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丽 | 目录分类中的伪史与霸史——兼论刘知幾的目录分类思想

秦丽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提要】自阮孝绪《七录》和《隋书·经籍志》以来，伪史、霸史成为目录分类中的重要子目。此后，历隋唐五代至于宋元，各代书目或取伪史，或列霸史，类目名称的差异与各朝政治形势、正统观念、学者学术主张息息相关，亦多受制于书目间的相互因袭。自唐代刘知幾《史通·因习》篇始，即对《隋书·经籍志》霸史类的收录标准等问题提出批评。细审之，可发现刘知幾在评述《隋书·经籍志》等目录著作时，往往按照个人标准衡量古书，忽视了古书修撰的实际条件与体例，特别是未注意到目录书“记藏书”与“记著述”的差异，这在考察刘知幾目录分类思想和相关问题时应予注意。

【关键词】伪史；霸史；刘知幾；《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

唐代著名史学批评家刘知幾在其所著《史通》一书中曾对《隋书·经籍志》提出质疑。其言：

当晋宅江、淮，实膺正朔，嫉彼群雄，称为僭盗。故阮氏《七录》，以田、范、裴、段诸记，刘、石、苻、姚等书，别创一名，题为“伪史”。及隋氏受命，海内为家，国靡爱憎，人无彼我，而世有撰《隋书·经籍志》者，其流别群书，还依阮《录》。案国之有伪，其来尚矣。如杜宇作帝，勾践称王，孙权建鼎峙之业，萧詧为附庸之主，而扬雄撰《蜀纪》，子贡著《越绝》，虞裁《江表传》，蔡述《后梁史》。考斯众作，咸是伪书，自可类聚相从，合成一部，何止取东晋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

刘知幾指出，阮孝绪作为南朝梁人，其所著私家书目《七录》以东晋南朝为正统，将北方各政权划入伪史，这无足为奇。但逮至隋唐时期，国家一统，唐官修《隋书·经籍志》所列霸史类仍沿袭《七录》伪史类，仅收录魏晋南北朝的僭伪政权，这种做法并不合理。在他看来，凡是记录偏居一隅政权的史书，不计朝代先后，均应在目录书中归诸一类，即浦起龙所言：“凡方隅偏据之史，皆可收归一门。”

刘知幾的批评是否合理？《隋书·经籍志》分类方式背后的深层逻辑是什么？伪史和霸史的源流如何？它们的定义和收录标准在《隋书·经籍志》和刘知幾之后发生了怎样的演变？管见所及，目前学界针对这一问题，尚无系统讨论，下文就此进行考察。

一、伪史和霸史在历代书目中的源流与变迁

就目录学的发展历程看，魏晋南北朝是史部书籍大量增长的时期，史部成为目录分类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东晋南朝形成了强烈的正统、僭伪观念，各政权纷纷设官修史，标榜自身的正统地位，并斥他国为伪，体现在目录分类中，即伪史类的出现。据《史通》记载，伪史作为目录子目，最早出现于阮孝绪所著《七录》，后《隋书·经籍志》将其改为霸史，这一变化极大影响了后世的目录分类。《四库全书总目》史部载记类小序曾梳理伪史、霸史的发展轨迹，但未详列其在历代书目中的著录情况，今作简要梳理，列表如下：

古代书目所见伪史、霸史分布表 

上表共查到各类书目著录伪史12种、霸史六种，以下可从五方面对表格展开分析。

第一，伪史和霸史分别起源于《七录》和《隋书·经籍志》，它们为何会出现名称上的差异？其收录内容又有何异同？

阮孝绪《七录》共列内外篇七大类，内篇纪传录相当于后世四部分类中的史部，纪传录下分12小类，第七小类为伪史类。关于伪史的立目原因，《七录》亡佚已久，残存的《七录序》又未言及，仅据《史通》载：“当晋宅江、淮，实膺正朔，嫉彼群雄，称为僭盗。故阮氏《七录》……别创一名，题为'伪史’。”阮孝绪站在东晋南朝的政治立场上，视石勒后赵、苻坚前秦等政权为僭伪，列入伪史中。由此可知伪史之“伪”乃在于与正统政权对立的僭伪政权。据《七录序》伪史类收书26种，目前除刘知幾提到的“田、范、裴、段诸记，刘、石、苻、姚等书”这些记载北方各政权的史籍确定收录于该书外，《七录》伪史类还包括哪些书籍尚难断言。

《隋书·经籍志》编纂于唐初，其史部13子目和《七录》纪传录12小类大同小异，略有改动，由伪史到霸史即改易之一。所谓“霸”，在先秦时期，即有王道、霸道之争。魏晋时期，东晋史家袁宏秉承“君臣父子”的名教原则，提出了“霸朝”的概念，代指曹操等权臣专擅朝政、架空皇权而建立的军事性政权组织形式，是新旧皇权在嬗替过程中出现的特殊政治模式。至唐代，《隋书·经籍志》史部霸史类小序言：“自晋永嘉之乱，皇纲失驭，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窃号，然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今举其见在，谓之霸史。”又开元时《唐六典》所载官方藏书目录分类云：“乙部为史，其类一十有三……四曰霸史，以纪伪朝国史（《赵书》等二十七部，三百三十五卷）。”综合二者，可见当时唐朝官方认为霸史之“霸”，重在占据中原、独立称尊的九州各政权，这些政权在性质上属“伪朝”。由于隋唐统治者出身北朝王族，在统一南北的过程中又大力吸收南朝文化，故在正统观上既以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为正宗，又承认东晋南朝的合法地位。观察《隋书·经籍志》著录内容，正史类包括宋、齐、梁、陈各朝史书，至于霸史类的范围，正如姚振宗所言，不仅包括刘知幾提到的十六国政权史书，还有吐谷浑史书、专记蜀地史事的《华阳国志》，以及记载“梁元帝子谞据湘州事”的《天启纪》这一汉人政权史书。这些政权多是偏霸一方的地方势力，梶山智史即以《隋书·经籍志》霸史为永嘉之乱后关于各割据政权的史书。可见，从伪史到霸史，不仅名称发生了变化，其背后的含义及著录范围同样存在差异。阮孝绪生于南北对立之时，其所谓“伪”主要是以江左政权为立场划定的北方政权，而《隋书·经籍志》编纂者立足于唐代疆域一统的政治格局、“朕独爱之如一”的政策，其所谓“霸”不论华夷，凡在正统政权之外擅自标举正朔、立有名号者均包括在内，某种程度上亦隐含地方志或地方史之意，这也成为霸史类与地理类界限不明的伏笔。当然，从“伪”到“霸”，由于“敌对”立场的消退，后者的贬义色彩大大降低。

第二，关于《旧唐书·经籍志》的分类立目问题。《旧唐书·经籍志》总序载：“今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以表艺文之盛。四部者，甲、乙、丙、丁之次也……乙部为史，其类十有三：一曰正史，以纪纪传表志。二曰古史，以纪编年系事。三曰杂史，以纪异体杂纪。四曰霸史，以纪伪朝国史……”但正文目录又列“正史类一，编年类二，伪史类三，杂史类四……”，且在部类末写到“右七十五部，编年五十五家，杂伪国史二十家，凡一千四百十卷”。志文前后矛盾，相互龃龉，令人生疑。

一般认为，成书于五代时期的《旧唐书·经籍志》以唐代目录学家毋煚所著《古今书录》为蓝本。不过，清人钱大昕已注意到《旧唐书·经籍志》总序“全采”《唐六典》所载唐秘书郎掌管四部图籍时的官方目录分类，唯经部“经解”“诂训”二类是《旧唐书·经籍志》新增。王重民、武秀成认为，志文总序的图书分类或非源自《唐六典》，而是本自唐开元年间官修书目《群书四部录》。总之，《旧唐书·经籍志》总序的分类系统为唐官方图书分类系统无疑。以史部为例，对比《旧唐书·经籍志》与《隋书·经籍志》，可发现二者除“簿录”“略录”不同外，在类目名称和排序上保持了高度一致。《旧唐书·经籍志》正文分类则与其总序所引毋煚《古今书录》部类数目相合，其当为毋氏分类。因此，志文总序与正文采用的目录分类存在官私差异，二者在类目名称和排序上均不同。毋煚曾于开元五年（717年）至九年（721年）参与《群书四部录》的编修工作，并担任子部负责人。开元九年书成后，毋煚继续整理书目，逐渐发现官目之失，如“所用书序，咸取魏文贞；所分书类，皆据《隋经籍志》。理有未允，体有不通”，故私下撰写《古今书录》，以纠正前书缺点。《古今书录》志文总序第四类目为霸史，而正文第三类目为伪史无霸史，这些差异的出现，当是毋煚在《群书四部录》基础上重新修订的结果，又为《旧唐书·经籍志》继承。

关于毋氏调整类目的原因，王重民认为毋煚对隋末农民大起义有了“戒心”，借以宣传封建正统思想。经历了隋唐之际的动乱及唐前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残酷斗争，到唐玄宗时，统治者顺应时代要求，大力倡导文治，弘扬儒家忠孝观念，规范社会秩序。唐玄宗曾先后于开元七年（719年）、天宝二年（743年）两次为《孝经》作注，强调“忠孝道著，乃能扬名荣亲”，试图移孝于忠，教化臣民。当时官方的舆论导向，可能对毋煚修改类目产生了一定影响。另外，由于《七录》及其分类体系在唐代影响甚大，管见所及，除《唐六典》《隋书·经籍志》外，今存唐人文献多称十六国各国史为伪史而非霸史，前述刘知幾《史通》中便提到“崔鸿鸠集诸伪史，聚成《春秋》”，“由是伪史宣布，大行于时”，因此不排除毋煚因袭《七录》成法的可能。

关于《旧唐书·经籍志》的文献构成，再稍作讨论。据武秀成《〈旧唐书·经籍志序〉考误》，针对《旧唐书·经籍志》总序经部“以纪六经谶候”一句重出问题，钱大昕认为志文原文为“九曰图纬，以纪六经谶候；十曰经解；十一曰诂训；十二曰小学，以纪字体声韵”，今所见第十、十一分类的说明文字同样是“以纪六经谶候”，这或出自校书者的增益。武秀成则推测原文当作“九曰图纬，以纪六经谶侯；十曰小学，以纪字体声韵”，即全同《唐六典》的分类，但后世传写时于图纬类出现衍文，校书者察其有误，又据正文经部分类改为“经解”“诂训”二目。由此可见，钱、武二人均将问题指向了后世的校书者、刊印者，但并没有证据表明志文原缺说明文字，而若校书者发现了此重出问题，并能根据后文改正类目，又为何没将子、史二部的前后矛盾也调整统一？对此，我们或可提出另一种可能性，即《旧唐书·经籍志》的编纂者在纂修该书时，同时参考了《群书四部录》或《唐六典》中记载的官方目录分类和毋煚的《古今书录》。由于官私书目在分类体系上多存歧异，编纂者在最初抄录时，因总序需宏观概括有唐一代藏书盛况，故使用官方图书分类，而正文则全袭《古今书录》。在之后的统稿过程中，统稿者发现志文前后叙述不一，特别是总序经部为十类，正文为十二类，遂尝试对此进行弥缝疏通，其最简单的做法自是依据正文改动总序的分类体系及说明文字。但正如王重民所论，《古今书录》没有各子目的说明或定义，统稿者无所凭据，为整齐文字，遂将“以纪六经谶候”书写三次，复因修史时间有限，改而未尽，最终留下子部总序十四类、正文十七类以及史部霸史伪史这样明显的抵牾。至于南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引《旧唐书·经籍志》作“经解以通六经大义，诂训以解六经章句”，或是察觉到《旧唐书·经籍志》之讹，以意改之。

另外，《旧唐书·经籍志》正文中编年、伪史分列史部第二、三类，但著录图书时则合并计数：“右七十五部，编年五十五家，杂伪国史二十家，凡一千四百十卷。”经统计，两类实际著录图书共73部1353卷，与其标示总数相差2部57卷。志文明言编年类55家，则其应为起首“《纪年》十四卷（汲冢书）”至第55种“《隋后略》十卷，张大素撰”，这些书籍依次载录了西汉、东汉、曹魏、东西晋、宋、齐、梁、北齐、隋朝历史；之后自“《蜀国志》十五卷，陈寿撰”“《吴书》五十五卷（韦昭撰）”至最末“《十六国春秋》一百二十卷，崔鸿撰”为杂伪国史，记录了蜀、吴及后赵、前秦、南燕等北方各政权的历史。考虑到《蜀国志》《吴国志》《十六国春秋》《吴书》等书均为纪传体，根据志文结构，将编年、伪史自第56种断开，当属合理，但这会导致伪史类缺二部。牛继清也注意到此问题，他认为《旧唐书·经籍志》在长期传抄刊刻过程中存在脱漏现象，并对照《旧唐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指出前者伪史类亦脱漏二部，即段龟龙《凉记》、刘昞《凉书》各十卷，加上志文未载卷数的《山阳义纪》十卷、误记为三卷的《齐春秋》30卷，则部数、卷数均能相合，此观点可备一说。

据前文将《旧唐书·经籍志》史部分作编年55种、伪史18种后，编年类有二书值得留意。一是第48种“《天启记》十卷，守节先生撰”，该书见于《隋书·经籍志》霸史类，但《旧唐书·经籍志》及其底本《古今书录》未将之列入伪史。《隋书·经籍志》中《天启纪》前后均为记梁朝事的史书，如《乘舆龙飞记》《梁典》《梁太清纪》《梁撮要》《淮海乱离志》等12部，这应是实藏书目的反映，即凡与梁朝历史相关者均插架在相近位置。毋煚据实藏书目《群书四部录》撰成《古今书录》时因袭了这一排序，后又为《旧唐书·经籍志》继承。《新唐书·艺文志》又将该书列入伪史类，且将《乘舆龙飞记》《梁撮要》《淮海乱离志》归入杂史类，重新调整了分类。二是第15种“《吴纪》十卷，环济撰”。这里的问题在于，如果《旧唐书·经籍志》的编修者视孙吴为僭伪政权，那么同是记载吴国历史的史书，为何《吴国志》《吴书》列入伪史，而此书单列于编年？且《吴纪》《吴书》均见于《隋书·经籍志》正史类，此处分入编年、伪史，亦令人不解。《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在霸史、伪史的入选范围上多有不同，这在它们的著录数目上即有体现。唯一可作理由的就是《吴纪》属编年体这一特征。因此，《旧唐书·经籍志》这样的著录情况背后，在强调正统与否的学术因素之外，还混杂了实存书目的痕迹，以及注重以体裁为标准进行分类的技术因素。

第三，北宋、南宋时期的书目多著录为伪史而非霸史。可从两方面进行分析，一是毋煚《古今书录》成书后，在五代两宋时期影响巨大，《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伪史类的设立，应受到了《古今书录》的影响；二是宋人鉴于五代十国政权林立，各自称尊，著伪史以作警戒。欧阳修为《崇文总目》伪史类所作叙释云：“历考前世僭窃之邦，虽因时苟偷，自强一方，然卒归于祸败，故录于篇，以为贼乱之戒云。”加之宋朝一直面临北方的军事威胁，“华夷”观念日益强烈，因此，宋历朝国史艺文志和《郡斋读书志》等私家书目，也多以伪史立目。

但是，南宋郑樵《通志·艺文略》和高似孙《史略》是两个例外，二书均著录为霸史类。《通志》中霸史位列史部第三类，且分霸史一、二，记录了魏晋至五代十国的僭伪政权史书凡73部976卷。但因无小序，郑樵设霸史类的原因不详。高似孙《史略》卷五列有霸史类，亦分作霸史一、二，前者记东晋十六国各国史书，后者记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地方政权的史书。《史略》如此立目，应与《隋书·经籍志》关系密切。其霸史类小序载：

晋自永嘉之乱，皇纲失统，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腥膻之风薰浸河洛。其间或奉正朔，或窃名位，人自为国，螽聚棊分。国有其臣，各思记载，录其厘疆树长之自，详其立事用人之经，亦足以待考稽，知本末。后魏剗夷诸国据有嵩华，乃命崔浩博采旧闻，缀述国史，诸国所纂，尽集秘府。尔朱之乱，往往散亡，今录其可考之者。

将这段文字与《隋书·经籍志》霸史类序对比，多有雷同之处，其脱胎自《隋书·经籍志》无疑。且《史略》亦载：“《秦书》，裴景仁载符朗过江事，《隋书·经籍志》《唐志》皆无之。见刘孝标注《世说》。”同时，书中将《越绝书》《南越志》归入杂史类，亦与《隋书·经籍志》同，可见其在诸多方面参考了《隋书·经籍志》。

两宋时期的多数书目中伪史或霸史类著录的内容，较之《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发生了一个显著变化，即增加了隋唐至五代十国、两宋时期的很多地方割据政权和辽、金、西夏政权的史书。今可见《崇文总目》和《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两种宋代官方书目。四库本《崇文总目》收录伪史类书27种，除前述《华阳国志》外，其余诸书均系记五代十国史事者，如《伪蜀孟氏先主实录》《闽王审知传》《淝上英雄小录》等。《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为北宋末年秘书省访求的秘阁原阙之书，其伪史类著录11种，包括《孟少主实录》等五代十国史书十种，以及记载契丹事迹的《阴山杂录》。再看私家书目，《郡斋读书志》所收《九国志》《十国纪年》《蕃尔雅》，《直斋书录解题》卷五收录的《南唐烈祖实录》《前蜀纪事》《西夏须知》《松漠记闻》《金国节要》等书，均属与五代十国割据政权或辽、金、西夏政权相关的史书。这类著作在目录书中的大量收录，反映出两宋时人对五代十国历史和同时并存的辽、金、西夏政权的高度关注。

第四，《宋史·艺文志》史部设霸史类。元朝统治者对汉人强调“华夷”观念的做法十分敏感。因此，虽然《宋史·艺文志》从内容到分类与南宋官修《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高度一致，但也有所改动，如将伪史调整为霸史，弱化了“伪”字的负面含义。从霸史类的内容看，《宋史·艺文志》收录了自《越绝书》《华阳国志》《三十国春秋》到北宋《家王故事》（载吴越王钱俶事）的历代史著凡44种，其中36种为记载唐末五代十国政权的史书，且未载录辽、金、西夏等相关的书籍。与之前的伪史类相比，该书的最大特点是增加了《越绝书》《吴越春秋》二书。

第五，明清以后，目录书中著录霸史、伪史类者渐少，仅见于明末焦竑《国史经籍志》、祁承《澹生堂藏书目》、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等书。《国史经籍志》是焦竑参加万历朝国史纂修活动的成果之一，史部共设15子目，第三类霸史类序论云:“群雄割据，多未暇纂述之事。然或推奉政朔，或假窃名号，其匡定之伟略,制驭之密谋,不无可观者。当时方闻之士,私相缀述以示劝戒，盖往往有之。通人达士,必博采广揽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谓之霸史。”可见，焦氏所论与前述《隋书·经籍志》、高似孙《史略》文意十分接近。具体而言，书中霸史类共著录书73种，均见于以往的《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等书目，因袭色彩明显。《澹生堂藏书目》是明末藏书家祁承所著私家藏书目，史部设霸史类，辅以小字说明为列国、偏霸，凡著录35种，包括《吴越春秋》《越绝书》等先秦两汉史书十种，《华阳国志》《十六国春秋》《五胡指掌录》《蜀鉴》魏晋南北朝史书四种，《南唐书》《江南野史》等五代十国史书12种，《辽志》《金志》《辽小史》《金小史》《南诏野史》《朝鲜史略》《越峤书》史书七种，此外，还新增了记载元明之际张士诚事迹、明玉珍事迹的《伪吴杂记》《明氏实录》二种。与焦、祁二书不同，明末藏书家陈第在其《世善堂藏书目录》史类第八项列有“偏据伪史”一目，收书44种，《华阳国志》《九州春秋》《南唐书》《阴山杂录》等皆收之，而由于明朝立国后面临的边防问题，陈氏还在辽、金、西夏之外补入了《蒙古备录》《征蒙古记》等蒙古题材的书籍。

清修《明史·艺文志》未设伪史、霸史，仅存地理类，《四库全书总目》舍伪、霸之名，改为“载记”，遂成官方定谳，伪史、霸史逐渐式微。此后，《钦定续文献通考》《爱日精庐藏书志》《郑堂读书记》等诸多官私书目均列载记类。关于《四库全书总目》更改类目的原因，小序中说：“年祀绵邈，文籍散佚，当时僭撰,久已无存。存于今者,大抵后人追记而已。曰'霸’曰'伪’,皆非其实也。”因而提出以载记取而代之。详察载记的渊源，班固最初在《东观汉记》中使用载记记录了西汉末年平林、新市等地农民起义及公孙述势力，之后《晋书》以之记录北方政权历史。二书均将载记与列传并列，可见在这些纪传体史书中，载记是区别于列传之外的史书体裁。四库馆臣将之援引入目录分类中，载记遂由一种史书体裁变为目录子目。四库馆臣对载记的认知，重在“立乎中朝以叙述列国之名”，即站在正统王朝立场记录地方割据势力的历史，相比史书内容本身，更强调史书撰写者的身份特征，这也成为清人所谓载记的特色。从内容看，《四库全书总目》载记类共著录图书21部、存目21部，基本沿袭了以往书目中伪史、霸史类图书的框架，又新增吴任臣《十国春秋》《安南志略》《高丽史》《越史略》等书。高丽、越南这些政权在以往史书中多归于“外国”或“外夷”范畴，特别是“《越史略》一书为其国所自作，僭号纪年，真为伪史”，此处一并收入，有出于补充以往史书外国传之未备的学术考量，亦可见其载记的概念较伪史、霸史更为宽泛。另外，在乾隆时期官方的正统观念中，元朝具有无可辩驳的正统地位，故《四库全书总目》载记类剔除了辽、金、元相关史书。总体来说，《四库全书总目》系统参考了以往官、私、史志目录中对霸史、伪史的收录情况。

综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政权为争夺正统，纷纷设官修史，南朝梁阮孝绪率先在《七录》中设立伪史类目，将记载北方各政权的史书划入其中。《隋书·经籍志》在《七录》基础上增删损益，著录规模略有增加，最大变化是从海内一统的视角出发将类目名称由伪史改为霸史。五代时编修的《旧唐书·经籍志》受唐朝官修书目和毋煚《古今书录》两种分类体系的多重影响，在类目名称上存在霸史、杂伪国史的龃龉，著录内容进一步增加了《蜀国志》《吴国志》等记载三国蜀、吴历史的书籍。迨至两宋，受《古今书录》和宋人正统观念的影响，官私目录书中多设伪史类，且将记述五代十国及辽、金等史事的史籍归诸此类。鉴于统治者的身份，元代官修《宋史·艺文志》类目名称以霸史取代伪史，不收记载辽、金、西夏诸国历史的史书，并首次将此前多属杂史的《越绝书》《吴越春秋》纳入霸史范畴。到明清时期，目录书中鲜见霸史、伪史的名目，清乾隆朝官修《四库全书总目》援引史书体裁载记代替伪史、霸史之称，并适当扩大收录范围，这样的处理避免了“伪”“霸”之争，同时尽可能覆盖到相关书籍。总体来看，魏晋南北朝、五代两宋等政权并立时期，多立伪史之名，唐、元、清等统一王朝时期则改作霸史或载记这类无明显褒贬色彩的词汇。由上可见，伪史、霸史作为目录子目，贯穿于魏晋以至明清千余年的传统目录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在各朝的类目名称和著录范围，受到政治形势、正统观念、目录书及其分类传统、学者主张等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在表现形式、收录内容等方面均存在一定差异，是我们了解不同时代的历史认识及其目录学特点的重要媒介。

二、刘知幾的伪史和霸史分类与收录标准再审视

梳理历代目录书中伪史、霸史的著录情况及其发展源流后，我们再看刘知幾对《隋书·经籍志》的批评。可见，刘知幾之论涉及目录书中伪史、霸史的收录范围与标准问题。

第一，目录书的性质及体例是决定其著录范围的核心因素。目录书无外乎藏书目录和著述目录两类，即所谓“记藏书”与“记著述”，前者仅著录实存图书，后者不计存亡、凡见诸文献者均予载录。《隋书·经籍志》的底本系《隋大业正御书目录》，并参考唐初秘书监仍存的隋代遗书，辅以《七录》等实存书目，以展现梁、陈、北齐、北周、隋五朝的藏书盛况，因此《隋书·经籍志》的主体属藏书目录。《隋书·经籍志》的这一性质决定了它著录的都是见于《隋大业正御书目录》和唐初官藏的实存图书（除标注“梁有……今亡”者外），而不可能囊括所有图籍。刘知幾提到《蜀纪》《越绝书》《江表传》《后梁史》均应入《隋书·经籍志》霸史类，但《江表传》《后梁史》二书《隋书·经籍志》缺载。程千帆指出，刘知幾以不见于《隋书·经籍志》之书为例，对《隋书·经籍志》进行攻讦，乃是无的放矢。但这一解读似未抓住问题的关键，即刘知幾是从《隋书·经籍志》作为学术史应通记古今著述的角度攻讦《隋书·经籍志》，而忽视了《隋书·经籍志》著录的是实藏书且有自身的体例特点。具体来说，《江表传》是西晋虞溥所撰记述孙吴政权历史的史书，后由其子虞勃进献东晋元帝，藏于秘府。该书在民间亦有流传，《三国志》裴松之注即多有征引。隋初牛弘《请开献书之路表》提到南朝官方文籍在梁元帝时焚毁殆尽，《江表传》可能在隋、唐初官方藏书中已经缺失，故而《隋书·经籍志》缺载。《后梁史》即隋唐时期蔡允恭所著《后梁春秋》，《隋书·经籍志》未收该书是因其在收录官藏的隋唐人著述时以撰人卒年为断，唐初始卒者一概不录，而蔡允恭卒于贞观元年（627年），是以《后梁春秋》不在《隋书·经籍志》收录之列。但是，对于从“记著述”角度出发审视艺文志的刘知幾，这些完全不在其考量范围。事实上，王重民早已洞悉刘知幾主张艺文志应“纪一代著述之盛”的学术倾向。他指出，由于刘知幾认为前后史艺文志对同一书籍重复著录，“篇目如旧，频烦互出”，故主张班固以后不应再保留艺文志，若确需保留，则艺文志应仅记当代新出书籍。可见，刘知幾的根本观点是艺文志或目录书应反映各类学术在不同时期新的发展态势，如前代书目已著录某书，后代书目则不必再录。伪史类最早出现于阮孝绪《七录》，且仅限于东晋十六国，未能全面反映该类学术的发展原委，刘知幾认为继之而起的《隋书·经籍志》应收录《蜀纪》《越绝书》这些早期的史书以全面梳理霸史的统绪，将相关著述一并录入。因此，刘知幾对《隋书·经籍志》的批评，正是在这一逻辑指导下改造正史艺文志的具体实践。浦起龙在注解《史通·因习》篇时曾有按语云：

考《宋史·艺文志》，于史类之末，分置霸史一门，首列《越绝》《九州春秋》等书，次则常璩、和苞、范亨诸志记，其后则南唐、蜀、闽、吴、越、荆、湘、湖、楚诸小史，以及刘恕之《十国纪年》，并录无遗，兼该数代。以是知子玄所言，早为《宋史》辟其藩篱也。历览前后史诸志艺籍者，从无一门止收一时之册，而《隋志》独立此狭门，《唐志》复因之，狃于阮《录》，不能自出，宜为通识所嗤矣。

浦氏指出，《宋史·艺文志》在著录上突破魏晋南北朝的时间限制，上起先秦两汉，下至五代十国，颇合于刘知幾伪史类应通记古今著述的主张，因此指出刘知幾“早为《宋史》辟其藩篱也”。张振珮也认为刘知幾之论影响了后来的《宋史·艺文志》《四库总目》及《清史稿》，在史部目录学上影响甚大。那么，《宋史·艺文志》载录历代伪史在著录思想上是否同于刘知幾？恐怕并非如此。《宋史·艺文志》的底本是南宋《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而《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的底本是南宋官方藏书目《中兴馆阁书目》。《宋史·艺文志》在《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基础上补充北宋《三朝国史艺文志》《两朝国史艺文志》和《四朝国史艺文志》的内容，并补入部分元人所见宋代著述，所以它是以实存书为根基的史志目录，并非以记著述为要务。暂不论分类观念与标准，《越绝书》《吴越春秋》之所以著录于《宋史·艺文志》霸史类，因为两书是抄自《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条目的实存书。如果《宋史·艺文志》的底本及元朝馆藏无此二书，它们绝不会出现在《宋史》中。宋明目录书伪史、霸史类中纷纷补入五代、元明之际的相关书籍，是因其需要对实存书进行归类。假设《宋史·艺文志》是从通记古今伪史著述这一观念出发而编纂，可发现很多所谓伪史类著作并未被《宋史·艺文志》著录，而著录者又多与前代艺文志无异，并不符合刘知幾对正史艺文志的定位。因此，浦起龙、张振珮之说并不确切。事实上，真正贯彻刘知幾撰作“艺文志”唯详当代这一思想的史志目录是《明史·艺文志》。该书仅著录明代文献著述，不收录前代典籍，张舜徽所言“盖知几此言，有以启之也”，即《明史·艺文志》受到刘知幾思想的启发。

此外，刘知幾忽略了《隋书·经籍志》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制于所依据的底本。如刘知幾提到的扬雄《蜀纪》，在《隋书·经籍志》中隶属史部地理类，这样的分类结果与《隋书·经籍志》地理类的底本密切相关。《隋书·经籍志》地理类在编纂方法上，先以陆澄《地理书》、任昉《地记》两部大型地理丛书为框架，依次著录见于二书而修《隋书·经籍志》时仍有“别部自行者”，再补入其他实存地理书。扬雄《蜀纪》既见于陆氏《地理书》，自然被列入《隋书·经籍志》地理类，由于目录书一般不重复著录（除后期出现的互著、别裁外），《蜀纪》不可能再划入其他类别。从《隋书·经籍志》的史源和编纂方法入手，扬雄《蜀纪》为何入地理类而非霸史类便可迎刃而解。

第二，分类观念是左右目录书收录内容的重要因素。目录分类往往蕴含多种维度，从何种维度出发进行归类，对其著录范围与内容有重要影响，对某一目录小类的讨论亦不能局限于小类本身，还要考虑相关的其他小类及目录书整体的分类体系。刘知幾提到的另一书《越绝书》，《隋书·经籍志》作“《越绝记》十六卷，子贡撰”，归入史部杂史类。《隋书·经籍志》杂史类小序云：

又有《越绝》，相承以为子贡所作。后汉赵晔，又为《吴越春秋》。其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又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谓之杂史。

由上可知，《隋书·经籍志》对杂史的认定，侧重编纂形式严肃性不足、私家著述、内容虚实混杂真假难辨、主题多与帝王相关四方面内容。其将《越绝书》《吴越春秋》列入杂史，也是从这些角度出发进行的分类。那么，刘知幾为何认为二书应入《隋书·经籍志》霸史类？浦起龙指出：“此节'伪史’二字，只当'偏纪’二字用。古近偏纪，皆可依类同编。而《隋志》泥定晋人遗录，专收刘、石等书，是亦滞于因习，而不知适变者。”意即刘知幾是从“偏纪”记载乱世霸主、逊位国君的角度立论，认为《越绝书》应进《隋书·经籍志》霸史类。可见，《隋书·经籍志》编者和刘知幾是从两种不同维度出发对该书进行归类，很难说孰优孰劣。更重要的是，《史通》在说明“偏纪”这一史书类别时曾举陆贾《楚汉春秋》、乐资《山阳载记》等书为例，其侧重点在于这些书籍“记即日当时之事”对正史的辅翼功能，而未将书中所载君主视作僭伪。因此，这与《隋书·经籍志》霸史类强调政权僭伪与否的基点并不相符。另外，《隋书·经籍志》编纂者在设立霸史类时，实际并未将“霸”的概念上溯至先秦两汉时期，而是以分裂时期的魏晋南北朝为主，故不可能将二书收入霸史类。此后，二书在《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通志》等书中均列入杂史类，直到《宋史·艺文志》时列入霸史类。如前所述，《宋史·艺文志》的早期史源是南宋末年理宗时期编纂的《中兴馆阁书目》，因此《宋史·艺文志》的分类应沿袭了该书目。南宋以后，在北方各政权的巨大压力下，理学大兴，宋人“华夷”观念日趋强烈，不唯有关辽、金、西夏的史书成为宋人眼中的伪史，《越绝书》《吴越春秋》这种记录地方史的史书很可能也在此背景下化身伪史，并被后来的《宋史·艺文志》所继承。

在《隋书·经籍志》及之后多个书目的伪史或霸史类中，著录有《华阳国志》。该书为何会进入《隋书·经籍志》史部霸史类？胡宝国认为该书在内容上既包括人物，又包括地理，不符合当时郡书、地志各自为书，分别侧重人物和地理的写法，显得不伦不类，故《隋书·经籍志》编纂者从权将其归入霸史类。其说就《华阳国志》本身的内容构成而言有一定道理，但从《隋书·经籍志》对“霸”的定义重在“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窃号”，即是否为僭伪政权看，其将《华阳国志》收入霸史类，侧重点实应在书中所著录的蜀汉、成汉等偏霸政权，因为这显示出《华阳国志》带有记录“华阳”地区国史的撰述意图。刘知幾在《史通·杂述》中，将除正书或正史之外的史书流别分为十类，其中涉及地理者包括郡书、地理书、都邑簿，前二者均提及《华阳国志》。例如，“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闻爱异。其有如常璩之详审，刘昞之该博，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此之谓地理书者也。”浦起龙通释云：“此兼风土人物言，其书亦史志地俗一类……又按：地理与郡书略有辨，郡书主人物，地理主风土。但其中《华阳志》似阑入。”《史通笺注》以为“浦说是”。浦起龙指出“《华阳志》似阑入”，看出了刘知幾在分类问题上的矛盾。而且，刘知幾在批评《隋书·经籍志》霸史类时，显然也认可《华阳国志》存于该类的合理性。若此，可发现刘知幾对于《华阳国志》似乎并无清晰明确的归类标准，往往抓取其书某一方面的特征，或归为霸史，或划入地理，或视作郡书。所谓“《华阳志》似阑入”，不过是浦起龙为刘知幾弥缝之说。可见，在处理这种具备多重属性的书籍时，刘知幾也很难做到标准明确、界限分明。同时，霸史、伪史类书籍自带的地方史特征，也成为其与地理类无法完全切割的影响因素。

综上，刘知幾在讨论目录分类时，实际上未将实存书因素和目录书特定的体例因素考虑进来，往往从自身划定的理想目录分类标准出发规范《隋书·经籍志》等书目。当他尝试进行编目实践特别是分类时，面对具有多重属性的书籍，也没有统一、严格的分类标准，难以达到理想中严格的学术性分类标准，这是其史学批评不足之处的表现之一。明代以后，《史通》之学日兴，刘知幾关于艺文志唯详当代的学术主张也终于迎来回响，《明史·艺文志》即是其践行者。

结语

中国古代目录书的设目归类，是历史时期图书规模、学术思潮的缩影，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学术史的功能。学术史又往往与政治观念交织杂糅，深受正统、“华夷”等政治因素的影响，这在史学批评领域中尤为明显。魏晋以来目录书中与正史对应的伪史、霸史以及载记等类目背后是不同时代政治文化的反映，有着十分深刻的史学批评意涵。伪史最早产生于南朝梁阮孝绪所撰《七录》，在当时分裂的政治形势下，其首重僭伪之意，贬义色彩较浓。隋唐时期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局面，海内一家，在官修《隋书·经籍志》中以霸史取代伪史，淡化正统、僭伪之别，更强调其中的地方史特征，体现出当时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意识。而后，历毋煚《古今书录》以至明代，各朝官私目录往往根据各自政治形势及所依据的目录书底本，或立伪史或列霸史，基本不出此二途，在收录范围上亦广搜同时并立或割据一地的各种政权。殆至清修《四库全书总目》始立载记类，以其统辖地方及部分外国史书，这一取向是乾隆时期官方站在“大一统”政权的超然立场审视历史时期地方政权的产物。与隋唐时期一样，这也是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意识的深刻体现。因此，目录分类问题虽小，其背后却蕴含着一条中华民族历史意识发展的深刻主线。

目录书的具体收书范围，除了受制于各时代的历史认识外，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是目录书编纂原则中“记一代藏书”与“记一代著述”的区别，在这两种迥异的目录学指导思想下，明清之前目录书的收书标准也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前辈学者在考察此类问题时，多忽视记藏书这一古代目录书最根本的性质。刘知幾同样如此，他具有典型的“记一代著述”的自觉意识，并在史学评论中进行了充分发挥和讨论。这固然是其以个人预设的学术标准来改造艺文志的努力，但遗憾的是，古人给我们留下的书目多有实存书的痕迹，如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在《郡斋读书志》中列入地理类，这显然是实存书的影响，即晁公武将书籍名称带“图经”者均归入地理类，却把同为高丽题材的《鸡林志》列入伪史类。这显然有图书插架方便找寻的痕迹。因此，我们在考察传统书目的分类时，除学术因素外，也不能忽视实藏因素及其编撰实况。几种因素叠加，导致这些传统的目录书很难达到刘知幾对目录分类的严整要求及其向往的学术高度，这是无法避免的。

无独有偶，刘知幾强调在艺文志中不计存亡、通记一代著述的思想，后来郑樵、章学诚等学者与其思路一致。郑樵在《通志·校雠略》批评以往的目录书未能“纪百代之有无,广古今而无遗”，同样忽略了目录书中记藏书与记著述的功能区别，与刘知幾如出一辙。章学诚更是将目录看作“甲乙簿籍”，以之为皮相小道，并以校雠代替目录，也是学术史取向的目录学发展到极致的产物。事实上，对刘知幾来说，其所论史家“三长”，非有较高学问见识者不能为之。他对《隋书·经籍志》等书的批评，固然有对传统目录书中实存书因素的无视，更重要的是一代硕学对史馆修史敷衍塞责、径录前代藏书目录的强烈不满。然而，刘知幾提出的目录学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对官修史籍的“后见之明”，他并未考虑到书目编纂者的实际工作方法与操作难度，而将一些不具备操作性的学术标准强加在实藏书目编纂上，反而可能徒增混乱。刘知幾的这种“一厢情愿”和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在其讨论纪传体史书中纪与传的关系等问题时也有鲜明体现。这是我们在全面审视和客观评判刘知幾及其学术时应当注意的。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5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