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熟乡贤丨四川大学首任校长翁炯孙

常熟乡贤

四川大学首任校长翁炯孙

文 / 曹家俊

点入名片👇关注并查阅往期

中国是一向重视礼仪教化、教书育人的国家。早在西周时期，就出现了官办的学校，称“庠”。东周春秋齐桓公时期，在齐国国都临淄设立的稷下学宫，是世界上最早由国家办的高等学府。

常熟的言子（名偃，字子游）是孔子三千弟子、贤人七十二中唯一的南方弟子，名列“孔门十哲”之一，被尊为“文开吴会”“道启东南”的“南方夫子”。言子《礼运》中提出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描述了“小康”“大同”理想社会，对中华文化影响深远。

但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官办最高学府则是在汉武帝时期的“太学”，其主要功能是教育培养人才，侧重于教育和学术研究。

到了晋代武帝时，又出现了国子监，不仅教书育人和学术研究，还承担教育行政管理工作文化传承。

不论是太学还是国子监，都是当时国家的最高学府，相当于后来的大学兼研究院。

太学设博士、助教等职，学生称诸生、博士弟子、太学生；国子监设有祭酒、司业等职位，学生称为监生。国子监祭酒相当于现代的国立大学校长，司业则是祭酒的助手，大致相当于副校长或教务长。

就常熟而言，明代的李杰、陈寰任过南京国子监祭酒（相当于国家大学南京分校校长），清代的庞钟璐、邵亨豫任过国子监祭酒，陈祖范钦授为国子监司业，所以他的集子就称为《陈司业集》。能够担任祭酒，说明此人学识渊博，德高望重，能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受到尊崇敬仰。

到了清末，欧风东渐，在中国思想界出现了改革思潮，先是洋务运动兴起，继之又是戊戌变法，西学为用，中学为体，成为其时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旧有的儒家教育制度已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已处于被历史淘汰的危机状态。

而欧美的教育思想得到迅速传播。1895年，北洋大学堂成立。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该校被学术界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

迫于国内外各种压力，光绪二十七年（1901），朝廷宣布实行“新政”，“新政”内容之一就是兴办学堂，改革教育。

清政府下诏：“除京师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著各省所有书院牞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

1902年3月，四川通省大学堂成立，同年山西大学堂成立，前者为省办，后者为国立省办，均为中国近代最早建办的大学堂。

在历史潮流冲击下，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更促进了西方教育新模式的大发展。新式学校在中国大地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其时的大学堂负责人职位称呼并不统一，如京师大学堂由朝廷任命“管理学务大臣”（简称管学大臣）负责，而四川通省大学堂的总管则称“总办”，山西大学堂称“督办”，非朝廷任命而由省总督任命。

但不论是学务大臣还是总办、督办，都相当于后来的大学校长。到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后，始设校长之职，以后，大学校长之名延用至今。

这里要说的是四川通省大学堂首任总办（即大学校长）常熟人翁炯孙，他是中国有新式高等学府出现后常熟人任的大学校长第一人。

翁炯孙，原名耀孙，曾名炳孙，字又申（又作幼申），号樵孙，别号师汉。出生于1871年七月二十三日，卒年不详。

他是江苏常熟人，在晚清常熟著名的名门望族“翁庞杨季，归言屈蒋”八大姓中，翁氏排列第一，翁炯孙为翁氏族人中的“孙”字辈。生父翁曾禧，字士吉。嗣父翁曾佑，字士申。

常熟翁氏是书香门第、诗书传家，信奉的家训就是“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见南浔张氏家宅厅堂翁同龢题柱联）。

常熟翁氏故居里的楹联：绵世泽莫如为善，振家声还是读书

晚清名臣翁同龢（1830—1904）的祖父翁咸封，曾任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学政。同龢父翁心存，中了进士后，在道光十八年六月获旨允准辞官回籍奉养老母后的第二年，受苏州府和常熟县聘请为常熟游文书院的掌院（书院负责人）。翁氏重视教育可见一斑。

翁同龢从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在咸丰六年考中状元，历任乡试副考官、陕西学政、会试考官、翰林院侍讲、国子祭酒、太仆寺卿、礼部侍郎、刑部、工部尚书、左都御史、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协办大学士兼户部尚书等职，还连任同治、光绪两朝帝师，位极人臣。

1898年因赞同实行变法，为当时掌实权的慈禧太后及朝中“后党”所忌，在“百日维新”紧要关头被削籍罢官，回到家乡常熟“闭门思过”，1904年病故。

翁同龢的门生张元济题《翁文恭公遗像》

翁同龢（1830年－1904年），字叔平，号松禅，晚号瓶庵居士，追谥“文恭”。江苏常熟人，晚清政治人物、书法家。官至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是同治帝和光绪帝的两代帝师。著有《瓶庐诗稿》《翁文恭公日记》《翁文恭公军机处日记》等。

翁氏家族几代人，都是“读书优则仕”，出过翁心存、翁同龢父子大学士，翁同龢、翁曾源叔侄状元，称得上是“簪缨世家”“阀阅门第”。

论资排辈，翁炯孙是翁同龢的侄孙，他从青年时起，就来到北京并长期居住在翁同龢家中，直接侍奉并受业于翁同龢，受翁同龢的耳提面命和指教。

在翁同龢的指导下，1891年2月，年仅21岁的翁炯孙一边准备科举考试，一边完成了对清代著名学者朱学勤（字修伯）撰写《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校订工作。

1892年，翁炯孙因回避翁同龢而不能参加会试。1894年，翁炯孙再因回避翁同龢又不能参加考试。但遵例报捐员外郎签分刑部学习行走，是年11月到部任职。

在京期间，每逢翁同龢返籍探亲，他就代为打理北京的家务。翁同龢对这位侄孙的关切之情，在翁同龢的日记中屡有提及，言词中常常表现出对翁炯孙的关心挂牵，因为两次避嫌不能参加考试，日记中翁同龢对侄孙的前程仕途表示了担忧。只要有机会，就对侄孙提供机会。

1895年，翁炯孙咨送会典馆为校对官。1896年前后，李鸿章在办理中俄等外交事务时，翁炯孙曾经为其翻译电文。1896年，翁炯孙充浙江司主稿。1897年4月，因会典馆成书过半奏奖，奉旨俟得缺后，以郎中遇缺即补，由淮徐赈捐案奖叙花翎。1899年1月，因会典馆全书告成奏奖，奉旨俟补缺保送知府后，以道员分省补用，并加三品衔。同年12月，奏补直隶司员外郎。1900年3月，遵例捐免试俸历俸。4月，调补浙江司员外郎。

翁同龢特作一诗《临黄小松载书图即依原韵题律句一首送侄孙炯孙南旋》：“行矣从兹别，归欤不可留。艰难思旧德，沉着励潜修。体弱须珍护，途长莫浪游。殷勤载书去，置我最高楼。”诗中对侄孙的身体、学业、行游都表示了殷殷关切之情。是年5月，在浙江的翁炯孙由本部堂官保送知府。

1902年2月，翁炯孙经吏部带领引见，奉旨以知府分发省份补用，可获任省级官员，随即派任四川洋务总局候补道。临行之时，2月13日，身在家乡监管之中的翁同龢作诗三首相赠《送侄孙炯孙之官四川》：

“少小常怜汝，分飞忽一天。目穷汉阳树，梦系峡江船。形势荆襄控，风云卫藏连。图经勤揽取，馀事慎餐眠。”

“旧学皆新法，民生即利源。艰难通百产，忠信结诸蕃。事事当从实，言言悉有根。此邦系天下，纤屑待平论。”

“凄恻吾家事，萧条乐志堂。穷儒嗟薄禄，盛集閟幽光。幸汝能传业，他时好显扬。一钱不妄取，彝训是官常。”

“一钱不妄取”，也道出了翁同龢的正直廉明和对侄孙的嘱托。

翁炯孙抵达四川后，任职于四川洋务总局。是年3月，四川总督奎俊（1843—1916.9，字乐峰，满洲正白旗人，姓瓜尔佳氏，1898年授四川总督）颁发了“四川通省大学堂”关防（即印章），经四川洋务总局同意，奎俊任命翁炯孙为四川通省大学堂总办（该学堂即后来的四川大学前身，总办即校长）。是时，翁炯孙才三十出头。他任总办至同年12月。

四川通省大学堂由四川中西学堂与尊经书院合并而成。奎俊在呈光绪皇帝的奏折中写道：

“省垣旧有尊经书院，专课经史、策论，由学政选列高等生送院肄业，于中国学问颇有可观。又前督臣鹿传霖任内，创设中西学堂，以算学、英法文分门教授。数年以来，尽有通晓天算及英、法文字语言者。今拟即将尊经书院作为四川省城大学堂，而以中西学堂并入其内，庶中西两种学问均有涉猎。”

随后光绪御批“著即督饬认真举办，务收实效”，于是四川通省大学堂正式宣告成立。

常熟翁家巷门，东起南市里，西至书院街。因清代翁姓大族居巷内，故名。巷西端建有状元坊牌坊，巷北侧有翁同龢纪念馆。晚清重臣翁心存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子同龢官协办大学士，父子“大拜”。又，同龢为咸丰丙辰状元，侄曾源亦为同治癸亥状元，科第之盛，前所未有。

俗话说，万事开头，良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翁炯孙在担任四川通省大学堂总办期间，学堂初办，一切从头开始，困难必然不少。在前后两任四川总督奎俊和岑春煊（同年7月任）的直接支持和领导下，顺利地完成了四川中西学堂和尊经书院的合并以及接收锦江书院的工作，通过明确经费、完善校舍、建立制度等一系列建设措施，完成了一所省办大学堂的创立工作。

他的教育理念和实践，对学校的发展和学术研究，贡献巨大，在四川大学的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伟绩。1902年12月，蜀中名士翰林院编修胡峻就任四川通省大学堂总理（即校长），翁炯孙向继任者交付了一所打下良好基础的大学堂后，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离任。

在张謇考进士时，翁同龢（江苏常熟人）是张謇的座师，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翁同龢去世后，张謇在南通建造虞楼怀念恩师。

关于岑春煊，有关他与四川通省大学堂的后事补说几句。

1902年7月，岑春煊署理四川总督。同年12月，岑春煊转发朝廷指令，规定除京师大学堂外，各省的大学堂一律改称为高等学堂。至次年1月，四川通省大学堂遂正式改名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

1903年2月，署理四川总督岑春煊在奏报清廷后，用饬令的形式照会四川学务处和四川省城高等学堂：“遵改书院为学堂之谕旨，即将锦江书院裁撤，经费田产尽数拨入高等学堂。”“住院诸人于五日内即行移寓，不准延留。”

岑春煊将锦江书院并入高等学堂后，其原校址由于“房屋基址颇为宏阔，应即改为成都府中学堂”，并亲任校长。至此，四川大学实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三强合并，即两院入堂，成为当时全川的最高学府和四川新式学堂的范例。而此时奠定该校基础的首任总办翁炯孙已离任几个月了。

翁炯孙是四川大学堂的首任总办，他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型校长。

他在任四川通省大学堂总办之前，他对版本目录学已有很深的造诣，在学术界很有名望，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目录学家，著有《樵孙尔雅检字叙》一卷（现存民国抄本），他对《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进行了校订，体现了他精湛深厚的目录学功底，受到现代著名目录学家顾廷龙先生的高度评价。

翁炯孙在办学和目录研究方面的成就，可用 “辨章学术考源流，总览群书创名校”来概括。

清 翁炯孙 致黄花农信札 一通三页

除了上述的办学和目录校订工作外，翁炯孙值得称道的事还有几件，其中之一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在京的常熟人进士沈鹏（1870—1909）不顾个人安危，起草了奏折，上奏朝廷要求改革朝政、弹劾荣禄、刚毅和李莲英三人，并提出“请诛三凶”，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

当时变法“六君子”刚刚惨遭杀害，有鉴于此，当时已经罢官回籍的翁同龢出于对同乡的生命安危的关心，指命在北京操持家务的翁炯孙立即前去阻止沈鹏的行动，但未能阻止住。

沈鹏亲赴宫门跪呈遭拒，后来把疏稿出示给报界，果然引来大祸，差点送命。翁炯孙此举实际上也是为同乡兼友人沈鹏的人身安全着想，完全是出于好意。而沈鹏却为此而被逮，逼得精神失常。

张謇办厂时翁同龢题词：“枢机之发动乎天地 衣被所及遍我东南”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常熟昭文两县的县民绅士审时度势，响应武昌起义，谋划独立光复，在该事件中，一般认为是从上海回常的常熟人庞树柏策动了两县的光复活动，逼迫当时的县知事翁有成交出县印并同意宣布脱离清廷，和平光复。

但实际上最后促成此事的是翁炯孙，他奉在苏州（其时省府设在苏州）的原江苏巡抚、现江苏都督程德全委派，回到家乡，直接上县衙劝说翁有成，说明当时形势，陈说利害，并出示程德全关于江苏已宣布独立的文告。

翁有成原本还在犹豫观望，他知道此举不仅事关他官场仕途，还直接关系身家性命，如果事成还可，如果事败，则成了“乱臣贼子”，朝廷必将治其罪。在确认程德全的手令并看到布告后，才同意召见地方士绅宣布光复。

11月7日，常昭两县兵不血刃而和平光复，两县合并成常熟县，并选出了新政府组成人员。

民国成立后，翁炯孙行踪如何，不得而知，只知1918年，他曾经担任安徽省旌德县知事（见《旌德县志》）。

留言功能现已开通，页面底端可见“写留言”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