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 其間必有名世者。 ——《孟子》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這句話，已成為歷史命運的名言。我在兩三年前算歷史命運時，更肯定了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預言。自周公以下，五百年有孔子；孔子以後五百年有漢武帝、董仲舒等；又過了五百年，出了梁武帝和達摩；再五百年後，就是宋明理學家王陽明等；之後五百年就是現代，是中國文化自周公以來的第七個五百年。我們已經老了，不行了，年輕的同學們趕緊努力，以後就看你們的啦！下面這句話值得注意。“其間必有名世者”，在這五百年中間，一定有“名世者”。什麼是名世者呢？就是一個大人物。這個大人物一出現，他的聲名、威望就震撼全世界。 ——《孟子與公孫丑》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這句話，是由孟子明確提出來的。而在中國文化中，五百年是歷史文化命運的大關鍵，三十年為一世，這一世當中有一個變化；六十年為一個花甲，兩個花甲是一百二十年，又是一個變化；而一個花甲有五紀，即十二年為一紀，在“世”與“紀”的當中，又都有小的變化。六十年中小變化，一百二十年大變化，五百年更大的變化。 由王陽明到現在四百多年，這個歷史的大命運，是一個關鍵，所以講算命啊，我們這個民族，交運脫運之間，是很苦的。在這個過來以後，你們青年一代，現在就要努力，未來五百年的命運，操之在你們的手裡。不過要看你們能不能挑得起，五百年的命運能不能做一個黏膠，把這中間連起來黏住。假設你們還不能做個黏膠，前後就聯結不起來了，中華文化斷了怎麼辦？所以看青年同學哪一位能夠充實自己，能夠真正挑得起來，才能承先啟後，繼往開來。 ——《孟子與盡心篇》 文化學術，關係世界人類的命運，國家社會的興衰，至深且巨。在歷史上，無論東方或西方，任何一個國家社會的演變，以及戰爭的原因，常被視為是政治、經濟的動亂。其實，這個動亂的根本，還是在於文化學術。 ——《中國文化泛言》  歷史文化的演變與發展，我們可以再用一個新的觀念來說，在人類歷史文化的發展過程中，有兩個非常尖銳對比的事實，它始終存在於歷史的現實之中。 一、為人盡皆知的歷史上治權的事實，包括古今中外歷代帝王的治權，這是一般人所謂的大業。 二、為學術思想的威權，它雖然不像歷史上帝王治權那樣有赫赫事功的寶座，但是它卻在無形之中領導了古今中外歷史的趨向，而非帝王將相之所能為。過去中國的文化界，尊稱孔子為“素王”，也便是內涵有這個觀念。這是千秋大業，也許當人有生之年，卻是長久的寂寞淒涼，甚之是非常悲慘的，可是它在無形之中，卻左右領導了歷史的一切，而且它有永久的威權和長存的價值。 前者在莊子與孟子的共同觀念中，應該稱之謂“人爵”；後者稱之謂“天爵”。而且我們借用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的兩句話來講，在人類歷史文化發展史上，的確若合符節，並非虛語。因此，我們在前面說過，姑且借用西曆紀元作標準，以五百年作一階段，簡要地說明本題的內涵。 （一） 周代文化——文武周公階段 第一個五百年間，便要從周公的學術思想開始（約當西元前一一一五至一〇七九年間)。因為孔子的學術思想，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且也自認為隨時在夢見周公，推崇“鬱鬱乎文哉”的周代文化，是集中國上古以來文化的大成。 （二） 孔孟思想的階段 第二個五百年，約始自西元前五七一至五四五年間，才是孔孟思想興起的階段。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西元前五五一年)。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西元前三七二年)。由此而經六國到秦、漢時期（西元前二五五至二〇二)。孔孟與儒家的學術思想，雖然崛立於魯衛之間，但當此時期諸子百家的學術思想普遍流行，道、墨、名、法、縱橫、陰陽等家，彌漫朝野，它們被諸侯之間所接受和歡迎，還勝於孔孟思想。即如漢初統一天下，從文景開始，也是重用道家的黃老思想。 一直到西元前一四〇年間，由漢武帝開始重視儒術，再經公孫弘、董仲舒等的影響，因此而“罷黜百家，一尊於儒”。孔子的學術思想，和董仲舒等所代表的儒家思想，才從此而正式建立它的學術地位。這也正是司馬遷所說“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的階段。但在西漢這一階段的儒家學術思想，著重在記誦辭章與訓詁之學，並無性命的微言與道統問題的存在。而且當時的代表大儒董仲舒，他是集陰陽、道家思想的儒學，也可以說是外示儒術、內啟陰陽讖緯之學先聲的儒學。至於公孫弘等見之於從政的儒行，幾近“鄉願”，遠非孔孟的精神，司馬遷在《史記》上列述公孫弘的史事，備有微言，不及細述。 （三） 儒、道、佛文化思想的交變階段 到了第三個五百年，正當西曆紀元開始，也正是新莽篡位到東漢的時期（王莽於西元九年正式篡位。而且揚雄所著《太玄》的術數之學，另啟東漢陰陽術數的儒學思想之漸)。由此經漢末到三國之間，也正是儒家經學的注疏集成階段，將近三百年來兩漢的儒學，到此已近於尾聲。代之而起的，便是中國文化史上有名的“三玄”——《易經》《老子》《莊子》之學的抬頭。從此曆魏、晉、南北朝而到梁武帝的階段，便是佛教禪宗的初祖——達摩大師東來的時期（梁武帝自西元五〇三年建國，達摩大師的東來，約當西元五一三年間的事)。我們必須注意王莽的思想，也是承受儒家政治思想的一脈，以恢復井田制度的理想為目的。但他缺乏心性修養之學的造詣，與孔、孟的儒學思想無關。 在這第三個五百年間，自漢末三國之際，由於佛教傳入之後，儒、佛、道三家的優劣，和宗教哲學的爭論，以及有神（非宗教之神的觀念)與無神之辯，一直延續到隋唐之際。有關這些文獻的資料，我們都保留得很多，可惜注意它的人並不太多。因此可說這個時期，是儒、道、佛文化思想的交變階段。 其次佛教的各宗，也在此階段開始逐漸萌芽。例如與禪宗並重的天臺宗，也自梁天監十三年到唐貞觀年間正式形成。負有盛名的天臺宗智者大師，便在隋開皇十七年間才開張他的大業。 如果以儒家學術為主的立場來講，這五百年間可以說是儒學的衰落時期。 （四） 隋、唐文化與儒、道、佛及理學勃興的階段 第四個五百年，便是隋、唐文化到宋代理學興起的階段。中國佛教十宗與中國佛學體系的建立確定，便是由隋到初唐而至於天寶年間的事（約當西元六〇〇至七五六年間)。但這個階段，卻是中國文化最光榮的階段，也可以說是唐代文化鼎盛的階段，可是儒家的學術思想，除了詞章記誦以外，並無太多義理的精微。其中最值得一提的： （1）便是文中子融會儒、道、佛的學術，影響領導初唐建國的思想頗大。 （2）其次，便是孔穎達有關儒學注疏的撰解，以及天寶年間李鼎祚《易經集解》的完成，都對漢儒之學有其集成的功勞。 禪宗的興盛：但自唐太宗貞觀之後，從達摩大師傳來一系的禪宗，南能（在南方的六祖慧能)和北秀（在北方的神秀)之後嗣，便大闡宗風，風靡有唐一代。我們如果強調一點說初唐的文化，便是禪的文化，也並不為過。但在此時期，道教正式建立，道家和道教的學術思想，自貞觀以後，也同禪宗一樣，同樣地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因為佛教受到禪宗影響而普遍地宏開，於是引起中唐以後，中國文化史上有名的韓愈辟佛事件。 韓愈辟佛開啟宋儒理學的先聲：韓愈辟佛事件及其著作《原性》《原道》和《師說》的名文，是在唐憲宗元和間（約當西元八一九年)的事。我們說句平實的話，只要仔細研究韓愈的思想和當時文化與宗教的情形，與其說韓愈是在辟佛，毋寧說韓愈是在排僧，或者可以說在激烈地排斥佛教的形式而已。至於韓愈在《原道》中所提出“博愛之謂仁”的思想，那是從他專門研究墨子思想的心得，融化入於儒家思想之中。一般人都忘了韓愈的學問，致力最深的是墨學，因為後世很多人忘記了這個重點，便人云亦云，積重難返了。其實，除了韓愈的辟佛，漸啟後來宋儒理學的先聲之外，真正開啟宋儒理學思想的關鍵，應該是與韓愈有師友關係的李翱所著之《複性書》一文。 禪宗五家宗派的隆盛：由大曆、大中（西元七七〇至八五三年)到元和、鹹通、開成、天複（西元八三九至九〇一年)乃至五代周顯德（西元八八四至九五六年)之間。禪宗的五家宗派，鼎峙崛起，各自建立門庭，互闡禪宗。如溈仰宗所建立〇圓相的旨趣，開啟宋代“太極圖”的先河。曹洞宗的五位君臣，取《易經》重離之卦的互疊作用，激發宋代邵康節的易學思想。臨濟宗的“三玄三要”之旨，對宋儒理學的“太極涵三”之旨趣，極有影響。 此外，雲門宗和法眼宗的說法，也都與理學有息息相關之妙。 （五） 宋儒的理學階段 第五個五百年，便是繼晚唐五代以後宋代儒家理學的興起。宋太祖的建國，正當西元九六〇年間的事。到了乾德五年（西元九六七年)便有中國文化史上有名的“五星聚奎”的記事。這個天文星象的變象，也就是後世一般人認為是感應宋初“文運當興”的象徵。因此認為宋初產生了理學的五大儒，就是“五星聚奎”的天象應運而生的。 到了宋仁宗景德年間（約當西元一〇〇〇年間)，儒家的理學大行，已有要取禪宗而代之的趨勢。但在此之先由宋真宗開始，道教也大為流行，一直影響了徽、欽北狩和高宗南渡的局面。在此同時可以注意的，便是西元一〇六八年間，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又想要恢復井田制度等的理想，因此宋代的黨禍和理學門戶之爭，便也在此時期揭開了序幕，這是中國文化學術史上一件非常遺憾，也許可以說是一件很有趣的史事。 可是在當此之前五百年間，禪宗的王氣將衰，到了這個五百年間，宋代五大儒的理學思想，崛然興起而替代了禪宗五家宗派的盛勢，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 （六） 明代理學與王學的階段 第六個五百年，就是由宋儒朱熹、陸象山開始，經歷元、明而到王陽明理學的權威時期。朱熹生在建炎四年（西元一一三〇年)，卒於慶元六年（西元一二〇〇年)。陸象山生於紹興九年（西元一一三九年)，卒於紹熙三年（西元一一九二年)。朱熹的“道問學”和“集義之所生”的宗旨，和陸象山的“尊德性”而直指心性，不重支離瑣碎的探索，便是中國文化史上非常有名的朱、陸思想異同之爭的一重學案。到了明代憲宗成化和嘉靖之間（約當西元一四七二至一五二八年間)，王陽明理學的思想大行，從此以後，中國文化思想的領域，大半都是陸、王的思想。 由此經明武宗而到萬曆，王學大行，末流所及，弊漏百出，終至有“聖人滿街走，賢人多於狗”之譏。理學到此，已勢成強弩之末，也與禪宗一樣，都有等分齊衰之慨了。 （七） 清代經學與理學的階段 第七個五百年，就是清初諸大儒，如顧炎武、黃梨洲、顧習齋、李二曲等人，遭遇國亡家破之痛，鑒於明末諸儒“平時靜坐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的迂疏空闊，大唱樸學務實，學以致用於事功的成就。一變明末理學的偏差，大有宋儒陳同甫、辛棄疾的風範。而且極力鼓吹民族正氣的良知，延續中華民族的正氣和中國文化的精神，因此影響直到清末而產生了國父孫先生的思想，如《建國方略》和《心理建設》等等，也可以說是承接顧炎武、黃梨洲之後而繼孔、孟儒家思想，融會古今中外的文化學術而構成簡明易曉的大成。 由清兵入關而到甲申建國的時期，也便是西元一六四四年間的事，從此自十九世紀的末期而到現在的二十世紀，我們的學術思想和歷史文化，又遭遇一個古今中外未有的巨變階段。理學的形式和禪宗的新姿態，似乎正在復活，它將與古今中外的洪流，有接流融會的趨勢。衡之歷史的先例，以及《易經》術數之學的證驗，很快的將來，新的中國文化的精神，必將又要重現於世界了。孟子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以來，五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我們這一代的青少年們，真需要發心立志，記住張橫渠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名訓，作為國家、為自己事業前途的準繩。 ——《中國文化泛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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