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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丨叶晔 叶晔，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摘 要] 宋以后摹仿“竹枝”而来的橘枝词与荔枝词，以其独特的南方草木属性，在中国文学的地方书写传统中自成一体。其中洞庭、福州橘枝词在写物纪俗方面对楚地“橘颂”传统的摆脱，及闽中、岭南荔枝词在地域集群认同上对“讽荔”传统的去留，皆可视为近世风土诗歌在转化地方性知识的过程中，对早期咏物文学经典中的文士言志传统的一种扬弃与改造。而古典诗歌创作中的限体与限题模式，亦内化为地方风物诗中的“体传统”与“题传统”，成为地域诗人应物观风的两种基本写法。 [关键词] 橘枝词 荔枝词 南方草木 咏物传统 地方认同 竹枝词作为中国古代风土诗大宗，不仅向外吸纳棹歌、衢歌、渔唱、杂咏、杂诗、百咏等地方诗歌体类，内部还派生出橘枝词、荔枝词、枣枝词、蔗枝词等以草木吟咏风土的新范型。这种命题方式，可溯源至唐诗中的柳枝、竹枝等乐府题名，具有原生的音乐语境，但以橘枝词、荔枝词为代表的新题只是文人拟作，并无付诸歌唱的空间。而后人采用柳枝、竹枝等旧题，亦对其体用有不同认知，如清人王士禛说“唐人《柳枝词》专咏柳，《竹枝词》则泛言风土”，[１]显然意识到这两个看似形近的乐调名，指向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主题功能——风与物。唐人在选择“柳枝”或“竹枝”作题时，或许未必明白这一字之差将产生不同的表意，但当宋人跳出旧题窠臼，选择具有地域性的植物品种来创造新的主题类型时，需要直面到底是偏向于“柳枝”的咏物传统，还是“竹枝”的风土传统。本篇的重点在宋以后南方地区的橘枝词、荔枝词创作，考察它们作为一种独特的“竹枝”变体，如何在咏物和采风、纪风之间达成平衡：既继承前代文学的咏物遗产，避免因地方风物书写而可能造成的俗滑；又在新的时代借竹枝词的文体捷径，在“橘颂”“讽荔”的传统文人言志模式外，开辟出橘、荔地方诗歌的创作空间。 一、物的南方性：“竹枝”及其变体的竞争关系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除了常见的柳枝词、竹枝词，自宋至清，还出现过橘枝词、荔枝词、枣枝词、桃枝词、蔗枝词、榕枝词等作品。笔者之前将棹歌、衢歌、渔唱等与竹枝词同起源于民间歌谣，在风土诗歌淬炼后发展为自觉的地志文学的类型，称为“竹枝体”；将地方杂咏、杂诗、百咏等起源于文人创作，但在风土描绘和地志书写上与竹枝词相近的文学类型，称为“类竹枝体”，[２]故本篇采用“类竹枝词”的概念指称以草木命题、摹拟“竹枝”吟咏风土的诗歌作品。既包括后起的橘枝词、荔枝词、枣枝词等新调，也包括后人明确用来吟咏风土、偏离其乐调本意的个别柳枝词、桃叶歌作品，如董谷的《临清柳枝词》、钟惺的《秣陵桃叶歌》等。从存世作品的数量来说，橘枝词等只是“竹枝”变体的很小分支，远不能与棹歌、渔唱等“竹枝体”及地方杂咏、百咏等“类竹枝体”相比，但其亦有自身特点：棹歌、渔唱等重在摹拟民歌之体性，接续古代的“风诗”传统；地方杂咏、百咏等关注地方性知识及其结构化呈现，接续古代的地志传统；而橘枝词、荔枝词等聚焦于题咏地方风物。虽然从近世诗歌的日常性、地方性来说，风土诗人对古代咏物传统的接应并非必须，但从创作心理来说，仍是其需要取舍的一份文学遗产，也是“竹枝”的体类演变中不容忽视的一维。事实上，任何派生的类竹枝词，都需面临此物之早期咏物传统的竞争。唐宋柳枝词之所以未能如竹枝词那样滋生风土书写的新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文学中的折柳意象相当强大，且功能稳定，难以破体。类似情况亦见于那些刚有尝试就被扼杀的新体，如元人张雨的《桂枝词》专咏桂景，但其后没有足够的作品凝聚成一个稳定的创作传统，一方面可归因于桂枝不像橘枝、荔枝，可以借果实拓宽书写边界；另一方面，唐宋诗歌中折桂登第意象已是熟典，后出的桂枝词难以在竹枝词的内部缝隙中开辟出独特的书写空间。就此而言，柳枝词的咏物枷锁和桂枝词的生长乏力，二者背后是相似的困境，即一个强大、稳定的物象传统（折柳、折桂），挤占了破体的发育空间，扼杀了新变的可能。事实上，橘枝词、荔枝词也遇到了类似问题（橘颂、讽荔传统），却成功走出了一条地方书写的新路。 最早出现在乐府题名中的柳枝、竹枝，并非南方独有植物。《诗经·小雅·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题署李白的“年年柳色，灞陵伤别”，皆源于关中风景；唐人的《竹枝》创作虽有较明显的南方色彩，但《诗经·卫风·淇奥》中的“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汉书·地理志》所记“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亦可证古代北方竹林的丰茂。广阔的种植区域固然能使柳枝词、竹枝词的创作适配于整个中华文明甚至东亚汉文化圈的地理范围，但柳枝事关赠别的专属文化空间，竹枝摆脱应题窠臼、将诗歌内容拓宽至广泛风土的做法，虽取径维度不同，但都体现对物性特点的挖掘。后出的橘枝、荔枝等词，之所以能在普适性的柳枝、竹枝外自成一体，亦多仰赖于对物之南方性的发掘。 对南方草木的知识性考察，一直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博物学传统，上可追溯至西晋嵇含的《南方草木状》。虽然从汉至唐，在大一统王朝内部，“南方”仍是“殊方”“殊域”的代名词，但随着边域不断开发，至晚在中晚唐时期，物的南方性已逐渐成为塑造特定地域文化认同的重要中介。表现在文学方面，即诗人通过稳定持久的同题创作，达成一种便捷的区域文化话语。而不同的橘枝词、荔枝词作者在区域立场（中原客或南方文人）与社会身份（朝堂大夫或地方知识人）上的差异，又让这种文化认同有别于柳枝词一味驻足文人的雅集空间，或竹枝词自觉地走出文人世界，转而以一种应“物”而发的表达方式，在国家与地方、自我与他者之间构成一种新的张力。其创作立场或身份的任意一端若要成立，都须借助于物之南方性在某一时期的文化印记（如贡物、异物、方物、土物等）。不妨说物的地域性（由物态而观风态）是“类竹枝词”得以滋生的必要元素，而物的复杂性（由物性而观人性）是“类竹枝词”渐成一脉的关键所在。只有所咏之物具备这种复杂性，诗人才能通过跨越时空的文本对话，建立起多向度的表达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立场的偏移来表达个体意见。明清不乏枣枝词、蔗枝词、榕枝词等步趋橘枝词的试验作品，它们之所以未能从一家创作发展为一类现象，固然与首倡者并非名家有关，但本质上还是由于缺少一个可借力的早期咏物传统，无法使创作观念上的辐射力替代首倡者的影响力，制造出另一种性质的文学集群（非指创作行为之集群，而是与观念中的主题源头进行文本对话的集群）。就此而言，橘枝词、荔枝词能在“竹枝”变体的竞赛中脱颖而出，自成一家，实有其必然的一面。 二、从异物到土物：“言志”摆脱与橘枝词写物的世俗化 咏橘的早期文学传统，大致可分为“拟人格”和“重物态”两种类型。“拟人格”的写法源于屈原《橘颂》，借其“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３]的物性，象征诗人砥砺志节的崇高人格。究其文化地理观念，来自先秦“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４]的风土常识。在五言诗的发展早期，如古诗“橘柚垂华实”等明显采用了“拟人格”写法，可视为其承袭。至南朝齐梁时期，以萧纲、沈约等为代表的宫体诗人以宫廷视角观看作为南方贡物的橘，并咏其物态。这一贡物文学传统，[５]可追溯至汉赋对异邦方物的书写，若单论橘，曹植的《橘赋》虽咏物之高洁，仍保留了“播万里而遥植，列铜爵之园庭”[６]的贡物特性。晋室东渡后，南方王朝的在地属性遮蔽了橘的贡物特性，建康的宫廷诗人对此渐失异域之眼。诚然如范云诗“徙根楚州上，来覆广庭隅”中仍有贡物的痕迹，但总的来说，沈约、萧纲等人的《园橘诗》，已没有意在寄托的人格沉重感。当然，这些作品源出《初学记》《艺文类聚》等类书，可能经过后人裁剪，但其裁录标准至少反映了类书编者对物性或物态的常规认知，否则无法满足时人对标准化知识的需求。由此可见，当时一些作家的关注点已集中在事物本身，而不止于物与人类的共性关系。受这两类咏物传统的影响，自隋唐而下至两宋，咏橘作品颇多，且各有拓展空间。专意讽事如杜甫的《病橘》，劝谏肃宗“寇盗尚凭陵，当君减膳时”；[７]偏重物态如孟浩然的《庭橘》，描写“凝霜渐渐水，庭橘似悬金”。[８]类似写法亦见于初唐李峤的《杂咏》百二十首，其《橘》诗亦偏重物态，大致反映了当时咏橘诗创作的主流路径，末句的“愿随湘水曲，长茂上林园”，[９]亦为中古五言诗结篇的常见抒情程式。至北宋，对物态的独立写作逐渐摆脱言志程式：一方面，在梅尧臣、司马光等人的作品中，橘以社交礼物的形式频繁出现，物的日常属性让原本的言志色彩渐淡；另一方面，如陈舜俞的《山中咏橘长咏》等，有大量自注介绍橘之物性及风土特点，已是典型的风土文学作品。 其实对咏橘诗歌而言，作为题咏对象的自然之“物”一贯未变，变化的是诗人眼中之“物”的社会属性，从远邦的“异物”变成了常见的“土物”。无论《史记·货殖列传》提到的“江陵千树橘”，还是南朝范云笔下的“徙根楚州上”，直到唐人杜甫叙写“罗列潇湘姿”，橘在中古时期一直被视为远离庙堂的两湖名产。而橘枝词起于南宋的永嘉地区，此后的创作也集中在苏州、衢州、福州等南方州府，这固然反映了橘树作为经济作物在宋代以后的培植动向，但宋元明清时期的两湖及江浙地区早已无关“殊域”，当地的物产再不能被称为“异物”了。这一变化，与其说是橘树主要产区的转移，毋宁说是诗人对区域风物之在地认同。较之单个作家（如范成大）通过调整地理空间的远近来实现其地方书写观念的内转，[１０]作为文学类型的咏橘诗，通过调整诗人与所咏之物的心理空间远近，来提高它在风土文学创作中的适配程度。就此而言，注重在地书写的橘枝词，其所体现的“人—物”关系更趋内在，而减少了中古文学常见的陌生化书写。 前已论及，中古文学中的贡物创作，既为咏物的政治批评打开通道，也是当时文学题材中主要的“异物”形态之一。橘枝词的创作虽始于南宋叶适，[１１]根植于浙南乡村，但将之置于从“异物”到“土物”的长时段视域中，可更好理解其借力于“竹枝”的意义。从洞庭橘到温州柑，是中国柑橘种植史上的重要变化，其拐点正在南宋中期。[１２]韩彦直《橘录》云：“自屈原、司马迁、李衡、潘岳、王羲之、谢惠连、韦应物辈，皆尝言吴楚间出者，而未尝及温。温最晚出，晚出而群橘尽废。”[１３]此说固有乡曲之见（韩时知温州），却直接指出宋以前文人的咏橘书写，所及皆荆楚、吴中之橘。如果明清诗人希望在温州、福州等地对前代的文人咏橘传统有所接续，那么注重在地性呈现的橘枝词，就必须直面因用事而造成的地理元素之错位。咏风俗、风物的写法，尚可避开前代典故，在前人未及的生活细节处别开生面；而咏风景、风情的写法，想在烂熟的套式外有新的拓展，就相当依赖前代典故在当代社会的跨域适配。现存的橘枝词极少专咏楚橘，固然与楚橘盛产于宋前而橘枝词创作于宋后有关，但楚橘以汉唐古典的间接形态，以游子、商客等流动性的民风习俗为媒介，在东南地区的橘枝词中得到了另一种形式的地方性呈现，这让以地方为命题习惯的风土诗歌有机会走出“区域”，在诗歌内部展开跨域联动。 清人翁方纲指出，叶适“记永嘉土风而以永橘起义，其第一首则专咏橘”，[１４]此说檃括王士禛“第一首如柳枝之尊咏柳也，第二、第三首则泛言风土如竹枝体”[１５]的说法。在王、翁眼中，叶适的《橘枝词》兼顾咏物、采风两个传统，三首绝句承担了不同的表意功能。但渔洋的创作并不与批评同步，其《洞庭橘枝词》三首明言“叶水心仿竹枝、柳枝创为橘枝词，故友汪钝翁尝和之，因继有作”，却采用了“每首兼顾”而非“各首分担”的写作策略：“当年乐府传刘白，歌罢柳枝歌竹枝。昨日洞庭估船到，满城争唱橘枝词。”“橘花初开君去吴，橘黄犹未返姑苏。他乡何似故乡好，莫恋江陵千木奴。”“雁子交飞芦荻深，满山朱实已悬金。凌朝果有西来信，先报家人扫橘林。”[１６]诗中的“汪钝翁”，即清初诗人汪琬，其《洞庭橘枝词》二首序云“西山之人商于湖广者多，予故仿叶水心橘枝词体以招之”，可见他采用“橘枝词体”，就是为了借民歌之体引起行商湖广之太湖西山人的共鸣，而两湖地区正是先唐典籍中果橘的核心产地：“阿侬家住橘林旁，郎乘大艑向襄阳。寄郎只寄双头橘，蚤红差胜襄阳黄。”“郎行时节橘花零，南风吹来香满庭。今年橘实大于斗，劝郎莫羡楚江萍。”[１７]客观而论，汪琬、王士禛作品对清代橘枝词创作的影响，要大于叶适原作。汪琬的两首诗属于采风型竹枝词的写作模式，其“阿侬”“寄郎”等语，皆典型的摹拟歌者口吻；其构图以描绘自然“橘景”为主，橘树表现出较强的在场感。王士禛的三首和作，第一首类似“总起”，将橘枝词的传统上溯至刘禹锡、白居易的柳枝词和竹枝词，赋予橘枝词在乐府民歌序列中的承启意义；后二首是与汪琬作品的对话，以他乡的“千木奴”呼应汪诗的“襄阳黄”，以故乡的“朱实已悬金”呼应汪诗的“橘实大如斗”，可视为同一抒情模式。这一模式，在后续的发展中又分为两种子类型。一类趋民歌化，近于汪琬诗，果橘成为“歌者”寄托感情的媒介。如彭启丰的“妾家东山怨别离，郎行万里卜归期。门前绿树无颜色，只羡双双橘子垂”；[１８]张际亮的“郎行淮北未能归，妾在江南泪满衣。寄与一双合欢橘，到时颜色也应非”[１９]等。除了张诗中的“淮北”带有些许双关用意外，其他内容已不具备“橘枝”的不可替代性，使用其他物象亦可制造出相类效果。另一类趋风景化，这一写作模式所营构的农家田园意境，符合风土诗歌成立的广义条件。如彭启丰的“洞庭仙种间丹黄，万颗金丸噀玉浆。不遇满林霜落后，新苞未许摘来尝”；[２０]谢章铤的“橘实离离挂晓烟，橘花开满上江边。橘花香时生橘蠹，橘实何由相对圆”[２１]等。各家对“人”在橘景构图中的侧重有所不同，但通过重“景”的田园时序主导地方书写的方向，这一策略总体未有变化。以太湖洞庭橘为主题的橘枝词，基本上未溢出“橘景”书写的范畴。 至清中叶福建地区，“橘俗”书写崭露头角，“人”及其造物开始替代“景”及其抒情，成为橘枝词记写风土的另一路径。其中以陈寿祺和谢章铤的《橘枝词》最为典型：“履端风景杵声寒，捣尽琼霜作粉丸。红袖金钗围烛影，先传吉语上春盘。吾乡冬至，家作粉丸。先夜，中堂设灯烛长筵。首置盘橘，男女各出，谓之搓圆。旦煮供鬼神而后食之。乡语，橘与吉同音。”“漳南饴蜜十分调，红玉千槌向齿消。百饼青筐霞片散，东风吹入卖饧箫。橘饼出漳州。”[２２]“橘皮疏散能去风，橘络缠绵血脉通。但愿檀郎少疾病，年年长对橘灯红。上元，像橘作灯，母以遗女，取吉祥意也。”“橘官无税可无忧，橘叟弹棋更自由。饮罢橘烧歌橘颂，积钱归买橘园洲。酿橘为酒曰橘烧。橘园洲，在洪江上流，弥望千树。”[２３]以上橘饼、橘皮、橘络、橘灯、橘烧等，已非橘之自然形态，而是人工改造之物。这些有关童年和故乡的文化记忆，在作者与读者间建立起更具人文关怀的地域认同。所谓“橘景”“橘俗”之别，就是橘果离枝前后的差别。随着主角从“橘树”变为“人”，诗歌画面也移步换景，不再是千树橘园的景观，而进入了地域民生的烟火习俗。包括橘枝词在内的多数“类竹枝词”，在宋后“竹枝即风土”的主流观念中，尚能保有狭小空间内的创作生命力，皆归因于采风重心从“草木”移至“果实”。从风土诗内部来看，这固然可视为竹枝词之体性演变在其衍生文类中的一种延续；但从风土诗外部观之，较之其本体“竹枝”“柳枝”，橘枝词等因更具触感的果物延续了其离枝后的生命力，既得以在应题的狭小范围内，拓展地方书写的场景及题材类型，也因此适当地绕开了竹枝、柳枝等唐人乐府传统，从更早的文人咏物诗传统中汲取养料。 无论是汪琬、王士禛笔下的“橘景”，还是陈寿祺、谢章铤笔下的“橘俗”，较之竹枝词的泛咏风土、缺少应题之物的存在感，橘枝词只有在“风”与“物”之间达成平衡，方能以“类竹枝词”的形式别出机杼。但另一方面，当诗人的笔触下沉至地方、乡间后，类似“橘颂”的文人咏物传统，对风物书写来说既是一份遗产，也是一种负担。就此而言，如何摆脱“物性”之拟人化，是橘枝词有别于竹枝词的重要一端。这种借助世俗之力的“言志”摆脱，及对“风物”独立书写的追求，还受明清竹枝词中某些新特质的牵扯。如清后期竹枝词对地方社会的讽喻风气，亦从广义的纪风型竹枝词渗透至“应物”的“类竹枝词”中。也就是说，这种讽喻的思想根源，在主观上并未接续《橘颂》之骚思精神，而在于清人将竹枝词远溯至“国风”的强制阐释。故此“言志”不涉具体人事，主要批评普遍的社会乱象。如道光年间“京中四子”之一张际亮的橘枝词：“烂柯空自笑王郎，谁看弹棋到橘乡。不见汉家旧官府，木奴个个阅沧桑。”“垂白韦家老大夫，莫劳三百寄姑苏。东南岁岁愁征税，橘户多应累讼租。”[２４]张际亮没有回归上古橘颂或中古贡橘的话题，而是注目于更普遍的税橘之事。这与他科考不顺的人生经历和嫉恶如仇的性格有关，较之他亮相于近代诗歌史中那些激切的经典作品，橘枝词因背负题材枷锁，留下的创作空间并不大。张际亮巧妙地将《三国志》中足保子孙衣食无忧的“千头木奴”赋予现实的沧桑感，又将韦应物“试摘犹酸亦未黄”的玩笑言语转化为“东南岁岁愁征税”的沉痛之辞，那些在知识谱系中正向的历史情景，被沉重的现实赋予新的动能。这种情感表达的方式，置于橘枝词的纵向演变序列中，较之先前的日常景物写生固然更有深度，但与一贯擅长讽事的荔枝词作横向比较，就显得普泛而有欠穿透力了。 三、从事物到风物：“讽事”去留与荔枝词的地域集群 存世的橘枝词基于特定风土的地域认同，诗人之间没有形成自觉的文学共同体，不足以视为地域作家群的标志作品。但在荔枝词的创作中，无论晚明的福建诗人群，还是清嘉道年间的学海堂文人群，其同声相求均相当自觉。这让荔枝词形成了横向的集体力量，更紧密地参与地域文化事务及其建设。 在上古、中古文人眼中，橘与荔枝皆南方果物，但在叶适首创橘枝词的南宋时期，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已移至江南，橘的南果属性已趋淡化，而荔枝因种植纬度更低，南方属性依然鲜明。其实，荔枝进入文学作品的时间很早，西汉司马相如《上林赋》列举了原产非中原地区的奇珍异果，[２５]“离支”亦册名其中。东汉王逸的《荔枝赋》是现知最早以荔枝为对象的咏物作品，由于仅存残句，难判题旨；在咏物诗方面，最早可溯至南朝刘霁的《咏荔枝》，但其最早见于《艺文类聚》，也较难判断是否为完整作品。相对完整地反映作者意图的早期作品如唐张九龄的《荔枝赋》，贵在咏物拟人，其借物自伤固有政治不得意的成分，但总体上是一种泛人格化的写法，属于向内的政治自省，而非对外的政治批评。即使换作他物，也不妨碍类似情感的表达，只不过张九龄的岭南身份，让他选择了荔枝。总的来说，无论早期咏物经典的惯性效应，还是唐代文人能接触到的日常果物，荔枝固然有“异物”的新鲜感，但绝非咏物创作的常规选项。 真正让荔枝成为咏物文学的特色一类，且上升至文化符号意义的，源于唐玄宗时期的南海献荔之事。其入诗始于杜甫的《解闷》组诗，虽然杜甫自云“卒致叹于士之不遇，不及一物，隐括张九龄《荔枝赋》意”，但不止一首“追感驿送之事”，如“先帝贵妃今寂寞，荔枝还复入长安”[２６]等句，批评时政之意甚明。类似写法亦见于鲍防“五月荔枝初破颜，朝离象郡夕函关”、杜牧“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韩偓“遐方不许贡珍奇，密诏唯教进荔枝”等句。自此以后，“讽荔”作为一种批评方式，发展为文人看待南食的态度。其实就物性而言，荔枝以其洁白甘甜的视觉味觉特征，在唐诗中展现了南食美好愉悦的一面。但局部的美好印象，无法掩盖南方在当时作为“瘴疠”“贬谪”代名词的事实，当从物象的角度无法污名化时，采用事象的路径示范贡物丧志的历史教训，就成为一种省思方式。即使苏轼这样晚年称誉“日啖荔枝三百颗”的文人，也写过《荔支叹》的名篇，不仅由盛唐贡事感叹“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还对北宋供事有直接的批评：“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２７]明人张萱《续荔枝叹》、曹学佺《荔枝叹三首》等继作，都是对这一批评传统的发扬。 现存最早以“荔枝词”为题的诗歌，应为南宋李纲（福建邵武人）所作的七古集句，带有游戏性质，在立意上更接近《荔枝叹》的讽荔写法。最早以“荔枝词”为题的七言绝句，或为明永乐十三年（1415）榜眼、福建南靖人李贞的《荔枝词》3首，然诗见《（乾隆）南靖县志》，其例甚孤，其书甚晚，未必有实质性的文学史意义。至万历年间，张燮的《荔支词》10首以风物为主，兼及咏史，已是相当成熟的“竹枝”变体了。同一时期，还有邓原岳《荔枝曲》14首、陈荐夫《咏荔枝》10首、徐𤊹《荔枝杂咏》40首、林古度《荔支词》10首、吴国琦《荔枝词》10首；再如屈大均《广州荔支词》54首、陈恭尹《广州荔枝词》10首、释成鹫《荔枝词》30首等作品，皆已脱去政治外衣，专咏南方风土。在十七世纪的荔枝词创作风气中，有两个群体尤须关注。一是以徐𤊹、林古度、邓原岳、陈荐夫为代表的福州诗人群，[２８]因“闽中七子”和晚明闽诗派著称，主要活跃于晚明时期的福建地区；另一是以屈大均、陈恭尹为代表的广州诗人群，由“岭南三大家”之称而闻名，主要生活在清代前期的广东地区。不同的地理文化和政治环境，让这一看似持续的百年创作风气，实则指向了两个同中有异的创作主题。[２９] 福建文学中的荔枝书写，一直走在时代前沿，这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北宋蔡襄专述福建荔枝的《荔枝谱》的广泛传播。明万历至崇祯年间，福建的荔枝谱迎来重编的第二个高潮，相继出现曹蕃《曹介人荔支谱》、徐𤊹《徐兴公荔支谱》、宋珏《宋比玉荔支谱》等多部著作，最后被邓庆采汇编为《闽中荔枝通谱》。荔枝谱的著述形式（特别是附录诗文的模式），在文献保存与阅读的层面，有效强化了闽中的荔枝文学传统与地域文化认同，又反过来促进当地文人更活跃的荔枝词创作，并被编入扩容后的荔枝新谱中，形成良性的“创作—批评”循环。如见于《闽中荔枝通谱》卷六的曾化龙《荔枝十咏》，其小序云“一日披《荔枝谱》，循名思义，恍然人世变态，一盘托出，为作《荔枝十咏》”，[３０]可见其创作正缘自对更早版本荔枝谱的阅读。徐𤊹的《荔枝杂咏》40首也与此类似，每一首咏闽中荔枝的一个品种，题如“江家绿”“状元红”[３１]等，整组诗体现出鲜明的知识性、结构性，这些品种名称复见于《徐兴公荔支谱》卷一“福州品”“兴化品”“泉州品”“漳州品”诸名录。[３２]对编者来说，这是一个知识收集与积累的过程；而对荔枝词的创作而言，这是一个诗人们共有的“知识仓库”。崇祯二年（1629）编刻的《闽中荔枝通谱》已收录作品中，不乏“竹枝”的变体形式，如张燮《荔支词》等。而《通谱》中最具史料价值的《徐兴公荔支谱》的作者徐𤊹及全书序言的撰写者林古度，都深度参与了荔枝词写作，足见他们在闽中荔枝书写及文学传统建构中的自觉态度。 岭南荔枝自北宋郑熊的《广中荔枝谱》（已佚）后，直到清嘉庆年间才出现了吴应逵的《岭南荔枝谱》，在整体知识谱系的建设上，远落后于福建文人。尚没有直接材料可证明屈大均等人读过晚明的几部闽中荔枝谱，唯其《广东新语》引朱彝尊语及蔡君谟谱，《翁山诗外》中有《题荔枝谱》诗一首，[３３]陈恭尹《广州荔枝词》中亦有“谱中诸品遍曾尝”一句，[３４]屈、陈笔下的“谱”，到底是常见的蔡襄谱，还是问世未久的晚明诸谱，尚难断言。但屈大均与林古度为忘年交，自云金陵遗民“予所善者若茂之林子”；[３５]其《广东新语》论及荔枝诸条，亦多与闽荔比较；其《广州荔支词》云“小华山子尤多汁，红绣鞋儿亦自弯”，[３６]认为增城的“小华山”品种足以让闽中名品“红绣鞋”（见徐𤊹《荔枝杂咏》《徐兴公荔支谱》等）折腰。可见明清之际广东诗人的荔枝词创作，不止于接续前贤的政治批评及内生的地域文化认同，还有与晚明闽中荔枝词创作的潜在对话。 广东地区以“荔枝词”为题的创作，较早见于嘉靖末年广东兵备副使方逢时（1522—1596）的杂言古诗《荔枝词》，云“君不见玉环夜宴称酒渴，万里奔腾劳置驿。一笑翻成四海愁，三咽令人三叹息”，[３７]可归为讽荔模式。较之本地文人，宦游或流寓文人的外来者视角，更容易立足于庙堂及历史的眼光，关注荔枝作为异物的不安定元素。对地方性特征的发掘与认同，实有待于屈大均、陈恭尹等本地文人的创作实践。遗憾的是，屈、陈没有如闽中徐𤊹等人生活在承平时代，他们的荔枝组词皆作于清康熙年间，当时广东地区被纳入清廷版图未久，诗人们的文本表达带有易代情境的以物自喻及明志之意，特定的历史节点压制了荔枝词之地方性生长。 咏橘与咏荔反映了咏物诗中最常见的两种及物批评之法：一是基于物性的物典批评，托物言志，以屈原《橘颂》为代表；二是基于物事的事典批评，借物讽事，苏轼《荔支叹》可为典型。由此，咏物诗的内涵亦由外而内分为三个层次：最外一层是借物讽事，“物”成为政治世界中引发批评的直接导火索；中间一层是托物明志，即将“物”人格化，含蓄地表达作者的不平之遇；最内一层是咏物本身，既可以是对“物”之原生特征的向内细描，也可以是对“及物”之日常生活的向外书写，二者皆已脱离政治文化的表述框架，不涉及言志、载道的功能。而在社会变革的关键时刻，文人的诗教心理也会受影响：是否必要动用文学中的讽喻传统，发挥咏物诗的“怨”之功能，承担起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明清易代之际的岭南荔枝词创作，没有与稍早的闽中荔枝词产生共振，而是另创新路，算是一个典型案例。清康熙九年（1670），客居东莞的屈大均创作了《广州荔支词》54首。第一首开宗明义：“后皇嘉树产番禺，朱实离离间叶浓。珠玉为心君不见，但将颜色比芙蓉。”至最后一首以“谁爱三闾橘颂辞，更将骚思写离支”[３８]收尾，呼应开篇，明确致敬了屈原《橘颂》，比拟“骚思”的写作方向。这种强势的定调，让晚明以来渐兴的风土书写模式和唐宋以来代有传承的“讽荔”模式，退至文学舞台的次席位置。事实上屈大均也无法做到每首都以物明志，不少作品仍趋于对风物特性的勾画，但他采用首尾相应的组诗结构，让这组诗歌在风土书写占据数量优势之时，表现出深刻内涵。陈恭尹的《次和刘沛然、王础尘广州荔枝词》10首，因其七律体式，在严格意义上未必属于“竹枝”变体。诗中写“王风蔓草已离离，岭海繁花记往时”，[３９]借李白《古风》“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之句感怀旧朝。刘沛然、王础尘的原作早已不存，唯知“王础尘”名世桢，“初字础臣，中岁易臣为尘，而曰吾无复望矣”；[４０]“刘沛然”名霖恒（1629—1698），二人皆无锡人。《增江后集》中有《赠别王础臣》诗，此处既作“础尘”，则作于中年以后。据陈恭尹《王础尘行状》，其人在康熙二十年（1681）随两广总督吴兴祚入粤，至康熙三十二年（1693）终老于此，则这组词大致作于晚岁十余年间。据陈诗“一时胜会逢吴客，七字题诗满粤台”句，可知为次韵外地游粤诗友的作品，与屈诗的本地题咏不同，反近于更早的方逢时作品，带有主客赠答的性质。另外，释成鹫的《荔枝词》30首，释今白的《荔枝诗》10首（有“红霞深处竹枝词”句），都出自清初的岭南诗僧群体，成鹫词亦为赠答友人之作，且词云“时过更愁零落尽，中间消息几人知”“何堪紫陌逐红尘，独抱冰心懒赠人”[４１]等，与“故国挽歌”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些作品皆因时代烙印而走上了隐微写作的道路，就文学地方性而言或是一种倒退，但却真实反映了当时的政治风云和社会思潮。 正因明清易代对岭南文学的外力影响，广东荔枝词中的在地书写及所形成的地域认同，直到清中后期才有实质性的进展。两广总督阮元创办学海堂书院，是一个重要节点。在他任命的学海堂首批8位学长中，有4位介入《岭南荔枝词》的群体创作活动，即赵均、林伯桐、吴应逵、熊景星。其中吴应逵编刻了现存最早的《岭南荔枝谱》，其自序云“荔枝作谱，始于君谟。后有继者，要皆闽人自夸风土，未为定论。岭南旧有《增江荔枝谱》，著录《文献通考》，其书不传”，自觉地承担了整理岭南荔枝文献、建构相关知识谱系的责任。这种“填词 编谱”的群体模式，在晚明的福建地区早已出现。阮元借书院课士的地方教育制度，及清乾隆以后科举试诗的新动向，有效地将其从文士的自发集群活动，改造为国家保障下的体制内创作行为。 学海堂书院的考课集《学海堂集》卷十五，收录了广东文士创作的《岭南荔枝词》共28家123首，另附阮元子阮福诗4首。[４２]当然，作为命题者的阮元亦须有所示范，故其《揅经室集》中保留了《岭南荔支词》8首，诗后有阮福详注。在这些作品中，谭莹的《岭南荔枝词》60首（亦见《乐志堂诗集》卷一）是当时文人津津乐道的现象级作品。“道光初，阮元开学海堂于粤秀山，以经史诗赋课士，见莹所作《蒲涧修褉序》及《岭南茘枝词》百首，尤为激赏。自此文誉日噪，凡海内名流游粤，无不慕交者。”[４３]考虑到谭莹还是吴应逵编《岭南荔枝谱》的复校者和题跋者，这一系列文学活动所呈现的地域社交网络，及通过对地方性知识的文学转化而形成的在地文化认同，较之晚明闽中作家群更加紧密。这一以风土诗课士的书院创作模式，是竹枝词发展至清中后期的一个新动向。同治年间，广东新兴知县孙福清“顷课书院诸生，偶以竹枝词命题，择其尤推训者录之”，[４４]撰《新州竹枝词》1卷；光绪年间，浙江嵊县人郑淦任安徽和州同知，被知州童宝善“礼请为和阳书院士子师……经艺外，闲课以词赋”，[４５]其“课士之作”被刊印成《历阳竹枝词》1卷。这一教学模式，不单局限于竹枝词，还适用于包括“竹枝体”“类竹枝体”在内的其他风土诗歌。如乾隆三十九年（1774），张燕昌、陆以諴各作《鸳鸯湖棹歌》百首，就是学政官课士的产物，张氏自序云：“乾隆甲午之冬，临川李公视学两浙，以《鸳鸯湖棹歌》课嘉禾士子，盖欲采里巷之谣谚，觇民情于歌咏，而因以谱太平之风景也。”[４６]道光二十一年（1841），浙江学政罗文俊仍以《鸳鸯湖棹歌》课试嘉兴府生员。桐乡人陆以湉回忆：“吾乡自竹垞太史赋《鸳鸯湖棹歌》后，继作者数十家……道光辛丑，南海罗萝村学使文俊试禾郡士，复以命题。所取佳作，亦有足步武前贤者。”[４７]以上可视为棹歌等“竹枝体”用于课士的代表作品。罗文俊来自南海，早年求学于学海堂书院，后担任浙江学政期间又编订了《诂经精舍文续集》，可谓深得阮元书院教育的精髓，他在嘉兴府学课士时以“鸳鸯湖棹歌”命题，固然有延续本地课士传统之意，但恐怕也受到早年求学经历的影响。因为在《学海堂集》（初集）中，《岭南荔枝词》并不是规模最大的风土诗命题，效仿宋人方信孺的《南海百咏》创作，才是反映岭南地志文学书写的最全面作品，也是学海堂开展文学地方题咏练习的更典型案例，亦可视为杂咏、百咏等“类竹枝体”用于课士的代表作品。这种群体性的风土诗同题创作，蕴含了浓厚的地域认同感，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个体创作中的言志倾向，也是集体意志的一种在地表现。 四、“体传统”与“题传统”：应物观风的两种写法 “风”起于《诗经》，发展至后世，逐渐细化为风俗、风土、风物、风事、风情、风景诸多类型，可视为地方性知识的不同门类。“方物”或“土物”，是古人观一地之“风”的重要路径。然而，“风”对应的风诗传统，与“物”对应的咏物传统，虽都发端于先秦时期，但其源流一在《诗经》，一在《楚辞》。二者在后世的合流，固然反映了儒家经典及其“輶轩采风”的文学观念深入诗人的创作及批评；但另一方面，古人对物的观察与文学表达，已不再停留于博物纪异、观物穷理、托物言志等几种早期经典模式，[４８]而对平常之物、乡里之物有了更丰富的认识。橘枝词、荔枝词作为一种诗题固化的文学类型，其“固化”至少体现在限体（“□□词”）与限题（草木之名）两个维度。“限体”源自竹枝词吟咏风土传统，具有约定俗成的七言绝句体式，其结构、功能皆趋稳定，而内部的吟咏对象可以自由变换，如后出的橘枝、荔枝，甚至一些更小众的地方风物。“限题”则对应咏物文学的传统，面对特定的题咏对象，诗人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来选择适配的诗体，如可将七绝的荔枝词换为古体的荔枝歌、荔枝叹等，随之而来的是创作风格与义旨上的变化。“题传统”强调缘题立意，与早期音乐文学中的调名有关。中国文学中最常见的题传统，是基于乐府题名、词调名的“本意”创作，如《饮马长城窟行》述征役，《子夜歌》咏离思，《临江仙》言仙事，《女冠子》述道情，《河渎神》咏祠庙等。它有别于用题目概括诗意、继而形成一个历代赓和的小传统，如《白燕》《落花》《秋柳》等特定的意象主题，而是默认某个乐调名对应地涵盖了一类文学母题。就此而言，“题传统”是对自由作题的一种禁锢，它不仅斩断了作者表达写作意图的副文本之路，也限制了作者在同题创作中与周边世界的更广泛接触。任何对诗题命名方式的解放，都是对“题传统”的破坏。但如竹枝词、宫词、步虚词等，虽早已融入近体诗的世界，却仍保留了乐府诗的传统。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拓展类型的边界，观念上的破体就比形式上的破体更重要。竹枝词变成泛咏风土的代表性诗体，是一次成功的解放；而与之相比，唯可咏柳兼及送别的柳枝词，在后世的创作数量同样大观，但其内在的“题传统”却被予以彻底坚持。主题定则意旨明，古人谓之“题旨”；但同一题材范围内的不同体裁，是否导向不同意旨，我们较少关注，也没有“体旨”之类的说法。在应物观风的世界中，有些同题诗歌的内部，确实会因体类选择而表现出不同的思想内容。我们仍以咏橘、咏荔为例，前面提到它们在“竹枝泛咏风土”的大势下，摹仿“物 词”的七绝命题方式，发展出别具一格的橘枝词、荔枝词等，从风土书写的角度，可称之为“类竹枝词”；但从体式的角度，亦可称为“词体绝句”。在很大程度上，当咏物诗采用“类竹枝”的命题法时，已决定其旨在“向下”吟咏风土，而非“向上”美刺时政。因为另有一套诗歌体式更适合于借物讽事的传统，即以物赋题的古体歌行，其中“叹体歌行”中的叹物一类尤为突出。如北宋苏轼、苏辙的名作《荔支叹》，后亦有明人王鏊《橘荒叹》这样的名篇。“叹体歌行”的传统，最早可溯自西汉刘向的《九叹》，意在表达作者不受知于世的忧思悲慨。这一叹世主题在诗歌中渐成自觉、独立之一体，起于唐人杜甫。其一类如《秋雨叹》《楠树为风雨所拔叹》等，虽所叹之对象日渐具体，但重在表达人物的生命经历及内心感触，后来名篇如刘禹锡、白居易的《鹤叹》，何景明、王世贞的《落花叹》等，皆是对“托物言志”传统的继承；另一类如《夏日叹》《夏夜叹》等，其命题缘于某个特定的时空情境，而诗人偏于表达对其背后社会民生的忧虑与思考，后世如《荔支叹》《橘荒叹》等，近于对“借物讽事”传统的发扬。对橘树、荔枝等南方果物而言，如果作者偏重“向上”反映士大夫的社会思考，而非“向下”呈现乡土文人的地方性知识，那么，叹体是一个很合适的发声渠道。我们固然无法断言后来读者一定读过某篇经典的咏荔作品，由此形成创作观念的确凿相继，但荔枝谱一类书籍的出现及流通，足以说明像苏轼《荔支叹》这样的作品，一直处在古人有关荔枝书写的文学知识谱系中，并未因“词体绝句”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而在观念上被排挤出咏荔文学的主流形态。自宋以来，叹体歌行承担着咏物诗在另一维度上的“风”之功能，让地方文人可以安心地在七绝体的荔枝词中书写风土，免于背负额外的言志之累。当然，“叹物”与否非唯见于荔支“叹”、橘荒“叹”等歌题，更取决于作品内容，如北宋陈襄的《荔枝歌》、刘子翚的《荔子歌》，南宋王十朋、杨万里的《荔枝歌》等，当作品的主旨在以物讽喻而非地方风物本身时，即使是中性的“歌”体，也与《荔枝叹》无异了。 “唐人柳枝词专咏柳，竹枝词则泛言风土”，在中国风土诗歌史中，竹枝词以强大的向心力改造着周边的相类文体。它也有过咏竹的应物尝试，可惜归于失败，“亦有一二专咏竹者，殊无意致”。[４９]清人汤大奎入闽，云“作荔枝词专咏荔枝，仿竹枝体”，[５０]而未言“仿柳枝体”，足见时人在对“类竹枝词”（咏物的“词体绝句”模式）的体认中，风土传统已胜过咏物传统。如此，则无论传统意义上的托物言志观念，还是博物立场上的植物学视角，都不足以动摇作者从地方性知识的角度认知所咏之物的文学价值。究心于植物本身的博物学精神，尚可在史部地理类、子部谱录类等文献甚至体物赋等作品中更系统地呈现，但重视“言志”传统的咏物书写，如何在地方诗歌的冲击下保留“得体”的创作空间，是明清诗人需要追寻的问题。叹体歌行固然是一种较分明的“别体”方式，但“物性”和“物用”在近体诗尤其是更能代表近世潮流的“词体绝句”内部，恐怕以一种更复杂的形态交缠在一起。换句话说，在“体传统”的内部，代表创作习惯的“近传统”，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代表体用观念的“远传统”，这是地方诗歌之日常化、庶民化在写作行为上的一个变化。 在中国文学史中，无论究其发生源头（民歌）还是文本功能（美刺），抑或类型内部的地域区分，竹枝词都是最接近《国风》并发扬其生命力的文学样式。虽然明清诗人一再强调竹枝词的美刺之用，欲赋予这一后生的民间诗体更具古典力量的文学责任，但早已明辨其起源问题的当代学人，终究明白这不是《诗经》模式的又一次复制，更不可能发挥出如《诗》作为“五经”之一在儒家社会文化中的普遍意义。但换一种视角，孔子曰《诗》可“兴观群怨”，竹枝词走出了不一样的“群”（通过在地书写制造地方认同，《诗经》的“群”没有地方认同的诉求），但发出的仍是基于民间声音的美刺之“怨”。可叹一部分立意高远且自觉的竹枝词作者，在观念上却背负了这一诗体不能承受的重量，面对早已成熟、可灵活运用的文人诗讽喻技巧，却因担心破坏“风诗”的原生特点而有所畏足。就此而言，由“风土”“咏物”双轨而合流的橘枝词、荔枝词等，在作品数量上固然不如竹枝词，但其所继承的自骚赋而下的咏物传统及特定的文化意涵，赋予了某些题材的地方风土诗歌独特的文士品质，更注重诗人在精神、心灵层面的向内求索。这是中国文学传统中的经典元素，与中国文学地方书写的相融，也让这一偏向于日常性、地方性、知识性的近世文学类型，收获了更具温度的人文内涵。 注释 向上滑动阅读注释 [１] [清]王士禛：《香祖笔记》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7页。 [２]叶晔：《竹枝词的名、实问题与中国风土诗歌演进》，《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 [３] [战国]屈原：《九章·橘颂》，金开诚等校注：《屈原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606页。 [４]吴则虞编著：《晏子春秋集释》卷六“内篇杂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92页。 [５]参见林晓光：《六朝宫廷贡物与贵族文学——从夷方珍奇到皇朝符瑞》，《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６] [三国魏]曹植撰，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87页。 [７] [唐]杜甫撰，谢思炜校注：《杜甫集校注》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19页。 [８] [唐]孟浩然撰，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宋本集外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68页。 [９] [唐]李峤撰，张庭芳注，胡志昂编：《日藏古抄李峤咏物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3-54页。 [１０] 叶晔：《互见与内向转型：论范成大的地方书写观念》，《新宋学》第6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15页。 [１１]叶适有《橘枝词三首，记永嘉风土》（《叶适集》卷八，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25页）：“蜜满房中金作皮，人家短日挂疏篱。判霜剪露装船去，不唱杨枝唱橘枝。”“琥珀银红未是醇，私酤官卖各生春。只消一盏能和气，切莫多杯自害身。”“鹤袖貂鞋巾闪鸦，吹箫打鼓趁年华。行春以东峥水北，不妨欢乐早还家。” [１２]曾雄生：《从洞庭橘到温州柑——宋代柑橘史的考察》，《中国农史》2018年第2期。 [１３] [宋]韩彦直撰，彭世奖校注：《橘录校注》，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年，第1页。 [１４] [清]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第100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第189页。 [１５] [清]王士禛：《居易录》卷二四，《王士禛全集》，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4152页。 [１６] [清]王士禛：《带经堂集》卷六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3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73页。 [１７] [清]汪琬：《钝翁续稿》卷三，李圣华校笺：《汪琬全集笺校》第3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1189页。 [１８] [清]彭启丰：《芝庭诗稿》卷一《洞庭橘枝词》其三，《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第23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586页。 [１９] [清]张际亮：《思伯子堂诗集》卷六《橘枝词》其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01册，第61页。 [２０] [清]彭启丰：《芝庭诗稿》卷一《洞庭橘枝词》其一，《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第23册，第586页。 [２１] [清]谢章铤：《赌棋山庄诗集》卷一〇《橘枝词，酒次感作》其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80册，第890页。 [２２] [清]陈寿祺：《绛跗草堂诗集》卷六《橘枝词十二首，癸酉》其八、其十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99册，第582页。 [２３] [清]谢章铤：《赌棋山庄诗集》卷一〇《橘枝词，酒次感作》其一、其四，《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80册，第890页。 [２４] [清]张际亮：《思伯子堂诗集》卷六，《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01册，第61页。 [２５] [西汉]司马相如撰，金国永校注：《司马相如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56页。 [２６] [唐]杜甫撰，谢思炜校注：《杜甫集校注》卷一五《解闷十二首》，第2426、2427页。 [２７] [宋]苏轼撰，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卷三九，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127页。 [２８]有关福建文人的荔枝书写（不限于荔枝词）研究，参见范宜如：《荔枝书写与武夷地景：以谢肇淛、徐熥、徐 [２９]有关荔枝书写的闽、粤之争，参见陈灿彬：《地域文学的竞争：闽粤荔枝优劣论及其演进》，《地域文化研究》2019年第4期。 [３０] [明]邓道协：《荔枝谱》卷六，彭世奖校注：《历代荔枝谱校注》，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第414页。 [３１] [明]徐 [３２] [明]徐 [３３]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五“大荔细荔”条，中华书局，1985年，第662页；屈大均：《翁山诗外》卷一三《题荔枝谱》，《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18册，第723页。 [３４] [清]陈恭尹：《独漉堂诗集》卷九，《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25册，第472页。 [３５] [清]屈大均：《翁山文外》卷二《送凌子归秣陵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19册，第176页。 [３６] [清]屈大均：《翁山诗外》卷一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19册，第717页。 [３７] [清]方逢时：《大隐楼集》卷三，《明别集丛刊》第2辑第88册，合肥：黄山书社，2016年，第49页。 [３８] [清]屈大均：《翁山诗外》卷一三《广州荔支词》其一、其五十四，《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19册，第716、718页。 [３９] [清]陈恭尹：《独漉堂诗集》卷九《次和刘沛然、王础尘广州荔枝词十首》其九，《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25册，第473页。 [４０] [清]陈恭尹：《独漉堂文集》卷一二《王础尘行状》，《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25册，第618页。 [４１] [清]释成鹫：《咸陟堂诗集》卷一七《荔枝词三十首寄张子白、杨鬯侯》其四、其十一，《四库禁毁书丛刊》第 149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453页。 [４２] [清]阮元编：《学海堂集》卷一五，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道光五年启秀山房刻本。 [４３] 《（光绪）广州府志》卷一二九《谭莹列传》，《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广东》第1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年，第295页。 [４４] [清]孙福清编：《新州竹枝词》，王利器、王慎之、王子今辑：《历代竹枝词》，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44-2745页。 [４５] [清]许传壬编：《历阳竹枝词》，王利器、王慎之、王子今辑：《历代竹枝词》，第3464页。 [４６] [清]朱彝尊、谭吉璁、陆以諴、张燕昌：《鸳鸯湖棹歌》第2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第18a页。 [４７] [清]陆以湉：《冷庐杂识》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140册，第410页。 [４８]路成文：《中国古代咏物传统的早期确立》，《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 [４９] [清]王士禛：《香祖笔记》卷三，第57页。 [５０] [清]汤大奎：《炙砚琐谈》卷中，《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0辑第30册，第76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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