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中期南通县比较著名的“五大市镇”（金沙镇、平潮镇、石港镇、二甲镇、三余镇）中，三余是最年轻的镇。它是在民国初年才初成规模的。从一张百年前的南通县地图上可以看到，当时三余镇的位置，还是一条呈东北、西南向的“龙游沟”，在它的东边，标注的是“西金陵荡”“东金陵荡”。 自从民国三四年间三余建镇，至今不过一百年出头。它是怎样形成的？初貌又是什么样的呢？要谈三余镇，得先从金陵荡和大有晋公司说起。 金陵荡盐业衰落 所谓'金陵荡'，指的是现今三余镇方圆数十里范围之内，而尽头于黄海岸边的这块地域。在距今一百多年之前，这里是范堤之外、海势东渐后逐步淤涨起来的大片滩涂，是南通地区成陆较迟的地块之一。但在成陆之初，仍是潮来潮往，茫茫一片，盐碱浸渍，寸草不生，不见人烟。后来，随着海势的继续东移，在这片盐碱滩涂上，才逐渐有了蒿草和芦苇的生长。 据《江苏盐垦》载，当时'这块斥卤之地，乃通州辖地余西场、余中场和余东场北端接壤的环海之地，俗称金陵公荡'。后来这里建镇、建区时定名'三余'，其由来就在于此。 其时，'有盐之民来自苏州（泛指苏州地区的沿江一带——编者注）'，在此堆筑土墩居住，割蒿草煎卤成盐，'输送盐垣，得代价而后易衣食归。'那时，'滨海旷漠之中，除相距十余里之一屋一灶外，无建筑焉。'后来，金陵荡的蒿草芦苇逐渐茂盛，盐户灶丁逐渐增多，余中场的盐商也按灶课（灶课，旧时按地亩面积向政府缴纳的盐税名称——编者注）在金陵荡设垣，统属淮南盐政区。当时，两淮盐场贮盐的地方称为垣，清朝政府在淮南各盐场也设立公垣，作为灶户与商人交易的地点。
到了清朝末年，淮北盐场兴起，所产晒盐'比诸通泰如各场煎盐费省至1与15元之差','于是产盐趋于淮北，而淮南煎盐业渐次衰落'，金陵荡的盐业当然也是如此。至此，余中场的两家垣商德丰厚和积丰厚因'欠缴官款无以出',于是'愿尽卖其垣产'以脱困境。 大有晋废灶兴垦 清末，张謇兴办大生纺织公司后，为筹谋原棉不致匮乏，他努力推广植棉，并针对淮南盐场疲滞困弱的局面，提倡废盐灶，兴垦殖，扩充棉田。 至民国初年，适垣商急于出售金陵荡的垣地，张詧等人因即发起筹办大有晋盐垦公司，于民国2年、3年两次纠股集资50万元，收买了金陵荡垣地27.6万亩，声称'一方接办垣盐而舒商困，一方从事垦殖而兴地利'，并'订章绘图，禀部立案，计划全场（辟）为十三区'（十三区指：三余区、广运区、贡安区、恒兴区、东余区、晋南区、晋东区、晋余区、海晏区、环本区、大东区、同兴区以及同兴附区，每个区相当于一个分公司）。随即招农兴土，'茫茫海滨，围以海堤'30余里；堤内则'浚导干渠二道，沟通运河'，按区辟渠，造桥建闸；区内划框，田成方、路成框，同时着手'整理灶荡，培养草薪'。
然而，大有晋公司的废灶兴垦措施，同当时仍以烧盐为生的部分盐户灶丁的当前利益是大有矛盾的，因此在公司正式成立之前，就发生过一场冲突。民国元年（1912年）大有晋公司筹备机构的人员，选择了现今三余镇东北约1公里处，俗称'草公司'的陆姓宅基，拟作为公司地址，并建造了10多间草房。不料在农历七月初三的夜间，有盐户灶丁80多人哄向陆宅，放火烧掉了公司的草房，烧死了公司的三名职员；公司方面也调动'清乡军'捉拿了多人，把为首的时连富、陆斤癞子、顾兆祥等押送余东处斩，把人头挂到金陵荡示众。 这场流血事件发生以后，大有晋公司在民国2年重新选址。陆家宅西南约1公里，有一处荡地，地势低洼，芦苇丛生，多凫雁栖息，因以得名'野鹅潭'。据说张謇认为'此系水穴'之地，可避火灾，于是选定在'野鹅潭'大兴土木，在大约1平方华里的范围内，四周开河挖土填潭，河宽约50米，挖成'口'字形的护防河，又在河的南西北三面各建大木桥一座。桥境进内，就是营建公司房屋的地基，此即后来的三余影剧场、国营三余百货商店等所在之处。 营建工程在民国3年动工，民国4年建成'工'字形楼房一座，主楼三层，红色圆顶，当时人们称之为'洋楼'。楼房的两侧有花厅和厢房，东厢是公司的武装警察'实业队'的兵丁营房，西厢是一般职员的公事房。出入要通过高大的铁门，上有约2尺见方的铜质门匾一块，横书'大有晋公司'五个大字，旁边有竖写小字一行：'民国四年张謇题'。大厅上挂着一付也是张謇书写的对联：'肯发愤只在三年，一失足成千古恨'，联为废灶兴垦事业艰苦而发。1941年7月日军侵占三余后，铜匾被劫走，至今无从探查。公司的房屋，也于1942年农历正月初一那天被日军拆毁，建筑了碉堡。
民国2年，大有晋公司就通告开始招佃垦殖。公司规定，凡来登记（俗称'写田'）承佃者，20市亩先交'写田费'2.50元，再陆续交足顶首207.50元，就可得到相应的永佃权（即'议租田'，俗称'重划田')，由公司发给佃权执照。实际上这是大有晋公司筹集资金的又一办法。至于承佃以后的开沟整地，种青蓄淡，铺生盖草等一切垦荒成本，全由佃农自理。而一到夏秋两熟收获时，又须向公司缴纳实物租息。以秋熟棉花为例，公司于每年八九月间就派职员下乡，逐个估测当年的棉花产量，以测产数的三成或四成议定租额，收获后还要由佃农送到公司指定的棉仓。这些新垦的盐碱地，产量本来就低，交租以后佃农所得的就更少了。所以他们都承受着沉重的劳动负担和经济剥削。 垦荒佃农多数来自海、启、崇三县。其生产条件与生活条件的艰苦程度，也是难以说尽的。当时人烟稀少，呼应无人，住的是芦苇草把扎成的'环洞舍'，弯腰进棚，土墩搁铺，掘土埋锅，咸水煮饭。据沈文斌老人在1981年回忆时说，他于民国2、3年间从启东头甲海到大有晋公司垦荒，当年的农历三月初一到六月十七日，三个半月里三次灌进海潮，再加台风暴雨，田间水深过膝，一年辛苦，一无收成。民国5年又是风潮之灾，棉田尽淹。当时流传着一首谣谚：'金陵荡，金陵荡，一年几次潮没和水荒，拖儿带女拿起一根讨饭棒。' 后来，随着水利条件的逐渐改善，土质的逐渐改良，棉花产量亦逐渐有所提高。移民也在逐年增加，民国9年垦区人口已有13500多人。民国13年算是好年成，已垦的熟地达10万余亩，'可出净棉2万石左右'了。 三余镇农商渐旺 大有晋公司开发金陵荡，垦殖棉花的经营规划中，一开始就包括了农商并举的方针，在公司的所在地统一布局，建镇招商设铺，为促进垦区的棉花生产和为移民的生活服务，从而有利于公司本身的经营和发展。 由于公司建在大河以南，三余建镇的镇基也多在大河以南，都属三余区（分公司）的范围。建镇的布局、资金与施工，都由公司统一筹划。镇基依三余十字大河的地形而定，街道铺筑成'井'字形，中间有五座大桥沟通。街面宽4米左右，下有排水阴沟，碎石平铺路面。街道两旁相向建造了市房300多间。在镇的周围，又建造起了公司坐办、经理、帐房以及张詧等权力者的大院与别墅六七处。镇中心建了水泥地坪的小菜场。这些工程都在民国三至五年间进行，历时三年完成。但在镇基的东北角，当时仍是大片的贮盐场。 从建镇开始，余东、余西、包场等地的商人闻讯后，就陆续投奔三余设铺。第一批来的，有张詧的亲戚沈茂林开的酒店，余东迁来的赵源顺专营建筑材料，并包建市房，阎老五开的八鲜行等几家。接踵而来的有余中的庆和酱园，宋姓杂货店，费庆余药店，太济公花粮行，公义布庄，陈姓客栈，丁祝富铁店，陆姓茶馆，李长胜理发店等。 民国4年，在镇基东南角建了一座小型柴油机发电厂，所发之电主要供轧花厂动力与公司的照明。民国6年在河南创办了三余小学，一切费用由公司支出，不收学费。最初两个教室，两位教师（蒋文儒、瞿金城），收学生五六十名。逐年扩展后，先后聘有教师张磐石、康达源、唐楚云。1933年后转为县立三余中心小学校。 民国13年，当地瘟疫流行，染病死亡了很多人，一些商家就筹款在西街（后来的红星街北端）建造了一座木香亭，焚烧佛香，说是可避瘟驱邪，这座亭子到1952年才拆除掉。民国14年在北街靠河边建造了一座禹稷庙，解放后改为了粮站，1964年又改建成三余镇卫生院。
1934年大生一厂厂长李升伯派张素成在三余镇南面办了一所棉花试验场，1937年国民党政府南通督察专员公署在三余建立了棉产改进处，计划逐步推广改良棉种，后来都因抗战而停办。 随着垦区土地的逐渐成熟，棉花产量的逐年增加，也促进了三余镇的逐渐兴旺。每到新棉上市季节，各分公司的新棉大量集运到三余镇，大生厂尽数收购，轧花户、收花商逐年增加，外地各种行业也来经营牟利，至1929年街面房屋都已开设了商店，三余镇市面日益繁荣，街道也随之向南北两端延伸、扩展。1934年中央大学地理系两淮考察组在《水利盐垦实录》中写道：三余镇'市廛稠密，颇有可观，街道平坦，旁植树木，交通既便，景色亦佳，自南通至此，汽车三小时可达。' 注：本文引用资料除注明者外，有《大生资本集团史》、《大有晋公司庚申年第七届董事股东会议案》《南通县图志》。 资料来源：《南通县文史资料》第一辑（1987年5月出刊），原文标题：《金陵荡、大有晋、三余镇》（作者：姜伯涵 吴福朝 刘启成。赵鹤综合整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