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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最反常的一点，就是他无论写文章，还是与人交谈，但凡提到亲妈鲁瑞，都叫“鲁迅的母亲”或“他的母亲”，最客气也就“鲁老太太”四字，好像他妈不是他妈，完全就一个毫不相干的大妈。他晚年写回忆录，提到鲁瑞，照例要把自己摘开，只说“鲁老太太是鲁迅的母亲”，让人觉得莫名其妙。所以有好事者揣测，周和母亲关系不好，至少内心很是不满，甚至将兄弟失和的怨念转嫁到了老母亲身上，是有道理的。 正常人都不会这样称呼自己的母亲的，鲁迅就不会。鲁迅这方面很传统，无论公私两造，提及鲁瑞都是“母亲”，如写家信则是“母亲大人”，看不出任何异状。可查周作人的全集，除了回忆录（《知堂回想录》）突兀出现过一个“先母事略”回目外，他应该再未有过诸如“家母”、“家慈”、“我母亲”这类正常表述。话说1936年10月，鲁迅病逝，北大为这位前职工开追悼会，周作人时在京城，必然在受邀出席之列，并需要讲话的。据老舍事后回忆，彼时知堂着实颇“鸡贼”，只说鲁迅整理古籍与搞考古很有一手，至于写作成就之类直接避而不谈，且谈到自家老母时，也只是说“他的母亲”，让在座的人很错讹。老舍就感慨说，一个“连自己母亲都不肯承认的人，何况国家呢”？这样的观察推论，细思颇有道理。 在当时，周作人的这种反常表现，可能也让好些熟人都大惑不解的。钱锺书的清华同学常风，日后也是有名的评论家，他在1938年受托敦促周作人南下，曾与之有过一场谈话。这次面谈，最让常风印象深刻，以至于数十年都忘不掉的一个细节就是，周作人有三次谈及自己母亲，措辞居然全都是“鲁迅的母亲”（谈到嫂子朱安则是“他的女人”），把常风直接整懵了。回去的路上，常风还一个劲回味这个事，搞不清到底什么状况，当然也对周作人很不满，印象一下子变得很差，立马粉转路人。他说的是，周“好像是在说什么不相干的人的老太太”，觉得“十分刺耳不解”。今之学者杨建民先生曾专门写有文章《周作人对母亲的称谓》谈这个事，翻翻会很有意思。 可周作人真对生母鲁瑞不满么？似乎又从无这方面的迹象。不管是正式文章里，还是晚年回忆录中，亦或私下交流时，除了称谓很疏冷很怪异外，有关老母亲的评语，都看不出有什么异常，多是如实评述。周作人本身的性格，也是比较和缓温吞的，大不可能干出什么激烈对抗老母之事。晚年鲁瑞和邻居俞芳闲聊家事，谈到二儿子时，也说过周作人的“长处”就是爱整洁，同时“性格和顺，遇事好商量，对人谦和”。周作人年轻时，有什么想不开的事，鲁瑞大抵稍微劝说下，他往往都能转嗔为喜，高高兴兴起来。既无母子冲突，又何来嫌隙？这么一来，此事该如何解释，我起初也很纳闷，前段匆匆翻了刚整理出版的《周作人日记》（联经2025版），也没有完全理清楚。 唯一能比较说得通的，大概就是周作人作为大家族中的“老二”，少时受父母长辈宠溺，成年后又得长兄包办一切，性格上是比较自私的，对于家庭的责任感更是淡漠，甚至潜意识里不太情愿尽为人子的责任，生怕吃亏。这一点，鲁瑞也讲过。她对这个二儿子，唯一不满的，就是“他对家庭没有责任感”，认为“在他心里，家里的事，都应该由老大负责，与他无关”（俞芳《谈谈周作人》）。老太太还吐槽过一件事：当初鲁迅噩耗传来，鲁瑞悲痛到“全身颤抖”，见到周作人，禁不住第一句话就是“老二，以后我就全要靠你了”，可没想到周作人直接回了一句，“我苦哉，我苦哉......”，完全是很冷漠且不情愿的样子。鲁瑞说，老二实在太不会说话了，这个场合，正常人该说“请母亲放心”云云，他倒好，立马推卸赡养责任起来了。推测成因，老太太也认为是周作人自小“依赖性太强了”，真遇到事了就自私。知子莫若母，1937年之后，鲁瑞就很担心周作人会立场不坚，“对抗战的态度”不行。一年后，果然如期所料。 这其实也是我最不满周作人的一点。就是他公开“人设”是很睿智很很宽厚仁爱的，简直是希世之圣贤、得道之高人，可一旦在现实中真有利益冲突了，往往就显得自私，乃至寡恩，爱逃避，称自家老母为“鲁迅的母亲”，不过一个幽暗意识流露而已。他对老母亲是这样的，对兄长是这样的，对寡嫂朱安也是这样的，一点都不符合他毕生鼓吹的“哀孺子而嘉妇人”理念。比如当年战乱，道路阻隔，朱安独自困守京城，衣食没有着落，周边唯一可仰仗的是小叔子周作人，可周并不会恤顾一二，15每月都嫌多，只是劝她廉价卖掉鲁迅藏书换饭吃，言行是很冷血的。舒芜也说过，鲁迅过世之后，按理说兄弟间的恩恩怨怨也该一笔勾销了，可周作人不是，他是逮住机会就要对兄长人身攻击，“一触即发，常常是非常恶毒的”。 尽管我是知堂散文铁粉，以为其文章算是近代白话文登封造极之列了，但还是会觉得他终身难脱一个“伪”字。我读周作人，一个体会就是：知识分子的话，再如何甜言蜜语，那也是“做文章”而已，万可不敢照单全收，不然就得上“印刷品的当”。文人靠得住,母猪会上树，适用者自绝不止一个周作人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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