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山西人南迁的规模 和流寓南方后的分布状况 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发生在西晋末年的 “永嘉之乱”。 晋惠帝在位期间，司马氏同室操戈，骨肉相残，发生了诸 王争夺政权的“八王之乱”。“八王之乱”又引发起匈奴贵族乘 机反晋的战争，刘渊起兵离石，定都平阳，不断同晋朝相互攻 伐。到晋怀帝永嘉年间，西晋政权更加衰败，北方局势更加混 乱。黄河流域的河北、山东、山西、河南以及淮北的大批汉族 人民，为了逃避战祸，纷纷南徙江淮。北方人民南迁后，大多 集中在长江流域荆、扬、梁、益诸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安 徽、江西、湖北和湖南北部、四川东北部及陕西的汉中。南迁 的山西人，主要集中在湖北的江陵、松滋一带，其次是江苏沿 江南北岸的镇江、淮阴一带，安徽的芜湖、阜阳一带。在湖南 以及河南、陕西、山东也有一些。 南迁的北方人口，据谭其骧教授统计，从永嘉到南朝的刘 宋为止，大约共有九十万，占到北方人口总数的八分之一强。也 就是说，北方平均八人之中，有一人迁徙南方①。西晋太康年间，并州所属六郡(国)和当时属于司州的平阳、河东两郡，共有 十五万三千八百户@,以一户五口计算，共有人口七十七万。如 按上述八分之一的比例推算，则山西南迁人口约为九万左右，大 体上等于南迁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 “惠怀之际，河东先扰”③。南下避乱者，山西人是比较早的。 流民南下，既有士族，又有平民。有的分散行动，有的则由世 家大族率领他们的宗族、乡里、佃客、奴婢集体行动。北朝颜 之推在《观我生赋》自注中说：“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 江东有百谱。”@现在山西籍士族南渡者，根据《晋书》各传，略 述如下： 河东郭璞，其父郭瑗曾任太守。郭璞“博学有高才”,“词 赋为中兴之冠”。他看到大乱将临，“于是潜结婚昵及交游数十 家，欲避地东南”。先到庐江，继而过江。 太原温峤，原为并州刺史刘琨长史，受刘琨委托，携带忠 于晋室的汉族官员和乌桓、鲜卑贵族180人，渡江拥戴司马睿 称帝，建立东晋政权。 太原王承，西晋司徒王浑的侄子，永宁初曾任骠骑将军。 “值天下大乱，乃避难南下，……豫迎大驾。” 太原孙统，祖父孙楚曾任太守。孙统“幼与(弟)绰及从 弟盛过江”。 河东卫瑜，西晋开国元勋卫璀的孙子。永嘉中，“瑜以天下 大乱，欲移家南行”,“乃扶舆母转至江夏”。 平阳邓攸，原为河东太守。永嘉末年，陷于石勒，后逃出 敌营，“遂至江东”。 对于大量南徙的北方人口，东晋政府采取一项特殊的政策， 即在流民集中的地方，陆续设立了和原籍地区同名的侨州、侨 郡、侨县，进行安置。“皆取旧壤之名侨置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⑤兹据《晋书 ·地理志》、《宋书 ·州郡志》记载，并参 照《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就山西籍流寓人口而设立的侨郡 侨县，分列如下： (一)在今湖北境内： 东晋咸康三年(337年),侨立南河东郡于松滋，下统8个 县，包括安邑、闻喜、临汾等。刘宋孝建二年(455年),属县 合并为4县。 在江陵侨立新兴郡，下辖3县，包括定襄。 在均县侨立平阳县，属于始平郡。 (二)在今江苏境内： 刘宋元嘉十九年(442年),侨立雁门郡，领娄烦、阴馆、广 武、、马邑5县。雁门郡属于侨置的南兖州，治所在京口 (今江苏镇江)。 在淮阴侨立上党县，属于淮阴郡。 在江都、高邮、泰县一带，亦曾侨立上党县，属于北济阴 郡。 在武进侨立榆次县，属于南濮阳郡。 (三)在今安徽境内： 东晋宁康二年(374年),侨立上党郡，下辖上党、襄垣等 4县，寄居芜湖。随后省郡为县，属于淮南郡。刘宋元嘉九年 (432年),又省上党县，并入襄垣县。 在阜阳侨立娄类县，属于汝阴郡。 在间县侨立娄烦县，属于西汝阴郡。 (四)在今湖南境内： 东晋侨立平阳郡，后省为县。刘宋孝建二年(455年),并 于厥西。 (五)在今河南境内： 东晋末年，刘裕北平关洛，曾侨置蒲坂县，属于东京兆郡。 (六)在今陕西境内： 在南郑侨立南太原郡。 (七)在今山东境内： 刘宋元嘉十年(433年),在长清侨立太原郡，领县3,其 中有太原县。 除侨郡侨县外，还在京口、广陵(今江苏扬州)、芜湖界内 设立南徐州、南兖州、南青州、南豫州等州一级的流亡政府。并 曾一度在“江北侨立幽、冀、青、并四州”,“后又以幽、冀合 徐州，青、并合兖州”⑥。 南下侨民，居于所在的侨郡侨县，保留原来的籍贯，并可 获得免除征调赋税和徭役待遇。侨州、郡、县各级政府的官员， 仍由南下的北方士族担任。这个政策，对于稳定南下流民，安 置流亡士族，有着很大的作用。 南寓侨民时间既久，逐渐纳入安定的生活，东晋政府认为 没有必要再对侨民实行特殊政策，而且，为了扩大租赋和劳役 的征调范围，提出了“土断”人户的办法。孝武帝时，中书侍 郎范宁陈述时政说：流寓江左的侨民，“自尔渐久，人安其业， 丘垄坟柏，皆已成行，虽无本邦之后，而有定土之实，今宜正 其封疆，以土断人户，明考课之科，修闾伍之法”⑦。就是说，应 将侨寓流民纳入所在本土籍贯，成为输课服役的编户齐民。土 断办法开始于东晋成帝咸和年间，到安帝义熙年间，先后进行 四次，原来设置的流寓郡县，多被裁撤并省。南朝的宋、齐、梁、 陈也曾进行过土断。 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给江南增加了众多的劳动力，特别 是带去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在魏晋时期，南 方的经济还相当落后。东晋建立初期，后军将军应詹说：“江西良田，旷废未久，火耕水耨，为功差易。宜简流人，光复农官， 功劳报赏，比如魏武故事。”国火耕水耨，说明耕作粗放，产量 很低。随着北方流民的南徙，荒芜土地得到大量开垦，水利事 业得到兴修，农业生产技术普遍提高，从而推动了南方经济的 开发和发展。 二 、山西籍士族在东晋 统治集团的地位和作用 东晋王朝是在司马氏依靠南渡的侨姓士族、联合江东的吴 姓士族共同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政权。琅邪王导实际上是东晋政 权的开创者，“王与马共天下”,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结构。 在东晋历时一个世纪的统治时代，琅邪王氏、颖川庾氏、谯国 桓氏、陈郡谢氏四大士族，相继充居显位，执掌大权，成为支 撑东晋局面的主要势力。在这个门阀政治的舞台上，以太原王 氏为代表的山西籍士族，也有一定的地位，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东晋王朝从建立开始，就在士族和皇室之间以及几大士族 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矛盾。东晋初年发生的王敦、苏峻之乱就是 这种矛盾的反映。琅邪王敦专任“阃外”,手控强兵于长江上游， 渐有问鼎之心。永昌元年(322年)正月，他以“清君侧”为名， 在武昌发难，很快攻破京都建康。在大肆杀戮之后，还镇武昌， 遥控朝政。晋元帝司马睿忧愤而死，司马绍继位，是为明帝。司 马绍做太子时，即与太原温峤为“布衣之交”。即帝位后，拜温 峤为侍中、中书令，“机密大谋皆所参综，诏命文翰亦悉豫焉”@ 温峤受到明帝的重用，甚为王敦所忌，于是让温峤去做他的司 马，实际上加以控制。王敦加紧篡位活动后，温峤逃回建康，向 明帝报告了王敦的阴谋。太宁二年(324年),明帝下诏讨伐王敦，并以温峤为中垒将军，加强京城的防卫。就在这年七月，王 敦以其兄王含为元帅，率众五万突至秦淮南岸。温峤移屯水北， 烧毁朱雀桥，以阻击王军。接着，各地援军赶到，击败王含。王 敦随即病死，他所挑起的这场动乱即告平息。 王敦之乱平定不久，又发生苏峻之乱。苏峻本为流民帅，讨 伐王敦有功，被封为冠军将军，出任历阳(今安徽和县)内史， 负责江北的防务。其时，明帝病死，5岁的太子司马衍继位，即 成帝，朝中一切大事皆决于帝舅庾亮。庾亮感到苏峻日渐骄横， 终将为乱，于是征召苏峻入朝为大司农，实际上夺其兵权。苏 峻拒不应召，乃联合豫州刺史祖约起兵反晋。 当庾亮征召苏峻时，温峤正任江州刺史，坐镇武昌。温峤 虑必有变，即欲还朝，以备不虞。而庾亮复信说：“吾忧西陲， 过于历阳，足下无过雷池一步也”0。所谓“西陲”,系指都督荆、 雍、益、梁诸军事的荆州刺史陶侃。原来，“晋氏南迁，以扬州 为京畿，谷帛所资皆出焉；以荆、江为重镇，兵甲所聚尽在焉， 常使大将居之”⑩。建康所在地的扬州，是政治中心，而荆州是 保卫建康的屏障。荆州刺史往往都督七八州的军政，实力雄强， “分天下半”。强大士族和皇室的矛盾，往往表现为掌握重兵的 荆州藩镇和执掌朝政的中枢当局的对抗。在庾亮看来，荆州陶 侃对朝廷的威胁大于江外的苏峻，这是其一。其二，江州居于 荆、扬之间的军事要冲，乃“国之南藩，要害之地”。温峤既 是东晋的功臣，又在几大士族之间没有多少复杂的政治背景，由 他坐镇江州，有利于调节、缓和荆、扬之间的冲突。所以，庾 亮不轻易让他移动。 咸和三年(328年)二月，苏峻攻下建康，纵兵大掠，驱役 百官，裸体士女，洗劫一空。庾亮逃往浔阳(今江西九江),征 召温峤进兵勤王。温峤联合陶侃，并推陶侃为盟主，共同举兵讨伐苏峻。“陶侃虽为盟主，而处分规略一出于峤。”庾亮与陶 侃素有怨隙，也赖温峤居中弥合，联军东下，消灭苏峻，收复 建康，东晋转危为安。 王敦、苏峻之乱平定以后，从咸和七年(330年)到永和元 年(345年),陶侃、王导、庾亮等相继去世。东晋政府以桓温 为都督荆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上游军权一归于桓温。桓 温是被称为“文武奇才”的人物，他曾三次率师北伐，取得相 当进展。军至灞上，百姓犒师，父老感泣：“不图今日复见官 军”。但是，他之北伐并非真想恢复故土，而是“久怀异志，欲 先立功河朔，还受九锡”。他的政治野心使北伐活动半途而废。 兴宁元年(363年)五月，桓温进为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 军、录尚书事，权倾内外。太和六年(371年),桓温废掉皇帝 司马奕，拥立司马昱为帝，即简文帝。第二年，简文帝忧愤而 死，临死前，立下遗诏：“大司马温依周公居摄故事”。又曰： “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太原王 氏，西晋司徒王浑之弟王湛的曾孙)不同意这个遗诏，“自持诏 入，于帝前毁之”。司马昱乃命王坦之将诏书改为“家国事一禀 大司马，为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本来，“(桓)温初望简 文临终禅位于己，不尔便为周公居摄”⑩。居摄者，代替皇帝执 行权力。但是，无论“居摄”,还是“君自取之”,都是其他士 族所不能容忍的，只同意按照诸葛亮、王导故事行事。之后，桓 温一再要求赐他“九锡”,这是历代权臣篡位前的必要步骤。谢 安、王坦之等故意拖延，一直拖到九个月后桓温病死。在这关 系东晋王朝安危的关键时刻，王坦之起了重要的作用。 桓温死后，谢安担任宰相，他很注意团结其他士族。太元 八年(383年)八月，前秦苻坚率领几十万大军南下进攻东晋， 在强敌压境、朝野震恐的形势下，谢安把兄弟子侄辈都派往前线，率军八万北上御敌。经过淝水一战，大败苻坚，使东晋再 一次转危为安。淝水战后，来自外部的压力减轻，统治阶级内 部的矛盾再次尖锐起来。谢安受到排斥，出镇广陵，不久病死。 孝武帝司马曜的同母弟会稽王司马道子代谢安为相，掌握了中 枢大权。 司马曜沉于酒色，是个昏君。司马道子同样是个“酣歌为 务”的酒徒，“姑姆尼僧，成为亲曜，并窃弄其权。凡所幸接， 皆出自小竖”。司马道子重用的王国宝(太原王氏，王坦之的儿 子，其从妹为司马道子妃),“少无士操，不修廉隅”。岳父谢安 恶其为人，抑而不用；舅父范宁疾其阿谀，力劝孝武帝将他贬 黜，但却受到司马道子的信任，迁为中书令。王国宝的族弟王 绪，也是一个佞邪之徒，司马道子同样倚为心腹。 司马曜和司马道子争夺权力，都要掌握藩镇以自卫。太元 十四年(389年)七月，司马道子以王国宝之弟王忱为荆州刺史， 镇江陵。第二年，孝武帝以王恭(太原王氏，光禄大夫王蕴之 子，孝武帝王皇后之兄)为青、兖二州刺史，镇京口。王忱死 后，孝武帝乃授他所信任的殷仲堪为荆州刺史，从而长江上下 游两藩都掌握在孝武帝手中。太元二十一年(396年),孝武帝 死，太子司马德宗是个白痴，继位为安帝。司马道子以皇叔、太 傅的身份摄政，权力更加膨胀。王国宝也迁为尚书左仆射，“参 管朝权，威震中外”。太原王氏两支，一为孝武皇后家，一为会 稽王妃家，成为互相仇隙的对头。 隆安元年(397年)四月，王恭以诛王国宝为名，在京口举 兵，殷仲堪也在荆州举兵响应。司马道子无法抵抗两藩的兵力， 只得将王国宝、王绪杀死，以谢王恭，请求退兵。王恭退兵后， 仍然威震内外，司马道子非常害怕。司马尚之说：“藩伯强威， 宰相权轻，宜密树置，以自藩卫。”道子深以为然，任命他的司马王愉(王国宝之兄)为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和豫州四郡军事， 以备王恭。 隆安二年(398年)七月，殷仲堪、庾楷、桓玄等共推王恭 为盟主，再一次从京口起兵，进攻建康。王恭以北府兵将领刘 牢之为前锋。司马道子的世子司马元显派人诱说刘牢之倒戈，答 应事成之后让他担任兖青二州刺史。刘牢之倒戈袭击王恭，王 恭兵败身死，全家亦死亡殆尽。太原王氏的两支后裔在门阀政 治的斗争中先后覆灭。 宋代史学家洪迈在论及东晋的政局时说：“西晋南渡，国势 至弱， ……然其享国百年，五胡云扰，竟不能窥江、汉，苻坚 以百万之众，至于送死淝水。”洪迈认为，之所以形成这种局势， 主要在于东晋“以国事付一相，而不贰其任，以外寄付方伯，而 不轻其权，文武二柄，既得其道，余皆可概见矣”。洪迈考察 到的这种现象，从实质上讲，反映了东晋王朝从始至终处于 “主弱臣强”的状况。几个世家大族相替主政，掌握大权，他们 互相牵制，保持着一种相对稳定的政治平衡。为了保持平衡的 政治局面，他们又需要司马氏这个脆弱的皇权存在。谁要破坏 这种格局，就会遭到其他势力的反对。东晋王朝之所以能在江 左苟安100年，其原因就在这里。随着门阀政治的结束，东晋 政权也就在风雨飘摇中趋于消亡了。 三 、南渡士族的 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 南渡士族所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一是俸禄，其中建有功 勋的文臣武将还有封爵食邑。如温峤因功封为始安郡公，食邑 3000户。河东卫操继承祖父卫瑾的爵位，封为江夏郡公，食邑8500户，其弟卫瑜南渡后，首先投奔江夏。二是原籍故土的田 产已经丧失，南渡后自然要在江南开辟新的田园宅舍。为了避 免同江南士族在土地的占有上发生矛盾，他们把大部分庄园集 中在当时人口比较稀少的浙东一带。琅邪王氏、陈郡谢氏、高 平郗氏是这样，太原的王氏、孙氏也是这样。古籍中有以下一 些记载： “初，(王)述家贫，求试宛陵令，颇受赠遗，而修家具。” “述之为宛陵，多修为家之具，初有劳苦之声。”“为家之具，谓 治生之具，田园第宅之类。” “(王)兰田于会稽丁艰，停山阴治丧。”兰田，即指王述， 袭父爵兰田县侯。 “王恭随父(王蕴)在会稽，王大(王忱小名)自都来拜墓， 恭暂往墓看之。”可见王忱的祖茔及其田宅亦在会稽。 “支道林、许(询)、谢(安),共集王(蒙)家，谢顾谓众 人曰：'今日可谓彦会’。”②支道林系僧人，当时正居会稽。王蒙 系王蕴的父亲，于太元五年(380年)为都督浙东五郡、会稽内 史，太元九年(384年)卒于会稽。 孙统，“家于会稽，性好山水”。其弟孙绰，“居于会稽，游 放山水。十有余年，乃作《遂初赋》,以致其意”。并叙曰： “乃经始东山，建五亩之宅，带长阜，倚茂林。” 南渡士族在占有大片土地的同时，必然占有大量劳动力从 事耕耘。他们占有的劳力，既有随同南迁的佃客、部曲、奴僮， 也有渡江之后，“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即自耕农南渡后无法 维持生活被迫沦为地主的佃客。 关于南渡的山西籍士族广占田亩的规模和劳动力的人数， 史籍上没有具体的记载。倒是《世说新语 ·忿猾篇》记载着这 样一个故事：王恭和王忱有一次在何澄家饮酒，因为王忱强迫王恭多饮，两人翻了脸。王恭的府上有近一千人“悉呼入斋”, 王忱的左右亦命上前，“意便欲相杀”。何澄看到这个场面，大 惊失色，只好坐在两人中间加以隔离，方得分散。无疑的，王 恭府上的近一千人，都是他家的佃客、部曲和僮仆，人数之多， 是很惊人的，其经营土地的规模之大，也是可以想见的。当然， 由于地位和权势的不同，经营田园山泽的规模有大有小，甚至 有的完全依靠俸禄为生。据颜之推说：南渡士族中，有的“至 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太原王氏的王峤于 永嘉末年，携二弟渡江避难，司马睿说：他们三人是“名德之 胄”,“宜蒙饰叙，且可给钱三十万，帛三百匹，米五十斛，亲 兵二十人”。咸和初年，拜王峤为庐陵(治所在今江西泰和)太 守，因为家贫，凑不起路费，朝廷又赐给布百匹，钱十万。王 峤可能属于那种“悉资俸禄而食”的人。 西晋统治阶级贪财聚敛，集中了大量财富，过着穷奢极欲 的生活。司马炎就是一个贪钱爱财的典型代表。他卖官鬻爵，贪 鄙无厌。司隶校尉刘毅当面说他不如汉朝桓、灵二帝，因为 “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 如也”。西晋王朝迅速地垮台，是同司马炎“帝风流靡”有着 直接关系。东晋王朝建立后，由于环境的变化和条件的限制，虽 然再未出现石崇与王恺“争豪”、视珍宝为瓦砾，以及王济(太 原王浑之子，司马炎的女婿)用串起来的铜钱挂满马场的围墙 等一幕幕腐化丑剧，但是，贵戚官僚贪婪荒淫的行为并未收敛。 例如王国宝执掌大权时，“贪纵聚敛，不知纪极，后房伎妾以百 数，天下珍玩充满其室”。统治阶级的豪侈荒淫，是建立在对 农民残酷剥削的基础之上的。就在司马道子父子和王国宝当权 的初期，范宁就说：现在边界上没有战争，而国家仓库却虚耗 空匮；现在百姓服役，一年几乎没有三天的休息，以致“残刑剪发，要求复除，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妻娶”。“臣恐社稷 之忧，积薪不足以为喻”。国家危亡就在眼前了。 和门阀政治相适应的，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便是玄学的 进一步发展，成为笼罩思想界的统治思潮。大多数贵戚官僚 “唯玄是务”。太原王氏的王湛、王承、王述，祖孙数代都是世 有高名的玄学之士。王承到达江左后，“渡江名臣王导、卫频、 周凯、庾亮之徒皆出其下，为中兴第一”,可见名气之大。太 原孙盛“善言名理”,陈郡殷诰“尤善玄理”,两人在一起谈论 玄学，端上饭来也顾不得吃，彼此大甩“塵尾”,“毛悉落饭中， 食冷而复暖者数四，至暮忘餐，理竟不定”。这是一种正规的 学术讨论。 玄学强调“以无为本”,反映在政治上就是“无为而治”,以 维护门阀士族的统治秩序。王导、谢安作为东晋名相，他们实 行“镇之以静，群情自安”和“镇以和靖”的政策，就是“无 为而治”思想在政治上的表现。这种政策，对于调和统治阶级 内部各派政治努力的矛盾，稳定东晋政局，起了一定的作用。从 总体上说，玄学之风的消极作用是很大的，危害是很深的。玄 学家们整天坐而论道，逃避现实，又想做官，又不想涉及世务。 如太原王蒙和沛国刘恢并为谈客，受到上流社会的仰慕。刘淡 官到丹阳尹，王蒙官到司徒左长史，可谓位高权重，但他们放 弃职守，无所事事。刘恢死后，孙绰为之诛曰：“居官无官官之 事，处事无事事之心”,比较准确地刻画出这伙尸位素餐者的 面貌。孙统也是一位名士，他请求担任鄞县令，又转为吴宁令， 最后改任余姚令。但他“居职不留心碎务，纵意游肆，名山胜 川，靡不穷究””。这伙“吏非吏，隐非隐”的人物，实际上是 一群“寄生虫”。 玄学名流讲究容貌、风度，“望若神仙”。他们佯狂醉酒，放浪形骸，走向极端。王忱自恃才气，嗜酒为命。他“一饮连日 不醒，或裸体而游，每叹三日不饮，便觉形神不相亲”。他的岳 父遇难，王忱乘醉前往探望，“忱与宾客十许人，连臂被发裸体 而入，绕之三匝而出”,可见上层社会的风气败坏到何等地步。 玄学是一种唯心主义哲学。这种虚无荒诞的思潮以及放诞 恣情的社会风气，自然要遭到进步思想家或有识之士的反对。早 在西晋末年，河东裴顾(河东士族，地理学家裴秀之子)就是反 对玄学的杰出代表。他著《崇有论》,针锋相对地批判玄学的 “贵无”论。大书法家王羲之有一次与太傅谢安共登建康冶城， 王对谢说：“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 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 宜”。王羲之直接指出虚谈废务，足以误国。玄学是为腐朽的 门阀政治服务的，随着门阀政治逐渐退出舞台，玄学也随之衰 落下去了。 注释： ①谭其骧：《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原载《燕京学报》第 15期)。 ②《晋书》卷14《地理志》。 ③《晋书》卷72《郭璞传》。 ④《北齐书》卷45《颜之推传》。 ⑤《隋书》卷24《食货志》。 ⑥《晋书》卷15《地理志》。 ⑦、3《晋书》卷75《范汪传附范宁传》。 ⑧《晋书》卷26《食货志》。 ⑨、⑬《晋书》卷67《温峤传》。 ⑩《晋书》卷73《庾亮传》。 ⑪《通鉴》卷128《宋纪》10。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⑫《晋书》卷81《刘胤传》。 、⑮、《晋书》卷98《桓温传》。 ⑩《通鉴》卷103《晋纪》25。 8《晋书》卷64《简文三子传》。 《容斋随笔》卷7《东晋将相》。 0《晋书》卷75《王湛传附王述传》。 《世说新语 · 品藻第9》。 《世说新语 ·仇隙第36》。 《世说新语 ·识鉴第7》。 《世说新语 ·文学第4》。 5《晋书》卷56《孙楚传附传》。 《世说新语 · 言语第2》。 《南齐书》卷14《州郡志》。 《颜氏家训》卷4《涉务篇》。 9《晋书》卷75《王湛传附王峤传》。 30《晋书》卷45《刘毅传》。 《晋书》卷75《王湛传附王国宝传》。 《晋书》卷75《王湛传附王承传》。 《晋书》卷82《孙盛传》。 5《晋书》卷75《刘炎传》。 《晋书》卷58《孙楚传附孙统传》。 《晋书》卷75《王湛传附王忱传》。 38《晋书》卷80《王羲之传》。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