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陶瓷装饰中的印花工艺指将模具上的花纹拓印在坯体上，细分又包括外模印花和内模印花。定窑最常见的在盘碗内壁上有印花纹样的属于内模印花，即将模具放在里面，坯体罩在模具外进行拍印。外模印花则指模具在外坯体在内，用手指将坯体向模具方向使劲按压，使其紧密贴附在模具上，模具上的花纹即拓印在坯体外壁，盒、杯之类产品的外壁印花即属此种外模印花。
 定窑外模印花陶范（曲阳定窑历史博物馆藏） 外模印花类似于青铜器的陶范浇铸工艺，都是在器物外壁有模印装饰，但工序比青铜器简单得多。先用陶泥塑出器物形状，雕刻出花纹，这一工艺流程称为制模，此模称为母范。将陶泥片包裹于母范上，印出母范的外形，剥离下来的陶泥就是一件与母范凹凸相反的外壳，即是工作模。将此工作模用低温烧制成陶胎，即成为有一定硬度和强度、可以重复使用的陶范。  春秋 兽头陶模（山西侯马市铸铜遗址出土）  春秋晋 立人陶范（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战国赵 青铜武士（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古代陶瓷制作应用最多的成型工艺是辘轳拉坯，以圆形器物为多。为了满足用器需求，定窑也生产部分异形器，如花形粉盒、瓜棱状奁盒、方盒、八方炉等，是借助模具按印成型的，同时在模具上刻划纹饰，则成器的纹样效果就成为凸起的外模印花。  定窑海棠形鱼纹盒（上海交通大学博物馆“陈国桢藏中国古代瓷盒展”）  定窑瓜棱状奁盒标本（定窑遗址采集，故宫博物院藏）  定窑瓜棱状奁盒标本（私人收藏）  定窑鹿衔灵芝纹瓜棱状奁盒（赤峰市博物馆藏）  定窑婴戏纹穿带方盒（定窑遗址出土）  定窑八方形器标本（私人收藏） 定窑狮子宝珠纹八角香炉（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定窑柳斗纹长方器残件（私人收藏） 定窑饕餮纹四足方炉（英国私人收藏） 有些产品虽然为圆形器，但因纹饰效果要求，也须借助外模印花工艺。北宋早期的柳斗杯为仿柳编纹饰，凸起的阳纹是用外模印花工艺制成的。拉制同样大小的坯体放在陶范内按压，或直接取泥片铺于内壁按压，泥坯脱模后在口沿贴泥片，划出绳结效果。定窑印花盒，盒身、盒盖的纹饰都属此类外模印花。有花纹的定窑围棋也是外模印花装饰。
定窑柳斗杯（定州市博物馆藏）
定窑鱼篓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定窑蛾纹印花盒（定州市博物馆藏） 定窑莲纹印花盒（定州市博物馆藏） 定窑印花围棋（曲阳定窑历史博物馆藏） 外模印花虽在整个定窑装饰史上不占主体地位，但却也贯穿整个生产史，应用最多的是作为附件的印花装饰，如瓜棱提梁壶上的叶片、盖顶花，莲花炉炉腹贴塑莲瓣上的卷草纹，五足香炉壁外的宝相纹贴花，龙首流执壶上的印花龙首，都是外模印花形成的装饰效果。 定窑瓜棱执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定窑瓜棱提梁壶（大同市博物馆藏） 定窑瓜棱提梁壶（私人收藏） 定窑提梁壶盖（曲阳定窑历史博物馆藏） 定窑五兽足香炉（定州市博物馆藏） 定窑狮钮莲花炉（日本高木家族旧藏） 定窑莲瓣熏炉残件（私人收藏） 定窑龙首流瓜棱执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定窑印花龙首流（定窑遗址采集，故宫博物院藏） 至于北宋后期的仿青铜器上的博古纹更是如此，只不过不是如青铜器一般除了陶范还要有范芯组合起来浇铸，而只需在陶范内按压泥片即可成型，主体纹饰外还用针状工具刻划细密的回纹做地纹，有鲜明的视觉效果。 定窑博古纹印花残片（私人收藏） 定窑博古纹印花残片（定窑遗址出土） 定窑方形器座（定州市博物馆藏） 宋金时期好多高端瓷枕上有着丰富的纹饰，如立狮枕枕面上的卷草纹、百子枕枕墙的莲生贵子纹、建筑枕枕墙周边的建筑纹饰，枕墙因空间关系更强调纹饰的立体、丰富，从构图上更加繁缛饱满。
定窑立狮枕（定州市博物馆藏） 定窑建筑枕（上海博物馆藏） 定窑建筑枕残件（私人收藏） 定窑白釉腰形枕（定州市博物馆藏） 定窑褐彩百子枕（定州市博物馆藏）
定窑百子枕残件（私人收藏） 2001年8月，河北省沧州泊头市富镇村出土大量古代瓷器，有定窑瓷和耀州窑瓷，虽然在村民抢挖中有所毁损和出售，但最终全部追回，经河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鉴定，多数为金代初期定窑白瓷，共20件，俱为盘、碗器，并将其中10件定为馆藏二级文物，7件定为三级文物，现这些文物都在沧州博物馆收藏。
泊头，即停泊船只的码头，始建于东汉年间，初兴于隋唐，因运河漕运而得名。隋代京杭大运河通航后在泊头设立水路驿站，成为历史上重要的水路运输交通要道。清《读史方舆纪要》载“泊头镇，县（交河县）东五十里，卫河（即今南运河）西岸，商贾凑集，筑城于此。……并置新桥驿，俗名泊头驿。”
定窑瓷器（富镇窖藏出土，沧州博物馆藏） 富镇村为宋建隆元年(960年)立村，地处泊头市西部，为泊头、献县、阜城、武强四县交界处，是泊头市(原交河县)西部陆路交通咽喉、历代兵家争夺之地，相传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曾起兵河北，占据献县、富镇一带，并于富镇南北多处屯兵，富镇南二十里窦庄屯就是因窦建德屯兵而得名。富镇村明代修建富庄驿，当年曾经十分繁华，商贾云集，清曹允源《宿富庄驿》诗谓“树里村墟火几星，炊烟漠漠起岩扃。暮程车马催人歇，贫女琵琶絮客听。墙外漏敲孤月落，灯边梦绕万山青。早眠为怕宵征苦，袱被蒙头唤不醒。” 定窑莲纹刻花折沿盘（富镇窖藏出土） 定窑双鱼纹刻花盘（富镇窖藏出土） 定窑素面大盘（富镇窖藏出土） 富镇出土瓷器因现场破坏严重，到底此批文物为墓葬出土还是窖藏，也不是无迹可循。出土定窑瓷器专家鉴定为金代初期，包括莲纹刻花盘、双鱼纹刻花碟、花口碗、素面大碗、盘、小碗等，专家定级为二、三级文物，可见其价值与定官窑器不可同论，既没有皇家独享的龙、凤纹饰，也没有象征宫廷的“尚食局”“尚药局”款识，就连王公贵族喜用的精致典雅、富丽堂皇的印花纹样也没有，只常见的简单莲纹刻花、双鱼纹刻花，多数还都是光素无纹，应是商品贸易用瓷无疑。富镇能出土大量定窑商用瓷，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有关，或许是商品运输中的周转，商家或客商偶遇突发事件，没有来得及转移，又不方便携带，所以才在慌乱中掩埋，以图事后重启。
定窑花口碗（富镇窖藏出土）
定窑素面碗（富镇窖藏出土） 1978年11月、1980年7月浙江临安相继发现钱宽、水邱氏夫妇同茔异穴合葬墓，钱宽、水邱氏夫妇是五代时期吴越国第一代国王钱镠的父母，是已发现唯一的唐代时期吴越王族墓葬，在临安县临天乡西墅村明堂山。钱宽葬于唐光化三年（900年），墓早年被盗，随葬存墓志1方及白瓷碗等文物出土，其中定窑白瓷15件。
《吴越钱氏志》卷十二载：“宽，字洪道……娶夫人河南水邱氏，封河南太君，进封吴兴郡太夫人，以天复元年九月四日薨于杭州大都督府，享年六十有八，与太师合祔焉。”水邱氏葬于唐天复元年（901年），墓保存完好，出土墓志、瓷器、金银器等100余件，其中定窑白瓷17件，包括执壶、碗、海棠杯、花口杯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都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皆制作精美，釉面莹润，胎质精细洁白，体轻壁薄，有良好的透光性，且器口、圈足大多包镶鎏金银釦，器物外底3件刻“官”款、11件刻“新官”款，3件无款识。这批定瓷现收藏于临安市文物馆。
定窑瓜棱执壶2件。造型一致，壶身呈八棱香瓜形，浅盘口，平底无釉，六棱形短流，扁条形执手。1件壶口沿、壶流、壶盖都包镶鎏金银釦，底足刻“官”款。另1件无盖，底足无款,体量稍小，没有包镶金属釦。
定窑花口碗1件。直壁，深腹，五花口，底足和口沿包镶鎏金银釦，底足无款。
定窑水注1件。敛口，球腹，短流，扁把手，口沿处饰两圈凹弦纹，矮圈足，无盖，底足无款识。
定窑撇口碗1件。敞口，斜直腹，矮圈足，底足和口沿包镶鎏金银釦，外底刻“新官”款。
定窑海棠杯1件。形制与钱宽墓出土者一致，四对花瓣八曲花口，喇叭形高圈足，外底刻“官”款。
定窑龙凤纹把杯和盏托各1件。杯直口圆唇外侈，弧腹，圈足，器身一侧置如意云纹压手，下接圆环形执手，一面印龙纹，一面印凤纹。圈足包镶鎏金银釦，底刻“新官”款。盏托为高圈足，浅盘，器心出高台，底足和高台口沿、浅盘口沿皆包镶鎏金银釦，底刻“新官”款。
定窑花口盘9件，1件为十瓣花口，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底部刻“官”款。其余均为十二瓣花口，底足刻“新官”款，做工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可见，“新官”款器比“官”款器出现的时间要晚，且工艺上已有很明显的进步。 定窑“官”款十瓣花口盘
茶铛是一种茶器，用于把水煮沸后煎茶。唐时流行煎茶法，将茶饼捣碎研磨成茶末后，在茶铛的沸水中煎煮。茶铛呈锅状，三足，双耳，有的有柄，有铜、铁、金银、石、陶瓷等材质。宋苏辙“铜铛得火蚯蚓叫”用的是铜铛，元刘诜《雪鼎烹茶》“石铛龙头三足稳”用的则是石质茶铛。 宋 铁铛（福建省尔雅茶文化史博物馆藏） 唐 鎏金龙头银铛（乌兰察布市博物馆藏） 作为茶铛，陶瓷、石质更受欢迎。苏东坡在《次韵周穜惠石铫》诗中提到“铜腥铁涩不宜泉”，即煮茶器不宜用铜、铁类金属，有腥涩味。曲阳定窑历史博物馆藏有一件唐代定窑白釉茶铛，口径16厘米，高12.5厘米，敞口，宽折沿，深腹，折沿上接双环耳，浅圆底，外撇三高足。此茶铛是一种便携式高足煮水器，适合在野外煎茶，如唐马戴《题庐山寺》诗“别有一条投涧水，竹筒斜引入茶铛”句。 定窑茶铛（曲阳定窑历史博物馆藏） 定窑茶铛，残（曲阳县涧磁村晚唐墓出土） 宋人喜在乡村旷野、林泉高致处品茶论道，享闲适自然之趣，携此高足茶铛可近泉取水，就地采薪，不用风炉，直接在三足间燃薪烹茶，一物多用，非常方便。北宋李公麟绘有《龙眠山庄图》，其中就有两处是在室外用茶铛煮水的画面，而室内的煮茶则用到了风炉。
北宋 李公麟《龙眠山庄图》局部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