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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深： 我于1885年生于“亦耕亦读”的富农家庭中。根据家谱所载，我的先祖是江苏人，大约于明朝时迁到广西，以后做官到梧州，就在梧州附近的思化洲落业。 到我祖父一代，据所住的地方看来，估计已经是雇农了，以后慢慢有了田地，才由雇农变成中农、富农的。 祖父是秀才，父亲是廪生，都是以教书为业。我年幼的时候，读书之外，亦参加过耕田的劳动，上山放牧。我有五兄弟、二姐妹，大兄夭折，实在可说是四兄弟、二姐妹。 我的父亲是读书人，为人正直，颇得人心，远近争相延聘教学，对我们兄弟管教得很好，故我们兄弟后来都不至于堕落。 可是，当我六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父亲去世后，我又随叔父读书；到十二三岁时，乡下有请有功名（指入过学）的老师教书的，名曰大馆，又读了几年。 到16岁时，我学做八股文，开始做“起讲”（八股文的做法中的名称）。那时，清朝已经维新变法了，废八股，改策论。 我的族中，有一位兄弟也是榜上有过名的人，教我做策论。兴学堂后，梧州设有一间中西学堂，一般人都认为，那是与外国教会有关系的，所以都非常厌恶学堂，把入学堂的人名之曰“入教仔”。 我的岳母就很不满意我在这间学堂读书。我曾考试过一次，是学堂送考的，未考取，从此，就把科举废了。 那时，两广总督岑春煊幕府里的庄蕴宽，先在广东做过武备学堂总办，后到梧州任知府，中西学堂就是他办的。 当时，清朝要兴办新军，在两广地方开办一个陆军中学，庄主持选送学生入军校读书，选了10名，我是选生之一。因此，18岁那年，我就去广东黄埔读陆军中学。 在陆军中学读了两年，还没有毕业，因为，照当时陆军部从新规定，全国只设四间陆军中学，陆军部把两广陆军中学取消了，于是，将我们一班学生改入陆军速成学堂（就是武备学堂改办的）。 那时，陈铭枢和蒋光鼐都还在陆军小学读书。我在速成学堂毕业后，在新军当见习官，有一个模范营，是准备训练军士干部的，后来改名叫作学兵营，我做学兵营排长，邓铿做连长，我与邓铿就是这时认识的。 当见习官不到一年，我又入讲武学堂，继续读了一年。那时，设在保定的军咨府军官学校，即后来的陆大，要各省选人去深造，资格是要在军校毕业做过军官两年。 而我正合条件，于是，我和张文、张国元、伍观淇、刘光、胡承祜（广东共送十名，考取了八名）等进入陆大。才读了两年，辛亥革命就爆发了。 我虽未参加同盟会，但暗中也参加活动。记得有一次，学校中教职员和学生拟把保定附近浏河地方的铁路桥破坏，以阻碍清朝运兵南下。 广东“光复”后，组织了北伐军，姚雨平做北伐军军长，我和张文到上海会到姚雨平，参加到北伐军中做参谋工作。 因为我是在陆大学高等军事学的，很得姚雨平的器重。后随军转战到固镇南宿州，进军徐州，前军已到达山东韩庄一带。可是不久，南北停战议和，黎元洪做副总统通电解甲销兵，大家以为从此天下太平，都有解甲归田的想法，于是，把北伐军第四军改编，送回广东，改成一个师，我任第4军第22师参谋长。 到1913年（民国2年）陆大移北京开学，我又重返陆大再读一年就毕业了。毕业后，我留校当教官，教了五年书，所以，陆大出身的许多大官，如徐永昌、郭松龄、黄旭初等都是我的学生。 我在陆大服务时期，每年都要回南方省亲一次，但因晕船，往返很苦。1920年，我又南回省亲，想不到，我的这一次南返，就开始了新的生活。 那时，陈炯明已回粤，邓铿见了我，坚决留我在第一师服务，于是，我就留在广东，任粤军第一师副官长。 三个月以后，第一师参谋长陈可钰调到元帅府做警卫团团长，由我任参谋长。不过，邓铿那时的处境，是很困难的。 他很信仰孙中山先生，非常赞成孙中山先生的北伐主张，但是，他又是陈炯明的参谋长，陈炯明是反对孙中山先生北伐的。所以，邓铿常常叹气，并曾将他十分为难的情形告诉我。 那时，孙中山先生要北伐，亲自到广西去，要李烈钧从广西出师北伐，邓铿暗中帮助饷械，陈炯明兄弟忌之，因此，就把邓铿暗杀了。 中山先生得到消息后，大怒，改道由广东出师北伐，免去陈炯明的总司令职务，中山先生回到广州，对第一师官兵讲话，一师内部本来是很复杂的，结果被中山先生说服了，同意出师北伐。 北伐开始后，我们打到赣州，正在准备攻打南昌，胡汉民跑到赣州来了，因为陈炯明勾结吴佩孚，于6月16日，令叶举指挥炮轰观音山总统府，他赶来赣州，要求粤军、滇军返粤靖难。 粤军以第1师比较有战斗力，但政治基础不稳固，陈炯明的人很多。第1师师长梁鸿楷，是学兵营出身，作战很勇敢，但是，没有政治见解，一个可东可西的人。 这时候，第1师有四个团：第1团长谢毅，该团是梁鸿楷的底子；第2团团长徐汉臣，该团是陈炯明旧部；第3团团长陈修爵，是学兵出身，人很勇敢，该团亦是听信陈炯明话的；第4团长陈铭枢，该团是学生军，是模范团，较有革命意识。另外，还有一个工兵营，营长是邓演达，亦有革命认识。 第一师内部如此复杂，要打回广东去，无甚把握，因四分之三的力量是陈炯明的，只有第4团和邓演达的工兵营的力量可靠；说要继续北伐，兵士又不肯，怕造成兵变，只好听胡汉民的要求，回粤靖难。 为了壮大声势，我拟了一封电报给陈炯明，数他炮轰观音山的罪状，骂他和叶举一顿，并说，我们北伐本来可以到达长江，现在事既至此，我们要从东江回广东，安定广东后方再行北伐。  李济深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打这封电报的用意，是可以威胁陈炯明，他一定要派兵到惠州来阻挡，然后，我们可派许崇智、朱培德等带兵从韶关回粤。 随后，我们第1师到了老隆（即龙川），陈修爵团被陈炯明调去打许崇智去了，第一第二两团亦被陈炯明调走了，只剩下陈铭枢的第4团和邓演达的工兵营。 到了河源，陈炯明派人（苏慎初、黄居素）来运动陈铭枢，陈铭枢亦被拉走了，以后，邓演达亦跟着走了。 事既如此，我非常愤慨，辞职返广州。路经惠州，我找陈炯明说话。他一见我，脸色都变了。我未说话，他就连说：“不关我事，不关我事，是叶举干的。” 我回到广州，中山先生在中山舰上，叶举军队在白云山脚。因为，许崇智在韶关方面失败了，中山先生只得出走香港，后来，又去上海。 这时，陈炯明重返广州，他们因为打了胜仗，好像很得势的样子，天天在八旗会馆打麻将，叫娼妓，无法无天。我看他们及不顺眼，情绪非常消极。 在上海，中山先生向陈可钰问起第1师的情况，觉得第1师还有相当作用，因此，叫陈可钰回广州来，叫我千万不要离开第1师，千万不要消极。 当时，我觉得陈铭枢都变了，第1师哪里还有可为，心里着实很不痛快，但我还是再返第1师当参谋长，陈铭枢以后也回来了，他心中惭愧，就辞了团长职务，改名真如，到南京学佛去了，他那一团人交给陈济棠指挥。 1922年（民国11年）11月，孙中山先生令许崇智、黄大伟、李福林等由闽攻潮汕，以滇桂军取道梧州入粤攻陈炯明，刘震寰为桂军总司令，杨希闵为滇军总司令，滇军到广西与桂军会合。 当时，粤军据守梧州，以洪略一旅为主力，以后，又调第1师来协助。我知道，滇桂军是奉中山先生之命来的，于是暗中与其联络，订定条件，并接济其军饷。中山先生叫我埋伏在第1师，原来就是要我在必要时内应的。 这时，第1师人马又多起来了，张发奎随许崇智在韶关，被陈炯明战败后，入山为匪，后来带了人来投降第1师，任营长职务。 此外，陈修爵亦收集一团人来第1师，中山县人卓仁机亦来归第1师，陈济棠、邓演达亦在第1师，于是，我们又掌握了第1师。 第1师当时的任务，就是在后方做内应工作。陈炯明为抗御滇桂军，以叶举为总司令，去梧州指挥。叶举见第1师布防在肇庆一带，有点心慌，约我们饮鸡血酒，发誓，表明同心打滇桂军。 席间，邓演达毫不犹疑，举起鸡血酒一饮而尽。等到叶举一出门，就放枪，张发奎、陈济棠、卓仁机等一齐发动兵变，滇桂军合力进攻，占肇庆、三水，夹击广州，陈炯明遂收军退回惠州。 许崇智与杨希闵、刘震寰不睦，杨、刘两人将胡汉民、魏邦平拘捕了。魏邦平有第3师，力量不大，连我们第1师以魏邦平都以为总司令。 第1师本来每月200元，平均每人一毫钱的伙食，魏邦平被捕后，饷无处领，变成无政府状态，不免照当时坏习例，开赌筹饷。张发奎说，这回对不起广东，我们竟引狼入室了。 我们的有生力量，是邓演达、陈济棠两个旅，张发奎100多人，总起来不够2000人。我们没有了领导，地方又被占了，又无伙食，因此，设法逃去滇桂军的势力范围，可又怕滇桂军很野蛮，随时会缴人枪的，所以，趁滇桂军还未到达新会、江门，我就决定，带第1师偷渡黄埔到江门去。 江门原有一个善后处，处长陈德春，是陈炯明派去当处长的。那里的驻军原是粤军，士兵出发了，只有司令部，有300兵左右。 我们一到江门，找商会长来，叫他筹饷。不久，就把陈德春的枪缴了，占了善后处。在江门，大约住了半年，因为粮饷问题解决了，就积极整顿内部，训练军队，以后，又占了台山，又征了一些新兵。 1923年2月，中山先生返广州，设立了大本营。中山先生未返前，是胡汉民代帅，大本营设有驻西江办事处，我是办事处处长。大本营没有经费，财政部部长古勷勤还要我们筹饷支持大本营。 以后，第1师的势力向西江发展到肇庆，沈鸿英部下有一旅人在肇庆。时沈鸿英已有动作，大本营要解决他。于是，我带兵去围肇庆城，工兵营营长邓演达和陈济棠、张发奎、陈诚也都一齐行动，围城攻打不下，就由工兵营挖城埋药，爆破10余大缺口，冲进城去，沈部逃跑的不多，都缴了械。 接着，我们溯江而上，占了西江。发展如此，梁鸿楷升为第1军长，我升为第1师师长兼军参谋长，并兼任西江善后督办。 我们在西江时，办了一个讲武堂，戴戟为堂长，黄琪翔、钱大钧等都来讲武堂训练军队，中山先生返广州后，一切经费，大部靠西江收入来支持。 他想办黄埔军校，叫我和廖仲恺筹备。那时，蒋介石从上海跑来看我，并参观了讲武堂。后来，我找一些干部去黄埔，邓演达、严重（邓的团附，人很好）、林伯渠、钱大钧、陈诚等都在那里工作。 而我因为在西江也要练兵，不能做校长，只做副校长，兼训练处主任，副主任是邓演达。 刘震寰、杨希闵等人占了广州后，天天开赌，不听命令，中山先生在广州很受气，商团事变时，滇桂军还包庇其首领陈廉伯，我主张立即缴商团的械，请中山先生下命令给我去负责。 商团事变解决后，刘、杨还是很跋扈。于是，我带了一两团兵（其中有黄埔学生，北江调来的湘军和我从西江带来的兵）在小北江绕过粤汉路，南下来攻广州，这才把刘、杨的滇桂军解决了。 广州统一后，大本营才有点权力，设立了元帅府，胡汉民为秘书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部长，革命政府才像点样子。 那时，大元帅府的权力仅在广州和四邑，东江和南路仍未得手，接着，我奉命去打梧州沈鸿英部，黄绍竑、白崇禧倾向我们，派陈雄来见廖仲恺，又来西江见我，跟我一齐出发，愿为内应。 于是，梧州守军旅长陆某投降，我被派兼梧州善后督办，黄绍竑为西江总指挥。我又派徐景唐、陈济棠等帮白崇禧打八步，解决了沈鸿英、陆荣廷的军队，所以，第1师在统一广西的过程中，出力不少。 而后，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我没有参加，因为我不在广州。当时的革命力量，还仅及广州及附近各县。 北江问题解决后，南路是邓本殷、吕春荣的势力，东江是陈炯明的老巢。第一次东征，我只派了陈铭枢一旅去参加，收复了惠州，第二次东征是带陈济棠、张发奎去的。 国民党改组时，右派的人很不同意，如胡汉民、许崇智等，因此，孙中山先生死后不久，我在西江得到急报，知道廖仲恺先生被人暗杀了。因为廖案，把胡汉民、许崇智赶走了。我回广州，把许崇智的兵缴了械，扣留梁鸿楷等人，我接其军长职位。 接着，广东国民政府将各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共编为六个军，我原在第6军，许崇智走后，我调任第4军。这时是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 第一次东征时，第一路打海陆丰，我打第二路，从惠州直趋潮汕，程潜任第三路，经老隆到五华。 时陈炯明在潮汕，林虎在兴梅一带，林虎想断我们后路，派兵由紫金南下。 我得到情报后，中途转兵北上与林虎兵遭遇于热汤圩，打得非常激烈，终将林虎主力击溃，因为是在山地隘路，他的大军退却不易，所以主力就被我们歼灭，接着，我率部进驻紫金。 蒋介石由另路冒险猛进，遇敌反攻，行李尽失，狼狈不堪，由我派兵救援，将敌击溃后，才来到紫金会师。 在第二次东征前，我派陈铭枢去打南路，但是失败了，陈铭枢与朱培德由阳江退到四邑。这时，我被命为南路总指挥，带张发奎的兵并指挥陈铭枢。 我们另外又叫广西方面向钦廉方面策应，广西亦派兵帮助。此时，张发奎为副师长，黄琪翔为团长，都很勇敢。我们士气旺盛，一直打到阳江、雷州、琼州，而后，钦廉方面由陈铭枢整顿，张发奎进入琼州。 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我仍在琼州，因为我在广东的东江、西江、南路方面以及广西方面都有战功，所以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当我回到广州时，国民政府开了一个盛大欢迎会，苏联代表团还送了我许多纪念品。 当时，苏联送了许多枪来，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想给大家分一分，但是，蒋介石想将苏联的枪自己独吞。 我本来收编了很多队伍，照实力可以编六个师，后来，只编陈铭枢、张发奎、徐景唐、陈济棠四个师。这时候，蒋介石独裁气氛渐长，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与中共相争。 他当时兼任广州警备司令，忽然发动3月20日事变，将各机关监视起来，连俄国顾问也牵连在内。我当时任参谋部部长，事前一点都不知道，跑去黄埔问邓演达（他是教育长），他也不知道。 汪精卫请我和朱培德各军长谈话，说蒋介石造反，希望大家把军队撤出广州，表示不同意蒋介石的搞法。但是，我们当时以为团结要紧，请蒋介石来商量，因而不欢而散。 第二天，汪精卫就潜逃了，蒋介石躲在广州市小北钱局碉堡处，怕人打他。我去找蒋，蒋问我事既如此，应如何处理，我说只有向政府及党自请处分，他答应可以。 谁知，这时候，陈独秀却与蒋介石妥协，蒋介石遂提出整理党务案，要求国民党组织部、工会不能由中共人员负责，其他什么会中共亦不能参加。 我虽极力反对，但是无效，因为他与陈独秀已经暗中商量妥协定了。汪精卫走了，要推人做军事委员会和国民政府主席，开了一次中央全会。我问限不限于在广州的人，他们说不限，结果，我仍举汪精卫，其他一概举蒋介石。 就这样，大权就落在蒋介石手中去了。 北伐时，蒋介石领第1军，谭延闿领第2军，朱培德领第3军，我领第4军，李福林领第5军（那是李福林从福建回来赶走胡汉民后，收编了跑到海丰的许崇智残部，实际是在后方保护兵站），程潜领第6军（实力一师人左右），第7军是广西的李宗仁，第8军是唐生智。 唐生智与陈铭枢同学，唐派代表到广州来要求加入革命军，这些军队中，以我领的第4军力量最大，内有第10师陈铭枢，11师陈济棠，12师张发奎，13师徐景唐，独立团叶挺。 在这几个军的政治部里面，都有中共党员参加，在军队里，也有中共党员，我军里的叶挺，就是一个很出色的中共党员。 我是北伐军总参谋长，不能出发前方，而留守大本营，在后方代行总司令职权，因要留守广州，即由陈可钰副军长带两个师即陈铭枢和张发奎及独立团叶挺北伐。 北伐军很努力，一出师即占领湖南，随即，在汀泗桥、贺胜桥击败吴佩孚军，直指武昌。第4军威名烜赫，有铁军之称。邓演达为围攻武昌城的司令，陷武昌后，带回许多胜利品给我。 蒋介石自己带军队入江西。这时，孙传芳加入吴佩孚方面，第4军因又转入江西打孙传芳，蒋介石的军队是最无战斗力的，他带王伯龄并指挥程潜军队打南昌，被反攻失败，王伯龄因此被撤去师长职。后来，白崇禧带兵赶到，助一臂力，才占领了江西。 蒋介石到了南昌，不肯去武汉，收编了很多军队。后来，白崇禧被任命为东路军总指挥，收复了上海、南京。 这时候，蒋介石自派各省军政长官，根本完全无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他想将国民政府迁到南昌来，但是，在武汉的军队是唐生智和第四军的军队，不是蒋介石的军队，不肯将国民政府迁去南昌。 邓演达有一篇文章批评蒋介石，说他应该接受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指挥，因此，后来就造成了以后宁汉分裂的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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