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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人结社的数量和规模均为此前所罕见。如李时人所言，明代“文人结社”种类繁多、涉及面广，不仅是一种影响文学发展的文学活动，也是一种与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等有密切关联的社会文化现象，是观察、探究有明一代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视角。学界对此已有大量论述，其关注点也从政治、理学转向经济、文化以及地方文化建构等综合视角。不过就地域而言，相关研究则多集中于江南地区，特别是东林、复社、几社等著名会社。实际上，这一时期文人结社不仅地域范围广泛，且构成士子人生、学术、社会实践的重要部分，既是当时社会变迁、思想萌动、理学嬗变的产物，同时也与地方文化传统与建构等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 作为河洛文化与程朱理学重要源头和明代北方王学重镇之一的洛阳，这一时期的会社活动也十分盛行。据李玉栓《明代文人结社考》，明代社事地点中可考的“文人结社”有645家。除南、北两京外，其余以府为单位，前十二名分别为：苏州府76家、杭州府50家、松江府50家、广州府43家、常州府33家、徽州府22家、福州府22家、嘉兴府22家、宁波府18家、河南府（洛阳）18家、绍兴府17家、湖州府16家。河南府（洛阳）作为北方唯一非政治中心地区与经济发达、人文荟萃的江南各府一道跻身其中，尤其值得关注。近年来，河南、山东等地的会社活动也被研究者所注意，并多将其纳入区域史或者思想史范畴进行研究，如杨晓塘、扈耕田、戴霖、柴伟瑞、王含青等对明代洛阳文人结社和讲学活动以及尤时熙、孟化鲤等人的理学思想进行了论述。吕景琳、郏旭东、钟治国、孟成刚从北方王门的角度，对阳明学在北方的传播和特点等进行了探究。总体来看，以往研究尚未着重将晚明洛阳结社讲会活动放在区域文化传统和社会变迁过程加以把握，对其内涵、特色、定位等阐述仍有待深化。 从形式上看，当时洛阳的会社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比较松散的耆老之会，另一种则是结社讲学。两者都受到全国士林风习的影响，带有与江南等地会社相同的一般性特征，同时又都具有自身发展轨迹和区域特征，带有弘扬地方传统、重振伊洛文化的浓厚地域色彩。
由上表所示，洛阳会社至明代数量明显增加，并且这里所列的是当时影响比较大的会社，实际存在的则远不止此数。扈耕田等学者曾有专门考证，结论是明代洛阳文人集团总数达21个，其数量之多堪称北方之冠。笔者结合地方志、文集相关资料，选取其中若干会社，略作介绍： （1）续真率会，又名八耆会、后耆英会，是以詹栋、孙应奎等人效仿宋代文彦博、司马光等在洛阳结耆英会（亦名真率会）的形式所结之会。按照尚齿不尚爵的传统，该会以詹栋为首。为了接续传统，该会取名续真率会或后耆英会，又因与会者为八人，亦称八耆会。参会者分别为“都指挥佥事詹栋之椿年七十六，户部员外郎李叔重天伦七十五，户部尚书孙文宿应奎七十三，四川保宁府同知于子野淳七十二，中书舍人刘汝思六十七，霍邱县知县李季勉天成六十四，兵部尚书王维贤邦瑞六十四，山西按察司佥事戴汝材楩六十八，凡五百四十有八岁”。他们都是洛阳当地的致仕官员，或曾官居要职，或享誉文坛，在地方社会拥有很高的声望和影响。如孙应奎历官至户部尚书，“致仕家居，结同志者数人为真率会，诗酒过从，岁无虚日”。在人数、集会形式等诸多方面，续真率会都刻意仿效唐宋洛阳文人结会先例，后来洛阳诸会社或为该会的接续，或深受其影响。 （2）惇谊会，原名敦谊会。据《洛阳县志》，“朱篙野用举于隆庆二年，原名敦谊，改从心，不从文，有深意存焉。与会者侍郎王柱峰正国年六十九，副使刘西塘贽六十八，参政刘后峰衍祚七十一，知府杨沚泉士廉、侍郎董李村尧封六十四，知县王同野职六十三……” （3）初服会，是八耆会的接续。“洎余归田而八人者已相继沦谢矣。续补者十一数，而孙公尚为主席，遂辱见携，余时分席在末行。起隆庆戊辰，迄今万历己丑，历年二十有二，先后续会者计二十有八人。”该会的具体参与者未见史载，但可以确定其延续时间很长，中间新老接替，不断更新。 （4）澹逸会，“举于万历中，与会者十一人。侍郎王柱峰正国、参政刘后峰衍祚、尚书陈对泉应时、副使刘西塘贽、都给事中谢岷阳江、侍郎董李村尧封、都御史吴两室三乐、佥事戴龙洲冕、知府方古田时学、吕文田孔良”。其中，刘衍祚，字后峰，号坦然居士，刘贽之侄。据清人吕宣曾所说：“予读刘氏谱，西塘之侄后峰长西塘三岁，皆由中年致仕，在林下三四十年，而又时多同会。”叔侄亦曾同入惇谊会，从文意来看，或许还同时参加了其他会社活动。 （5）崇雅会。据《洛阳县志》载，“坦然居士刘衍祚举于万历三十一年，与会者十有二人：参政刘后峰衍祚年九十四，通判周心伊自任、知县王同野职、推官董龙阳继祖、主事李敬庵赞、知州刘嵩门泽演、知县张洪川其化、知县陈时鸣东皋、主事孙子源澜、通判李德仲希闵、知州张龙河献图、郎中王瑞白金星”。 （6）中原奇社。此为孟津、王价等人之结社，与会者十人。据王价《中原奇社序》描述社集之情形：“鼎兹奇社，用萃韶英……对窗而诵，不雨何清；抚琴以歌，因风益慷……十日十子之会，六符六祯之阶，昭昭然岂小技哉。”该社成员的具体情况，尚有待考证。 晚明时期，洛阳士绅结社风气盛行，除以上由众多声望很高的士绅举办的存续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会社外，很多致仕或暂时乡居的官员及地方文人都组织或者参与过各种正式或者非正式的会社，流连诗酒，乐于其中。偃师冯启昌（恩诏寿官）居乡时，“约余先君及庞、焦诸公为同志雅会，乘时燕集，登临访胜，皓齿庞眉，济济雍雍，诚熙朝一盛事”。偃师高诗，“万历甲申授固原同知……然以世路险巇，解组归田，与邑中耆硕数人为洛下会。林壑徜徉，诗酒自娱，筑小墅，种花木，养盆鱼。春到园林依稀碧桃红杏，主人客至款留数杯，微醺洒落襟怀，真天光云影，羲皇上人，俗每以陶原亮目之”。洛阳人毕亨，曾任应天府府尹、都察院右副御史，“归来后，于洛水之滨置田数亩。偶得司马温公独乐园故址，略为修葺，名之曰：'水南乐处’。朔望与洛中耆旧十数人游乐其间，畅饮高歌，赋诗论文，抵暮方还”。曾官至南京户部侍郎、兵部尚书等要职的吕维祺及其父吕孔学，亦有结会之举。吕孔学曾结社以乐天年：“家大人封少司农绍中公今年六十有四，开紫绶堂，与同志仿香山耆英结社以乐天年。其子维祺作仁孝卷乞言侑觞。”《明德先生年谱》天启二年（1622）云：“先生（吕维祺）筑斗园于县北斗山，携诸友诗酒泮奂，备极乐事。集年高有行者王诰、游汝桢十余人具酒馔高会。”这些会社明显也都带有耆老之会的意味。 在这样的氛围影响下，被分封到洛阳的伊府诸王也纷纷与地方士绅交游结会。万安康懿王“讳典櫍，自称太和子，器宇凝重……乐与贤士大夫游，起亭榭，置苑圃。每遇嘉辰，则延客雅会。开尊赋诗，谈笑终日，至夜分无倦。故台省之官，缙绅之士，鲜有不造其门者”。方城恭惠王“于孝陵为八代孙”，“性倜傥，日从郡中长者结七闲社，置酒高会，妃所为供具宴飨无不腆焉”。 可见，无论是致仕乡宦还是暂时乡居的士绅，乃至分封于洛阳的藩王，都深受会社风气影响。他们自称“太和子”“坦然居士”“市隐逸民”等雅号，结成各种规模不等的会社。一时间，这种会社传统风靡洛阳，成为一种生活时尚和自觉的品位追求。 从形式和宗旨来看，上述洛阳耆老类会社与其他地区盛行的会社活动有许多相似之处，这是晚明文人的生活方式和时代风气使然。组织参与者多为现任或者曾经担任过较高官职的乡宦。这些在地方社会享有盛名、在地方事务发挥重要作用的士绅仿效前朝野老之雅趣，兴会结社，其宗旨仍以优游宴饮、谈诗论文、颐养天年为主，是一种带有隐逸意味的耆老之会。同时，这种耆老会社也有互相唱和、砥砺人品以及修身养性的作用，“不尚官而尚齿，绝世态之炎凉。谑无语，狎无容，务相劝而相规，切君子之砥砺，幅巾垂带，居然上世衣冠；刻晷量筹，俨乎先民轨度”。尤其强调乡朋亲友之间的相互规劝和激励：“今吾辈生同里，少同学，壮同仕，老同归隐，矧有昆弟姻娅者，其义亦素厚矣。而又同际于一时，燕集于一堂，衣冠伟然，俎豆具设，顾不有义存其间乎？是故必规过劝善以相益，必开诚敬直以相与，必共休戚通车马以相恤，必虚心强恕以勿施其所不欲，则不徒得会之文，而实得其义。” 从时间来看，明代洛阳耆老会的出现比江南等地同类会社要晚，且主要集中于嘉靖、万历时期，这与该地区经济社会与文化建设的发展节奏合拍。随着政治中心的丧失与经济重心的南移，加之金元长期战乱，明初洛阳地区经济萧条、社会残破。至明中期，洛阳社会经济获得较大恢复和发展，文化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进士数量的增加有助于扩大地区影响，也是该地区文化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洛阳县包括周边河南府属新安、孟津、偃师等县的进士都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明中后期的进士数量远远多于明朝前期，嘉靖至万历朝近百年的时间里，洛阳地区的进士数量更是达到顶峰。“文献之茂媺，甲第之蝉联，硕彦耆英，苕树颖列，则自有明之季暨于国朝之初，称极盛焉。”此外，明朝中后期的洛阳还出现了刘健、王邦瑞、孙应奎等文化影响比较大且获得较高地位的官员以及白良辅、阎禹锡、尤时熙、孟化鲤等知名学者。 这一时期，洛阳的科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一大批久经宦海的官员和理学造诣很深的大儒相继涌现，大大增加了士绅阶层的数量和力量，呈现出文化繁荣的景象。他们是拥有高度学识和文化素养以及丰富政治经验和庞大官场关系网络的群体，因各种原因乡居而加入乡宦队伍后，广泛参与水利、灾荒救济、治安等地方事务，并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为地方谋取福利。与此同时，他们设立耆老会，创立书院，组织讲会，重修先贤祠庙，致力于发掘洛阳悠久的文化传统，在地方文化建构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然，洛阳士绅乐于归隐结社，也与政坛风云变幻的背景有关。这一时期，正值宦官擅权，党争不断。洛阳士绅中有不少因受党争牵连而乡居，或者厌倦仕途纷争而主动归隐。万历时期，乔允升因“齐、楚、浙三党用事，移疾归”。天启三年（1623），“魏忠贤逐吏部尚书赵南星，廷推允升代。忠贤以允升为南星党，并逐主议者，允升复移疾归。既而给事中薛国观劾允升主谋邪党，诏落职闲住”。而王邦瑞则与权臣仇鸾不和，“仇鸾构邦瑞于帝，帝眷渐移”，遂长期谪居乡里。孙应奎、吕维祺等都曾因为相似原因而解职乡居。 正是由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志同道合的洛阳士绅不仅有充裕的时间参与结社，并且通过这一活动直抒胸臆，畅谈人生追求，甚或带有更深的社会含义。在宋代，汇集于洛阳的政见相同的官僚结耆英会，即名义上聚会游乐，实际仍关注朝廷动向，甚至发泄政治上的不满，成为反对变法且与都城开封对立的中坚力量。结社成为这一时期失势士人表达政治主张和人生态度的重要手段。 “我中州真儒辈出，后先辉映，亦难殚述，而河洛间，程邵开天，彬彬在兹。”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学由其众多弟子发扬光大，遂使洛阳成为理学圣地。“河洛为理学之宗，二程、吕、邵撰述炳焉尚已，厥后渊源所接，代不乏人。”中原河洛地区的儒学发展依然一缕不绝。到元代，姚枢、许衡等中州大儒的涌现，对继承和推动理学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尽管有明一代，北方文化发展逐渐落后于南方，但河洛地区深厚的理学传统使洛阳再次成为理学发展的重点地区之一。 明代河南府渑池曹端为倡明理学之第一人，首倡理学于明洪武、永乐、宣德之际，影响所及，“一时儒者翕然宗之”。曹端的理学思想对明代儒学发展有很大影响。“故陈建《通纪》曰：'本朝武功首推刘诚意，理学肇自曹靖修、薛文清。’”《明史·曹端列传》称他为“明初理学之冠”，评价之高，可见其影响之大。他培养出一批弟子与追随者，使洛阳理学得以传承不衰。继曹端而后起者，为阎禹锡、刘健、白良辅等人。他们又师事大儒薛瑄，讲求濂、洛、关、闽之学，成为传承河洛儒学的关键人物，大大促进了洛阳理学的发展。“自程氏兄弟倡绝学于千载之余，续道统于已坠之后。俾吾道晦而复明，绝而复续……迄今幸有存者，河东则文清薛子，渑池则月川曹子，灵宝则东崖许子，吾洛有容斋阎子、晦庵刘子、虚斋白子，皆以力行道德相尚，一时海内名士裹粮千里于数先生之门，以求正焉。” 黄宗羲认为，“北方之为王氏学者独少”，所列学者只有七人，其中洛阳学者有尤时熙和孟化鲤二人。 “河南为姚江之学者，自尤时熙始。”阳明心学大兴，尤时熙等服膺其教，将阳明学与河洛程朱理学传统加以调和，大力传播，促成河洛一带理学的演变。“自阳明氏以心学倡天下，北方嫡承其派者，洛阳为尤西川时熙。”尤时熙先师事王阳明高足刘晴川，后又从朱近斋、钱绪山、周讷溪等，切磋考究于良知之说，遂成为河南最早传播王学者。他“居常以不获师事守仁为恨，闻郎中刘魁得守仁之传，遂师事之……日以修己淑人为事，足未尝涉公府。斋中设守仁位，晨兴必焚香肃拜，来学者亦令展谒。晚年，病学者凭虚见而忽躬行，甚且越绳墨自恣，故其论议切于日用，不为空虚隐怪之谈”。尤时熙“归洛三十余年，明道修德”，名重河洛。“陕洛间仰其德，斌斌服从，至百数十人，而四方士大夫道洛下者恒以得睹一面为快……先生崛起五百余年后，以圣学为己任，盖自一见《传习录》寖读寖入，寖入寖透，中堂左龛设文成位，每晨焚拜，来学者亦令展谒，尊信如此。而其精微洞彻，成己成物，学修而道明，德立而行尊，褎然为一代真儒。盖尤有深造自得者，两程以来一人而已。”他的弟子众多，孟津李根、粱许、王价等人皆“闻西川尤先生倡道洛阳，执贽受业，为理学名儒”。其中最著名的是孟化鲤。 孟化鲤“闻西川尤先生质直力行，倡道淑人，遂往师事之，读《拟学小记》曰：'濂洛真传具在于兹。’凡西川先生所言，手自籍记成帙”。“公官天官尚书郎，以失当道意拂衣归卧，聚徒讲学。”他与孟秋被时人称为“二孟”，是北方王学的核心人物。黄宗羲称：“北方之为王氏学者独少……非二孟嗣响，即有贤者，亦'不过迹象闻见之学，而自得者鲜矣’。”孟化鲤的弟子遍及豫西各地，以吕维祺、王以悟、张信民为著。他们对阳明学与河洛理学传统加以调和，并进行大力传播，推动了河洛一带的理学转型和讲会兴办，使洛阳成为心学在北方的传播中心之一。 洛阳儒学最初以发明二程之学为主旨，尽管也招徒讲学，但讲会之名尚未出现。随着阳明学说风行天下，“流风所被，倾动朝野。于是缙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接受心学的士绅越来越多。心学日益盛行以及尤时熙、孟化鲤等阳明学群体的出现，使洛阳讲会得以兴办和发展。 “隆庆庚午，洛中诸君子遵先生约作会城南。”据现有资料来看，隆庆年间的城南会应该是洛阳一带最早设立的讲会，参与者是尤时熙及其众弟子。该会兴办时间和发起人则说法不一。从吕文田与“温纯甫如璋、刘西塘贽、李子仁士元、方敏之时学，同请西川至仁泉书舍讲学，所谓城南社会是也”；刘贽“筑室于洛西郭，杜门不出。隆庆己巳冬，闻陈仁泉麟为城南会，请西川尤子主讲。先生遂与李子仁士元，方敏之时学、吕文田孔良师事西川，悉遵西川社规”等相关记载来看，可以确定刘贽等原耆老会的组织者仍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且有社规，是一个比较正式的理学讲会。 继尤时熙之后，孟化鲤将洛阳一带的讲学活动推上高潮。孟化鲤成为新安讲会的首创者：“予新安旧无会。嘉靖乙丑，予获谒西川先生，归始创立以讲学。”新安讲会“讲洛阳之学且十年，始讲于宝云寺，再讲于城南精舍，又再讲于陈仁甫屋，月三举，未尝辍”。可见，该讲会存续时间很长，每月举行三次，且有固定的会期，举办地点多次改变。 孟化鲤屡兴讲会，“远近趋门墙受业者甚众。西川先生曰：'吾道大明于西方。’”跟随他受学的人不仅有洛阳、陕州、渑池等豫西士子，甚至山西、陕西各地的士子也闻风而来。“初先生从西川游，归而设会讲学，寒暑不辍，多所兴起。西川每对人曰：'吾道西矣’。嗣与我疆诸先生讲学京邸，又于川上建两贤祠，后为宗贤楼，聚图书，罗俊乂。四方之士闻风负笈，若陕、渑、嵩、永、洛、孟、汝、罗、秦、晋，联翩而至，无虑数百人。”时人描述孟化鲤讲学的情形：“愉愉片毡，谭说圣真，炉锤后学，四方负笈裹粮，每轻千里，户外屦常满。”他的讲学大大促进了河洛地区讲会之风的盛行，“于今在在有会，会会有约”，“歌声环瀍洛间，至今诵其语录及答问诸书”。 与孟化鲤同时讲学的还有萧汉颖、张弘所、谭子陈等。尽管对他们各自兴办的讲会名称和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彼此之间经常互通信息、交流合作。孟化鲤称赞张宏所兄弟二人：“自贵邑立会讲学，而两贤昆之名闻于陕洛矣。敝里会友靡不企钦，而鲤悬悬尤切。”陈汝时在永宁（今河南洛宁）创立讲会，曾邀孟化鲤前往讲学。孟氏有《永宁新立讲会，陈汝时诗以招之，次韵却答》一诗，诗中有云：“二十余年别洛下，何期此日雁书裁。”陈汝时应该曾与孟化鲤一同游学于尤时熙之门，其后各自归乡，创立讲会。 孟化鲤的众多弟子纷纷仿效业师，在自己的家乡兴办讲会。如新安讲会“自孟云浦先生始，而修复之者，吕介孺氏及先生诸门人也”。吕维祺尽管长期在外为官，但中间由于省亲、父母丧以及致仕等，长期居住在新安和洛阳，所以得闲在家乡大兴讲会：“先生讲学洛阳，建明德堂，群洛人士为明德会，学者称明德先生。”天启年间，魏忠贤大兴党狱，毁天下书院，朝野排挤正学，天下士人以讲学为忌讳。“先生乃毅然以倡明斯道为任，以芝泉为讲会……门人袁应参、刘标、姜品高、陆冲霄、王泽泓、韩赵碧、张苪等及胞弟维袺、戚孟瑛、郭允清等讲学于芝堂。百余人来学，布衣儒童咸与焉。立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中和、位育社名，不时移易。” 崇祯年间，吕维祺赋闲居洛六年，与朋友、弟子结伊洛会，又名伊洛社、伊洛大社、伊洛会社等，“与门下士讲求身心之学”。《明德先生年谱》云： 先生虑伊洛久湮，圣学不明，以姚赓唐、杨英、丁泰吉、杨镰、杨士英、刘绍周、石岳、田乃实、李毓楠、张鉴衡、张祖恕、吴治平、刘介、徐琦等来学五十余人作伊洛社，讲学于程明道书院，以初二、十六为期，又以初三、十七为文会。谓诸子曰：“理学举业，初非两事。”从游渐众，至二百余人。 陕州、渑池一带的王以悟、张信民、马厚等人，求学归里之后，创办正学等会，以乡先贤曹端及尤时熙、孟化鲤等为仪型，与会者川拥云至，影响甚大。他们与吕维祺彼此呼应，多次应邀互为讲学，极大促进了河洛讲会的发展。吕维祺作《张抱初传》，详细记述了张信民、王以悟等人兴办讲会的经历，可一窥陕渑一带讲会活动以及河洛地区交流讲学的盛况： 理学张抱初者，家世河南人……及云浦捐馆舍，先生恐会渐落寞，约惺所王先生分陕龙兴寺大会，学者如归……创正学会所五楹，登坛明学，开示蕴奥，环门墙观听者数千人。先生犹以学之不讲为忧，西与惺所讲会甘棠，东与予订会芝泉，与张见空联会洛城。盐台缉敬李公敦请先生主韶阳会，礼数备至。先生悼俗尚奢靡，约同志为脱粟会，会语盈帙……嗣是张泰宇、李卢斋、王文苑、王惺所、孟宇键、许松麓、刘澄远诸公与予俱大会于正学书院，与先生讲《太极》《周易》，又约同志数十人结真率会，建景运山堂，以课多士。天启之季，学遭严禁，先生就小东山下建静室，养晦其中。今上御极，众正登朝。先生名震京师，按台吴公、李公交辟请益，巡方毕又请先生结洛社会，共推首座，发明致中和之义，闻者莫不叹服。 从上述内容中可以看出，当时新安、陕州一带的讲学风气浓厚，且参与者众多。主持讲会的名儒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师友关系，形成了以吕维祺、张信民、王以悟等为中心的理学群体，经常进行会讲交流。各讲会还会邀请其他地区的知名学者来主持。万历年间，著名理学家杨东明路过新安时，被邀请讲学，“与会者七十余人”。孟化鲤依据杨东明创办讲会的会约，对兴学会会约做了修订。名儒邹元标为“江南吉水人，孟云浦先生契友也，同讲学川上书院，数载始归”，后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他因讲学而寓居新安数年，对新安讲会的兴办起了推动作用。天启二年（1622），冯少墟途经新安，受吕维祺之邀讲学于川上书院。吉水人李缉敬也曾应邀至芝泉书院讲学： 天启四年甲子春三月十有八日，芝泉书院成。吉水李侍御缉敬竣河东归，从先生者若张参藩九劬、朱佥臬午台、粱太守树宇、张别驾培元、解大令调垣及愚维祺。尔时远近之士皆来学，凡渑、卢诸生至者及新安士数十辈。缉敬停车一日，为作是会，初至洗心堂登拜先师，遂礼七先生西祠。 张信民、王以悟在渑陕一带组织的讲会，计有龙兴寺大会、正学会、甘棠会、脱粟会、真率会等。吕维祺、张泰宇、李虚斋等河洛名流都曾聚于正学书院，相互切磋，讲学论道。这些大规模的讲会吸引了远近儒士前来参加，组织者悉心整理相关学术交流的具体情况，并加以刊印，进而推动了理学的传播。有明一代重要的阳明学者曾在洛阳讲学，并与当地学者交往频繁，这也反映出晚明洛阳理学的繁荣及其在阳明学领域的重要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除以上影响大且留下较多记载的讲会之外，当时还存在更多规模较小的各类讲会。如，“吕玢，字景玉，岁进士……性孤介，闭户吟咏，博极群书，友教四方，主后进文会，诲人不倦，成就甚多”。又如，“郭冲斗先生，万历举人，致仕家居，蒿目时艰，与来秉衡、刘芳奕联千城社”。这进一步证明了明代洛阳讲学风气之浓厚。 西晋时期，贾谧门下的“二十四友”、石崇的“金谷之会”等就是活跃于洛阳的文士集团。唐代白居易等人的“九老会”，对后代洛阳士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昔白乐天在洛，与高年者八人游，时人慕之，为《九老图》传于世。宋兴，洛中诸公继而为之者凡再矣。” 至北宋，尽管定都开封，但“洛实别都，乃士人之区薮”。洛阳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了大批文人学士和名臣逸老云集于此，所谓“西都缙绅之渊蔽，贤而有文者，肩随踵接”。众多文人贤士汇聚一地，不免效仿前贤，结社交游。欧阳修、张尧夫、尹师鲁、杨子聪、梅圣俞、张大素、王几道组成“洛中七友”，彼此唱和，发抒心声。元丰五年（1082），宰相文彦博留守西京，效仿唐代“九老会”，“悉聚洛中士大夫贤而老自逸者，于韩公第置酒相乐，凡十二人……其相聚也，用洛中旧俗，叙齿不尚官”，时人称之为“洛阳耆英会”。这被誉为“都人随观”“洛中夸以为胜”的一代盛事，也是远承白居易“九老会”余绪，企慕钱惟演、谢绛、梅尧臣、欧阳修等人仪范的举动。 晋唐以来的文人结会传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唐宋时士大夫所拥有的文化与仕途的双重辉煌，使其处世模式和人生态度为后世文人不断艳羡和仿效，士大夫文化的积淀成为明代洛阳地方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明代相对安定富足的社会局面和士绅阶层的壮大，成为洛阳耆老之会再次兴盛的基础，而前人留下的会社传统和流风遗韵是他们互相号召的资源和动力。 的确，明代洛阳士绅所结会社带有一种强烈的弘扬地方文人传统的意味，表现出参会士绅对本地文化传统的珍视和继承。从现存的会序、会约等史料来看，洛阳士绅结社时很少提及其他地区的会社，倾注其中的是对前代地方先贤的崇仰和有意识地弘扬本地文化传统的浓厚情感。“洛中有社旧矣。唐会昌中，白乐天九人社之香山禅林，谓之香山九老会。宋元丰间，文潞公会其同志十二人于妙觉僧舍，谓之耆英会，又谓之真率会。二社皆两朝伟人，辑之史书，图之绘事，侈为美谈，数百载间犹一日也。” 明代洛阳耆老之会对前人的效仿和对地方文化传统的接续，从其会名、集会形式等可见一斑。如八耆会“绘图”“作记”，“亦用元丰故事”，处处体现出接续前贤的愿望： 耆英会何以义起也，何以后名？前有作者，今仿其义也，厥记惟何，相儆戒，示不忘也者。昔在宋元丰间，文潞公留守西都，富韩公与司马温公皆还政居里，潞公慕唐白乐天九老之会，乃集群公之老而贤者十有一人为耆英会，仍图形于妙觉僧舍，温公为序其事。迄今垂五百年，洛中犹传之以为美谈，固吾洛人之所崇仰而歆慕者也……因仰前修，窃取其义，亦置酒尚齿，相约为会。虽勋业位望不足以拟前代诸贤，顾所以为会之义则一也。 其追慕前贤之情，溢于言表。对于明代洛阳士绅来说，北宋西京文人士大夫的处世模式和潇洒的人生态度是他们的典范和理想，频繁的会社活动强化了他们的文人自觉意识和群体归属感。 洛阳士绅模仿前代先贤组织各种耆老之会，寻古迹，筑别墅，种花木，养鱼鸟，徜徉诗酒，优游林下，浸润着文人的生活品味。这无形中造就了他们崇尚传统、砥砺品性、品评诗歌的风习，同时加强了相互之间的联系，形成了一个在当地颇具影响力的文人集团。这不仅可以使我们管窥当时中原地区文人的日常生活，对于通常认为只有江南等富庶地区的文人会社活动较为频繁的看法，也能有所更新。 明代洛阳士绅沿袭文人传统，并加以发扬光大，在区域文化史上留下了深远影响。直至清末，当地文人依然对此津津乐道，倾慕不已。明亡之后，洛阳的士绅集团遭受巨大打击，耆老之会就很少见了。仅见乾隆年间，吕维祺的后人吕宣曾归里后，“思仿洛阳刘西塘初服之遗，与同庄故老时相聚首”，称之为“后慈孝庄甲子会”，但其参与者的身份以及规模都不可同日而语。 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洛阳还有另一重无法被忽略的意义。“宋代的洛阳不仅是贵族世家聚集的地方，也是知识阶层集中的地方，除了一个思想史上地位很有疑问的周敦颐和独在西部的张载之外，北宋思想史特别是理学史上的几个最重要的学者，如邵雍、程颢、程颐，都同时居住在这里……于是，在洛阳渐渐形成了当时学术与文化的重心，形成了一个以道德伦理为标榜，以思想与学术为号召的知识集团……” 的确，洛阳理学名家众多，宋初有聂崇义、崔颂，后来有程珦及哲嗣程颢、程颐以及二程的学生刘绚、李吁、郭忠孝等。“程朱理学”的崛起“使洛学成为新儒学的正宗，洛阳作为理学圣地，在中国哲学史上建立起一座丰碑”。宋室南渡后，程门薪火相传不仅使以洛学为代表的北宋理学得到传承，更是孕育出南宋理学。此后，经由朱熹发扬光大，湖湘学派和闽学等南方地区的理学发展逐渐占据优势，但中原河洛地区的儒学发展依然一缕不绝。元代姚枢、许衡等中州大儒的涌现，对继承和推动理学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明代，曹端、阎禹锡、刘健、白良辅等一大批理学名家的出现，更是使洛阳成为一方理学重镇。 程朱理学传统悠久、底蕴深厚，对洛阳的讲会活动亦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洛阳不同版本的地方志和各种文集中，对地方儒学传统的追溯与理学名儒的颂扬，比比皆是。尤时熙、孟化鲤等理学大儒用河洛传统儒学调和心学，创建了理学讲会，通过讲学的方式，砥砺品性，推行教化。这不仅在地方社会营造出一种崇尚理学的风气，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地方学统能够规避王学末端空谈心性之弊，更多地注意躬行，强调社会责任。 孟化鲤的讲学寓有弘扬地方儒学传统的意味。他致仕归里之后，创川上书院，建两贤祠，奉祀曹端与尤时熙，聚徒讲学。曹、尤二人都是洛阳理学家，但学术宗旨大相径庭。他们同时被崇祀为学术偶像，既是接续地方理学传统的努力，也表明其调和程朱和心学的宗旨。“先生两丁内外艰，尝于读礼之余，建两贤祠，同志即□后建宗贤楼，以为昕夕讲学之地。至是归里，杜门谢客，日坐小斋，披阅典墳，四方来学者尝数百人，每值会期，聚讲于宗贤楼下，虽祈寒盛暑不辍。” 吕维祺设立讲会的初衷则带有弘扬伊洛文化的深意，其讲会活动蕴含着褒美乡贤的情感。天启三年（1623），吕维祺建七贤书院于芝泉，故又称芝泉书院。“祀伊洛七贤，为宋程明道、伊川、司马温公、邵尧夫、明曹月川端、尤西川时熙、孟云浦化鲤。”与其师孟化鲤将讲学地点设在两贤祠相类似，吕维祺讲学的必要仪式之一就是要先祭拜伊洛七贤祠。他列举了本地理学先贤，号召诸生以“诸先生”为榜样，悟道躬行：“我伊洛程明道、程伊川、邵尧夫、司马君实、曹月川、尤西川、孟云浦诸先生非我辈人乎？不敢学孔子，亦不敢学诸先生耶……故吾曹立志要学孔子，要从诸先生做起。” 与孟、吕二人做法相似，河洛讲会基本都伴随着对地方理学先贤的崇祀，这不仅是为了树立榜样和典范，也是增进地方文化认同和建构地方学统的努力。虽然二程和邵雍等先儒一直受到官方和士绅的广泛崇祀，但明清时期洛阳士绅对其祭祀仪轨的重视，不仅具有理学的一般意义，也是他们发掘地方文化资源、完善地方儒学传承系统的重要举措。 无论是前引孟化鲤将洛阳心学开端人物尤时熙的《拟学小记》视为濂洛真传，将自己所讲学问称为“洛阳之学”，还是吕维祺赞誉孟化鲤“溯渊源者，伊洛为洙泗嫡派，而先生崛起，上接月川之钵，近振西川之铎，程邵以后，一人而已”，称赞张抱初“独认本来，质直躬行，不求闻达，殆伊洛之嫡传，继起之月川欤”，都是将他们视为二程、曹端学脉之重要一环。这似乎都有意无意地淡化了其与阳明学的关系，而凸显了地方儒学传承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洛阳阳明讲会是具有普遍学术意义和地方意识的双重话语。 讲会活动不仅反映出该地区阳明学的兴衰，也表现出学者在地方社会中的行事风格，而这种行事风格又与其思想内涵密切相关。在洛阳从程朱理学到阳明学、从文人结社到立会讲学的转向，不仅是学术思潮的变动，在某种意义上也蕴涵了当地士绅对地方问题的新认识和对自身角色的重新认识。 从孟化鲤所立讲会的内容和形式来看，在讲心性之学的同时，也注重借讲学切磋而收进德修业之功。孟化鲤与友人设立“纪过簿”，“纪之者将以求改也”。他组织的讲会并不是空谈和空洞的体悟，而是重视真学真讲，躬行实践。其会序曰： 吾党每月会川上凡三日，可谓知讲学矣。试时一反观，不善果尽改乎？闻义果即徙乎？德果修乎？如是而讲，方谓之真讲；如是而学，方谓之真学；如是而会，方谓之真会。将亲戚乡党善之不但可以成己，亦可以成物……自今各务真修，饬躬励行，过相规而德相劝，心相下而情相亲，会不可虚，亦不可间。庶几仰体孔子之忧不辱川上，而讲会亦尚有益哉，吾党勉之。 孟化鲤等人设立讲会时，十分重视推行政教风化，移风易俗。“在榷则清贪墨之风，在铨则抑奔谒之途，在里则以恬淡古朴为里俗先。故其里不用声歌，不曳绮罗，婚嫁不论财，非嘉宴不用鼓吹。人谓新安有古人风，先生之教也。” 阳明心学期望通过修养自身、树立榜样和行为典范，达到“在下美俗”的社会效应。它宣扬“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不分出身贵贱，如农夫、仆役、商贾等皆可以成为圣人，体现出强烈的平民化色彩，这一主张也得到了洛阳讲会兴办者的认同和贯彻。如谭子陈举办讲会时，因会中人多且杂，打算加以精简，特写信请教孟化鲤。孟化鲤在回信中明确表示反对，并且阐述了讲会的真正用意在于挽救世风人心： 所云人多渐杂，欲加择取，殆于不可。吾侪此举元欲人人启其良心，偕之大道，即阖邑胥来，犹曰止一乡耳。正不必择，且会讲谓何，若择而与之，彼不善者不终弃乎？盖此学是兼善之学，非独善之学。招招舟子且弗容已而，奚以择为？况当俗颓学绝之余，世皆汩没于利欲，纠缠于套习，有志之士拯救之不暇，其何可择？但在我当躬行以率之，至诚以感之，尽心委曲以携持之，优游涵泳熏磨以渐化之……傥于中诚得几人为斯道光，吾方厚幸，拣择何施?又况立会非徒为人，全在反求诸己，能反诸己，则无论善不善皆我师资，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我将感激不皇，尚忍言择？ 与尤时熙、孟化鲤等前辈相比，吕维祺生活在明末灾荒与战乱交替之际。因此，他尤其强调躬行，关注赈济灾荒和维护治安等现实问题。他认为，“学孔子事，习而不妄习，讲不空讲，实实躬行，实实向此心此理证悟，方是真学问。若夫言之而未必行，行之而未必实，或不求诸心与理之安而行，皆无益于学者也，需从此一刀两断，做个男子，无负天地父母生我一场”。吕维祺阐述其立会讲学的初衷：“世自有世之讲学，吾自有吾之讲学，所谓天渊悬隔者也。今天下禁讲学而学会日盛，学会虽盛而真实在此间做者甚少。弟之修复孟先生会，原自修复，不沾带日间一尘。近日敝邑及邻邑远近之士觉彬彬兴起。今世风之坏也久，而人心日不古矣……” 为达到这一目的，吕维祺两次制订芝泉会约，“务敦实以励风俗，一邑化之”。第一次会约详细列有会期、组织、仪式、内容、奖惩等大量具体规定；第二次会约规定了文会、讲会内容、日常所需、作文等具体细节。伊洛会同样有比较正规的规约制度，制订了强调立志和修身养性的各种仪式和相关规定，并有详细的罚例。吕维祺还多次强调“广兴学”的主张。从芝泉会约来看，吕维祺等人的立会之意并不完全是文人之间的讲学，而是力图将农商市民都吸引进来，将乡约等纳入讲会，以达到教化民众的目的：“农商市民无不可与作善，但其来会者未必实也……则有乡约一法最便于布衣之向学者。拟每月十五日，群农商市民之有志者为乡约会，以讲圣论为主而间及于先贤语录明白易晓者。其会簿仪节各项俱照常会稍为斟酌合宜，或与官府共议举之。务期实实照约行，择其雅志好修者，公举表扬之，以励末俗。”张抱初所结之脱粟会的宗旨也在于反对奢靡风俗、提倡社会教化，与吕维祺等的做法颇为类似。 阳明讲会可以被视为“明末清初士绅逐渐参与地方事务、分担社会秩序责任之发展的重要一环”。洛阳讲会还有其他功能，如筹集资金参与书院建设和施济贫寒等地方事宜。《芝泉会约》规定：“会中如有进身，照孟先生约，各出分金若干，及愿捐分金等项，另立司庾一人，会同会长收执查筹，以备修理书院、置买祭田、书籍等项公用。其同会中及他人贫不举火或不能丧葬完娶者，公议施济，登答明白。”许多讲会还与科举文会相联系，如伊洛会等有讲会和文会的双重性质。因此，会社的讲学活动对洛阳士子取得科举佳绩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孟津中原奇社带有重兴河洛文教的意味：“中原河图之源，洛书之府，柱下之国，漆园之乡，诸张割其南，程马张其右，訇坤乾则元黄贡奥，降申甫则岩壑留辉，驼华当年，流馨来兹。今鼎兹奇社，用萃韶英。唱喁者应声，呼许者赓和……文教大兴不于此社望乎？”明末清初，洛阳科举和仕宦人才众多，应当部分归因于此。 与那些结社自娱、独善其身的前辈文人相比，这一时期的洛阳士绅不仅群体意识大为增强，并且具有更强烈的地方责任感和参与意识。他们深知讲学可以“正风俗，美教化”的道理，把讲学视为“兼善之学，而非独善之学”，并在实践中力行此道，期望以此挽救世风，重整社会秩序。正是吕维祺、王铎等热衷讲学的地方士绅，在随之而来的明末河洛社会危机中赈济灾荒、维护治安，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洛阳士绅阶层的扩大与地方文化建构是同步的。至明代中后期，社会稳定日久，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文化日趋繁荣，士绅阶层因科举仕进的成功逐步扩大。他们大力发掘前代名儒先贤等文化资源，推进水利、书院以及相关象征系统的建构，弘扬地方文化传统，增进地方文化优势。从数量和规模来看，这一时期洛阳的讲会和社集活动几乎可以与文化繁盛的江南地区相媲美。各种讲会的兴办，确实促成了洛阳地区讲求理学的风气。孟化鲤说：“自非门下登坛说法，大启聋聩，则士子终不知有学问之期，又岂非中州斯文之一大幸乎？今蒸蒸丕变，在在言学，延及缙绅、氓庶，亦皆兴起，大异曩时景象。”如此规模和频率空前的理学讲会也有利于地方文化的发展，“会有约，约久之，而人士彬彬兴起矣”，并对地方社会产生了诸多影响。 三代以前之王化实始北方，两间最盛之人文莫如中土。盖天地既分混沌而河洛首出图书，伏羲以此画八卦以前民，神禹以此叙九畴而建极，卜东瀍，卜西涧，周公定太平六典之书，观太庙，观明堂，孔子垂后代百王之法，历观往迹皆在中都，况天下四书院之兴亦必嵩阳之地，而河南二夫子者出，又明洙泗之传。 明代中后期，洛阳士绅不断称颂和回味当地悠久的文化传统时，一定也清楚地感知到当时的洛阳早已辉煌不再，于是时时流露出对曾经辉煌的向往和眷念，表达沧海桑田的感慨。无论结社还是讲学，传统总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存在，并且成为洛阳士绅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建构地方文化、应对社会变迁的有效资源和重要手段。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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