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王开基始祖--王霸
王霸是两汉之际人，自王莽代西汉后，一直到东汉，他都避而不仕，成为一代隐士；他是《后汉书》中记载的第一位太原籍王姓人，被后世王姓尊为太原王氏的开基始祖。太原王氏为天下所知，是从东汉末年的王允（公元137年-192年）开始的。王允计杀董卓，他本人又被董卓的反扑势力诛灭三族。当王允以他的壮烈将太原王氏推为天下名门之时，他不会想到，在此后的几百年间，他的家族走向壮阔的每一个转折点，都会伴随一次次惨烈的家难。
1、开基祖王霸的隐逸生活
自从王翦之孙王离率领秦军在秦末的纷争中被项羽打败身没之后，他的两个儿子王元、王威就再也没有返回老家频阳，而是举家迁往山东琅琊皋虞(今山东即墨东北)避乱。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宋代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的记载，身为长子的王元一直定居在琅琊，他的后世发展成为琅琊王氏；而作为次子的王威，后来又迁往太原晋阳，他曾官至汉初扬州刺史，其后世子孙发展成为太原王氏。
就这个过程，有两个疑点值得提出。一是既然说王元、王威两兄弟分别迁往琅琊、太原两地，从而开创当地王姓人之始，但为什么后来的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都没有分别尊此二人为开基始祖呢？二是就太原王氏来说，传统观点一直强调太子晋被废后，他的后代就到了晋阳一带生活，既然如此，那如何会出现太子晋的十五世孙王翦是频阳人、王威又迁居到晋阳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呢？
总的来看，这里面有不少矛盾和附会的地方。关于王元、王威兄弟的活动，《汉书》、《后汉书》中都是没有记载的，尽管唐代以后的史书把他们的踪迹描绘得很具体，但两支王氏毕竟不敢轻易地就把他们认定为自己的开基始祖，而只让他们担任世系传承关系中的一个环节。
这其中，关于王威曾担任扬州刺史的事，也很让人不解。按理，王威只能是汉初人，可是历史上正式出现“刺史”这个官职是始于汉武帝时期，他怎么可能担任扬州刺史呢？既然有这么多的疑点，要确认真正的开基始祖，那就一定不能脱离《汉书》或《后汉书》的记载。
而至于说太子晋的后代从一开始就生活在了晋阳，已经有人提出，这只不过反映了后世太原王氏人的一种急迫的心情罢了，他们试图以此证明“天下王氏出太原”这句话的确凿无疑。事实上，采用王威定居晋阳后、太原王氏的历史正式开始的说法，都有点经不起推敲。
太原王氏自认的开基始祖是生活在两汉之间的王霸。在太原王氏的族谱中，自王威至王霸之间的传承关系是这样的：
王威→王志→王珣→王言→王山寿→王嵚→王彜→王勖→王霸
从这个传承链条中可以看出，王霸是王威的第九世孙。由此上溯，他还是王离的第十世孙、王翦的第十二世孙、太子晋的第二十九世孙。尽管这种推论不可全信，我们还是姑且记之。
有关王霸的史料记载很少，在《后汉书·逸民列传》中，有一段关于他的一百多字的生平事迹的叙述。从这段文字看，他的祖上情况如何，只字未提，他本人的生卒年也无法确定，他具体当过什么职位的官，也没有记载。
但通过这段文字，可以看出以下信息：王霸，字儒仲，生活在两汉之际，是太原郡广武县人（今山西代县西南），是有史可查的太原郡第一个王姓名人。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他还是一个隐士，他被收入的《逸民列传》，就是《后汉书》中专门记录各类隐士事迹的章节。
王霸在西汉末年应该做过官，至于做过什么官，记载不详，只说他“少有清节”，说明他年轻的时候就有着清亮的节操。但是很不幸，他碰上了王莽篡汉。从公元8年到公元23年，王莽当了十六年皇帝。对于这个王姓本家的行为，王霸很是不耻，他辞去官职，回到老家隐居去了。
按说，看不惯王莽，等到刘秀建立东汉，他应该出来好好有一番作为了吧，可是他的表现依然如故。当时朝廷征他去做官，他去了，见到皇帝，他不是说“臣怎样怎样”，而是说“霸怎样怎样”。就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跟皇帝说话呢。他回答：“天子有所不臣，诸侯有所不友。”意思是，不是在所有的天子面前都能称臣的，不是跟所有的诸侯都可以结交为友的。
尽管如此，刘秀并没有责难他。很碰巧，当时担任司徒的，是一个跟王霸同名不同姓的人，叫侯霸。这个侯霸自觉才能不如王霸，想将司徒之位让给王霸。这时，一个叫阎阳的人出来说话了，他诋毁王霸，说：这个人有太原人的旧习气！什么是太原人的旧习气呢？大概是含沙射影王霸的孤傲。就这一句话，让王霸位登三公的机缘化为泡影。
自此之后，王霸称病回家，他守着自己的茅屋蓬户，无论再有怎样接二连三的征召，也不愿出山了。
非常有趣的是，在《后汉书·列女传》中，王霸的妻子因为赞同丈夫坚守隐逸的志节，而被当作“列女”记了一笔。这个过程源于“王霸惭子”的故事。王霸有一个姓令狐的朋友，这个朋友一直在朝中为官，其子小令狐也在地方任职，做到了太原郡守的副手位置。一天，小令狐奉父亲之命送一封信给王霸。当时王霸的儿子正好在耕田，听说有客人来了，赶紧回家相见。看见小令狐穿得雍容华贵，气度非凡，而自己蓬头垢面，黄齿外露，王霸之子竟自卑得不敢仰视对方。
这一切，王霸都看在眼里，他知道，是自己的归隐，没了俸禄，才造成晚辈受苦受穷的，心里很觉得对不起儿子。这样一想，就有了动摇志向的念头。王霸的心思被妻子看出来，这位很有见地的女人对丈夫说：“你从来就很讲究气节，不慕荣禄是吧？小令狐的贵重难道能比得过你的气节吗？你怎能忘记一向的志向，而为子女的一时窘迫感到惭愧呢？”妻子的一番话，让王霸顿然醒悟，从此，他终身隐遁的思想再也没有改变。
从王霸的言行来看，他是一个安贫乐道的人，是一个不愿屈己从人的人，虽然曾一度为儿子的处境感到惭愧，但大致还是倾向于田园生活的。他不是贵族，至少在物质生活上不是贵族，他的时代，士族阶层也还没有产生。那么，由他开基的家族，后来是如何一步一步地登上门阀士族地位的呢？这里，一个关键的承上启下式的人物，就是王允。
2、一个没有斗争策略的人
类似于当年的王离一样，王霸也有两个儿子，长子叫王殷，次子叫王咸。至于其中谁是当年“王霸惭子”中的当事人，已不得而知。似乎这两个儿子都不愿坚持父亲隐逸的志向，纷纷出来做官，并由此开创了太原王氏的两个分支：祁县王氏和晋阳王氏。
王殷做官做到东汉的中山太守，食邑太原祁县，他告老后，就定居到祁县，其后代子孙形成祁县王氏。王咸做过什么官，史无记载，他定居到晋阳，也就是太原郡的郡治所在地，其后代子孙形成晋阳王氏。
东汉末年的王允属于祁县王氏一支，从王霸到王允之间的传承关系是这样的：
王霸→王殷→王源→王岱→王卓→王实→王允
由上可知，王允是王霸的第七世孙。
王允，字子师，公元137年生，其祖上多为州郡官吏。由此可知，他也算是官宦世家。一般人对王允的印象，来自于《三国演义》中他利用貂蝉，施美人计、连环计，借吕布之手，杀死董卓的故事。其实，历史中的王允并未用到这样叫人拍案叫绝的计谋，貂蝉这个人也纯属虚构。也就是说，貂蝉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中唯一一位并非真实存在的人物。
而且，从《后汉书》为王允立的传记来看，早年的王允虽然被同乡名士誉为“一日千里，王佐之才”，有着秉持正义，嫉恶如仇的性格，但他在早年干下的几件事，给人的总体印象是：鲁莽、简单，不计后果，不讲究策略。
先来看他干的第一件事。他十九岁那年，在郡里当了一个小官。当时，晋阳城里有一个叫赵律的小黄门横行霸道，为地方一恶。“小黄门”属于次一等的宦官，大概赵律是派到地方上的宦官，他的兄弟则都在宫廷里当大宦官，有的是背景。王允却不吃这一套，他硬生生地将这个家伙抓起来给杀掉了，事后，他亡命江湖，三年不归。王允是跑掉了，太原郡守却跑不掉，这件事触怒了当朝皇帝，汉桓帝抓不到王允，就拿太守开刀，结果，这个背黑锅的太守屈死在狱中。
再来看第二件事。也许王允也有点来头，三年后，他又回到太原郡去做官。这一次的太原郡守叫王球，王球在用人上可能有点徇私舞弊，他任用一个在地方上毫无德行的人作为候补官员。王允知道后，竟然与王球当面顶撞起来，全然不顾“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潜规则。王球可不比前任太守，盛怒之下，他将王允关起来，准备杀了他。也算王允命大，并州刺史邓盛出来救了他。此后，他就跟着邓盛干，成为邓盛的别驾从事。这个别驾从事算是个大官了，仅仅位在刺史之下。
在这以后，王允走了一段时期的好运，官声越来越好，官位也越来越高，直到被调入朝廷任职。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王允被任命为豫州刺史，负责进讨黄巾军。由于指挥有方，他取得大捷，受降数十万义军。碰巧他在义军中搜得一封张让门客的书信。张让是当时控制朝野的大宦官，正是以他为首的所谓“十常侍”把整个国家搞得乌烟瘴气，才引发黄巾起义的。王允获得此一书信，认为掌握了张让私通敌军的嫌疑，于是，他做下了“与人斗”的第三件事。他写了一个奏折直呈当任皇帝汉灵帝，揭发张让的行为。张让可不是王允当年对付过的那些无名小辈，他玩汉灵帝还不是小菜一碟，皇帝最后相信了张让，而把王允的密折置之一边。
到了第二年，张让就对王允下手了，罗织罪名将他捕入狱中。虽然后来碰上大赦，一度被放出，但不出十天，张让又将他再次捉拿下狱。王允的朋友素知王允耿直，他们拿着一剂毒药去见王允，意思是要他懂点策略，能伸能屈，要么向张让认个错，要么就喝下毒药，以免受辱而死。王允哪里听得进这样的劝告，他说：“我既然获罪于君，那就坦然接受大辟处死，怎能喝毒药而死呢！”
眼看王允的命是不保了，这时，以外戚身份担任大将军的何进等人出面，经过多方活动，终使王允不至于被立即处死。就这样，王允大概在监狱中呆了一年多，最后才借机获释。获释后，为了防止张让的爪牙追捕，他改名换姓，再度流落江湖。
3、一次最富策略的锄奸行动
王允的再度现身，是在公元189年汉灵帝死去之后，他以奔丧的名义返回洛阳。何进拉他一同商量诛灭张让之策，并委以官职。不料，张让抢先一步，设计伏杀了何进。好在王允未被识破，他外迁河南任职。
张让伏杀何进之时，董卓、袁术奉召进讨张让。大军围困洛阳，张让挟持少帝刘辩夜逃至黄河渡口。当时追兵四起，在走投无路之下，这个大恶监投黄河而死。
少帝是董卓迎回洛阳的，董卓以此把持朝政。谁能想到，走了一个恶监，却来了一个更为嚣张的国贼。这个董卓，他先废掉16岁的少帝刘辩，立9岁的刘协为汉献帝，然后，毒死皇太后，强逼迁都长安，临行前，一把火将整个洛阳城烧成废墟。他自任太尉，后又升为国相，再加“太师”、“尚父”的封号，几乎东汉政权的一切权力都被他牢牢控制。他在长安以西建了一个与长安城墙规模相当的“坞堡”，明目张胆地命名为“万岁坞”，里面储满了足够吃三十年的粮食。他在家中设宴，遍邀群臣，把几百俘虏牵引到宴会中央，对他们施以剪掉舌头、砍断手足、挖掉眼睛等残忍的酷刑，以此来震慑群臣。
那场宴会，王允也是受邀者之一，处此恐怖高压之下，一向刚直的他在想办法了。艰难世事使他不再像从前那样蛮干，而是不动声色，周密筹划，由此导演出一曲极富策略的锄奸大戏，从而使得后世人一提起“诛董卓”，就会联想到“王允”这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名字来。
从公元189年到192年的三年间，王允的韬光养晦做得是相当好。他接受董卓的任命，做了司徒，还接受董卓封的“温侯”爵位，一副俯首听命的样子，以致使董卓把他引为亲信，达到无论朝政大小，都托付给他处理的地步。
而暗中，他却在积蓄力量，寻找突破口，从尝试运用外力，到最后决定从内部来瓦解对手。他寻找到的一个锐利武器就是董卓身边的吕布，试图利用吕布来刺杀董卓。
吕布是董卓的义子，武功盖世，董卓外出，总是把他带在身边，作为自己的贴身侍卫。叫一个类似于今天贴身保镖一样的角色去杀他的主人，这怎么可能？王允自有办法，他了解到，这对表面上的父子，其实存在着巨大的裂痕：吕布曾有小错，董卓随手拿起一根长矛就向他掷过去，幸亏躲得快，否则就没命了；吕布与董卓的一个侍妾有染，担心被发现，不得不时时提防。大概就是这个侍妾，后来成了貂蝉的原型。
了解到这些情况，王允密会吕布，晓以国家厉害。吕布虽有心动，但他说：我跟董卓是父子关系，怎好下这个手？王允说：你姓吕，他姓董，跟他有什么骨肉情谊？你现在连保命都来不及，还谈什么父子？他拿长矛掷你的时候，难道考虑了父子关系？
一番话说得吕布咬牙切齿，热血上涌，发誓非杀董贼不可！公元192年四月，机会来临了，当时，正值天子大病初愈，百官汇集到未央宫，共贺皇帝龙体安康。王允把一切布置停当后，只等董卓自投罗网。当董卓在吕布的陪伴下，乘着马车，威风八面地要通过宫殿大门时，由吕布的亲兵化装而成的侍卫持枪刺向董卓。董卓掉落马下，他大呼：“吕布何在？”吕布把诏书一展，说：“有诏讨贼臣！”董卓还想说点什么，吕布应声将长矛深深刺进董卓的身体。完成了“一矛还一矛”的因果报应。亲兵们赶过来，一阵乱刀，董卓一命归西。
4、以刚烈死，以名门达
董卓死了，长安城里的百姓载歌载舞，像过节一样。王允绷紧了三年的神经也一下子松弛下来。
当一个人俯视天下，突然发现没有了对手的时候，他的心情会怎样？不说当年勾践在打败夫差之后所采取的“狡兔死，走狗烹”的手段，只说张让、董卓这两个人，在自觉处在“老子天下第一”时，他们飞扬跋扈，气焰熏天。而现在的王允，虽然在忠于汉室、忠于社稷方面，与两个佞臣有着本质的不同，但在自我感觉上，却与他们没有什么区别。他觉得自己功劳太大了，他骄傲自满，目空一切。他是曾经韬光养晦过，但那不是他的常态，青年时候的意气用事，那才是他的真性情，只不过到现在，这种意气用事已经演化为更进一步的一意孤行、刚愎自用了。
刺杀董卓，吕布是执行者，王允却看不起他，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吕布建议，将没收来的董卓财产，拿一部分分给大臣，以安抚人心，他拒绝采纳。与大臣们议事，他不再平易近人，而是变得高高在上，大臣们不得不与他拉开距离。
蔡邕是当朝很有名望的史学家，正在写汉史，当听到董卓被诛的消息时，下意识地叹了一口气。王允怒不可遏，认为这是国贼的同路人，把他交由刑部处死。蔡邕哀求，说能不能降为砍掉他的双足，以让他完成汉史。大臣们也来央求，他说：
“从前汉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他写成谤书，流传后世；现在国运衰微。神器不固，不能让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这样做既无益于皇上的圣德，也使我们这些做臣子的受到他的毁谤。”蔡邕最终冤死在狱中。
王允最大的失策是他在处理董卓余部上的短视。凉州军是董卓的嫡系，在董卓死后，凉州军的统领李傕、郭汜上表请求宽赦。只要稍具全局眼光，王允就应该顺势安抚他们，这样做，可以为刚刚经历了动荡的东汉王朝赢得一个难得的喘息机会。然而，他不这样想，他认为，谁都可以赦免，唯独李傕、郭汜这样的董卓帮凶不可赦免。俗谚说，狗急了还会跳墙，何况李傕他们还有一支军队呢。结果，凉州军在李傕、郭汜的带领下走向反叛，很快杀入长安。
在外无援兵的情况下，吕布选择突围，临行前，他邀王允一起离开。这时，王允一贯刚烈的一面体现了出来，他拒绝外逃，要以死报国。他护着汉献帝，在无助中爬到宣平城楼上。当李傕、郭汜杀到城下，向汉献帝索要王允时，王允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主动地从城楼上走下来，走进叛军的魔爪。
这个忠勇有余、谋略不足的人被处死了，时年56岁。他还被诛灭三族，包括长子王盖、次子王景。他独撑朝政仅仅才两个月，他死后，天下大乱。他可知道，这一乱，就是好几个世纪。谁能说，这跟王允的刚愎自用没有关系呢？
《后汉书》提到，王允的孙子王黑后来被苟延残喘的汉室封为安乐亭侯，食邑三百户。这个王黑当初是怎么逃出魔掌的，不得而知，他本人的事迹如何，他的后人又如何，也一概无从考证。倒是王允兄长的儿子王晨、王凌，凭着叔父以死换来的高贵门庭大显于后世。
王晨、王凌兄弟俩是在当初叔父被杀时偷着跑出长安城的。王晨的事迹不太显于后世。王凌后来投靠了曹操，颇有将才，屡次兴兵伐吴，在曹魏之时，官至太尉，可谓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他有四个儿子，个个文武双全，小儿子王明山还是当时一个很有名望的书法家。那时，尚名之风已经开始，作为名士的先决条件，一定要有“祖上盛德”。有王允在前面的开山之功，王凌一家完全符合条件，而王凌一家也让太原王氏在曹魏的上流社会星光闪耀。
可惜，这一次的闪光实在太短。曹魏末年，司马懿有代魏之心，忠于魏室的王凌举兵讨伐。他当然不是司马懿的对手，很快兵败自杀。他的四个儿子，被司马懿全部处死，祁县王氏再遭惨烈的家难。自此，在两晋的舞台上，代表太原王氏登场的，轮到了此前一直山水不显的晋阳王氏。
彰显华贵的太原王
在曹魏和西晋时期，以晋阳王氏出身的王昶、王浑、王济祖孙三人为代表，太原王氏正式确立为门阀士族。王昶在曹魏时素有文治武功，官至司空；王浑助西晋灭孙吴，统一全国，官至司徒；王济娶晋武帝之女常山公主为妻，奢华无度，超级贵族的生活排场全然显现。而到了东晋，门阀政治进入全盛时期，琅琊王氏是门阀政治的开创者，太原王氏则是门阀政治的终结者。这一时期太原王氏的代表是王述、王坦之、王国宝祖孙三代。但在太原王氏享尽荣华之后，等待他们的却是三次灭顶式的家难。
1王昶、王浑累积盛德的时代
晋阳王氏是由王霸的次子王咸开创的，自王咸之后，这支王氏好几代都默默无闻，直到东汉末年的王昶出现，才开始贵显于世。
王昶，字文舒，生年不详，从《晋书·王昶传》中可知，他与王允的侄儿王凌关系密切，尊王凌为兄长，由此大致可判断他出生在东汉末年。根据《古今姓氏书辩证》的记载，从王霸至王昶之间的传承关系是这样的：
王霸→王咸→王甲→王甫→王畟→王憬→王泽→王昶
这说明，王昶是王霸的第八世孙，这个传承关系跟王允是王霸的第七世孙很吻合。王凌、王昶互称兄弟，看来是有谱系根据的，并非因为只是同乡就随意拉个关系。
其实，王昶的父亲王泽在东汉末年就开始有一定名望了，他曾做过太原郡以北的雁门郡太守，是第一个见于史传的晋阳王氏人。王昶与王凌共同侍奉于曹魏，王凌官至太尉，王昶官至司空，在几十年的宦海生涯中，兄弟俩应该免不了互相提携，从而共同抬高太原王氏的声威。
但王昶家族与王凌家族却有着不同的命运。如前一节所述，王凌忠心事魏，他不能容忍司马懿的不臣之心，起兵讨伐，结果招致满门抄斩，祁县王氏的影响从此一落千丈，它的再度抬头，要等到几百年以后了。而王昶，虽然从史料中看不出他跟司马氏家族是否走得很近，但他本人是得以善终的，他死于公元256年，这时，距离西晋建立还有整整九年时间。西晋后，他的子孙成为司马氏政权的红人，晋阳王氏，或者说，以晋阳王氏为代表的太原王氏正式进入士族阶层，开始它的第一个黄金岁月。
形象地说，王昶和他的儿子王浑做官一辈子，四处征战，主要还是在为太原王氏的兴盛开山辟路，积累盛德。王昶早年是曹丕的文学侍从，帮曹丕做一些文字起草工作。曹丕当皇帝后，他被任命为京畿地区的行政长官，后来又到徐州、荆州、豫州等地方担任军职，直至担任征南大将军，晚年再回朝廷担任司空。
公元250年，他在掌管荆州、豫州等与孙吴接壤的重要地带的军事时，探听到进入老年的吴国皇帝孙权，其内部正在为继承权的问题闹得不可开交，他乘机率领五路大军，直取孙吴的江陵，结果大获全胜。王昶的这次征吴行动，虽然未能从根本上动摇孙吴政权，但却为他的儿子王浑在若干年后完成灭吴大计开了个好头。
王昶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在治国理政方面所提出的新思想。他曾经写过《治论》一书，主张恢复以儒治国，这跟曹操一贯提倡的“唯才是举”思想颇有不同。他强调，为官者要弃绝浮华，贵族子弟应进入太学读书，他尤其提出，要以考试制度来选官任人。这一新思想很值得玩味，我们知道，魏晋时代，最讲究的就是门第，一个人能不能当官，关键要看名士的品评，名士一旦开口，说你这个人了不得，那你未来就肯定前途无量。事实上，王昶的后代子孙，无不是这种品评风气的受益者。在魏晋之风盛行的早期，王昶的这些主张太超前了，他的主张要等到门阀政治衰落之后，由杨坚建立的隋朝来实施，这就是科举取仕的诞生。有意思的是，王昶的言行一点也不妨碍他仍然是在为他的家族位登名门奠基。
王昶还是一个特别讲究个人修养的人，他写过一篇《诫子训》，专门教育他的子侄们如何做人。他说：“夫孝敬仁义，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他要孩子们去浮华，远声名，切不可毁誉他人，而他人毁誉自己，则深刻反省自己。他曾特意给他哥哥的两个儿子和自己的两个儿子分别取名字，这四个孩子，一个叫王默，字处静；一个叫王沈，字处道；一个叫王浑，字玄冲；一个叫王深，字道冲。这些名字，无不含有注重内在修为的味道。王昶的训子之道，即使在今天，也值得很多人学习；但在那个时代，他的话未必显得挺合适，他的子孙们也未必按他所说的去做。
王昶总共有四个儿子：王浑、王深、王沦、王湛。这其中，作为长子的王浑，继承了父亲的衣钵。王浑生于公元223年，卒于公元297年，他承袭了父亲京陵侯的爵位，在魏晋的舞台上，是一位晓勇异常的将军。当年他父亲担任过军职的地方，他几乎又全部经历了一遍，他的军职最高被封到征东大将军，与王昶当年的征南大将军同样威风。而从实际的军功来看，他应该远超其父。
王浑在曹魏时，就已经立下了不少战功。公元265年，司马懿之孙司马炎代魏建晋，王浑应该是很平安地就过渡到了新朝。他辅佐司马炎、司马衷两代君主，最显著的功劳就是助晋灭掉孙吴，统一全国，暂时结束自东汉末年以来将近一个世纪的分裂局面。
自西晋建立之初，王浑就开始了伐吴的征程，他先后在徐州、豫州、扬州任上与吴军交锋。公元280年，为大举伐吴之年，他派多路人马同时进攻，几番较量，吴军大败，吴国末帝孙皓慌忙递上投降书。
这里有一个小插曲，按说，孙皓向王浑递上了投降书，就意味着吴国灭亡了，到时世人论及灭吴的首功，那当然是王浑。但是，在接到投降书之后，王浑未再乘胜攻击，倒是他的一个名叫王浚的部下，不知是出于什么想法，这个人居然不揣测主帅的意图，只顾自己一路狂追，一直追到吴国都城石头城（今南京）下，还在城里举行了孙皓的受降仪式。王浚的行为，让王浑觉得非常不爽，这不明明是在抢我主帅的头功吗？为此，他多次上奏朝廷，列举王浚的种种罪状。那些王公大臣们知道这件事后，都纷纷取笑，令人恼火的是，他们取笑的不是王浚，而是王浑，说这个大帅太小肚鸡肠了。好在晋武帝司马炎是看得清楚的，他下诏大力表彰王浑的不世之功，进封他的京陵侯为京陵郡公，食邑八千户。
西晋统一全国后，王浑即弃武从文，上调为京官，担任尚书左仆射。之后，他又担任过司徒。晋惠帝司马衷时，有一次，朝廷想让他掌管军队，他说，司徒是文职，文职不能带兵。这个戎马生涯大半辈子的人，居然并不恋栈唾手可得的军权，时人很是赞美他的自谦和识大体。由此可见，一个历史人物被人取笑，或被人赞扬，那都是有一定根由的，作为历史本身，它绝不会误会任何一个人。
经过王昶、王浑的两代铺垫，下面，该轮到王浑的儿子王济出场了。
2、王济的奢靡生活
王浑有两个儿子，长子早夭，次子叫王济，字武子，生卒年不详。《晋书》中对王济作了一番这样的描绘，说他“少有逸才，风姿英爽，气盖一时。好弓马，勇力绝人”，这是一个从少年时代起就显露出逼人才气的人，他长得风度翩翩，气质非凡，好骑善射，勇武过人。《晋书》中还提到，他对《易经》、《老子》、《庄子》吃得很透，谈玄论道是把好手，文章也写得妙笔生花。这样一个文武全才的美男子，在当时当然是名重一时。
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从侧面得到印证。有一次，王浑和他的妻子在家里闲坐聊天，王济正好从面前走过。看到儿子远去的身影，王浑美滋滋地对妻子说：“我们能生出这样一个儿子，这一生该知足啦！”一般这样夸儿子的，多半是母亲，没想到作为父亲的王浑竟然也如此的情不自禁。
王济年纪轻轻就娶了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儿常山公主为妻，不过这个常山公主是个盲女，她能嫁给王济，也真是应了“皇帝的女儿不愁嫁”这句俗话。司马炎对这位乘龙快婿十分看重，提拔他的速度非常快，20岁任中书郎、不久升骁骑将军、侍中，成为皇帝身边的红人。当时，朝廷中有叫孔恂、王恂和杨济的三个人，与王济同为侍中，司马炎自豪地说：“我的身边可谓是恂恂济济啊！”双关语的意思是，他的手下人才济济。
司马炎的亲弟弟司马攸很有才干，司马炎的太子司马衷却是个弱智。为了防止弟弟将来夺了儿子的皇位，司马炎决定把司马攸贬出京城。这件事让很多朝臣感到担忧，劝谏也不顶用。王济也在担忧，他就想出一个主意，让他的盲妻拉上一个公主姐姐，一起到司马炎的面前去哭求，要父皇留下司马攸。司马炎自知是王济的主意，他勃然大怒，说：“外迁弟弟是我的家事，我还没死呢，你王济就打发妇人来哭了！”结果，王济被贬了官，降为国子祭酒，去主管学校教育工作。
从履历来看，王济既担任过文职，也担任过军职，死后还被追赠为骠骑将军。他本人文武双全，担任不同领域的职务，也在清理之中。但是，从他做过的事情来看，他似乎没上过一天战场；在政府部门任职，除了冒险为司马攸说情之外，便再没有其他可以值得称道的表现了。他被后世人记住的，倒是一桩桩如何摆阔气、讲排场的事迹，他的卓异才干完全淹没在士族子弟的奢靡生活中。
作为帝都的洛阳，当时的房地产业大概就像今天的北京一样，地皮贵得令人乍舌。但对王济来说，这根本不算回事，他买了一大块土地，用围墙围成一个跑马场，四周的沟壑，他全部用当时的金属货币来装饰，被人们称为“金沟”。
王恺是司马炎的舅舅，他因与石崇斗富而留名后世。有一次，王济也公然向这个家伙挑战。王恺有一头牛，号称“八百里驳”，一天能跑八百里，他把这头牛的角和蹄子装饰得银光闪亮。王济知道后，就拿出一千万钱来与王恺打赌比箭。他摆迷魂阵，说：我的箭法不行，如果我输了，就给你一千万，你输了，就把这头牛给我。王恺很自信，让王济先射，结果王济一箭直中靶心。他得意洋洋地躺到胡床上，吩咐手下人赶快取牛心过来。不一会，一盘牛心上来了，他只尝了一块，就弃之而去。
可能王济与他的盲公主老婆关系不甚融洽，两个人一直都没有生下孩子，但对待岳父皇帝，他可不敢怠慢。一次，晋武帝光临小婿家做客，王济设宴款待，周围几百美女陪侍，所有的食物都用当时最昂贵的琉璃器皿装盛。司马炎吃到一道蒸乳猪的菜，觉得味道实在鲜美，就问，这是怎么做的。王济回答，这乳猪是用人奶喂出来的。司马炎听了，吓了一跳，他知道石崇用蜡烛当柴烧，王恺用糖水洗锅子，没想到这个小婿的奢侈程度更上层楼！大概皇帝觉得实在太过分，饭没吃到一半，就离开了。
王济等人的生活状态绝不是个案，而是当时上流社会的普遍现象，他代表了当时太原王氏在西晋上流社会的整体生活风貌。据考证，西晋一朝，太原王氏担任太守以上官职的人数，多达12人，可谓盛极一时。作为一个家族，太原王氏当然希望这样的好风光一代代传承下去。不过，根据优生学的原则，这样的传承很难由一个单线的支脉来完成，当一个支脉走向沉落，另一个支脉就会升起。这样，到了东晋，我们看到，贵显的太原王氏，就不再是王浑的后代，而是王浑弟弟王湛的后代了。
3、王述、王坦之、王国宝的门阀生涯
王湛是王昶的第四子、王浑的异母弟，曾官至汝南太守。这个王湛，可能是个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人，年少时不仅外人、就连他的同宗兄弟都误以为他是个痴人。作为侄儿，王济就一度很看不起他的这个叔父，直到有一天，他在叔父的床头看到一本《周易》，又听叔父剖析玄理，才恍然大悟，原来王湛才是真名士！谈玄学，是当时士族阶层的时髦风气，事实上，王家由儒入玄，就是从王湛、王济叔侄俩开始的。
史书说，王湛鼻子很大，谓之“齄（zhā）鼻”，就是俗话所说的酒糟鼻。可别小看了这个酒糟鼻，在王湛这一支发达后，这个特征成为贵种的象征，而在连遭灭顶家难后，“齄鼻”更是成为太原王氏重新崛起的救命符。由王湛起始，到他的四世孙王国宝一辈，“齄鼻”一支的传承关系是这样的
王湛→王承→王述→王坦之→│→王国宝
王国宝有四兄弟，依次是王恺（此王恺非“斗富”王恺）、王愉、王沈。
在这里，王湛的儿子王承起了个承上启下的作用。西晋末年，王承与琅琊王氏的王导一起，跟随司马睿南渡建康（今南京），从而把太原王氏带入东晋。在东晋103年的偏安政权中，王承之下，以王述、王坦之、王国宝祖孙为代表，太原王氏开始了它的第二个黄金岁月。
王承南渡后，虽然拥立有功，但他还未发达就去世了。东晋是典型的门阀政治时代，门阀势力的代表长期把持宰相的职位，其实权与皇权相当、有时甚至凌驾于皇权之上。门阀政治的开创者是琅琊王氏，其代表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导。在他之后，先后登台的是高平郗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最后登场的是太原王氏。就太原王氏来说，王述、王坦之两代主要为登台作铺垫，而王国宝和他的兄弟们则是舞台上的演员。
王述（公元303年-368年），字怀祖，他像他的祖父王湛一样，是一个含而不露的人，当时很多人也把他看成一个痴人。由于父亲死得早，他很小就成了孤儿，一直侍奉在母亲身边，以致到了而立之年还没有任何名气。但王导很看好他，不断提拔他，使他由县令而迁太守、刺史、散骑常侍等职，最后达到尚书令这样副宰相的位子。
王述性格鲜明，凡事绝不人云亦云。王导当时的威望够崇高的了，连皇帝都尊他为“仲父”，每当王导发言，聆听的人无不连声赞美。王述是个晚辈，在仕途上又得到王导的提携，但他却不附和王导，还正色地说：“人非尧舜，怎么可能每句话都说得对呢！”好在王导听了并不反感，相反还很欣赏他的与众不同。
王述还是个当仁不让的人，每当朝廷授他新的官衔，他从不推迟。他的儿子王坦之就说：“谦让一下不好吗？谦让是美德呀。”王述回答：“难道你认为我不能胜任吗？能胜任为什么要虚情假意地去谦让呢？别人说你会强过我，我看你是比不上我。”
尽管王述行事有过人之处，但他骨子里却充满老贵族的习气。那应该是在他的老年了，桓温与王坦之拉亲家，要王坦之把女儿嫁给他的儿子。桓温是靠军事起家的，北伐有功，当时已经是大司马，权倾朝野，还是王坦之的顶头上司。王坦之能与他联姻，本是一桩美事，但当王坦之向父亲禀告时，王述勃然大怒，说：“你发痴呆症了吗？你丢不下桓温的面子，难道就要把女儿嫁进武夫之家？”他居然瞧不起桓温，其实他不想想，他的上三辈，不也是靠军功起家的吗？
比较起来，王坦之（330年——375年，字文度）确实没有他父亲那样有性格，但他对晋室很忠心，做官做到中书令。一生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与谢安共同抑制桓温，以保司马氏政权得以延续。桓温当宰相时，曾散布谣言，说皇帝司马奕阳痿，他的几个儿子全是后宫偷人生的，以此为借口，废掉了司马奕，立他的叔叔司马昱为皇帝。司马昱当时五十多岁了，做梦都没想到还能当皇帝，可惜在位不到两年就死了。这时，桓温认为改朝换代的时机到了，皇帝位该轮到桓家了。关键时刻，谢安与王坦之等人精心策划，他们趁桓温不在朝廷之际，立司马昱的长子司马曜为皇帝，这就是孝武帝。桓温不久在郁闷中死去。
孝武帝前期，谢安取代桓温成为宰相，历史进入“谢与马，共天下”的时代。谢安把女儿嫁给王坦之的第三子王国宝，但是这位宰相岳丈却对这个女婿十分厌恶，想方设法压制王国宝在官场的发展。过了几年，王坦之、谢安相继去世，取代宰相位置的，不再是异姓人，而是孝武帝的弟弟司马道子，这样皇权与相权就全部回归于司马氏。
直到这个时候，王国宝（？——397年）才抬起头来，太原王氏取代其他门阀，成为晋末舞台上的明星。但相比于前几代门阀，王国宝始终不具备足够的实力，他从未登上宰相的位子以与皇帝分权，而只能依附于司马道子，借助司马道子的相权来扩展太原王氏的影响。与前几代门阀都与司马氏共天下的局面相比，太原王氏明显要逊色一筹。
王国宝是凭借他的从妹嫁给司马道子做妃子而与后者拉上紧密关系的，在司马道子手里，他最高做到尚书左仆射的官位，掌握朝廷的人事权和卫队的军权，他的几个亲兄弟和从兄弟也得以官居要职。
为什么当初谢安连自己的这位女婿都看不上呢？原来，王国宝虽然长得是一副美男子的样子，“齄鼻”的特征也很明显，但他全然没有了祖上的那种才气和锐气，他是一个趋炎附势、溜须拍马而又外强中干的人，所以谢安很厌恶他。但谢安压制得了一时，却压制不了一世，他一死，王国宝的好日子就来了。史书形容他在官场上“纳贿穷奢，不知极纪”，后庭的妻妾歌妓，成百上千，奇珍异玩，塞满家室。
从历史的角度看，王国宝的做派，不仅是他的个性使然，也是门阀士族走向没落的必然反映。他哪里知道，在享受了十多年的豪奢之后，不测风云来临了。
4、王国宝和太原王氏的灭顶家难
太原王氏的厄运，是从他们的内部争斗开始的。
孝武帝司马曜于公元372年至公元396年在位，在他的后期，他的弟弟司马道子做宰相，这意味着异姓人与司马氏共天下的历史结束了。但是，亲兄弟却不见得是一条心，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孝武帝与司马道子之间的权力斗争不断公开化，以致到后来形成两个派别，即帝党和相党。
相党的代表是司马道子和王国宝以及他的一干兄弟们，如前所述，他们走到一块，维系的纽带是王国宝的从妹，司马道子娶她为妃。帝党的代表是孝武帝和王恭，维系的纽带则是王恭的妹妹，孝武帝娶她做皇后。
王恭（？-398年），字孝伯，这个人需要特别做个介绍，他也是出自太原王氏，不过不是出自王昶这一支，而是出自王昶哥哥那一支。显然，王恭的祖上比不上王国宝祖上的“五世盛德”，但他们也一直居于士族之列而不坠。史书形容王恭长得“濯濯如春月柳”，是比王国宝长得更美的美男子。年轻时，他曾身被鹤氅（chǎng）裘，涉雪而行，被当时的名士目为“神仙中人”。
为了削弱司马道子对重要州郡的控制，孝武帝任命王恭担任青州、兖州两州的刺史，坐镇京口（今江苏镇江市），掌握北府兵的军权。北府兵是谢玄在淝水之战中锻炼出来的一支军队，骁勇善战，长期驻扎在京口，因京口当时又名北府，故有“北府兵”之名。北府兵中最著名的将领叫刘牢之，这个人将决定王恭的命运。
帝党与相党之间的矛盾因为孝武帝的暴死而发生转折。公元396年，好色的孝武帝与他的张贵人开了句玩笑，说她年龄大了，应该要立新人做贵人了。结果，张贵人当夜串通几个宫女，用被子将孝武帝捂死。孝武帝死后，他的儿子司马德宗即位，是谓晋安帝。晋安帝是中国历史上最白痴的一个皇帝，白痴到连话都不会说，连冷暖都不自知。这样的皇帝当任，司马道子的权势当然是越来越重，王国宝也跟着气焰熏天。没了孝武帝作后台，现在，司马道子要来收拾王恭了，他要削夺王恭的兵权。
说句实话，王恭对晋室还是有着一片忠心的，他不满司马道子的专权，更痛恨王国宝的贪腐。司马道子要拿他开刀，他避其锋芒，把矛头对准王国宝。在孝武帝死后半年，他以清君侧的名义，在京口起兵，历数王国宝的罪状，进逼建康。
在大军压镇下，王国宝的懦弱无能表现了出来。他变得六神无主，先是想挟持皇帝以自保，接着又妄图以辞职来达到息兵的目的。辞了职没有一会儿，又马上后悔，想重新捡起兵权。这个时候，司马道子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决定大开杀戒，他赐死王国宝，斩杀王国宝的从兄弟王绪，以此换来王恭的退兵。太原王氏的第一次家难在太原王氏自己人的追逼下发生。
王恭退兵了，但相党的势力并未削弱，司马道子旋即任命王国宝的二哥王愉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刺史，统领江州、豫州兵权，以拱卫建康。公元398年，王恭联合荆州的桓玄等几支力量，再度起兵，这次的矛头对准的是王愉。
在这次起兵中，王恭与生俱来的贵族心理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显现了。他本人其实并没有什么军事才能，在战场上，依靠的是刘牢之，可是，他又看不起刘牢之的行伍出身，不愿从感情上进行笼络。结果，刘牢之半路倒戈，生擒王恭，交给司马道子。司马道子下令在建康城外处死他，同时处死的还有他的五个儿子和兄弟子侄。据说，这位东晋名士临死时，自理须鬓，诵吟佛经，泰然自若，可谓不辱而死。这是太原王氏的第二次家难。
王恭死后，地方势力重新洗牌，桓玄脱颖而出。桓玄是桓温的儿子，军事才干酷似乃父。他不仅完成了对司马道子的讨伐，还于公元403年底取代白痴皇帝，建立桓楚政权，圆了当年他的父亲想当皇帝而不得的梦。
桓玄称帝后，对于相党成员，唯一留用的是王愉，任命王愉为尚书仆射。王愉之所以有此待遇，是因为他是桓温的女婿、桓玄的妹夫。
但这次留用，并不是好消息，桓楚政权仅仅存在了三个月，即被从北府兵中崛起的军事奇才刘裕所灭，桓氏家族全部被杀尽，晋室重新被抬出。相对于刘牢之，刘裕的出身更加低微，大概又是贵族心理作崇，王愉曾经轻侮过刘裕。刘裕一朝当权，王愉自知没有好果子吃，他不自量力，密谋反叛，还未动手，事已败露。刘裕下手极恨，他诛灭了王愉一族十几口人。由于王恺、王忱早死，至此，王国宝四兄弟连同他们的家族全部覆灭。
东晋政权在刘裕的卵翼下苟延残喘了十多年，公元420年，他顺理成章地取代司马氏，建立刘宋政权，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自刘裕之后，整个南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再也不见太原晋阳王氏的身影。
二百年位列天下五大望族
王慧龙，生于公元390年，卒于公元440年。在太原王氏遭遇灭顶家难之后，他以王愉之孙的名义逃至北魏，从而把太原王氏的火种嫁接到北魏的高门士族之列。到他的孙子王琼时期，孝文帝“分定姓族”，太原王氏与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一起入选“四姓”；不久，陇西李氏也加入进来，共同形成天下五大望族。自北魏至唐高宗的二百年间，太原王氏的不坠声誉为这个姓族的发展提供了沃土。而之所以直到今天一直有“天下王氏出太原”之说，这跟具有二千年发展史的太原王氏的吸纳力不无关系。
1、王慧龙的真假身世
经史家考证，王慧龙大约是在公元417年前后逃到北魏的，得见北魏明元帝拓跋嗣。他流涕痛陈，自述自己是王愉之孙、王缉之子，在404年的那次惨烈家难中，他的曾做过散骑侍郎的父亲王缉与祖父一起被杀，他本人在沙门僧彬的救助下，得以逃脱，几经辗转，来到北魏。他请求明元帝能让他带兵“效力南讨”，以雪前耻。
明元帝很同情他的遭遇，但并未授予他实权。倒是当时位至宰相的崔浩十分看重他的太原王氏出身，在崔浩的主持下，崔浩弟崔恬把女儿嫁给了王慧龙，从而使得这个仅有“羁旅南人”身份的太原王氏之后，得以将根脉嫁接到北魏的上流士族社会。
不巧的是，在王慧龙之后，一个叫鲁轨的南朝人也来到了北魏，他指出王慧龙不是太原王氏的子孙，而是王家的家奴，是僧彬与王家奴婢的私生子，僧彬之所以肯舍命相救，原因就在这。这一下，整个北魏上层都炸开了锅，王慧龙也无以辩白。好在崔浩出来打圆场，他的理由是，王慧龙的鼻子很大，这正是太原王氏家族中闻名于世的“齄鼻”。他在多种场合宣讲，“齄鼻”正是“贵种”的象征。崔浩这样说，除了基于“齄鼻”的本身事实外，他还要维护王家、尤其是崔家的颜面。毕竟崔家之女已经嫁入王家。
那么王慧龙究竟是货真价实，还是假冒伪劣呢？今天，已经很难从史料实证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了，我们只能作些正反两方面的猜想。说他是假冒，原因有两点：一是有鲁轨的揭发，二是他本人北奔时未带任何可资证明的信物，唯一依靠的就是那个“齄鼻”。
我们再来看《魏书》的记载。《魏书》中提到，王愉崇佛，僧人跟他来往密切，僧彬算是他家的座上客。王家被满门抄斩时，王慧龙才14岁。他在僧彬的帮助下逃出魔掌后，即西上江陵，投奔叔父王忱在荆州担任刺史时的部下习辟疆。经过习辟疆的联络，几支力量聚拢起来，共推王慧龙为盟主，准备袭击江陵。事泄后，僧彬等人又护卫王慧龙北投襄阳刺史鲁宗之。这个鲁宗之就是鲁轨的父亲，应该就是在这时，王慧龙与鲁轨打了个照面。在鲁宗之的资助下，王慧龙到了后秦，公元417年，刘裕举兵灭掉后秦，王慧龙随后才进入北魏。
从以上过程来看，说王慧龙系假冒，至少有以下几个疑点：
第一，凭着僧彬与王愉的关系，这个和尚出力帮助王家留下一脉，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一种义举，而并非需要王慧龙是其私生子。
第二，如果说王慧龙是私生子，那么鲁轨怎么会知道真相呢？鲁轨知道，那么其父鲁宗之也应该知道，习辟疆等人同样也该知道，这些人都知道，那为什么还会出现先拥立王慧龙为盟主，后资助他出逃的情况呢？
第三，如果只不过是王家的一个家奴，王慧龙在早期就很难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五世盛德”的家族气质和底气，他装得了一时，装不了一世。他曾写过《国典》十八篇，专门论述帝王制度，这足见他的文才。在北魏任职，虽屡经沉浮，但他布衣素食，不参加任何吉庆之事，还撰《伍子胥文》，以提醒自己不忘“鞭尸吴市，戮坟江阴”之志。他死后，要求葬于南北对峙的前沿地带，也多少反映了这种至死不渝的复仇心态。
当然，仅凭这些，还是不足以判断他的王家身份的。其实，对于历史来说，他的身世究竟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是他让太原王氏重新崛起于北朝。
2、三代单传下的重振家声
太原晋阳王氏本起于晋阳，自王承追随司马睿渡江，至王慧龙只身北归，前后已经一百多年了。当时北魏的首都在代北（今大同），王慧龙的主要活动范围应该就是在他的祖兴之地。然而，此时他的境遇只不过是个“羁旅南人”，士族身份无可确证，于北魏又无尺寸之功，其心情是可想而知的。直到明元帝末期，他才被征用为洛阳镇将，统领三千士兵。可是不到十多天，明元帝就死了，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太武帝认为，南人是不可以委任带兵打仗之职的，王慧龙的镇将被取消。不仅如此，南方刘宋政权建立后，刘裕之子刘义隆还曾派刺客来刺杀他。连立身存世都遇到了危机，王慧龙哪里还谈得上去实现挖刘家坟墓、鞭刘裕尸首的愿望呢？
直到若干年后，在王慧龙的一再申请之下，太武帝才任命他为南蛮校尉、安南大将军左长史的职务，开始掌握兵权。公元430年，王慧龙与自称是太原祁县王氏王允之后的刘宋将领王玄谟在中原展开大战，结果取得大捷。战后，被封为长社侯，龙骧将军、荣阳太守。在荥阳太守任上，他不仅继续取得武功，成为刘宋北犯的劲敌，在农战备修方面也颇有治绩。这样，虽然历经坎坷，在北朝，他总算获得了足以为当世人称道的功业。
要巩固自家的地位，联姻世家大族是必不可少的条件。王慧龙本人与崔氏女结婚，迈出了重振家门的第一步。他生了一儿一女，儿子王宝兴娶卢遐之女，女儿嫁李宝之子李承。这样，仅以二代三人之族，王家既已与清河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建立了紧密的姻亲关系。王宝兴也只生了一个儿子，叫王琼。王家三世单传，直到王琼生下四个儿子，分别叫王尊业、王广业、王延业、王季和，王家的人丁才开始兴旺起来。以如此单鲜之势，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至少在王琼的手里，太原王氏已经获得与崔、卢、郑、李等平起平坐的的士族地位。
在三代单传的过程中，王氏的家风也在悄悄发生转化。东晋士族盛行玄学，太原王氏也不例外，几代王家子弟都放任旷达，风流恣肆。而北方士族重儒学，尚礼法，王慧龙到了北魏，他既没有先祖们的那种闲适心情，更主要的还是要融入新环境的生活圈子中去。史载他“布衣蔬食，不参吉事”，从内心看，是为了不忘家仇，而外人则认为这是“古之遗孝”。王慧龙去世后，王宝兴对母亲极尽孝道。后来，崔浩因得罪太武帝被处死，卢家也受到牵连，王宝兴卖掉家产，来赎卢遐的妻子、也就是他岳母的命，被人称为义举。王琼虽然没有留下值得被人称道的品行，但当时有人评价他“东海之风，于兹坠矣”，意思是，先祖的那种风貌，到他这里已经完全消失了。到太武帝的儿子孝明帝之时，王琼的儿子王建业、王延业亲自为天子讲《孝经》，成为一件引以为荣的事情。一种崭新的以忠孝传家、礼义济世的门风在这支太原王氏中慢慢形成。
而真正让太原王氏在法理上成为头等士族的，始于孝文帝时的“分定姓族”，太原王氏被正式列为“四姓”之一。
3、被编入“四姓”的过程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是致力于汉化改革的一代英主，他分定姓族，从法理上确定头等士族的地位，是巩固以拓拔皇族为核心的统治集团利益的重要举措。
根据史料推测，孝文帝分定姓族大概是在公元495年，这时，鲜卑贵族的多音节姓氏大都改为了汉姓。他首先确立鲜卑贵族中的穆、陆、贺、刘、楼、于、嵇、尉等八姓为一等士族，然后，对汉人姓氏也进行等级划分，分成甲乙丙丁四等，居于甲等的为最高门，总共有四个姓氏入选，谓之“四姓”。这“四姓”分别是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孝文帝还分别纳这四家之女为妃子，从法理和婚姻上确立“四姓”至尊的士族地位。作为王家，王琼荣幸地将他的女儿送入皇宫。
孝文帝确定“四姓”的标准是什么呢？主要有两条：第一，有显赫的魏晋“世资”，即祖上在曹魏和西晋时期有着高贵的门第，且世代贵显；第二，在当朝拥有足够的官爵和权势。从这两个条件来看，卢、崔、郑三家是铁定具备的，唯有太原王氏显得有点不确定。在魏晋时期，太原王氏的显赫毋庸置疑，但王琼祖上的太原王氏身份，即使在隔了六七十年之后，还在被人质疑，且王琼的官职最高也就只做到并州刺史，一生大多数时间都处在沉滞状态。
那么，太原王氏为什么又最终入选了呢？这里，来自陇西李氏的李冲为太原王氏帮了大忙。李冲是李宝的儿子，与王慧龙之女的丈夫李承是亲兄弟。李冲家族出自西凉国主李暠之后。在孝文帝时期，由于活动能力极强，李冲备受宠信，官至尚书仆射，他的兄弟们也都在朝廷内外担任要职。李冲还特别注重与世家大族拉好关系，使得李家与崔、卢、郑、王等家都有联姻。尤其与王家，自王慧龙后，他们有着累世婚姻。出于共同提携的目的，李冲在孝文帝面前极力推崇王家，史料中甚至使用了“吹嘘”两个字来形容。就在李冲的“吹嘘”作用下，以王琼为代表的太原王氏进入了“四姓”之列，不过，从排序上来看，它不得不忝居豹尾。
有趣的是，李冲为太原王氏的入选立下了汗马功劳，却不能让自己的陇西李氏入选。要论权势，李家在当朝的影响，即使卢、崔两家都不能比，只可惜他们没有魏晋“世资”，先天的不足导致他们在这场竞争中出局。但李冲的活动能力实在太强了，他最终说服孝武帝纳自己的女儿为妃，使陇西李氏获得了与“四姓”并列的特殊礼遇和地位。从此，卢、崔、郑、王、李成为天下五大望族，
“四姓”的确立有着深远的影响力，在北朝，他们获得了整个社会的普遍尊崇，能够很轻易地掌握来自中枢的权力。他们不与低等姓氏通婚，只在“四姓”内部和皇族之间通婚，形成一个坚固的利益联合体，这个联合体被史家称为“山东士族”。所谓事有两面，山东士族到了唐代，实际上在政治领域已经不具备任何的优势了，但他们还依然抱残守缺，自视甚高。
山东士族内部也有区别，像太原王氏，尽管它拥有世资、门风和声望，但由于它有一个由北而南、再由南而北的曲折经历，与世代居住在晋阳的太原王氏又没有什么联系，所以，在北朝的一百多年里，它始终未能建立起足以依靠的社会根基和宗族势力，其在政治领域的影响力也很是有限。而与之相反，陇西李氏的作用却越来越大，到后来，李姓与王姓在“四姓”中的排序掉了个个儿，变成“四姓”是指“卢、崔、郑、李”，王姓在旁边陪座的格局。《唐国史补》中有一句话：“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之为汲镂王家，誉银质而金饰也。”由此可以看出，太原王氏虽然还依然美得像“银”像“金”一样，“四姓”争着与它拉关系，但它实际上已经成为“四姓”的装饰品。
4、二百年和二千年
自北魏时期到唐朝唐高宗时期，太原王氏以天下望族的身份平稳地发展了两百年，虽然望族身份的获得是由王慧龙这一支来完成的，但享用却是整个的太原王氏人。
南北朝时期，除了王慧龙一支，陆续还有其他六支声称是太原王氏的后裔，并在历史上留下足迹。这六支，分别为南朝三支、北朝三支，他们大多说自己是太原祁县王氏王允的子孙，使得祁县王氏在消失了近两个世纪后又重新冒了出来。
在南朝的三支分别是：
王玄谟支，王玄谟就是曾经与王慧龙大战中原的刘宋车骑将军，经考证，他虽然不是王允的直系后裔，但有可能是王允的近宗，算是真正的祁县王氏。
王懿支，王懿也为刘宋将领，曾任镇北大将军，他也自言是王允之后，究系如何，无以考证。
王神念支，王神念是梁朝的右卫将军，《唐书?宰相世系表》及《古今姓氏书辨证》都认为他是太原王氏开基祖王霸之后。而今人姚薇元却在他的《北朝胡姓考》中指认王神念是假冒太原名望，实际上是乌桓族出身，理由是王神念的父亲冏曾在北魏任乌丸校尉，称乌丸王氏，直到王神念投奔梁朝以后，才改称太原王氏。
在北朝的三支分别是：
王思政支，王思政是西魏大将军，赐爵太原郡公，也许这个爵位让他在声言自己是王允之后时颇有几分底气，事实上他来自高句丽。
王轨支，王轨是北周时期的徐州总管，这是又一个王允的冒牌子孙，他的先祖出自乌桓族。
王庆支，这个王庆，从北周入隋，是隋朝的上柱国之一，封平昌郡公，究竟是不是祁县王氏，已经无法证明。
虽然这些支派中，免不了会有冒牌之嫌，但他们与王慧龙支一起，壮大了太原王氏的声威，
由于“四姓”耻于与其他姓氏通婚，到了唐代，唐太宗曾经想通过编修《氏族志》，来促使他们能够与新兴的皇族和贵族通婚，结果愿望没有达成。到了唐高宗手里，唐高宗就不吃这一套了，他下令禁止在山东士族之间互为婚姻。这一条命令着实厉害，它让山东士族彻底认清了自己的实际地位，从而使他们的联合体走向瓦解。
从此以后，士族阶层退出历史舞台，士族意识也慢慢从士族子孙们的脑海里消失。作为“四姓”之一，王姓开始回归到普通姓氏的行列里，王姓人必须和其他人一样，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奋斗，通过参加科举考试，才能获得高位和厚禄。历史地来看，正是这一次的回归，让王姓人走向了一条持续发展的道路。
自从公元前后太原人王霸开基，一直到今天，太原王氏走过了两千年的发展历程。两千年来，太原王氏人已经遍布全国，乃至全球各个地方。两千年里，流传出来一句话，叫做“天下王氏出太原”。据说这句话是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时，为了笼络王姓人才喊出来的，但也有可能是在历史的长河里慢慢形成的。
理解起来，这句话有两层含义：
第一，说明绝大多数王姓人都尊太子晋为立姓始祖。传统意义上，认为太子晋死后葬在太原，因此他的子孙是从太原开始繁衍的。现在，这种说法遭到不少人的质疑，太子晋生前的活动地点在洛阳，他死后不可能远葬太原。尽管如此，大多数王姓人并不否认自己是太子晋的后裔，从这个角度看，“天下王氏出太原”这句话的实质含义并没有发生改变。
第二，太原王氏两百年间位列天下五大望族的地位，形成了一种极强的吸纳力。应该承认，这种法理化的贵族地位是很能够感召人的，这是很多冒牌太原王氏支系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样，这也造成了很多其他王姓郡望的人愿意归属到太原王氏中来。当越来越多的王姓人自称是太原王氏时，自然而然地，“天下王氏出太原”这句话就流行开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