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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女真进士题名记碑》发现续记

 文化龙乡 2025-02-26
本文字数7063字,阅读大约需要23分钟。已开启快捷转载,欢迎各公众号转载。注意——未经许可,请勿搬运至外平台。


楔子

在前一文☞《金女真进士题名记碑》发现记中,笔者通过八千三百字的细致爬梳考据,大致厘清了《金女真进士题名记碑》的来历和流传脉络。

但前文并不完美,尚有遗漏和可继续修订之处,故撰此《发现续记》,以作增补。

开封县令张淑载的生平

在前一文的“余论”篇章,笔者呼吁记住包括南宋罗寿可在内的众多先贤们,计有罗列十三位人物,其中两人的生平未予详述。

未详述的两人分别是清代张淑载、清代西华王怡亭。

关于张淑载,在前一文的“清代黄叔璥《中州金石考》”篇章曾云:

“早在王昶、翁树培以前,河南开封当地的县吏长官,姓张名淑载,就亲眼见到了《金女真进士题名记碑》。只是他并不识得此碑,遂制作一份拓片,送给了北京人黄叔璥。黄叔璥得到拓片后,同样不识得,于是将此事载入自己的《中州金石考》一书里,没有给此碑命名编目。”

前文没有张淑载的生平信息,只提及他是祥符(开封旧称)县令。现补充如下:

张淑载,生卒年待考,陕西长安人。清雍正庚戌(雍正八年,1730年)进士,乾隆元年(1736年)由河南省商水县(今周口市商水县)调任祥符县令。他关心当地乡邦文化,联合彼时在大梁书院讲学的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鲁曾煜,共同编纂了《祥符县志》,刊于乾隆四年(1739年)。该书即乾隆《祥符县志》。

按:以上信息,均从乾隆《祥符县志》辑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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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祥符县志》里的张淑载自序(局部),加盖有他的方形阴文印章“张淑载印”。

有关张淑载的生平信息,仅觅得以上资料,更多信息尚待继续搜辑。

另一人,清代西华王怡亭,仍旧没有觅得他的生平资料,继续待考。

“宴台”地名信息

张淑载彼时见到的尚不知来历的《金女真进士题名记碑》,并捶印拓片的地点,北京人黄叔璥在《中州金石考》已讲明,位置在“府城东十五里宴台河关王庙中”。

刘师陆《女直字碑考》记载云:宴台据传乃“宋仁宗游宴之所”。

此处补充两条地方志里的“宴台”地名信息,与刘师陆“游宴”说法有差异。

清雍正十三年《河南通志》卷五十一云:

“宴台,在府城东北十里。宋时春耕籍田于东郊,祀先农毕享胙,宴百官于此。”

张淑载、鲁曾煜编纂《祥符县志》卷四《古迹▪台》亦载相似信息:

“宴台,在县城东北十五里,宋时春耕籍田于东郊,祀先农毕享胙,宴百官于此,今圮。”

两条记载极相似,除地理距离有差外,后者另附了“今圮”二字。圮,读音[],毁坏之意,可知宴台早已丧失“宋时春耕籍田于东郊”之职能。

此或即是宴台地名的由来,与刘师陆《女直字碑考》记载的“宋仁宗游宴之所”,未知孰是。二说并供诸位观者参考。

《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纠谬

《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是镌刻在陕西省咸阳市乾县的武则天乾陵无字碑上的一段题记,附有汉字译文,落款时间是金源天会十二年(1134年)。这条题记,在明清多部金石类著作里都有记录,非常知名。

由于题额有“大金”二字,加上落款所用年号为金源第二位皇帝、金太宗完颜晟的年号“天会”,故绝大部分读到它的人,普遍都认为其文字为女真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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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局部。

在清代,翁树培受到“明王慎德,四夷咸宾”古钱币的影响,即认为《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是女真文字。黄叔璥在《中州金石考》也记载云:“西华王怡亭谓笔法绝类金天会中《都统郎君碑》,此亦金人书无疑。”

与翁树培、王怡亭看法相似的,同样包括身在开封大梁书院讲学的刘师陆。

刘师陆是清道光九年(己丑,1829年)第一次见到《金女真进士题名记碑》,于是撰成《女直字碑考》一文。五年后的清道光十四年(癸巳,1833年),刘师陆经过反复验证,撰成《女直字碑续考》一文。

他在二文中谛审论证了金源科举史,给出了自己的结论——《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为女真大字,《金女真进士题名记碑》则为女真小字。

刘师陆的结论,此后延续近一百年,成为女真文字的定论。

然而如今人们已经知道,《金女真进士题名记碑》确为女真小字,但《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却并非女真大字,而是契丹小字。

神秘的契丹文字

契丹文字原与本文无涉,但因事关《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略作表述。

前文已申明,女真人创制有女真大字、女真小字两种文字。其实,由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16年创建的契丹王朝也有契丹大字、契丹小字两种文字,《辽史》对此有明确记载。

《辽史》卷二《太祖本纪下》云:

“(神册)五年春正月乙丑,始制契丹大字……九月壬寅,大字成,诏颁行之。”

负责创制契丹大字的两人,是突吕不、耶律鲁不古,《辽史》卷七十五、卷七十六分别有传。

《辽史》卷六十四《皇子表》又云:

“迭剌,字云独昆……回鹘使至,无能通其语者,太后谓太祖曰'迭剌聪敏可使。’遣迓之。相从二旬,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

负责创制契丹小字的“迭剌”,即耶律迭剌,乃辽太祖耶律阿骨打的亲弟弟。

也就是说,在辽代,契丹大字与契丹小字,两种文字并行于辽境。

契丹辽国实施严格的书禁制度,禁止本国书籍流入大宋。别说是后来的元朝人、明朝人、清朝人、民国人和现代人,即便是与契丹辽国同时代的北宋人,对自己北部边境外的辽国之情况也所知极少。

举二例可证之:

第一例,北宋人著作里对契丹的年号记载混乱,搞不清楚。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北宋欧阳修,学识淹博,自不待言。他在自己编纂的《新五代史》卷七十三《四夷附录》篇末有一条小注,其云:“契丹年号,诸家所记,舛谬非一,莫可考正。”可见,连超一流学者欧阳修,都对大宋人著作里混乱抵牾的契丹年号情况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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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七十三《四夷附录》篇末小注。图源点校本《新五代史》,中华书局2013年版。

第二例,笔者在☞失传的武则天《垂拱集》一文里已讲过,国祚延续220年之久的契丹辽国,竟然没有一本用契丹文字书写的古籍保存下来。契丹文字,历朝历代,记载于中国文献古籍中的仅有五个字。即宋代王易《燕北录》保存的五个契丹字形,既没有读音,更无人识得,比三千年前的甲骨文还稀少。

宋代人都不了解自己的北部邻居辽国,遑论后世朝代之人。

辽国在公元1125年被金源攻灭后,契丹文字仍流行了数十年。金源明昌二年(1191年),金章宗下诏,“罢契丹字”,契丹文字被官方废除。等到蒙古人编纂《辽史》,契丹文字已经不传,难以考索了,详见《辽史》卷六十九《部族表》。

契丹人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却又实施严苛的书禁制度,最终让自己国家文字都消散于无形。蒙古人编纂的《辽史》也成为二十四史里最简略、资料最贫乏的一部。

明清两代,无人知晓,更无人“见过”契丹文字。

事情转机要迟至民国时。

1922年6月21日,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索博日嘎镇瓦林茫哈的辽代第七位皇帝、辽兴宗耶律宗真永兴陵被盗墓分子掘开。来自比利时的传教士路易斯▪凯尔温(E.P.Louis.Kervyn,中文名“梅岭蕊”)前往盗墓现场,雇佣三名当地人从六米深的墓址淤泥中挖出四块灰色砂岩质的正方形哀册石。

四件哀册石,均有册盖,其中两件刻汉字,两件刻无人识得的文字。事后人们才知道,这就是汉字版的《辽兴宗皇帝哀册》、《仁懿皇后哀册》和契丹小字版的《辽兴宗皇帝哀册》、《仁懿皇后哀册》。

“契丹文字消亡七百年后,重现于世。”

1925年,来自日本京都大学校长羽田亨将哀册文字抄样与《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进行比对,撰成《契丹文字之新材料》一文,第一次明确指出《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所刻文字,并非女真字,而是契丹字。

时间再过一百年,人们如今已经确认,《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所刻文字,正是契丹文字中的契丹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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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两块石刻,左在陕西省武则天乾陵无字碑上,右在辽宁省博物馆,均为契丹小字。

清代刘师陆为考证《金女真进士题名记碑》而撰写的《女直字碑考》、《女直字碑续考》二文,揭开了女真文字的研究序幕。由于时代的原因,他将《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误解成女真大字,这完全可以理解。

桑原骘藏寻访《金女真进士题名记碑》

清末时期,除了国内学者逐渐珍视《金女真进士题名记碑》外,国外学者也意识到了该碑的价值,来自日本的桑原骘藏还亲自前往河南开封进行了访碑。

桑原骘藏(1870—1931),日本学者。东京帝国大学汉学科毕业,以研究东洋史知名,曾在京都大学长期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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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原骘藏。

1907-1908年,桑原骘藏以日本访问学者的身份在中国进行了四次大的旅行,其中的前三次分别撰成《长安之旅》、《山东河南游记》和《东蒙古纪行》,这些长篇游记最后汇集成《考史游记》一书流传于世。

桑原骘藏的《山东河南游记》发生在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4月22日至6月4日。他从北京出发,经河北保定前往山东游览,然后向西抵达河南开封、郑州,最后从彰德府(今河南安阳市)、保定返回北京,共计四十四天。

桑原骘藏在书中留下了当时在河南开封府寻访《金女真进士题名记碑》的完整经过。

1908年5月21日,从山东游历而来的桑原骘藏于下午15:15分抵达了河南开封城东的宴台河。他清楚地知晓《金女真进士题名记碑》就是在此地的关帝庙中被刘师陆见到。在宴台河堤上,他也看到了那座关帝庙,并拍摄了一张珍贵的关帝庙实景旧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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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桑原骘藏《考史游记》,张明杰译,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丛书,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62页。

珍贵的《金女真进士题名记碑》,自明代宣德年间起,就一直摆放在这座庙里。碑阳被人磨去,碑阴的女真文字无人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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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完颜麟庆《鸿雪因缘图记》第二集《宴台访碑》插图里的关帝庙庙门口画有一石碑,当是该碑(红色箭头所指处)。

在游记中,桑原骘藏依据清代王昶《金石萃编》的说法,仍将《金女真进士题名记碑》唤作《国书碑》。他走遍了关帝庙的里里外外,却没有发现他口中念叨的《国书碑》。

这是为何?

原因不难猜,清代黄舒昺《祥符县志》刊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该书已言明,截至1898年,该石碑已被转移回开封城内的文庙里妥善保管。

桑原骘藏没有第一时间在关帝庙里见到《金女真进士题名记碑》,他在游记里担忧的写道:

“我经过开封,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探访《国书碑》。《国书碑》又名《宴台碑》,因立于宴台河上的关帝庙而得名。此碑所刻文字,作为女真文字或是契丹文字之标本,早就为东洋学研究者所珍视。”

“尽管《国书碑》之名已在东洋学者间盛传,但中国的学者却不怎么重视它,即使专门的金石学者,也很少收藏其拓本,至于详知其情者更可以说是稀有或绝无。《河南通志》、《开封府志》均未收录此碑……清毕沅的《中州金石记》、孙星衍的《寰宇访碑录》两书亦未收录此碑。”

“清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卷五,虽收录了此碑,但又无可参考之记述。关于《国书碑》之所在,记录尤为精确的是清长白麟庆的《鸿雪因缘图记》第二集……麟庆之后,又历经八十载星霜。像这样在中国学者间不怎么受重视的《国书碑》,如今是否尚存?这便是我无论如何要亲眼一睹其现状的理由之二。”

读这一百余年前的文字,怎能不让人心怆?

《金女真进士题名记碑》,早在清末就成了日本学界热议和关心的文化瑰宝,而在彼时的中国,详知其情者,简直稀有,甚或没有。

必须指出的是,桑原骘藏是一个日本人,却对我国文献《河南通志》、《开封府志》、《中州金石记》、《寰宇访碑录》、《补寰宇访碑录》的内容了如指掌,他甚至连完颜麟庆的《鸿雪因缘图记》都翻检过。这既让人肃然起敬,又让人自惭形秽。

5月21日下午,桑原骘藏经宴台河,抵达开封府师范学堂,寄宿在日本人饭河君馆舍。5月23日清早,桑原骘藏造访河南全省学务公所,询问《金女真进士题名记碑》所在,得到的回应是皆不清楚。他于是离开公所,试着前往开封府文庙寻找。

开封府文庙在学务公所的东邻,他在大成殿见到了不少石碑,但均为清代之物,一番搜寻后并未发现《金女真进士题名记碑》的身影。失望之下,他来到大成殿后面的启圣殿,在启圣门的东侧,终于得见《金女真进士题名记碑》原物。

桑原骘藏拍摄了一张彼时开封文庙启圣殿的实景旧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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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5月23日,桑原骘藏拍摄的开封府文庙启圣殿前的启圣门旧照片。启圣门面阔三间,右侧圆圈处即竖立着《金女真进士题名记碑》,这当然是从城外东郊的宴台河关帝庙里搬运回来的。图源《考史游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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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5月23日,桑原骘藏在开封府文庙拍摄的《金女真进士题名记碑》旧照片。图源《考史游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

见到石碑原物的桑原骘藏兴奋异常,细致地将碑文与清代王昶《金石萃编》描摹的拓片进行了比对。与刘师陆类似,他也对王昶的描摹进行了一番指责,斥其严重失真,误导研究者。同时,他也对石碑文字进行了一番推导,结论与刘师陆完全一致——此碑为女真小字,陕西的《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为女真大字。

在开封期间,桑原骘藏重新捶拓了《金女真进士题名记碑》拓片,还再次重返宴台河关帝庙,访到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的《重修宴台关帝众神庙碑记》一通。碑文略云:

“予省人和门外七里许,逼临大堤,有古迹名宴台。据郡邑志,乃宋仁宗游宴而筑造之者,亦灵台之遗意云尔。其上有庙,旧名顺河庙。考故碑碣,系明宣德二年,雍河决口,而创建之者,盖答河神之贶云尔。

刘师陆在《女直字碑考》里曾云:“(碑身)刻明宣德间修顺河庙记”,与上述信息相合。顺河庙即为宴台关帝庙,修庙时间在明宣德二年,即公元1427年。

有关桑原骘藏的游记细节,详见中华书局2007年版的《考史游记》,不再赘述。

《金女真进士题名记碑》在民国

民国金石学家、国民党元老李根源先生编纂有《河南图书馆藏石目》一书,该书末尾有一段他自己的题识,其云:

“开封存石多安阳张省长凤台在任时所获,旧分庋于图书馆及金石编纂处。今年春,余游汴梁,白于富平胡励生督办,收合金石编纂处存石与洛阳所存汉黄肠石、魏正始三体石经,皆归入图书馆保管。因与馆长何君日章编定目次如右,俾考古之君子得观览焉。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二十日根源附识。”

该书收录石刻229件,其中收录的金代石刻仅有一件,即为《金女真进士题名记碑》,诚孤品也。不过该书称呼此碑的名字为《女真国书碑》。其云:

“女真国书碑,旧在开封宋门外宴台河上,今移图书馆保藏,高四尺四寸七分,宽一尺八寸八分,三十三行。”

据这段题识推知有二:

其一、民国十四年(1925年)李根源先生曾短暂游历开封两个月,却为开封的金石文物保护做了一件极重要的事情。他多方奔走并将珍贵石刻统一归入河南图书馆保管,同时编纂《河南图书馆藏石目》。最迟至1925年当年,《金女真进士题名记碑》就离开开封文庙,搬入河南图书馆保存。

其二、除了李根源(字印泉,云南腾冲人),尚有张凤台(字鸣岐,河南安阳人)、胡景翼(字励生,陕西富平人)、何日章(字国璋,河南商城人)也为此碑的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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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元老、民国名人李根源仪容。

该碑可考证的迁徙经历

重点来了。

综合前一文《金女真进士题名记碑》发现记本篇《发现续记》所有信息,现将《金女真进士题名记碑》可考证的迁徙经历作一还原。

1、金源末期,该碑镌刻而成,竖立在首都南京(今开封市)的太学。

2、金源灭亡约六十年后,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南宋人罗寿可再游汴京太学,看到了这块石碑,它仍立在旧址。南宋周密《癸辛杂识》据此将它载入书里。

3、明宣德二年(1427年),雍河决口。开封当地长官县吏修理河堤竣工后,在河堤上新建了一座顺河庙以答谢河神,并命令工匠树碑刻文以纪此事。工匠们遂在开封太学众多的石碑里运来其中一块,磨掉一面碑文,镌刻《新创顺河庙碑》,并将其竖立在顺河庙。这块石碑正巧即为《金女真进士题名记碑》。

4、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开封本地人李濂撰成《汴京遗迹志》,援引了南宋周密《癸辛杂识》的文字提及了该碑。李濂丝毫不知情的是,《金女真进士题名记碑》一百余年前已经被磨掉一面,拉到城外东郊的宴台河堤的顺河庙里另作他用。

5、又过了近二百年,宴台河附近的乡民百姓逐渐将关羽及其它诸神仙一起供奉在庙中,庙的名字也由顺河庙改称关帝庙。

6、清乾隆元年(1736年),陕西长安人张淑载调任祥符(开封旧称)县令,他和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鲁曾煜一起编纂了乾隆《祥符县志》。在任期间,张淑载在宴台河关帝庙见到了该石碑,但不认识碑文,后将拓片寄给北京人黄叔璥。黄叔璥也不识得碑文,遂将该情况记入自己的著作《中州金石考》。

7、随着石碑拓片的私下流传,清代多位学者如王昶、翁树培、何元锡、西华王怡亭等人都看见过拓片上的奇怪文字。彼时其中一些人尚不清楚拓片来源,包括见多识广的金石学家王昶。

8、清道光九年(1829年),在开封大梁书院讲学的山西人刘师陆在宴台河关帝庙里见到了石碑原物。四年后的道光十三年(1833年),刘师陆公开发表了自己的考证结果:此碑是金源石刻遗物,名称为《女真进士题名碑》,所刻文字为女真小字。

9、刘师陆的考证结论,拉开了女真文字研究的序幕。此碑的珍贵价值逐渐得到了认可和重视。最迟在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之前,该碑就从宴台河关帝庙里移出,搬回开封城内的文庙保管。彼时下令搬回的决策者为谁,已不可考。

10、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5月23日,日本人桑原骘藏来到开封府文庙,在启圣门东侧,见到了该碑原物,并拍摄了照片。

11、清朝灭亡后,最迟在民国十四年(1925年),经国民党元老、金石学家李根源奔走筹划,《金女真进士题名记碑》作为彼时开封城内惟一一件金代石刻遗物,从开封文庙里搬入河南图书馆保存,结束了它数百年颠沛却无人识得的迁徙之旅。

以上即是该碑可考证出的大致迁徙细节,疏漏之处请有识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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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女真进士题名记碑》,河南开封入围《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三件石刻之一,现珍藏于开封市博物馆。图源开封博物馆微博发布。

余论

两篇艰辛的爬梳考据长文,暂时完结。

再次向前一文《金女真进士题名记碑》发现记和本篇《发现续记》提及到的所有历代先贤们致敬,他们对此碑有大功,理当被铭记。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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