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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县的天都书院 ［仙源书院］ 『中』  马征麟（1821—1893 ），字钟山，号淡园居士，自称“皖江素臣”，怀宁把门山人，继述堂马氏。其先祖在元季之乱时由山西大同府云内州迁滁州路全椒，后跟随明太祖朱元璋征战策勋，世袭指挥佥事，守安庆。 马征麟祖父马忠辉为明经，少孤但克振门楣，建“求放心室”家塾藏书。父亲马守愚博学务实践，咸丰改元被举为孝廉方正，咸丰二年倡议办团练。咸丰三年安庆被太平军攻陷后，马守愚等人逃匿山中继续谋划团练，马征麟遵父命行事，如潜回省城做内应、赴庐向官军求援等，但诸多计划受阻。后来湘军东下，马守愚召马征麟投身曾国藩师幕，马征麟在曾国藩幕中表现出色，与曾国藩讨论“学有本原”，经曾国藩以经谊时务考核官绅僚友，获第一名，还常得李鸿章称赞。 同治八年（1869 ），马征麟受幕僚王香倬约请，参与长江水师巡游考察，绘制《长江图说》。该图前八卷为“图”，卷九至卷十二为“杂说”，以长江为经、沿江各郡县为纬，考述长江各地江防情况，为后世治理长江提供丰富史料依据，图文并茂，比曾国藩旧时所制《长江图》更详备，是当时内容丰富、绘制精确、比例尺大的长江中下游河势专门地图。 马征麟还将所撰礼书《格致新书》未定稿数种呈给曾国藩，获曾国藩高度评价，曾国藩赞其为“当代大儒”，并筹划将书付印，给其会办书局薪水及发银三千两。 根据（民国）《太平县志》（卷六·职官「学官」）记载：“清同治十三年（1874）至光绪七年（1881）”太平县的“教谕”为“马征麟 怀宁人，有传。” （民国）《太平县志》（卷六·职官传）中，记载马征麟是怀宁人，字素臣，身份为教谕。他是以增贡生的身份进入曾文正（曾国藩）的幕府参与军事谋划，获保荐为太平县知县，但他主动请求改任教职，并于同治十三年赴任。马征麟勤奋好学，且喜爱古代文化，注重以身作则，当时被人们视为学识渊博、堪为楷模的经师。在仙源书院任职期间，面对书院三万余卷藏书，他认真地进行分类整理，还为每类书籍撰写提要，最终刊印了《仙源书院藏书目录初编》。马征麟一生著作颇为丰富，已经刊行的作品有《周易正蒙》《礼原》《易章大衍》等数十种。然而，还有许多未刊印的著作，大多已散失不见，这让评论者深感惋惜。太平县志中的这些信息，是《新采访》所得。 （民国）《太平县志》（卷六·职官传）：教谕马征麟 字素臣，怀宁人，以增贡生参赞曾文正戎幕府，保知县，自请改就教职，同治十三年任。勤学嗜古，以身作则，一时有经师之目。仙源书院藏书三万余卷，征麟逐一为之分别部居，加以提要，刊有《仙源书院藏书目录初编》。生平著作甚富，刊行者有《周易正蒙》《礼原》《易章大衍》《筮法直解》《尚书篇》《谊正凿》《尚书百篇》《异同谱》《仪礼表》《读仪礼提纲》《礼经索谴》等数十种，未刊者近多散失。，论者惜之。「新采访」。  北京图书馆藏有马征麟刊印的《仙源书院藏书目录初编》一书，马征麟在卷首作有《仙源书院藏书目录初编叙》和《仙源书院藏书目录初编后叙》。 《仙源书院藏书目录初编叙》是马征麟为仙源书院藏书目录所作的序言，全文围绕经学的重要性、学术传承的艰难以及藏书的意义展开，表达了作者对学术复兴和文化传承的深切期望。这不仅是一篇关于仙源书院藏书目录的序言，更是一篇关于学术传承与文化复兴的宣言。马征麟通过回顾藏书的艰辛历程，呼吁社会重视经典学习与藏书建设，表达了对学术复兴的深切期望。文章体现了作者对经学的推崇、对学术传承的责任感以及对文化复兴的坚定信念。 《仙源书院藏书目录初编叙》主要阐述了经学的重要性及其对治理国家、社会的影响。文章指出，圣人之道虽已远去，但其精神仍存于经典之中。学者通过学习经典，可以汲取圣人的智慧，提升自身能力，以期对后世有所贡献。然而，经典的学习并非易事，因其内容广博深奥，且古今制度、文字音韵等差异巨大，使得通经致用变得尤为困难。所幸历代传注百家之说绵延不绝，为学者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文章还提到，尽管历经战乱，书籍损毁严重，但各省书局的设立和丛书的刊布，为学术复兴提供了重要支持。文章最后强调，学者应博学慎思，实事求是，方能真正领悟经典的精髓，并将其应用于实践，造福社会。 马征麟在叙中回顾了自家藏书的艰辛历程，提到家藏图籍在战乱中得以保存，并不断购求补全，藏书量达五万卷。他深感寒士购书之难，呼吁有识之士广罗图籍，充实书院，以惠及寒门学子，使他们能够潜心学问，造福天下。他还提到，在同治甲戌年（1874年）担任教职后，他与邑侯邹君共同努力，推动了书院藏书的建立。邹君率先捐赠个人藏书，马征麟也贡献了自己的部分藏书，随后邑人纷纷响应，捐赠典籍，使得书院藏书逐渐丰富。马征麟希望通过编立书目，引导学者深入研究经典，进德修业，博学详说，最终达到通经致用的目的。他对书院藏书寄予很高的期望，他认为通过藏书的积累和学者的努力，即使是如太平县这样的小县邑，也能化同邹鲁，成为文化昌盛之地。 在文章结尾，马征麟以谦逊的态度表明，编撰书目并非为了炫耀，而是希望与邑贤共同探讨，推动学术发展。 从文末为“光绪戊寅孟春穀旦”，即叙文为光绪四年（戊寅1878）农历正月的某个良辰吉日所作。从署名“诰授奉政大夫，晋授中议大夫同知衔加三级留直补用知县宁国府太平县教谕前署庐州府舒城县训导怀宁马徵庆谨撰”来看，马征麟又名马征庆。 马征庆曾作有《挽曾国荃联》：“佐中兴文武兼资，董戎为一代老臣，作督是万家生佛；钟间气弟兄媲美，五等盟西京带砺，千秋缅南岳英灵。”  《仙源书院藏书目录初编叙》（《仙源书院书目》叙） 屯蒙之乾坤，化为文明世界，雷雨经纶，金声而玉振之。遂令凡为天下国家者，遵之则治，倍之则乱。此孰为之？夫人而知为古者，数大圣人之为之也。圣人之道，今有存焉者乎？曰：存乎经。虽圣人之糟粕也，而精神寓焉。人生天地间，何苦而为学？以为我之禀受薄，必乞圣人之灵，以扩充其聪明材力，庶几万一有裨于天下后世。奄忽僵仆，不与草木同腐，尔及敏其所以为学者，则曰：吾有以代焉。奚必圣者之委曲繁重为也。 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则，今乃尽去其物，则徒以揣摩拟议者涂泽其间，学术为治术之源，人皆以其赝往，不诚无物，流弊容有究竟乎？先正思有以挽之矣，其道安在？夫亦曰通经致用，实事求是，行有恒，斯言有物已。孟子曰：“君子深造以道，欲自得之，居安资深，左右逢原。”夫深造之道，何道也？自得之，孰从而得之？是故贵乎博学于文，慎思而明辨焉。秽经斯叛道矣。虽然，经之通也，固易言而未易言也。三百三千，不越乎以人治人而止，礼所以归于豹也，此其易言者也。其不可得而易言者，经之量犹天地之无不覆载，日月之容光必照也。学者致曲，必不能一蹴观其会通，况复缺焉有间，将欲挹彼注兹而有所不足也。经之细，天下莫能破也。名物、器数之微，皆道之散而万殊者，况复古今异其制，书文雅音不相同，此通经之所以愈难也。 所幸传注百家之说，绵延不绝，或识其大，或识其小，千虑之余，虽复一得一失，何莫非药笼所须，而梯航之助也。兵燹以来，邻架曹仓，盟然罄罄，坊间所售，不过高头讲章、朽败类典之属耳。将执是以求二帝三王、伊周孔孟之精蕴，洞鉴古今得失，存为道德，发为事业，著为文章，虽有好学深思之质，吾恐虚费日力，终其身无由悟入。深造自得，言皆有物之谓，何可为深恻已。 中兴以来，各省设立书局，业举夫丛编要帙，陆续刊布，此嘉惠之盛举，而艺林之大庆也。「徵庆」沐浴先世遗泽，转徙流离，家藏图籍，得之危地而存者尚十五六。时复购求补苴，豹可五万卷。每念先徵君昔年得之之艰，或其书稀有见比河清，或酬值不给，重若山负，往往以称贷濡时，为有力夺去，至于寝食为废，言之黯然。今局书诚易购，而寒士难于办资，亦犹过屠门啖画饼耳。每冀有兼仁智、具大愿力之君子，广罗图籍，充积大厦，以饷寒俊，俾各寝馈其中，以肥其身，施及天下。秸思成幻，往往梦寐觏之。 同治甲戌，缪膺秉铎之选，自维谫陋，不足有裨于学术风教。向来结习，不觉逢人倾吐，虽自知失言，所不惜也。逾年，邑侯邹君戾止，闻之惮其难，既而曰：“以言导孰若以身倡？”遂倾其行箧之藏，送置书院。徵庆亦取插架之有副储者，略备门目，得六十余种应之。于是邑人士以典籍馈者踵相接也。以此见邹君之以实感人，而邑人好善慕义之众，多由是引伸触类，继长增高。所谓邺架曹仓者，将复见于今日矣。因典在院之士，参酌谊例，编立书目，窃取前贤及先徵君著录遗意，谬加注语，非敢以是为乡导，亦冀与邑贤相商确，为一人举觯之始耳。若夫进德修业，相观而善，博学详说，以反于豹，由四部七略而讨源六籍，鸡必食听，马空其群，积中发外，左右逢原，岂徒日游文章之林府，夸丽藻之彬彬而已乎？ 圣人在天之灵，将必阴骘而默相之。虽以弹丸之邑，化同邹鲁可也，岂不懿欤？ 光绪戊寅孟春穀旦 诰授奉政大夫晋授中议大夫同知衔加三级留直补用知县宁国府太平县教谕前署庐州府舒城县训导怀宁马徵庆谨撰  《仙源书院藏书目录初编叙》全文大意： 屯蒙的乾坤，化作了文明的世界，雷雨般的经纶，金声玉振。于是，凡治理天下国家的人，遵循它则国家得以治理，违背它则国家陷入混乱。这是谁造成的呢？人们都知道是古代的几位大圣人造就的。圣人之道，今天还存在吗？答案是：存在于经典之中。虽然经典只是圣人的糟粕，但其中蕴含着圣人的精神。人生于天地之间，为何要苦苦求学？因为我认为自己的天赋有限，必须借助圣人的智慧，以扩充自己的聪明才智，或许能对天下后世有所裨益。否则，匆匆一生，终将与草木一同腐朽。而那些聪明的人之所以学习，是因为他们认为：我有能力代替圣人。何必一定要像圣人那样委曲繁重呢？ 天生众民，有物有则，如今却完全抛弃了这些物则，只以揣摩拟议来粉饰其间。学术是治理之术的源头，人们都以虚假的态度对待，不真诚则无法成就事物，流弊怎能彻底消除呢？前辈们思考如何挽救，其方法何在？那就是要通晓经典并应用于实际，实事求是，行为有恒心，这样言语才有实质内容。孟子说：“君子通过道来深造，希望自己能有所得，安居时积累深厚，左右都能找到源头。”深造的方法是什么？自己有所得，从哪里得到呢？因此，重视广泛学习文献，谨慎思考并明辨是非。亵渎经典就是背离正道。虽然，通晓经典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并不容易。三百三千的礼仪，不外乎以人治人，礼最终归于简约，这是容易说的。那些不容易说的，经典的广博如同天地无所不包，日月的光辉无所不照。学者研究细节，不可能一蹴而就，理解其融会贯通，更何况还有缺失，想要取长补短却有所不足。经典的精细，天下无人能完全破解。名物、器数的细微之处，都是道的分散而表现为万物的多样性，更何况古今制度不同，书籍文字和雅音也不相同，这就是通晓经典之所以越来越难的原因。 所幸的是，传注百家的学说绵延不绝，有的认识其大义，有的认识其细节，经过千般思考，虽然有时有所得、有时有所失，但何尝不是药笼中所需要的，也是航行的助力。战乱以来，书架和书库空空如也，坊间所售卖的不过是高头讲章、朽败的类典之类罢了。如果依靠这些来探求二帝三王、伊尹周公孔子孟子的精义，洞察古今的得失，存为道德，发为事业，著为文章，即使有好学深思的资质，我也担心会白白耗费时日，终其一生无法领悟。深造自得，言语皆有实质内容，这怎能不让人深感痛心呢？ 中兴以来，各省设立书局，陆续刊印重要的丛书和典籍，这是嘉惠学界的盛举，也是艺林的大庆。徵庆沐浴在祖先留下的恩泽中，辗转流离，家中收藏的图书典籍，从危难中得以保存的还有十分之五六。时常又购买补充，大约有五万卷。每每想起先父当年获取这些书籍的艰难，有些书稀有得如同河清难见，有些书因价格昂贵而难以负担，沉重如山，常常因为借贷拖延时间，被有权势的人夺走，以至于废寝忘食，说起来令人黯然神伤。如今书局的书确实容易购买，但寒门学子却难以筹措资金，就像经过屠户门口却只能画饼充饥一样。我常常希望有兼具仁德与智慧、怀有大愿力的君子，广泛收集图书典籍，充实大厦，以供养寒门才俊，使他们能够沉浸其中，充实自己，进而惠及天下。思绪如幻，常常在梦中见到这样的景象。 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我侥幸被选为学官，自认为才疏学浅，不足以对学术和教化有所裨益。但向来积习难改，不知不觉中逢人便倾吐心声，虽然自知失言，却也在所不惜。过了一年，邑侯邹君到来，听闻此事后感到困难，但随后说：“用言语引导，何不以身作则？”于是将他行囊中的藏书全部拿出来，送到书院。徵庆也取出书架上的副本，略备门类，得到六十多种书籍作为回应。于是，邑中人士纷纷以典籍相赠，络绎不绝。由此可见，邹君以实际行动感动人心，而邑中人士好善慕义的风气也因此得以发扬光大，逐渐增长。所谓的“邺架曹仓”（指丰富的藏书），将再次出现在今日。于是，我与书院中的士人一起，参考先例，编订书目，借鉴前贤和先父著录的遗意，冒昧地加上注释，不敢以此作为引导，只是希望与邑中贤士共同商讨，作为一个人举杯的开始罢了。至于进德修业，相互观摩而共同进步，博学详说，最终回归简约，从四部七略中追溯六经的源头，鸡必听食，马空其群，积累内在而发之于外，左右逢源，岂止是每日游走于文章的林府，夸耀华丽的辞藻而已呢？ 圣人在天之灵，必将暗中庇佑并默默相助。即使是一个小如弹丸的县城，也能教化得像邹鲁之地一样，这难道不是美好的事情吗？  《仙源书院藏书目录初编后叙》（《仙源书院书目》后叙） 是编始于丙子，再逾年更定成册。初次排比者，陈之澎小农也；覆编后分缮者，周南晓峰、黄坤泰厚葊、项文翰蔼如、方瑞华星偕、方席珍举安也；覆缮一通者，胡伯芬洼夫也；校勘再过者，则斋长方子之焕云槎也。 始余挺为四部诸门目，繓举纲要，命曰《问津小录》。经部丽就，卷帙已多，惧人之苦其繁也，姑置勿论。缮初稿者，达夫也，可谓能任其劳矣。初是编成册，邹君欲锓诸版，以垂永久，意至渥也。逾年邹君去任，以兹事相属，余曰：“诺。” 其年秋，则邑中名孝廉孙君玉堂书目积编之刻成于武昌，则其集资由湖南、北江、扬、苏、杭、沪上、广州所得者，至二千百五十余种，二万七八千卷之多，皆装箧整齐。孙君之勇于见义如此，其识力良有大过人者。邑中倘复得如孙君者，协力举之，益复按求遗佚，俾雕版久散寡传本者，皆得藉以图存，则区区仙源书院，蔚为宇内大观有日矣。 邹君闻积刻既成，复以书敦促初编，无已，乃属项佩卿学博汝玫谋授梓。始余意以为书目每刻一编，计书不可以不逾万卷。余所稿录，稍有芟薙，存者五千余卷耳。闻福州通刻《武英殿聚珍版书》四千九百余卷，苟得此，不须他图，藉以塞责矣。久而弗得，将无以复于邹君，故任学博为之。 发源滥觞，聊解嘲耳。抑余又有歉然清夜不能自释者，藏书云者，固欲其慎守多宝，永永年代，俾勿失坠。然岂徒韫椟而藏，龟玉无毁之说哉？数载以来，非无二三有志于此者，率皆出门课徒，赖馆谷为恒产，卒卒不获与卷轴相亲附。（徵庆）深为恻然，百计图之，终不能有裨膏火之资，俾克留院就读。 然邑中作九华斋会，赛神演剧，上元张灯诸戏，岁率数千金，竭膏脂以从事。就中惟张灯一节稍近汉唐而下春傩故事，究其意乃主于邻里轮年相夸门耳。（余尝欲令仿礼乐器图，众姓和同为为之，勿得岁岁更易，此亦就嬉戏陈俎豆之意相诱，非得已之言也。）余举作孽尤多，劝譬无所施其伎俩，可不为之痛惜哉？若得大识力者挽回斟酌其间，挹彼注兹，以厚培交脉而发其光华，将宇内实仰赖之。此则非孙君辈之是望而谁望哉？孙君客鄂久，何时有归欤之意，幸无以鄙言为无厌之请也。 庚辰阳生月，徵庆再识。  从马征麟《仙源书院藏书目录初编后叙》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部书的编纂始于光绪二年（丙子1876），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修订后定稿成册。最初负责整理排序的是陈之澎，别号小农；后续的编辑和分抄工作由周南（字晓峰）、黄坤泰（字厚葊）、项文翰（字蔼如）、方瑞华（字星偕）以及方席珍（字举安）共同完成；全书复核抄写一遍的是胡伯芬，别号洼夫；而反复校勘的则是书斋的负责人方子之焕，别号云槎。 起初，马征麟尝试将书籍按照四部分类法编排，并概括各门类要点，命名为《问津小录》。其中经部整理完成后，卷数已经相当庞大，担心读者会因其繁杂而感到困扰，便暂且搁置不再深入讨论。初稿的抄写工作由达夫承担，他可谓是不辞辛劳。当这部书首次成册时，邹先生（知县邹钟俊）有意将其刻版印刷，以期永久流传，其心意极为深厚。一年后，邹先生离任，将此事托付于马征麟，马征麟答应下来。 同年秋天，本县知名孝廉孙玉堂先生（孙璧文，字玉塘）在武昌完成了《书目积编》的刻印工作，其资金来源于湖南、湖北、江苏、扬州、苏州、杭州、上海及广州等地，共收集到两千一百五十多种书籍，总计两万七八千卷，全部装帧整齐。孙先生如此勇于践行道义，其见识与能力确实远超常人。倘若本县还能涌现出像孙先生这样的人，齐心协力推进此事，进一步搜寻散佚文献，使那些雕版散失、传本稀少的书籍得以保存，那么小小的仙源书院，假以时日必将成为天下瞩目的文化重镇。 邹先生得知《书目积编》刻成后，再次来信催促《初编》的出版事宜。无奈之下，马征麟委托项佩卿学博（名汝玫）筹划刊印事宜。起初他认为，每出版一编书目，收录书籍不应少于一万卷。马征麟所整理的稿本经过一定删减，现存约五千余卷。听说福州曾完整刻印《武英殿聚珍版书》四千九百余卷，若能获得此书，便无需他求，足以应付差事。然而久寻未果，无法向邹先生交代，故将此任务交由学博处理。 马征麟言其所谓“发源滥觞”，不过是自我解嘲罢了。然而，马征麟感觉内心深处仍有一份难以在寂静夜晚释怀的歉疚。他言所谓“藏书”，固然旨在妥善保管这些珍贵典籍，使其历经岁月而不失传。但这难道仅仅是将其束之高阁，如同“龟玉无毁”之说般仅供珍藏吗？数年来，并非没有两三位对此怀有志向之人，但他们大多外出教书，依赖馆谷收入维持生计，终日忙碌，无法与书籍亲密接触。马征麟对此深感痛心，千方百计设法解决，却始终无法筹措到足够的膏火钱，使他们能留在书院专心研读。 然而，太平县每年举办九华斋会，包括赛神、演剧、上元张灯等各类活动，耗费动辄数千两白银，几乎耗尽民脂民膏。其中，唯有张灯一项稍显接近汉唐以来春傩的传统，究其本质，实则是邻里间轮流炫耀门庭之举。马征麟曾设想让他们仿照礼乐器图，由众人共同制作，不必年年更换，此举意在借娱乐活动引入礼器教育，实属无奈之言。其余活动更是浪费严重，劝诫之言似乎无法施展其效力，怎能不令人痛惜？若有具备宏大见识之人能介入其中，调整资源配置，将浪费的资金用于滋养学术，激发其光彩，那么整个社会都将受益匪浅。这样的人，除了寄望于孙先生等人，还能期待谁呢？孙先生久居湖北，不知何时有归乡之意，但愿他不要视我的言辞为无休止的请求。 后叙是马征麟在光绪六年（庚辰1880）农历十一月再次记文的。  马征麟在《仙源书院藏书目录初编后叙》中提到的“其集资由湖南、北江、扬、苏、杭、沪上、广州所得者，至二千百五十余种，二万七八千卷之多，皆装箧整齐”的“邑中名孝廉孙君玉堂”为孙璧文，字玉塘，是太平县西隅人，为同治丁卯年举人。他曾先后担任婺源及全椒等县教谕。孙璧文一生淡泊荣利，热衷于钻研经史，致力于搜讨考据。尤其喜爱《萧氏文选》，常能将其中成句巧妙集合成文，且如同自己创作一般自然流畅，文章刚完成便广泛传抄。他曾侨居汉上，在幕府于建宁任职，与楚地诸多名人交往，如汉阳田维翰、宜都杨守敬等人，相互以道德文章砥砺切磋。李宗羲（咸丰元年至三年任太平知县）任两江总督时，曾题“人伦规模”匾额对其表示赞赏。太平知县邹钟俊重修天都书院时计划收集图书，孙璧文不辞辛劳，奔走于东湖、宜都、江陵、汉阳等地，筹集九百多两银子，购买二万七千多册图书，运回书院储存。此后，他又集资从湖南、江西、广东、福建、上海以及日本长崎等地购得三千种、共计五万多卷图书。他对这些图书进行校勘整理，还刊印《仙源书院藏书目录续篇》以及借阅规则，并分发给全县。如今图书馆所藏旧书，大多是他当时留下的。他大力提倡文化，为当地读书士子带来诸多益处，堪称本县从古至今第一人。 光绪二十一年，孙璧文在任上去世。安徽学使奏请朝廷批准，将他供奉在乡贤祠。民国四年，河南省省长田文烈上报其著作及事迹，经政府批准，交付史馆为他立传。他著有《新义录》等多部作品，还曾著《太平县志考证》，但底本、抄本散失。 （民国）《太平县志》（卷九·艺术） 孙璧文 字玉塘，西隅人，同治丁卯举人。历任婺源及全椒等县教谕。生平淡于荣利，枕葄经史，搜讨考据，尤嗜《萧氏文选》，时集其成句为文，有若已出，一篇乍成，传抄几遍。尝侨寓汉上、游幕建宁，与楚之中名人，若汉阳田维翰、宜都杨守敬辈，以道德文章相磨砺。李宗羲督两江时，曾题“人伦规模”匾额以宠之。知县邹钟俊重修天都书院，议聚图书，璧文奔走东湖、宜都、江陵、汉阳，醵九百余金，购图书二万七千余巷，装箧运归，储之书院。后又集资，从湖南、江西、广东、福建、上海及日本长崎等地购得三千种，计五万余卷，并校判整理，刊印《仙源书院藏书目录续篇》及借阅规则分送全县，今图书馆储有旧书大半为其所遗。提倡文化，嘉惠士林，为本县古今第一人。光绪二十一年卒于任。安徽学使奏准，崇祀乡贤祠。民国四年，河南省省长田文烈上其著作事实，经政府批准，付清史馆立传。著有《新义录》《考古录》三卷、《玉塘集选》《皇朝直省计里图》等行世。又以本邑旧志错误甚多，著《太平县志考证》八卷，以备修志，底本、抄本送存书院，惜日久散佚。    ▶▶▶ 《听风问泉集》 《谏官周怡「讷溪文集」品析》 『北麓问樵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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