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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的事情发生了，两天之后的清晨，1月19日，蔡叔厚慌慌 张张地到塘山路业广里来找我，把一张英文《泰晤士报》递给我， 说：“你看，这事情可大了。” 我看了大标题是大批共党开会被捕，内容是说1月17日晚共党在东方旅社开会，被当局发觉后，逮捕了 二十七人。 东方旅社是一家中小型的西式旅馆，坐落在汉口路六 六六号(这和以后扩建的东方饭店不同),当时蔡叔厚已经转到特 科，消息当然比我灵通。 我问他被捕的是哪些人，有没有重要人 物，他也说不知道，只是要我这几天行动小心，最好住在家里，说完 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由于当时中文报上还没有发表这个消息，所 以我还有点怀疑。 到第三天，我实在憋不住了，就到离我家不远的 下海庙去找钱杏邮，钱也知道出了问题，但他的消息是从找不到柔 石、殷夫等人而引起的。 我和他一起到南强书局去找了林伯修(杜国庠),他和我们一样，风闻有几十人被捕，但不知道具体情况。但是他知道，这些被捕的人肯定是反对陈绍禹的，因为17日之前，冯 铿已经在南强书局和戴平万谈过，说何孟雄等许多人都认为四中 全会是不合法的。 同一天下午，我在内山书店碰到尾崎秀实，他也 悄悄地告诉我，说东方旅社发生了问题，但看情况，他并不那么紧 张。他说，史沫特莱告诉他，孙夫人主持的“互济会”已经请了潘震 亚大律师向工部局要求保释，因为这些人都是政治犯。 不久，中文报上都发表了国民党中央社统发的消息，说共产党 在东方旅社开会，被巡警查悉，逮捕了共党四十六人，但没有发表 被捕者的身份和名字。 同时，上海的英、法、俄、日文报纸都发表了 这一事件，所报道的内容互不一致，有的说被捕者为三十六人，其 中有中共中央委员；也有的说这一事件是内讧，有人向工部局 告发而发生的。 不久，尾崎告诉我的那个希望落了空，工部局把全 部被捕者向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引渡，旋即转送到龙华淞沪警备司 令部，经过严刑拷问，但被捕的同志们团结一致，坚决斗争。 特别 可贵的是他们中间有不少人知道党的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住址， 但他们绝不让敌人得到一点线索。 这样，就在他们被捕之后的二 十天—2月7日傍晚，就将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三人枪决，其他十三人则判处六年至十五年徒刑。 遭屠杀的二十三名 烈士中有五位是“左联”的盟员，即李求实、柔石、胡也频、殷夫、冯 铿。 事后，蔡叔厚告诉我，被杀害的二十三人中有不少党的重要干 部，如蔡博真、龙大道、欧阳立安等等。 蔡博真是闸北区委书记、反 帝大同盟党团书记； 欧阳立安是共青团江苏省委兼上海总工会青 工部长(即《我的一家》的作者陶承同志之子); 龙大道是上海总工 会秘书长。 烈士们牺牲后集体掩埋在刑场附近的荒丘。上海解放 后，已发掘认明了的只有十九人，还有四人已不能辨认。 被判刑的 十三人大部分一直关到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经过协商才获释 放。 这里要提一下，在这十三人中，有一位陈曼云，是后来蔡楚生的夫人，当时她是潘汉年的“交通”。 关于五烈士殉难事件，当时的报道和事后回忆文章，都有许多 不一致的地方，例如： 一般记载都说1931年1月17日晚工部局巡 警在东方旅社逮捕共产党人三十六名，1月19日解送上海警察 局，2月7日，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三人在龙华殉难。 经 查核，上述记载不完全准确。 第一，这次“大逮捕”不是公共租界工 部局的单独行动，而是“公共租界捕房与市警察局组成联合行动队 于周六(按即1月17日)中午开始行动，延至今日(按指19日)凌 晨”进行的， 逮捕的地方也不是东方旅社一处，而是“东方旅社、中 山旅社和华德路小学”三处(引文见1931年1月19日英文《上海 泰晤士报》,同日英文《字林西报》所载略同); 第二，2月7日在龙 华被害人数，有二十三人、二十四人、二十余人等不同记载，经核 查，应为二十三人。 据1931年2月12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 报》所载：“确息，龙华卫戍司令部于二七纪念日晚七时，秘密枪杀 二十三名被拘在狱的革命战士，其中最后一个被枪杀时，高呼'共 产党万岁!”'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等口号，使行刑的士兵都掉下 眼泪”; 第三，1979年“党史资料丛刊”第一期所载吴贵芳回忆文章中说：“一月间被捕的三十六人中，除二十三位同志牺牲外，尚有十 三人被分别判刑，其中有黄理文、李初梨、柯仲平等。……” 事实 上，李初梨、柯仲平两同志虽被判刑，但不属东方旅社一案，也非同 时被捕。 李初梨同志(李宜兹)是1931年1月20日去找沪东区委 书记时被捕，柯仲平同志是1930年12月9日为纪念广州暴动参 加示威时被捕的； 第四，当时何孟雄、李求实等同志在东方旅社开 会，确是为了不同意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的报告，他们牺牲后，王 明一派也的确诬蔑他们为“反党小集团分子”,但当时党报还是把 他们认为“革命战士”和“烈士”的。 如同年3月12日的《群众日 报》曾发表社论，明确地肯定：“何孟雄等二十三个同志，他们都是 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他们大多数都有英勇的阶段斗争历史。” 由 此可见，有些人把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党的领导一律说成“王明一 派”,把当时的中央政治局看作铁板一块的“王明派”,是错误的。 这时，潘汉年已负责特科工作，所以在我们获悉五烈士牺牲之 后，就由冯雪峰主持召开了一次“文委”和“左联”执委的扩大会议 (郑伯奇、许幸之也列席了)。 组织上传达了这次东方旅社事件的 经过，由于当时国民党大小报纸的大肆宣传，制造各种谣言，如共 党内部分裂，一部分“匪首”已向国府投诚等等，因此会议决定除与 被捕者有密切联系的人必须迁居或隐蔽外，其他照常工作，不要轻 信谣言。 同时决定立即起草一份抗议宣言，并向国外发表文告，要 求全世界革命作家声援，向国民党提抗议。 在这之前，由于许多 “左联”的刊物被禁，所以在1930年秋，“文委”曾决议创办一份“左 联”的机关杂志，并由鲁迅定名为《前哨》,当时已在《文化斗争》上 发表过消息，并征求直接订户。 但因白色恐怖严重，过去和我们有 关系的印刷厂，都不敢承印。因此，这次会上决定为了尽快让这些 重要文件早日发表，应尽一切可能，提前出版《前哨》。 据我回忆， 上述宣言和声明都请鲁迅和茅盾起草，由冯雪峰直接联系。 对国外宣传，则决定由我去找史沫特莱商定。 考虑到尾畸秀实已经把 这一消息向日本报刊上作了报道，而他又和史沫特莱很熟，所以我 就在一天晚上和尾崎秀实一起到卡德路一家公寓楼上去找了史沫 特莱，我英语讲不好，尾崎给我当了翻译。 史沫特莱先是紧张地问 我党中央有没有被破坏，当我把已经知道的情况告诉了她，她才安 静下来，但是当我谈到“左联”有五位盟员牺牲有冯铿在内的时候， 她竟失声痛哭。 因为1930年，史沫特莱等人在一家荷兰餐馆为鲁 迅祝寿的时候，冯铿发表过一篇激昂慷慨的演说，所以史沫特莱对 她的印象很深。 当晚决定，所有“左联”要发的文件，都由他们两人 负责翻译，并通过最妥善的途径送发到北美、欧洲与日本。 第二 天，我把情况向雪峰作了汇报，他说宣言和声明已由茅盾起草，然 后再由鲁迅定稿，但同时，他焦急地说，已经同意排印《前哨》的那 家印刷所，又拒绝承印了，所以，现在必须立即想办法找印刷所。 我记起1929年冬天，潘汉年曾介绍我认识过现代书局的沈松泉和 卢方，我说是否可以托他们想想办法，雪峰连连摇手，说这些人早 已吓得不敢和我们见面了。 于是我提出，在《前哨》出版之前，为了 扩大国际影响，两个文件定稿后，可以先送到外国去发表，雪峰同 意了我的意见。 日文是由尾畸秀实和山上正义分头翻译，而且很 快在日本左翼文艺杂志上发表。 山上正义同时还提出了一个建 议：编辑、出版一本《五烈士作品选集》,尾崎也表示同意。 当时在 上海有一个日本人办的“同文书院”,一般人都认为这是一个日本 帝国主义者在中国训练特务的场所，但很奇怪，这所学校里面，有 十来个日本共产党员和同情者，他们都和尾崎、山上有联系，“社 联”的王学文还经常去辅导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些学生中有几 个后来成了日共的领导干部。 这本《五烈士作品选集》后来经过考 虑，为了便于在日本出版发行，决定这本书的封面只写鲁迅的《阿 Q 正传》,在《阿Q 正传》后面加上五烈士的作品。 这本书的译者是山上正义，由尾崎秀实用白川次郎的笔名写了序文，这可以说是 纪念五烈士的最早的一本外文译本，关于此事，戈宝权曾作过长文 考证。 经过了数不尽的周折，《前哨》直到4月中才找到了一家小出 版所，书页上印的出版日期是4月25日，但实际上到五六月间才 正式出版。这是因为杂志的内容印好后，印刷所老板突然坚拒在 封面上套印“前哨”这两个红字和五烈士的照片，于是，只能用手工 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据冯雪峰的回忆，杂志印好之后，“刊物的 名字《前哨》这两个战斗性的字也只得空着，让刊物拿到我家里后， 再用木头刻的这两个字一份一份地印上去。五个烈士的照片也设 法在别处印好后再一份一份地贴上去的。” (《冯雪峰论文集》二二 三页)由于《前哨》的出版经过了一场极端严重的斗争，这本杂志可 以说是中国报刊史上的光辉一页。当时，我曾保存了一份，这一份 的《前哨》两个字，由于红墨水用完，而用蓝墨水印的，我还在刊物 的左角，用毛笔写了T·S · 这两个字。这一珍本经过辗转隐藏，一 直保留到解放以后，我还把它当作珍品一样地给朋友们看过。可 是，不幸的是这一珍本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了。 由于宣言和对外申诉书，早在《前哨》出版前已经在国外发表， 所以就在《前哨》创刊号上，除登载了《中国“左联”为国民党屠杀大 批革命家宣言》、《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 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者、思想家书》,以及LS(鲁迅)的《中国 无产阶级文学和前驱的血》等文章外， 同时还发表了“无产阶级革 命作家国际协会主席团”和美国《新群众》给“左联”的慰问函件。 同年11月，在苏联哈尔科夫召开的“世界文学大会”上，“左联”代 表萧三为此事发表了演讲，也引起了全世界进步文艺工作者的强 烈反映。 经办这件事的，是刚从日本回来的楼适夷(楼建南),他出 了很大的力，我记得，60年代初，他曾写过一篇回忆这件事的文章。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与此有关的另一件事。 当尾崎、山上把 《阿Q 正传》(及五烈士遗稿)译毕，寄到东京去付印后不久，山上 又约了尾崎和另一位我认识的同文书院的日本学生在一家小中国 饭馆吃饭，山上说，日本人民大众中，对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及革 命文艺运动的情况知道得太少了， 而相反，资产阶级报刊却不断地 制造谣言，诬蔑中共，所以他建议再出一本小册子，来介绍中国革 命概况，他经历和目睹过广州起义和红军进攻长沙，所以他可以写 一些报道性的文章，大家表示同意， 但由于要介绍中国无产阶级革 命概况，所以他们要我负责编辑校订，实际事务工作由那位同文书 院的同志负责。 我已记不起他的名字，后来我问过当时和他常在 一起的袴田里见，他也记忆不起了。由于他住在一家泥水匠的楼 上，门前挂的招牌是“水木两作”,很像一个日本人的名字，所以他 写文章就用了“水木两作”这个笔名，这一件事很有趣，所以我还能 记起。 但是如前所说，当时白色恐怖严重，加上这几个月大家都 忙，稿子集不起来，只有山上正义交来了一篇题名为《广州起义和 长沙占领》的短稿，出小册子的计划没有成功，山上的文章换了一 个笔名“伴成一”,一直放在我的书橱里，经过八年抗战，我辗转迁 移，年深月久，这件事就完全忘记了。 奇怪得很，1978年我平反 后，“专案组”把一堆乱七八糟的旧书杂稿退还给我，才又发现了这 篇文章，时间隔了近四十年，文章用的笔名既不是山上正义或林守 仁，而是伴成一，更使我回想不起这件事了。 但是，当时亲身经历 过广州暴动和进攻长沙的日本记者，除山上之外无第二人，所以就 把这篇稿子寄给了正在研究山上正义的戈宝权，请他考证一下。 经他再三研究，对证笔迹，才证实了这的确是山上的遗稿，然后把 此文来历作了研究，并翻译出来，在1982年6月出版的《革命文 物》上发表。 山上正义是一位杰出的革命的新闻记者，大革命年代在广州与鲁迅缔交，翻译了《阿Q 正传》,还以广州起义为题材，写 过一部题名为《震撼中国的三天》的剧本。 山上是日共党员， 对中国革命寄予了极大的希望，上述的那篇短文的结尾是这样写 的： “我的这篇没有条理的回想……它记录了在这两次大事件中的 印象，不论什么时候回忆起来，都是使人寄予希望的东西。” 当他的 希望达到了的时候，他早已在北平去世了，但他的遗稿居然历经沧 桑而保存下来，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我补写了这一段，为的让中 国读者不要忘记在我们最最困难的时候，还有那样热爱中国人民 的日本朋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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