使用了大量谦损之辞，似乎是在为后文的肯定性内容做铺垫。然而，在“朕唯未能循（修）明也”一句之后，诏书的口吻突然转为肯定和申述，但后半部分却似乎偏离了主题，多言音律之事，与前文不相呼应。张文虎据此推测，诏书后半部分原本可能包含了对邓平治历功绩的表彰和决定改行太初历的内容，但在司马迁的引述中被刻意略去了。这一推测虽难以直接证实，但无疑揭示了司马迁在记录历史时的复杂心态和价值取向。 清代学者的再探讨清代学者王引之在尝试解决太初历所用纪年的问题时，别出机杼，提出元封七年十一月和太初元年五月有两次改历，后一次颁行的是邓平历，前一次则是见于《历书》所附“历术甲子篇”的一种四分历。其主要依据是《历书》引改元诏书之末缀有“年名摄提格，月名毕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等文字，王引之认为是诏书内容的一部分，而此数语又几乎原样出现于紧接其后的“历术甲子篇”的开头。他因而推测，下诏改元时颁行的是“历术甲子篇”的四分历，其后又改颁邓平历。如此推测的前提当然还是《汉志》先改元而后造太初历的事件次序。其实，王引之在纪年法问题上的主要论敌钱大昕早已留意“年名焉逢摄提格”等语。他也将其读作诏书文字，但恰恰认为所指就是太初历纪年。可见钱大昕认识到改元诏书就是颁行太初历时所下，而对《汉志》的叙述次序有所保留。这在讨论过太初改历的古今学者中是不多见的。 陈久金在王引之看法的基础上又加调整，认为颁“历术甲子篇”四分历在太初元年五月，颁邓平历则在太初二年以后。他提出的新证据主要是《汉书·百官公卿表》太初二年条记有“正月戊寅丞相（石）庆薨，闰月丁丑，大仆公孙贺为丞相”，陈久金以为此闰月与“历术甲子篇”相合，推测该年尚未使用邓平历。这一观点虽然为太初改历的纪年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但同样未能得到所有学者的认同。 改历背后的政治文化内涵太初改历不仅是一次科学上的革新，更是汉武帝时期政治、文化、宗教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儒生德运改制学说的推动、公孙卿等方士假借黄帝故事的鼓吹、以及与郊祀、封禅等礼仪活动的密切关联，都使得这次改历充满了浓厚的政治文化内涵。司马迁作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其笔下的《史记》不仅是对历史事件的客观记录，更是对当时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等各方面的深刻反映。因此，他在记述太初改历时对邓平的回避和简略处理，或许也反映了他对当时政治局势的某种不满或批判。 邓必军众德号紫芥村人2024年8月26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