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寇先后占领我国华北、华中大片国土。1940年后，日寇又侵占了越南、缅甸，封锁了我国与东南亚的国际通道，全国货物供应十分紧缺。丽江成为从云南至西藏、印度的世界屋脊骡马运输的唯一通道，成为抗日战争中的大西南国际商业通道。1941年至1945年底这条通道的鼎盛时期，丽江成为这条线路的总站点，也是昆明、下关的转运站，全国各地商贾云集丽江，商业十分活跃，一时之间商铺林立，骡马熙熙攘攘在古城出出进进，古城小镇一时间如雨后春笋般繁荣兴旺，被人们誉为“小上海”。百业俱兴，滇藏古道上马帮运输业的发展，带动了马店业的兴起，从而进一步推动了银、铜、铁业和皮革业、缝纫业、骡马交易、饮食服务业等的发展。
在这些商人中，有来自北平的“兴记号”刘德山，四川洪泰春、袁双合，腾冲的茂恒、协树昌，喜洲的永昌祥、鸿兴源、复顺和、复春和、元春茂，鹤庆的恒盛公、长兴昌、杨启昌。原中甸县百万富翁马铸材，在白马龙潭村择地建房，并捐资大洋4000元作为入甲费，成为新丽江人。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资本家，当地商号林立，经我回忆，原来丽江走茶马古道仅有七一街李悦、文明村的李鉴民等还不到10户。1940年至1945年间，在这条滇藏古道上从事马帮运输的商户增至35户，其中新华街的有李鸿跃、牛文伯、杨干臣、和继文、和幼臣、和法楚等6户，新义街李鸿芬、李烈三、李震三、杨嘉泽、华吉天、牛星海等6户，光义街马铸材、杨聚贤、木荣春、牛志和、余仲斌、张仲怡、王绍轩、周石奇、赵紫垣、李境海等10户，五一街李达三、杨守其、杨竹祥、方瑞周、杨宝山等5户，七一街赖耀彩、李悦、陶存仁、李月如等4户，束河村李继斋、张艺圃、王润、王鉴、王树桐等5户，还有龙蟠乡和万华。上述这些民族资本家均有大洋资本上万元或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当时走茶马古道马匹数最多的要数马铸材，近500匹。其次是李达三、赖耀彩、王树桐等户，也有数百匹。民间流传王树桐走西藏返回丽江的马帮，头骡进束河家门，尾骡还在黄山垭口之说。
这些商户，由丽江运去茶叶、红糖，和大量的当地手工业产品铜锅、铜瓢、铜盆，还有银饰品耳坠、手镯、链条、戒指及银碗、银筷、酒杯、烟壶、藏刀鞘等银制手工艺品，另外，铁制品马掌、掌钉、鞋钉，皮条、马绨等也供不应求，成为藏胞的抢手货。走西藏的这些大商户只盈不亏，一跃而成为富翁，据文史记载，当时古城有大小商户1200户，成为丽江经商的黄金时期。我于1946年2月至1949年12月，经姑父和保臣介绍到“聚兴祥”号当店员（当地俗称小伙计），该号由王绍轩、王宜轩两兄弟经营。兄长主内，弟弟主外。其父王聚三在石鼓经营山货药材、大烟，用赚到的钱在石鼓建了一所四合五天井，有花园、菜园、畜厩的一个大院，走下关、昆明、康定等地经商。上世纪30年代择地在大研镇现文巷建一院跑马转角四合院，“聚兴祥”号设在丽江古城，石鼓街设有商铺。聘请掌柜堂兄王紫云、族侄王紫光先生、新义街梁先生、鹤庆宋先生，店员和庚昌、和士吉、王裕本、和即信及我。分设省外的4个分号的掌柜先生姓名不得而知。设在大研镇商号主营大宗商品，只需转手倒卖，小伙计任务只需早起挑水，扫地抹桌子，服侍客人装烟倒茶，跑腿较单纯。而我被派到石鼓街由其堂兄执掌掌柜的店铺，虽只是三天一个街天，经营盐、茶、黄金、白银、水银，收购皮毛、猪鬃，药材山货虫草、贝母、麝香、鹿茸、熊胆、茯苓、猪苓、当归、木香等。除街天站柜台经营外，其余时间还得加工街天所收购的药材。我的掌柜待我不薄，除不许我外出串门外，叫我学珠算看书写字，虽事务繁忙，晚睡早起，但我乐于吃苦，从而学到了很多我以前所不知的东西，增长了才干。
1948年抗战胜利后，石鼓商铺生意萧条而停业，掌柜辞职，我也回东家大院。大院由哥嫂、弟媳二位分头经营，每人两年，经营收租稻谷300石，位于大头旱地约10亩，1个马帮，有3个长工，1个丫头，其中60多岁藏族长工达瓦为专职酿酒，德都、张生两人赶马，丫头顺兴则煮饭、喂猪、磨小粉。而我这个小伙计的加入，成为这个家庭中查缺补漏的“万金油”伙计，每天早上打扫卫生、烧香礼佛，为老板娘登账、领小孩，办菜园，看庄稼都成为分内事，甚至每年收租、稻谷碾坊加工几天几夜也成为我的工作。1949年的两次匪患，他们全部出逃避难，仅留下我1人看守大院。平时在院里，一到晚上我与几位牢都（马夫）闲聊走茶马古道上的惊险故事和风土人情，赶马经验。我的同事一位是60多岁的德钦人牢都达瓦，另一位是50多岁的维西腊普人德都，平时他们都爱讲古道轶事。跟我说赶马从丽江到拉萨行程约三个月，沿途澜沧江边一线路途艰险，汉族马帮无法通行，唯一用蛮帮马帮才能通行。江边大树下长一种会毒死骡马的草，常走西藏的老马能识别，不会吃毒草，只有新增的须格外注意，对此，我们赶马人一般都掌握一套基本知识和抢救技术。汉族马帮用的马架是无法通行这些艰险的道路，我们蛮帮马帮栓马驮子用的全部是皮条绳，为应付突发事故起见，所栓的扣子全是活扣，只须一拉皮条驮子就会落地，险情即解。多年来我们东家马帮百多匹，能干的一人赶十一二匹，差的也不下五六匹。江边一线牧场有限，而得住马店，有主顾关系，店主人会给予提供草料。到高山草甸牧场打野好放牧，但规矩多，不得违反，例如，吃饭勺子不能敲打罗锅，出去拉萨时，烘烧罗锅按逆时针转，返回按顺时针转；吃饭吃肉实行平均分配等。高山牧场放牧，每匹骡马脖子均有一根用牦牛毛搓制的脖绳，挂一个大小不一响声不同的铃铛，以便召集和识别骡马。每匹骡马都取有名字，上路时，赶马人只须吼骡马名，并吆喝一声“确”就走了，如须停止前行也只须吼几声“夺夺夺”即会止步。马帮的装饰也有一定之规，即头骡必须是骒骡（即母骡），二骡必须是骟骡（即公骡），其它公母均可。马帮头骡二骡装饰也很讲究，我东家上世纪40年代初有走茶马古道骡马100多匹，抗战胜利后仅留下坐骑新宁马和骡各一匹及八匹驮运马帮，有时我也参与赶马帮，马帮的头、二骡为两匹紫骡，头骡顶戴镶有圆镜的三角形彩色面具，头顶插戴染红的牦牛尾，脖子挂扁圆形约核桃大小的二三十个铜制串铃；二骡也戴面具，脖子戴约小碗大小的铁制铃，响声清脆嘹亮，约一里地内能够听到铃声。其他骡马之脖绳上挂不同响声的铁或铜制的铃铛。因我东家经济雄厚，马帮所配备的马汗绨，四折绨，皮革绨子、马鞍、笼统、咀笼、料斗、潘胸、后秋、肚带、脚桩等都系清一色牦牛毛制成，较为齐全。
在东家与他们相处受益匪浅。1949年底丽江罗瑛匪患我又来到古城号房，除做小伙计日常事务外，还得接待当地、外地富商来号房闲聊抽大烟，打麻将到深夜，还得点上马灯在前引路将其送到家门。年底主要任务就是将金条、银锭包装成小篮，空运到各分号或寄藏于当地部分亲属家。还有大批从印度、西藏购回的洋纱、疋条、毡绒褥子、香烟堆积家中。直到1949年12月东家给了我大洋5元解雇回家，成为我一生中，跨出家门四年后又进入家门的深刻记忆。平时我们能在影视戏中看到走茶马古道的纳西人，身着纳西服装，肩挎火筒枪，拉着一匹驮有茶叶的马进入西藏经商场面。事实上走茶马古道的虽称马帮，实则在整个马帮中仅只掺入一两匹身强力壮的公马或骟马（被阉割的称骟马）作便于召集骡群或作为偶尔出现骡骡发情时备用。另外，马食量大，负荷量又少于骡，如一人拉一匹马一驮茶走古道，别说赚钱，也只够单边费开支。以往走茶马古道的纳西冲滨（锅头）和牢都（夫役）虽为数不多，但他们都能操一口流利的藏语，身挎快枪，从服饰到语言与藏胞融为一体，难以分辨，并一直追随藏族马帮衣食、住、行独有的习俗。
天路难，难于上青天，走茶马古道大部分时间处于海拔四、五千米之地，又无人烟，很多人把葬骨弃之途中，例如丽江大研镇走茶马古道因各种原因而死于途中的也有数十人之多。在西藏虽说全民信教，但对喇嘛活佛也未能幸免，丽江喇嘛千里迢迢到楚布寺或到八邦寺受“比丘戒”习修佛经取得“格陇”学经，死于途中的几乎三分之一，鉴于此，相传拉萨楚布寺的十世大宝法王、德格八邦寺八世四宝法王为避免喇嘛途中的伤亡而特聘白王县尼玛坬（红教）14世纳西族却吉旺秋活佛来到丽江，代表二位法王教权，授予晋升为“格陇”学位的喇嘛比丘戒，授予在静坐堂习修合格僧人“都巴”学位。这仅传说无先例。文峰寺喇嘛喜饶郎达四进德格八邦寺，两次被抢劫一空，一次遭亡徒抢劫，死了一位活佛、七个随侍喇嘛。喜饶郎达腿部挨了一枪，最后第四次到八邦寺途中头部被亡徒砍了一刀。到八邦寺后，门卫误认为是乞丐，被拒之门外。最后朗达趁八拜寺四宝法王送贵客到达大门口之机，伺机闯到法王面前跪地诉说四次取经艰辛历程，受到法王的赏识赞扬同情，当场指示管家资助大洋100元，却又被管家从中贪污克扣50元，并不准朗达跨入大殿半步，而是天天指使朗达做上山砍柴、背水等苦活，这样做了40多天，身上的钱所剩无几，眼看受戒无望，只有离开八邦寺沿途乞讨回丽江。巨甸兴化寺七世活佛取金尼玛，当地俗称大喇嘛，1944年到八邦寺习修，连续两年托马帮送去的费用中途被亡徒抢劫，费用拮据而被八邦寺寺僧诬为纳西花子活佛。又如指云寺第16世活佛姚全孝当俗称罗珠饶生张大喇嘛。1948年到德格八邦寺礼佛，行至德格金沙江边渡口，恰逢五六个的一伙亡徒，飞身下马肩挎长枪，手持长刀将活佛的财物抢掠一空，当匪徒砍了箱子打开一看发现内有活佛僧衣，金帽，突然向活佛跪拜悔改认错，将所劫之物全部奉还并拿出身带银两供奉。在全民信教的西藏，高僧、活佛在途中的艰辛尚且如此，何况他人乎，故称之为天道。忆往昔，上世纪50年代，滇西北藏东南，川西南一带，是国内交通、通讯条件最差之地，人民生活极苦，叛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从县城到辖区步行十天半月也不少，如今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居住在这里的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起过上了小康生活。昔日的天道从丽江到拉萨人马行程100天，如今修通了四通八达的二级路只需四、五天行程。人身安全得到保障，2012年和2014年，我孙许慎单身曾两度骑自行车穿越川藏、滇藏线，22天平安抵达拉萨，这在昔日是不可想象的。【作者简介】许存仁，纳西族，1934年生于丽江古城，从警四十余年，一级警督，退休后从事佛教及民族文化研究。在《云南民族》《四川民族学报》《丽江日报》等刊物上发表文章150余篇，出版《丽江古寺庙轶事及考略》，《八旬拾花.丽江古寺文化》，《福国寺》，《岁月留痕》等著作。 
◇第5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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