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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路  中山路，青岛人难以割舍的心头牵挂。那是童年的欢乐，那是青春的挥霍，那是一段凝固了的生活印记，那是永远回不去的过往。 “一二一，上街里，买书包，买铅笔，到了学校考第一。”如今，六十岁以上的青岛人大多是唱着这首童谣长大的。平心讲，这童谣，只有用地道的青岛话念出来才有味道。它独特的韵律，它自定的重音点，在普通话中荡然无存。 按照殖民者的初期规划，中山路是作为一条十分重要的街道来设计建造的。它是栈桥的延长线，一路向北拓展，街道宽阔，马路平整，道路两侧全是欧式建筑。细心的行人也许会发现，中山路并不是笔直的，在湖北路路口略微偏向西北，而在肥城路路口，复而折向东北。规划、建设之初，这里是一片空白，道路直线向北完全不是问题，那为什么它会折来折去呢？原来是因为自然环境。在湖北路、曲阜路、肥城路、德县路这几个路口，德国的设计师们将道路安排在了这些斜坡的最底部或较为平坦之处，形成自东向西最自然的过渡。如果硬性取直，湖北路、曲阜路、肥城路等都会出现一至两米的“断崖”，像堵矮墙一般立在路边。工程量的增大是不可回避的现实，而对这几条道路自然比降的破坏，更是不可修复的环境灾难。正是基于这种理念，基于对自然环境最大限度的保护，青岛的所有道路设计充分尊重了这片丘陵地带的原本样貌，借着山形、坡道，蜿蜒曲折，顺势延伸，才有了今天青岛街道方向不正、错综交叉的特点。中山路以及东边的浙江路、安徽路、江苏路，都遵从了这宝贵的设计理念。它们是青岛道路设计和建造的模式和样板。 中山路南段最初名为弗里德里希街。弗里德里希街止于保定街。再向北，是山东街。 在设计和建造上，弗里德里希街与山东街可谓天壤之别。弗里德里希街宽阔平坦，好似一马平川。一进入山东街，道路立马收窄，且起伏不平。弗里德里希街道路两侧是高大漂亮的欧式建筑，混凝土结构。山东街两侧多是前店后厂或下店上厂的低矮两层房，砖木结构。 日据时期，弗里德里希街更名为静冈町。静冈是日本中部的一个县。 中国收回青岛主权后，这条街是最早被重新命名的道路之一。1923年，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决定，撤销静冈町，将山东街向南延伸至栈桥，整条道路命名为山东路。 1929年北伐成功，全国南北统一。南京政府委派了新的青岛市市长。南方革命军政府都是孙中山的忠诚追随者，一进入青岛，便在5月22日作出决定，将山东路更名为中山路，将太平山下的第一公园更名为中山公园，以纪念孙中山的历史功绩。  这是山东路第一次从青岛的路名中消失。 1938年，日本第二次占领青岛。他们当然要铲除所有与孙中山有关的革命因素，中山路重新叫回了山东路，中山公园改为汇泉公园。山东路“幸运”回归。 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接收青岛。世事再次轮回。山东路再次改名为中山路，汇泉公园再叫中山公园。这次更名，一直沿用至今，已然七十五年了。 山东路再次从青岛的版图中消失了。这一次，它整整消失了三十七年。也就是说，从1945年到1982年，青岛的路名当中，居然没有山东路。 1982年开工，1983年9月通车，青岛在东部新建成区建设了一条南北大道。山东路之名冠在了这条新路上。报社的摄影记者拍了一张新闻照片，配上说明文字，交到了总编室拼版待发。认真负责、兢兢业业的资深版面编辑看到照片说明后非常生气。她叫来摄影记者，批评说：“你们年轻人工作一定要扎实严谨。十四米宽的马路，怎么能写成四十米呢！这是差了多少？”摄影记者委屈地说：“真的是四十米宽，这是一条高标准的城市道路，是青岛最宽的马路。”编辑吃惊道：“现在的马路居然可以建到四十米了！真是意想不到。” 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在高速发展的时代，变换着身姿震惊世人。山东路最宽马路的纪录，早已被十数次地打破了。  中山路最早的精华在北段。尽管这“精华”的原因不是那么风雅。一家美味的餐馆，让这条街的北段风光无限。 1891年，一胡姓老板创办了一家饭馆，这就是春和楼的前身。胡老板有着灵活的经营头脑和敏锐的商业嗅觉。他知道，胶澳总兵衙门的设立必定为青岛村一带带来数不尽的商业机会，兵丁、家眷、营造、交易，哪一样也离不了吃饭。人口的急剧增加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是饭店发财的前提条件，而这些前提条件，正围绕着总兵衙门的设立而快速聚集。 果然，第一桶金就这样轻易地被胡老板赚到了。当弗里德里希街和山东街开建的时候，胡老板已经可以为自己在这条最繁华的商业街上选择一方经营宝地了。1899年底，两层的春和楼饭店昂然立在了山东街和天津街街口。毫无疑问，这是山东街上最早的建筑之一。如今，春和楼这座二层小楼已经挺立一百二十多年了。应当承认，这春和楼，还真是一个奇迹。 1912年辛亥革命之后，一大批前清遗老变卖家产，拖家带口避居青岛。他们誓不与革命党同天下，又要找一个相对安全的避居之地，青岛，便成了这些逊清遗老们的首选之地。这的确是一个历史的悲哀，与洋人抗争了一辈子的亲王、总督们，还是要在洋人的庇护下苟延残喘。学部副大臣刘廷琛说：“青岛、上海、天津间遗臣多居之，而青岛号最胜。大学士、军机大臣、尚、侍、督、抚皆备……”刘廷琛也许是忌惮于名讳，没敢提恭亲王溥伟的名字。 溥伟是恭亲王奕䜣的孙子。“恭亲王”是他们家世袭罔替的爵位。溥伟的父辈或逝或病，不堪重任。溥伟是直接从爷爷手里接过恭亲王爵位的。戴上“铁帽子王”才十几年，大清朝便亡了，溥伟自是极不甘心。他将恭王府以四十万银元变卖，带着这些巨款来到青岛，收买人心，积蓄力量，期望有朝一日恢复大清王朝。 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很快结识了这帮王公大臣，他与这些遗老们时常往来，聚会饮宴，所选择的饭店大多时候是春和楼。 卫礼贤细心观察酒宴上这些前清官宦们的音容笑貌，传神地记下了这些人的喜怒哀乐。 “颈上有一道深深伤痕”的蒙古亲王多罗特·升允，深得卫礼贤敬重。升允为人豪爽，酒量惊人，是社交场合不可或缺的活跃分子。他是蒙古镶黄旗，官历江西巡抚、察哈尔都统、闽浙总督、陕甘总督等。庚子之乱，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慈禧太后慌忙穿上太监找来的百姓服装，扮成一老太婆逃出京城。升允则化装成车把式，手握长鞭，一路随侍在西太后身边。他能讲述一大堆和这次胜利大逃亡有关的惊险、艰难的故事。 刘廷琛是卫礼贤特别关注的一个人。这不是因为刘廷琛诗书传家，家学渊源，也不是因为他贵为帝师，是书法大家。卫礼贤觉得，刘廷琛是一个极端矛盾的人物。他本来治学严谨，为人严肃，在青岛买下了整整一栋楼，从老家九江运来了十几万册藏书，并将此楼取名“潜楼”，意为“潜龙勿用”，表达了与民国、与新时代抗争到底的决心。而在酒桌上，刘廷琛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是喝辄必醉，醉则大哭。卫礼贤看得出来，刘廷琛是用故意装出来的放荡不羁来掩饰他内心的极度痛苦。他的放浪形骸，正是他内心恐惧和迷惘的另一种极端表现形式。醉酒大哭时的刘廷琛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大盗移国而不能讨，吾辈之辱也。” 这种通宵达旦、醉生梦死般的饮宴，无论是春夏还是秋冬，时常在这个小圈子里上演。又一个寒冷的夜晚，又一场毫无节制的狂饮，夜已经很深了，张士珩站起身来，准备回去了。他笑着说：“一般中国人的宴会不会花这么长的时间。”有人立即表示了异议：“噢，只有一半是中国式的。食物是中国的，酒却是德国的。”宾客们终于分手了。此刻，雪花正静静地从夜空中飘落下来…… 关于春和楼，需要订正的讹传是：1891年底，李鸿章来青岛考察胶澳炮台选址时，在春和楼用过饭。这是时间和地点都弄错了的记叙。李鸿章是1891年6月乘军舰由旅顺来青岛考察的。那时，春和楼还未创办，李鸿章也未登陆。在整个胶澳地区，还没有一座可以靠泊大型军舰的码头。1894年5月，李鸿章第二次来胶澳时，倒是在青岛村前巡视过，章高元陪着这位中堂大人在岸边检视炮台建设工程。那时，一段大铁桥已立在前海，军舰可以靠泊，李大人便可以弃舟上岸了。至于春和楼彼时的门店在何处，李鸿章是否前往就餐，都需要可靠的史料加以证明。 当然，中山路的故事不是这些前清遗老们可以涵盖的。他们只是注释了中山路的过去。现代中山路，从南至北，演绎了多少人间活剧，见证了多么激荡的时代变迁，这才是当下青岛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中山路1号刚开始是德国人建造的青岛俱乐部，主要是给德国人休闲用的，后来成为国际俱乐部。1911年，青岛俱乐部在面对栈桥的最佳位置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青岛俱乐部是德国青年派建筑风格的作品。这个流派盛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注重建筑的几何造型，倡导新材料装饰。小巧的阳台下设精致的锥形支座，花式铸铁件嵌入墙壁、窗沿、门框，夸张的格栅等，都是青年派建筑的探索。经过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本土的青年派建筑许多已经毁于战火，而在青岛、上海等地，居然还保留着一些德国青年派建筑风格的老房子，这令德国建筑师和历史研究者惊喜不已。中山路1号的外立面质朴典雅，给人一种温馨的家的感觉，设计师就是想让漂泊于海外的游子，在这里找到温暖，找到慰藉。一楼的那座大壁炉堪称艺术品——多彩的马赛克拼出精美的图案。万幸的是，“文革”中，造反派只是砸瘪了壁炉两侧的铜质动物装饰，却让这个年代久远的壁炉逃过一劫。一楼是餐厅，二楼临海的房间和阳台是酒吧。二楼北侧是一个大舞厅。舞厅中央几十平方米的木制地板下面安装了高强度的弹簧。当华尔兹的舞曲响起时，随着舞者的旋转，地板会微微起伏，波浪般的感觉分外强烈。  1949年之后，中山路1号成立了中苏友好协会，后来与中山路3号一起成为中苏友好馆。中山路3号这个不知哪年建造的房子还真有一个高高的屋顶，很像俄罗斯东正教教堂的尖顶。作为中苏交流的一个平台，它实际存在的时间不算太久。这里办过一些展览，搞过一些讲座，甚至周末还有交谊舞会。资料记载，十年间，来这里聆听苏联发展伟大成就的听众有六万之多。后来，中山路1号成了机关办公楼，3号被改造成了一个综合电影院。室内影院了无特色，由报告厅和展览厅改为放映厅时，没有考虑合适的坡度比降，后排座席的观众即使伸直脖子，也常常被前排阻挡了视线。室外的露天影院倒是市民们夏天喜欢光顾的地方。在这里，与其说是观影，倒不如说是纳凉。 中山路3号的对面是中山路2号。这个挺神秘的深深庭院一直是一个高档宾馆，用于内部接待。1949年后，这里是市政府交际处，在整整三十年的时间里，它与太平路上的栈桥宾馆一起，是青岛为数不多的党政机关接待场所。 中山路上的银行建筑群是这里成为金融街的重要砝码。这不是德国人规划的。在城市的最初建设蓝图中，中山路以西、河南路以东、曲阜路以北、肥城路以南这片长方形地块是一个街边公园，叫深山公园。德国人大约想经过几十年的岁月积累，在这里打造一片大树参天、浓荫蔽日的城中森林。这种城中森林在今天的一些欧洲城市中并不鲜见。胶澳商埠督办公署时期，这个街边花园被以数字顺序命名为第四公园。1934年，几家银行联手获得了这片土地。先是中国银行青岛分行建起了办公大楼，是为中山路62号。这幢大楼简洁明快，钢筋水泥结构，花岗岩基础，由中国设计师陆谦受、吴景奇设计。沿此楼向北，山左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大陆银行陆续建成，且皆为中国建筑设计师设计，难能可贵地保持了一致的建筑风格和样式。自肥城路向西，又加盖了一座L形建筑，这就是河南路上的金城银行。  这一圈银行城一直使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此后，河南路17号的金城银行变成了市南区人民医院，山左银行楼内中国旅行社的产权划归了商业局下属的饮食服务公司，中山路、肥城路拐角处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部分给了山东省外贸局。其他的银行产业一并归入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分行名下。那时，没有央行与商业银行的区别，人民银行既监管又经营，一肩两挑，管营结合。金库就在大楼的地下室里。银行各区办的中型卡车会在傍晚将一天的现金拉来入库，第二天早晨，作为头寸，再拉去遍布全市的各储蓄所。五个区办，五辆中型卡车、几十个钱箱，就将全青岛的现金收纳完毕，一个金库存放便绰绰有余，与今天天文数字般的现金流量相比，可真是天渊之别。 “文革”初期，中山路70号是山东省外贸局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的办公楼。两派造反组织争相夺权。夺到权的一派据守大楼，拒不交出权力的象征——红色大印。未夺到权力的一派，绝不相让，围住大楼，猛烈进攻，誓将权柄夺回自己一派手中。久攻不下之际，楼外的造反派调来了大型吊车，吊臂高高升起，吊钩摆动着，“哗啦啦”击碎了窗户玻璃。楼内的造反派眼看守不住了，点起了大火，不知是焚烧“机密文件”，还是阻止楼外人的进攻，只见浓烟滚滚，火苗飞蹿。消防队不干预“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但火灾还是要救的。呼啸而至的消防车被挡在了人群之外，进攻一方乘乱冲进大楼。据守失败的一方举着双手被押了出来。消防队员这才能够进楼灭火。这惊心动魄的一仗是这条路上少有的一次武斗。 中山路上还有一处令人仰视的古罗马风格建筑，这是93号的交通银行青岛分行。此楼建造年代略早于那片银行城，于1929年开工兴建，由中国第一位留美归国的建筑师庄俊设计。四根约十一米高的罗马科林新柱巨人般地立于高台之上，更显示出这栋建筑的高大与雄伟。庄俊严格遵从了科林新柱的设计范式，1:10的径高之比，二十个平齿凹槽，柱头的毛茛叶装饰，分毫不差。罗马柱之上的等腰三角形山墙也是中规中矩。尽管用钢筋水泥替代了传统的石质材料，但搭眼一看，还真没有什么违和感。这座典型的古罗马风格建筑在周边平庸的建筑群中拔地而起，令人移不开眼。 说起中山路，青岛饭店是绕不过去的话题。 1932年，在中山路、曲阜路东北拐角处，一座三层高的饭店开门纳客，楼上是客房，一楼是餐厅，名曰青岛咖啡饭店。听名字便知道，这是一家西餐厅，它的牛奶、面包、冰激凌、牛排等，都是风靡青岛的美味。只是，西餐毕竟不合中国大众口味，光顾者大多是一些时髦的“上流人士”。 1949年之后，青岛咖啡饭店居然保留了下来，仍是主打西式餐饮，仍是小众们的风雅聚会之地。普通百姓视进青岛咖啡饭店吃饭为年度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会津津乐道，会回味良久。 进入青岛咖啡饭店要踏两组楼梯。第一组是水泥台阶，由中山路上走进青岛咖啡饭店前厅。这是一个不大的房间，最初的功能应该是衣帽间，是等候室。顾客在这里脱好衣帽，挂于衣架之上，由侍者引入餐桌前。由衣帽间再走上几阶木楼梯，才是青岛咖啡饭店的正厅。20世纪60年代初，青岛咖啡饭店已露破败之象，木楼梯及正厅的地板踩上去吱嘎乱响。 “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牛奶、鸡蛋、牛排、冰激凌等都成了极度奢侈品，青岛咖啡饭店的供应链几乎断裂，它面对的消费群体也日渐萎缩。此时的青岛咖啡饭店越来越接地气，甚至开始提供地瓜面点心、杂粮发糕等食品。1965年，青岛咖啡饭店改名叫青岛饭店，旧楼也很快被拆除，扩建成一栋五层大楼。 1970年代，青岛的商务接待酒店十分匮乏，尤其是在市南区，一床难求。有关部门绞尽脑汁，挖掘潜力，连大众浴室都利用了起来：白天供市民洗浴，晚上接待住宿。只是，住店的客人整个白天都不能回房休息，晚上几点入住、早晨几点出门，都有严格的限制。在此窘境之下，商业部门拆除了青岛饭店东侧有着小桥流水、太湖石假山，极具特色的瀛洲旅社，建成九层大楼，并入青岛饭店，这里成为青岛当时最著名、最高档的餐饮、住宿场所。 青岛饭店的一大创举，是开了中式面食机械化生产的先河。它与青岛商业机械厂联合，研制成功了硬面火烧加工机械，从和面、发酵，到压制、烘烤，全部实现了机械化，制作的火烧造型好，口感好，百姓追捧，市场热销。一斤粮票、两毛五分钱，买一斤五个火烧。青岛人称这种硬面火烧叫“杠子头”。每天，青岛饭店在曲阜路上的销售点都是排着长队，许多人还是专门从沧口、四方一带赶来的。 2004年，在中山路改造工程中，中山路以东、浙江路以西、曲阜路以北、肥城路以南这片区域，新老房屋统一拆除，建筑了一座体量巨大的综合商业城。青岛饭店搬到了香港中路，与百年中山路就此作别。 不知从何时起，中山路成了展示青岛人激情及狂热的硕大舞台，各种集会游行、列队庆贺，都要从中山路上经过。有时，一支不知什么名目的游行队伍会忽然出现在中山路上，或从太平路一路北进，或从胶州路一路南去。 中山路上有些游行要连夜举行，不许过时。1970年4月24日21点多，中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消息刚刚播完，接到单位通知的人们便迅速向中山路集中，浩大的游行队伍在灯光稀疏的街道上喊着口号，挥舞着小旗，逶迤向北走去。  中山路是那个时代饮食男女的首选。在这条商业街上走一走，逛一逛，购物，吃饭，是一种美好的期望。 可在计划经济时期，贵为第一商业街的中山路也只有六七家饭店。中山路、湖南路路口是海滨饭店；它的斜对面是谷香村饭店，以面条为特色；向北，中山路、曲阜路路口是青岛饭店，它的斜对面、银行大楼的楼下是没有挂招牌的青岛饭店的分店；再向北，在通向保定路的夹道旁，有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饮食店；顺坡下去，天津路路口是春和楼；向前，在接近中山路的尽头，是四川风味的天府酒家。 社会转型时期，商场的经营模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中山路上过去只有两家综合商场——中段的青岛第一百货商店和北头的国货公司。其他都是专营店，如食品店、妇女儿童用品商店、鞋帽店、肉食店、无线电商店、工艺美术店、体育用品店，甚至还有一家文物商店。究竟是“大而全”好，还是“小而精”优？青岛商业部门借鉴上海南京路的经验，力推小而精的经营模式。他们认为，将单一商品做精、做细、做全，是为顾客提供最大的方便。现代超市的引入是商品交易领域的一场革命，尤其是开架销售，带给消费者的购物体验是全新而震撼的。“大而全”和“小而精”的优劣之争，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变得毫无意义。 “慌乱”本不是中山路的格调，更不是它的特色。而战乱时期，这闲适优雅的商业街竟在虚假警报下上演了一出闹剧般的“逃难”。 1937年“七七事变”的当天，作家端木蕻良由上海来到青岛。他是受茅盾之托，为茅盾即将读中学的女儿考察青岛中学校的。端木蕻良的这次青岛之行，栖栖惶惶。他记述了一个难忘的“青岛之夜”： 突然电灯完全灭了，许多人跑着。三秒钟工夫，电灯又复原，街上又照常了。我们向南走着，忽然人像潮水般下来，我仔细一听，没有枪声，也没有什么响动，只是人向北跑……广播止了，铺子都忙着关门，熄电灯。一霎时街都空了。向前走走，问问前边的人为什么跑，有的人说是前海放大炮了，有的人说一个老太婆忽然歇斯底里地喊说：“日本兵来了！”又有人说是一部洋车胶皮胎炸了，又有人说德县路堆沙包了。不出五分钟，言人人殊。 1999年12月31日夜，百年中山路迎来了它自建成以来从未有过的辉煌时刻。这一夜，中山路上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十几万人涌进这里，涌进中山路尽头的栈桥海边。中山路和前海一带，人声鼎沸，人头攒动。兴高采烈的人们汇聚在这里，只为度过那个千载难逢、充满仪式感的时刻：千年之交替。从1999年，迈入2000年！ 这种“千年等一回”的幸运，振奋着当世之人！生命不能选择，生逢此刻，只是偶然，但这一偶然，足以令几十亿地球人像中了大奖般狂喜！这一天的晚上，中山路装扮一新，灯火通明，所有商店不打烊、不歇业。人们兴奋不已，喜笑颜开。 子夜刚过，前海炮声隆隆，五彩礼花腾空而起，天地一片灿烂！人类历史上，一个新的“千年”开始了！ 这是中山路“最后的疯狂”。随着青岛东迁战略的逐步实施，青岛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甚至人口中心不断东移，中山路日渐萧条、冷落。 中山路周边区域为主的老城区，是青岛城市发展的原点，是青岛海派文化的凝结，也是青岛城市经济的根脉。推进以中山路区域为主的历史城区保护更新，是青岛面向未来谋划部署的一项历史性工程。“科技赋能中山路”、“原创品牌潮趣街”、“城市微度假”……，“老街里”正在加速焕新，中山路商圈快速起势，一个以5A级景区标准打造的历史文化特色街区，正在逐步展现在世人面前。 青岛市地名保护名录（第一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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